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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没有宏伟的题材，没有曲折的情节，更没有华丽的词藻，它向读者展示的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这种生活平庸、琐碎，甚至还有些许卑微。而正是这样一种生活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社会体制。
文中的小林以及他老婆“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可是他们结婚后，“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而小林的老婆也是从以前与他谈恋爱的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到后来的“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
短短几年时间变化却如此巨大，似乎这是人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俗话说的好，“适者生存”嘛。的确，因为不断地适应了社会，他们也就逐渐过上了好日子。而这种适应，在于要有“觉悟”——小林老婆以前总是说话很直，所以根本在单位呆不下去，因此小林劝导她，“只要将幼稚不懂事的毛病改掉，时间长了自然会适应，换什么单位，天下单位都一样”。这种适应，在于要学会送礼——连三岁的孩子每天早晨爬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小林自己也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就会渐渐适应社会，虽然想起来有些许的心酸，但是转念一想，孩子长大了要混社会，要生活，还不更应该适应，因此他这样一想也就觉得舒坦了。这种适应不仅在于要学会送礼，还要学会收礼——有礼收了，生活就会有盼头了。当查水表的瘸腿老头给他们送礼时，小林觉得还是不合适，怕留下话柄。可经老婆那么一说，“给他把事情办了，还有什么话柄？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而且吃了微波炉烤出的香喷喷的白薯，小林也终于开窍了，“看来改变生活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种适应，是因为他们不再因为良心受折磨，当小林知道自己的老师死了的时候，虽然难受了一天，但当他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
看来，只有人的道德感、人的尊严、人的良知丧失后才能“适应”社会。虽然这种现象很奇怪，很令人震惊，可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这种很变异的现象却更合情合理，而且是最聪明的选择呢？
从人的潜意识角度来看，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虽然人可以用理智来克服欲望，但人们所克制的欲望一般情况上是反常规的，是被人们否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常规的、被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也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在强大的体制和社会约定俗成下，个人的行为总是显得那么渺小与无助。小林一家人想过上好日子的个体欲望是符合人性的，更是符合社会的发展和要求的。可是当他们怀抱着理想，在社会上正想为理想而奋斗时，直爽的性格让他们在单位居然磕磕碰碰，吃尽精神之苦。所以他们只有适应这个社会。当然他们也完全可以不断地奋斗、坚持到底。他们也有权利也应该选择不过那种很琐碎、卑微的生活。但他们没能力改变现状，如果小林老婆不改掉说话直接的毛病她能在单位混下去吗？如果不给孩子的阿姨送炭火，孩子能好好上学吗？如果不收瘸腿老头的微波炉他们能吃上烤鸭烤鸡吗？不能，统统都难以实现。贫穷的生活让他们困苦，烦恼不已。所以就如小林说得好，“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他们正是遵从了这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状，他们的理想、理性、斗志、浪漫也就在现实中被逐渐地消解了。
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让这种现实这么残忍，残忍到可以扼杀人的真善美？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的确，文学就如一面镜子，可以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因而它也是人们了解和接触这一历史时期的工具。《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能从斗志青年变得卑微、庸俗，个体的信念与社会体制的矛盾，虽然他们有过挣扎，有过怨恨，可最终还是被社会体制慢慢地规训了。福柯认为，“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2}。
当然，体制是一个抽象的规则系统，它只有和具体的人群结合起来，操纵着具体的关系，并行之于具体的事件过程时，我们才能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小林一家的卑微、生存的困顿和疲惫正是当时官僚政治体制统摄下的社会生活的缩影，这种可笑的体制游戏规则直接导致了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悲哀。
《一地鸡毛》虽然没有直接关涉到政治之类的，但从其中的很多话语中可以看出社会对人的无形的要求。如，小林针对老婆工作坐班车的事，单位领导因私人事为他们那条线路开设了班车，他们起初心里是觉得窝囊，但仔细想想，又认为，“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的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就是了！”小林朋友对小林说：“我知道你是爱那个面子！你还天真幼稚，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神情，也是改不掉的穷酸受罪模样。”福柯认为，“在话语中发挥力量的总是权力，陈述本身就是在权力关系之下的言说形式。话语实践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无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是隐藏在话语实践背后的一个更为宏阔的整体，决定了话语实践的可能性方式和现实性构造，这就是‘权力’”{3}。
而这种权力，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麻痹了人们的神经。它是一种生产性的，随时随地可以产生，构成了历史运转的机制，是整合社会的决定因素。于是，这种权力就“正大光明”地监控着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一旦你偏离轨道，就只有被它“遗弃”，这种权力看似驱走的是黑暗与阴影，可是这种绝对的光明带来的却是绝对的黑暗。
这种权力甚至浸透到人的潜意识中，如小说的结尾描写了小林的一梦境：“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而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拥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乍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种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4}。小林的这个梦正反映了一个小人物被包围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之中却麻木不仁，甚至怡然自得。透过梦境，也可以看出小林也渴求自己的主体性可以得到实现，但黑压压的人群让他迷失了本真，于是他也只有跟着队伍盲目地“向前”。这个梦境让我们看到了小林生活的悲哀，生存本相的无奈与残酷，人的现实生活的关系结构被体制结构所规约着，是权力的规训。
这种体制、权力让很多有志青年在人生探索的道路上迷惑，小林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为了生存，在现实中困惑、失落，体验到“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于是理想幻灭、抛弃自我、个性迷失、人性失落、弃异存同，以一种主动的姿态适应周边的环境，迷茫地重塑自我，不停地在“探索”，探索该以哪种方式存在，而最终现实教会了他们，社会规训了他们。因此，这不仅是个体堕落的悲剧，更是体制统摄下的悲剧。■
注释
{1}董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0页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6页
{3}董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4}（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丹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5页
文中的小林以及他老婆“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可是他们结婚后，“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而小林的老婆也是从以前与他谈恋爱的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到后来的“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
短短几年时间变化却如此巨大，似乎这是人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俗话说的好，“适者生存”嘛。的确，因为不断地适应了社会，他们也就逐渐过上了好日子。而这种适应，在于要有“觉悟”——小林老婆以前总是说话很直，所以根本在单位呆不下去，因此小林劝导她，“只要将幼稚不懂事的毛病改掉，时间长了自然会适应，换什么单位，天下单位都一样”。这种适应，在于要学会送礼——连三岁的孩子每天早晨爬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小林自己也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就会渐渐适应社会，虽然想起来有些许的心酸，但是转念一想，孩子长大了要混社会，要生活，还不更应该适应，因此他这样一想也就觉得舒坦了。这种适应不仅在于要学会送礼，还要学会收礼——有礼收了，生活就会有盼头了。当查水表的瘸腿老头给他们送礼时，小林觉得还是不合适，怕留下话柄。可经老婆那么一说，“给他把事情办了，还有什么话柄？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而且吃了微波炉烤出的香喷喷的白薯，小林也终于开窍了，“看来改变生活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种适应，是因为他们不再因为良心受折磨，当小林知道自己的老师死了的时候，虽然难受了一天，但当他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
看来，只有人的道德感、人的尊严、人的良知丧失后才能“适应”社会。虽然这种现象很奇怪，很令人震惊，可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这种很变异的现象却更合情合理，而且是最聪明的选择呢？
从人的潜意识角度来看，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虽然人可以用理智来克服欲望，但人们所克制的欲望一般情况上是反常规的，是被人们否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常规的、被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也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在强大的体制和社会约定俗成下，个人的行为总是显得那么渺小与无助。小林一家人想过上好日子的个体欲望是符合人性的，更是符合社会的发展和要求的。可是当他们怀抱着理想，在社会上正想为理想而奋斗时，直爽的性格让他们在单位居然磕磕碰碰，吃尽精神之苦。所以他们只有适应这个社会。当然他们也完全可以不断地奋斗、坚持到底。他们也有权利也应该选择不过那种很琐碎、卑微的生活。但他们没能力改变现状，如果小林老婆不改掉说话直接的毛病她能在单位混下去吗？如果不给孩子的阿姨送炭火，孩子能好好上学吗？如果不收瘸腿老头的微波炉他们能吃上烤鸭烤鸡吗？不能，统统都难以实现。贫穷的生活让他们困苦，烦恼不已。所以就如小林说得好，“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他们正是遵从了这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状，他们的理想、理性、斗志、浪漫也就在现实中被逐渐地消解了。
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让这种现实这么残忍，残忍到可以扼杀人的真善美？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的确，文学就如一面镜子，可以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因而它也是人们了解和接触这一历史时期的工具。《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能从斗志青年变得卑微、庸俗，个体的信念与社会体制的矛盾，虽然他们有过挣扎，有过怨恨，可最终还是被社会体制慢慢地规训了。福柯认为，“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2}。
当然，体制是一个抽象的规则系统，它只有和具体的人群结合起来，操纵着具体的关系，并行之于具体的事件过程时，我们才能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小林一家的卑微、生存的困顿和疲惫正是当时官僚政治体制统摄下的社会生活的缩影，这种可笑的体制游戏规则直接导致了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悲哀。
《一地鸡毛》虽然没有直接关涉到政治之类的，但从其中的很多话语中可以看出社会对人的无形的要求。如，小林针对老婆工作坐班车的事，单位领导因私人事为他们那条线路开设了班车，他们起初心里是觉得窝囊，但仔细想想，又认为，“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的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就是了！”小林朋友对小林说：“我知道你是爱那个面子！你还天真幼稚，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神情，也是改不掉的穷酸受罪模样。”福柯认为，“在话语中发挥力量的总是权力，陈述本身就是在权力关系之下的言说形式。话语实践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无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是隐藏在话语实践背后的一个更为宏阔的整体，决定了话语实践的可能性方式和现实性构造，这就是‘权力’”{3}。
而这种权力，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麻痹了人们的神经。它是一种生产性的，随时随地可以产生，构成了历史运转的机制，是整合社会的决定因素。于是，这种权力就“正大光明”地监控着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一旦你偏离轨道，就只有被它“遗弃”，这种权力看似驱走的是黑暗与阴影，可是这种绝对的光明带来的却是绝对的黑暗。
这种权力甚至浸透到人的潜意识中，如小说的结尾描写了小林的一梦境：“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而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拥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乍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种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4}。小林的这个梦正反映了一个小人物被包围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之中却麻木不仁，甚至怡然自得。透过梦境，也可以看出小林也渴求自己的主体性可以得到实现，但黑压压的人群让他迷失了本真，于是他也只有跟着队伍盲目地“向前”。这个梦境让我们看到了小林生活的悲哀，生存本相的无奈与残酷，人的现实生活的关系结构被体制结构所规约着，是权力的规训。
这种体制、权力让很多有志青年在人生探索的道路上迷惑，小林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为了生存，在现实中困惑、失落，体验到“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于是理想幻灭、抛弃自我、个性迷失、人性失落、弃异存同，以一种主动的姿态适应周边的环境，迷茫地重塑自我，不停地在“探索”，探索该以哪种方式存在，而最终现实教会了他们，社会规训了他们。因此，这不仅是个体堕落的悲剧，更是体制统摄下的悲剧。■
注释
{1}董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0页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6页
{3}董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
{4}（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丹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