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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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喜欢孟子的人都津津乐道于孟子的论辩艺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诸侯王推崇的是富国强兵之术,讲“仁政”的儒家学说试图大行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孟子的学说在当时之所以还能成为一门显要的学问,与其说是因为儒家学说的魅力,还不如说是孟子雄辩艺术的成功。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仁政学说,解民倒悬之苦,可谓不遗余力,论辩说服的方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其中自然免不了使用一些非常手段,如诡辩。
  那么什么是诡辩呢?所谓诡辩,就是有意地把真理说成是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的狡辩。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就是有意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作了更精辟的解说,认为诡辩是“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7页)。
  孟子说话时施用诡辩之处不在少数。但是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此话题,更遑论深入分析,故学生对孟子为人为文的了解也就相对不够全面和深入。现在姑且从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中《齐桓晋文之事》和《庄暴见孟子》两篇文章中各找出一处,试而论之。
  
  二
  
  在《齐桓晋文之事》开头一处,用的是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诡辩方法。
  当时,孟子去见齐宣王。齐宣王开口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齐桓、晋文可是春秋五霸之两霸,为求在诸国竞争中脱颖而出,齐宣王向往霸道,向齐桓、晋文学习,希望能用法家学说来富国强兵,也是情理中的事。但这句话对孟子来说,却是当头一棒。孟子是来推销王道,而不是来推销霸道的。孟子对法家学说向来深恶痛绝,认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殍”的黑暗现实,是诸候连年争霸不“述唐虞三代之德”的恶果,是法家们推波助澜惹的祸。但是现在一个要寻求的是
  为霸之道,一个要推销的是为王之道,牛头不对马嘴,一开始就遭遇“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局面。因此,孟子接下去的任务就是,要主导好话题方向,即让霸道话题转移到王道话题上来,这样才有将谈话继续下去的可能。
  于是,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也就是说,祖师爷孔丘他们向来不去谈论齐桓晋文的事情的,我们后来的儒者也自然不知道这回事了,因此也只能说说王道而不说霸道了。此处,孟子“顾左右而言他”,不动声色,顺手就将话题由霸道拉到王道上来,牢牢抓住了论辩的方向和主动权了。往大里说是,一开始就消解了可能出现的由思想冲突而导致的言辞冲突,从而做好了下一步最终战胜齐宣王的战略定位,在整个论辩中所占地位其实非常重要。
  寥寥两句,无声无臭,表面上毫无出彩之处,不大引人注意。但细心的人应该看到,孟子在讲这句话时,实则是颇费心思,所用技巧是相当讲究的,否则他下面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对齐宣王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仁政”的主张。
  那么孟子靠什么技巧来顺利转移话题,让齐宣王莫名其妙地跟着自己的思路走的呢?是用诡辩,孟子对齐宣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制造了一个无根无据的东西,借以蒙混过关,致人思路迷误。孟子的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说是仲尼之徒没有阐述过齐桓之事,二是我孟子也因此不知道桓文之事,所以没法阐述为霸的道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单查《论语》即可知,孔子论及齐桓公就有4次,晋文公有1次,论及桓公股肱之臣管仲的也有11次。例如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这样精到的评论,非透彻了解两个人的个性和作为而不能道。再例如论管仲:“桓公九合诸位,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上《宪问篇》)又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篇第三》)可见,透过管仲,孔子对齐国的政治得失是有一个相当透彻的了解和辩证的看法的。因此,孔子不但阐述过桓文之事,而且对桓文之事有着深刻的认识。从利用管仲之力所做出的功绩来看,桓公简直被孔子作为王霸杂用的优秀典型树立起来了。
  诸子百家中,就数儒家流派“信而好古”,他们是历史学权威,孟子自己也自然不会不了解齐桓晋文之事。不过他对齐桓晋文的态度比祖师爷孔子似乎来得激烈一些,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章句下》)明代思想家李贽评价这段文字时说:“说得直恁快人,可谓平允矣。”(《李贽四书评》)由此可见,孟子也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如果没有对历史上的齐桓公进行过精细考察是得不到如此平允的断语和如此精辟的阐述的。这应该算是孟子深悉桓文之事的有力证据。
  孟子制造论据进行诡辩,撒谎能不露声色,巧妙地掌握话题的主动权,态度不够科学,方法却是足够有效。这无非看准了齐宣王是“原来刘项不读书”一类的人,故在面对历史问题时,孟子轻而易举地抢占了辩论的制高点,剥夺了齐宣王的话语权,赢得了主动,这足以表明其思辩之机敏和手段之高明。
  
  三
  
  在《庄暴见孟子》一处,用的是偷换概念的诡辩方法。
  当时,或许孟子在齐国被齐宣王冷遇了好几天,根本没有机会推销他的仁义道德学说。但是,有一天孟子见到了齐国大臣庄暴,听庄暴提到“(齐宣)王语(庄)暴以好乐”的事情,就以为进谏的机会来了,可以找个借口和齐宣王谈谈音乐,趁机推销推销自己的仁政学说。正可谓是见缝插针,见梯就上。可以想见,儒家学说当时所受到的待遇是何其可怜,孟子当时所处的境况何其艰难。
  于是,孟子主动找到齐宣王,满怀兴致地问:“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结果,齐宣王根本没有发生兴趣,反而“变乎色”,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给孟子吃了一回闭门羹。其实,出现这种场景是不难想象的。面对这样一个性格倔强、态度执著的孟子,齐宣王此时的情感里面,或许有不耐烦,或者简直有些厌恶。仁政学说虽然有周全的道理,但毕竟太迂远,实行起来见效不大,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管用的当然还是法家学说,因此,听了也白听,懂了也白懂,徒增聒噪之烦而已。齐宣王只有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所谓“先王之乐”、“世俗之乐”一类的话也无非是一种遁词而已。
  但有人对齐宣王的内心也有别的揣测:齐宣王此时不是什么心烦不心烦的问题,而是对自己只喜欢低俗的“世俗之乐”,不喜欢“尽善尽美”的“先王之乐”表现出一种羞愧,因此才“变乎色”。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这句话注解就是:“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这应该有道理。我们只要参考《孟子》其他章节就知道,齐宣王还是比较尊重孟子的,相对另外一些君王而言,也还是相当有向上之心的,对儒家提出的美好建国蓝图还是“心向往之”的,只是苦于“力不能逮”,因此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羞愧。朱熹的解释应该是符合《孟子》一书中齐宣王的特定形象的。
  但总而言之,齐宣王无论出于上面所指的哪一种心态,甚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孟子而言都是不利的,都有谈话冷场而话题不能再延续展开的可能。
  面对此情此境,孟子该怎么办呢?
  聪慧机智的人自然有他的办法。于是,孟子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则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头一句,那是很激动人心的话。齐宣王绞尽脑汁寻求的就是强兵富国之道,而自己的一点私人爱好竟然有益于治国,自然应该欢欣鼓舞。如果原先齐宣王确有消极回避之意,那么这句话就是一帖治疗消极情绪的好药。第二句,孟子的目的就更直接,说是无论喜欢哪种音乐都一个样,没有高下之分,这样自然就可以打消齐宣王“惭其好之不正也”的顾虑。孟子体察人情之深刻,作出反应之迅速,出口话语之简洁,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本领实在让人佩服。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音乐教化有益于治国,这是儒家学说系统中的所谓“乐教”理论中振振有词阐述的道理。“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这句话的逻辑至少在孟子自己心目中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其主观态度还是纯正的。但第二句话却显示了孟子的狡猾。齐宣王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原是“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之辩;孟子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却是“今之乐”和“古之乐”之辩。偷偷地换了概念,这也就成了一种诡辩。其态度也就不足取了。
  但孟子何以要偷换概念呢?直说“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不是照样可以消解齐宣王的羞愧而起到鼓励人心的作用的吗?
  应该说,孟子面对着“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两个命题,因为关系到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的原则问题,说话还是有顾虑须慎重的;而“今之乐”和“古之乐”则非关儒家的信仰和主张,偶尔混淆一下也无妨。更明白地说,如果孟子仅是为了说服齐宣王,说什么“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把“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混淆,在别的儒者看来,就是亵渎了“先王之乐”,这不但是不择手段,而且简直是丧失了原则,丧失了信仰,出卖了灵魂。
  早在西周,统治者已经把制礼作乐当作国家大事来看待了,儒家更是推崇艺术(主要指诗和乐,即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对人的教育、感化和提升道德的功能。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就是说,人性本是善的,个人内心若保持和谐,人性就能保持善或是重归于善;个人内心若保持和谐,人类社会也就得到了和谐,整个世界也就得到了和谐。所以,儒家一派自孔子始就极其重视利用诗乐教育手段,来调节人的内心以至最终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他自己就亲自整理过《诗经》,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第九》),同时也谆谆教导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所以也就有了一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发乎情,止乎礼仪”之类的理论。孟子之后的荀子也说:“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庄肃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 “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荀子·乐论》)可见,诗和乐在儒者眼里有何其伟大的神力,诗教和乐教在他们的学说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
  既然如此,好音乐坏音乐的界限就应必须分得极其清楚而不容含糊的了。那么,什么是好音乐,什么又是坏音乐呢?孔子听到先王虞舜的乐舞《韶》,竟然陶醉得“三月而不知肉味”,认为“尽美矣,又尽善也”;而对当时郑国的民间音乐(相当于当时的“今之乐”),因为它放任不羁,不合乎礼法的中和标准,就说“郑声淫”。鲁国大夫季氏,使用天子才能观赏的“八佾”舞(64人表演),孔子便以为阵容太强有僭越礼法之嫌,竟直接当着季氏的面恨恨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痛心疾首得可以。可见,好音乐得是“先王之乐”,既应有中和之道,又须合乎礼法的;坏音乐则反之。另外,还可以从孔子的态度看到,对待乐与对待礼一样,若是人眼里分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都是上得了纲上得了线的事情。
  有道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在儒者眼里,“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区别或许也正是如此。事实上,虽然孟子已经在这个地方刻意绕了一个弯,但隔了八九百年后的朱熹也仍然颇有微词:“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欲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所以孟子深知“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厉害,两个概念是绝混淆不得的,不小心是要触犯众怒的,退一步说,就是自己,作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信仰和伟大担当的人来说,哪怕是嘴上私下暂时混淆着说一说,也会觉得是亵渎了自己神圣的信仰的。
  因此,在齐宣王面前,把本要说的“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偷换成“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来表达,一方面固然鼓励了齐宣王开口说话,巧妙打开了阐述仁政话题的通道,另一方面又很得体地维护了儒家学说的尊严和自己作为正统儒者的形象,防止在政治信仰的是非问题上踩过界。真正做到了左右逢源,一箭双雕,其说话艺术不可不谓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
  
  先秦诸子中,最不讲逻辑可靠性的一派当属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他们连自己也标榜自己是诡辩。《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些话对于整个名家都是完全适用的,他们都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这里就不再多加举例。其次,最不讲逻辑性的应算是道家的庄子。庄子是一个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高手,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庄子·杂篇·寓言》),“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庄子》),为讲明一个道理,随口杜撰,天上地下,无所不及,所以大家都知道庄子是中国的大幽默家,他的话本可一半当真,一半当玩笑。可是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其文采最为后人所称道。(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庄子》)
  先秦诸子中,最强调逻辑推理科学性的当属墨家,这不仅表现在文本写作的实践上,还表现在理论研究上,例如《墨子》中的《经》、《情说》、《大取》、《小取》诸篇都有逻辑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冯友兰先生曾说:“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头脑,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后期墨家》)可惜《墨子》文质不能兼美,总体而言是质胜于文,文章朴素到几乎毫无文采的地步。
  从上面两方面来看,文与质好像是相互排斥,不能得兼的,这却也正好印证了老子的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正确性。
  然而孟子文章例外,被大家公认是文质兼美。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正是这种君子绝好的典型,文章体制可算是完备。但正如孙子所说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过于完美,也就有了过大的漏洞。当我们在讨论孟子行文论证的严密性的时候,感受他那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善设机巧的行文风格的时候,也应该指出他论辩逻辑上存在的巨大破绽,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事实上,我们对上面所举孟子的两个诡辩例子加以分析的目的也就在此。
  推开去讲,孟子最为人称道的其他一些设喻取譬的地方,在逻辑的科学性方面同样也是很值得推敲的。《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共用了159个比喻,可谓善用比喻的高手。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比喻有形象,有情感,引人入胜,但缺乏的就是严密的逻辑。因此,我们引导学生读孟子,一面固然要激赏着他运用具有“天才的标志”(亚里士多德语)的比喻而带来的排山倒海纵擒自如的论辩风采,一面也要对其中很多的捉襟见肘和苍白无力的逻辑硬伤多加留意,并采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之。
  好在孟子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说:“吾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殍”的黑暗现实,为解救老百姓倒悬之苦,推销仁政学说,不来点虚招和花招,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孟老先生是不会忘记的。都说孟老先生义正词严,一身浩然正气,严肃得吓人,但看到身处艰难时世的孟老先生,在庄严而激烈的廷辩中常常玩弄一点“歪门邪道”,反而让我们觉得这位老先生不但崇高伟大,而且可亲可爱,甚至能够在这样的充满机智的喜剧表象中品味出一种悠远苍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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