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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1.5文献标识码：A
摘要：近些年来，面对新形势、新的挑战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不断变化，怎样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更好的满足群众利益诉求，更好的进行先进性建设，更好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都在考验我们的党。本文从不断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视角下，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及其转变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的具体转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思路。
关键词：群众利益； 执政党 ； 合法性 ； 转变
一、 执政合法性的概念分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范畴。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关于合法性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并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马克斯·韦伯也对合法性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从经验和事实（实证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人们对一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的信仰与服从[2]。这都是从民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认可、信仰、服从和保持良好的意愿等角度来分析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种合法性不是自封的，即在其现实性上具有事实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仅有事实合法还不够，合法性还必须考究立法和执法的程序，也就是说立法和执法的程序也要合法，否则合法性也要受到质疑。比如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就是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不可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威。另外，哈贝马斯把事实合法和程序合法结合起来阐释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这样的统治才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合法性信仰的首要前提是人们必须在心理上相信和接受它。[3]在这里，哈贝马斯从心里学分析的角度，突出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民众所产生的心理认同，即对一种政治秩序的认可和保持良好的意愿。从而，在合法性分析上，使事实合法和程序合法得以统一。随着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问题在继续被探讨和解读。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变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想交织在一起，传统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更严重的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固守一隅，失去了许多阵地。这种情况，让我们既担心民众思想混乱，社会失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又担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到处欺骗，玩弄学术辞藻，偷换概念，以偏概全。如果任其发展，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种危害甚至是灾难性和颠覆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一样。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就很可能会走上偏离经济建设的老路以及改旗易帜的邪路。
现在已经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革命和历史相脱离的阶段。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想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民众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如果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强调历史的革命的合法性，而不在现实的民主合法性或绩效合法性上下功夫，就难以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二）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怎样治理党内的蛀虫对整个组织的腐化，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紧抓的一个问题，必须对党内腐败分子依法依规予以党纪国法惩处。并不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原则和保持先进性，为此在党内也开展了多次运动。如当前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和先进性教育等，这种运动式的治理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经验，现在开展起来也很有必要。但不可以绝对化，单一化。新时期，历次运动治理效果有限，并逐渐流于形式，单一的运动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实际和满足现实的需要。在现实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操作中，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的倾向较为明显。现实中，党内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使黨群关系趋于恶化，党的群众基础有弱化的危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进而深入思考。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有人做过调查，苏联有将近80%的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只代表官员的利益。也有一位苏联老共产党员说过：“当苏俄有20万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当苏联共产党有200万党员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当苏联共产党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他们却丢掉了政权。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内部逐渐腐化堕落，社会矛盾激化，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无法满足。这样就渐渐的失去了民心，执政的社会基础也就丧失了。因此，执政党必须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想保持先进性和科学执政的执政党来说，尽管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并要逐步转型和推动实践，可仍有部分人思想僵化保守，不思进取；也有人扼守一己之私，不见大势所趋。这些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着某种旗号来欺骗大众，妄图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殊不知为了维护或者扩大自身的利益，在事实上造成了多大的混乱。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变的思索
党在新时期要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得到群众的认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这些都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所创立和秉持的光荣传统。因为它紧紧地抓住了民心，真正了解民众需要什么，并相对的满足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在新时期，这些传统要继承、发展和创新，并在现实环境中加以落实，具体化，时代化，要化作切实可操作的制度规范。
同样，按照韦伯对支配权类型的划分，我国已经由“超凡魅力”的权威领导方式转化为法制的权威的领导方式了。[5]这时由法律条款特别是宪法来保障这种权威，以及规定履行的义务。一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来运作，有法可依。另外，现代信息的发达，社会各种思潮比较活跃，民众很容易进行比较鉴别，思想倾向不一致，出现了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运动治理的效果就极为有限了。有的学者认为，制度的制约比人性的自觉更加重要。制度的制约和人性的自觉两者相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看问题的不同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可以肯定地是不可偏废其一。单一强调人性的自觉，就很有可能失去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最后成为空谈。反过来单一强调制度的制约，比如大搞严刑峻法，制定条条框框。可现实中民众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予以反抗，成了事实上的暴政。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乱世，治乱用重典，却有稳定统治，恢复秩序之功效。可一旦到了和平年代，开明的统治者就应该调整政策，废除重典，缓和矛盾，教化人心。否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综上，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执政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执政党的合法性没有民众这个根，只能是无源之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有必要在思想领域同各种混淆视听的言论进行论战，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在民主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取得成绩。而不是简单的争论。通过切切实实的行动，不断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老百姓雪亮的眼睛自会有公正合理的评价，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将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那样就能稳步地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随着“两个一百年”的到来，我们将在中华民族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上阔步前进，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饶宇浩，江西丰城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2级研究生。
摘要：近些年来，面对新形势、新的挑战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不断变化，怎样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更好的满足群众利益诉求，更好的进行先进性建设，更好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都在考验我们的党。本文从不断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视角下，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及其转变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的具体转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思路。
关键词：群众利益； 执政党 ； 合法性 ； 转变
一、 执政合法性的概念分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范畴。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关于合法性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并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马克斯·韦伯也对合法性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从经验和事实（实证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人们对一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的信仰与服从[2]。这都是从民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认可、信仰、服从和保持良好的意愿等角度来分析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种合法性不是自封的，即在其现实性上具有事实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仅有事实合法还不够，合法性还必须考究立法和执法的程序，也就是说立法和执法的程序也要合法，否则合法性也要受到质疑。比如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就是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不可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威。另外，哈贝马斯把事实合法和程序合法结合起来阐释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这样的统治才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合法性信仰的首要前提是人们必须在心理上相信和接受它。[3]在这里，哈贝马斯从心里学分析的角度，突出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民众所产生的心理认同，即对一种政治秩序的认可和保持良好的意愿。从而，在合法性分析上，使事实合法和程序合法得以统一。随着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问题在继续被探讨和解读。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变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想交织在一起，传统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更严重的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固守一隅，失去了许多阵地。这种情况，让我们既担心民众思想混乱，社会失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又担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到处欺骗，玩弄学术辞藻，偷换概念，以偏概全。如果任其发展，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种危害甚至是灾难性和颠覆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一样。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就很可能会走上偏离经济建设的老路以及改旗易帜的邪路。
现在已经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革命和历史相脱离的阶段。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想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民众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如果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强调历史的革命的合法性，而不在现实的民主合法性或绩效合法性上下功夫，就难以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二）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怎样治理党内的蛀虫对整个组织的腐化，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紧抓的一个问题，必须对党内腐败分子依法依规予以党纪国法惩处。并不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原则和保持先进性，为此在党内也开展了多次运动。如当前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和先进性教育等，这种运动式的治理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经验，现在开展起来也很有必要。但不可以绝对化，单一化。新时期，历次运动治理效果有限，并逐渐流于形式，单一的运动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实际和满足现实的需要。在现实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操作中，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的倾向较为明显。现实中，党内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使黨群关系趋于恶化，党的群众基础有弱化的危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进而深入思考。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有人做过调查，苏联有将近80%的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只代表官员的利益。也有一位苏联老共产党员说过：“当苏俄有20万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当苏联共产党有200万党员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当苏联共产党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他们却丢掉了政权。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内部逐渐腐化堕落，社会矛盾激化，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无法满足。这样就渐渐的失去了民心，执政的社会基础也就丧失了。因此，执政党必须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想保持先进性和科学执政的执政党来说，尽管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并要逐步转型和推动实践，可仍有部分人思想僵化保守，不思进取；也有人扼守一己之私，不见大势所趋。这些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着某种旗号来欺骗大众，妄图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殊不知为了维护或者扩大自身的利益，在事实上造成了多大的混乱。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变的思索
党在新时期要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得到群众的认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这些都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所创立和秉持的光荣传统。因为它紧紧地抓住了民心，真正了解民众需要什么，并相对的满足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在新时期，这些传统要继承、发展和创新，并在现实环境中加以落实，具体化，时代化，要化作切实可操作的制度规范。
同样，按照韦伯对支配权类型的划分，我国已经由“超凡魅力”的权威领导方式转化为法制的权威的领导方式了。[5]这时由法律条款特别是宪法来保障这种权威，以及规定履行的义务。一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来运作，有法可依。另外，现代信息的发达，社会各种思潮比较活跃，民众很容易进行比较鉴别，思想倾向不一致，出现了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运动治理的效果就极为有限了。有的学者认为，制度的制约比人性的自觉更加重要。制度的制约和人性的自觉两者相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看问题的不同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可以肯定地是不可偏废其一。单一强调人性的自觉，就很有可能失去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最后成为空谈。反过来单一强调制度的制约，比如大搞严刑峻法，制定条条框框。可现实中民众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予以反抗，成了事实上的暴政。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乱世，治乱用重典，却有稳定统治，恢复秩序之功效。可一旦到了和平年代，开明的统治者就应该调整政策，废除重典，缓和矛盾，教化人心。否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综上，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执政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执政党的合法性没有民众这个根，只能是无源之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有必要在思想领域同各种混淆视听的言论进行论战，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在民主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取得成绩。而不是简单的争论。通过切切实实的行动，不断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老百姓雪亮的眼睛自会有公正合理的评价，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将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那样就能稳步地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随着“两个一百年”的到来，我们将在中华民族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上阔步前进，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饶宇浩，江西丰城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