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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下简称标普)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 ”并且评级展望为负，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主权信用评级掉至“AAA”以下，全球金融市场因此陷入一片恐慌。
之所以会出现当前的美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要为3年前的救市行为埋单。现在看来，3年前的金融资产泡沫这个“葫芦”是否按得下去还很难说，但是，在美国政府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方面则的的确确“起了瓢”。虽然两波危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但就美国国债自身而言，即使投有因为3年前的救市而增加负债，本身也有一个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问题。
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应当看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过度超前的消费模式，这正是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根子。不过，由于各种经济泡沫的迷幻作用，这种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居然也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支撑美国经济。由于过度依靠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前些年来美国在金融创新上迷失方向，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特别是以次级房贷的方式制造出大量的金融泡沫，先是酿成了次贷危机，进而是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最终传导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而到了1993年、2003年和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分别超过了全球GDP的2倍、3倍和4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达到了620万亿美元，大约为实体经济的10倍左右。事实上，在2008年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一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就已经为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埋下伏笔。
与3年前不同，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就是债务问题。早在2009年11月，迪拜当局宣布旗下迪拜世界公司延期偿还近600亿美元债务。一些金融机构当时估计，截至2009年9月，迪拜总共拥有800亿美元债务，而中东地区投资银行EFG-Hermes则预计，迪拜债务总额可能远高于早先预期，达到1700亿美元。不过，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随后全球债务危机开始蔓延。从去年开始，最初是希腊，随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冰岛等欧洲国家也先后陷入债务危机，进而发展到目前的欧债危机。而今年上半年标普和穆迪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此次标普又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如果欧债危机蔓延至英、法、德等国，那么，构成全球信用危机的要件也就基本上凑齐了。
就美国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防范虚拟经济泡沫上的确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对金融衍生品的依赖或许是少了一些，但依然能够支持较高水平的消费，而支持这种过度消费模式的基础就是对美元自身信誉度的过度透支。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美元的信誉只能够依靠美联储在控制货币发行规模上的“自觉性”。不过，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美联储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方面也不那么“自觉”了。为了救市，将利率水平降至0～0.25％的低度尚可理解，出台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美元的信誉，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而从去年年末到今年6月30日，美联储又实施了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对美元的信誉度来说是一个过度透支。现在看来，随着美联储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增大，美国经济对于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到了一个近乎“吸食成瘾”的地步。由此可见，前段时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透支了美元自身的信用。当然，就跟使用信用卡一样，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应急需要适当透支—下未尝不可，按时补上就可以了但长期透支信用卡恐怕就要吃官司了。美元也一样，当前的美债危机表明，这种对美元过度透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应当看到，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到美国普通居民的购买力之间还有一个“中转站”，这就是美国的国债。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不惜扩大赤字。美国债务问题早已十分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今年将达到99％，明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
中国应积极应对
此次美国债务危机不仅会使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力下降，而且也会使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当然，由于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已经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暂时的妥协，短期内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美联储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方面也会比3年前的金融危机在时间点上有机会前移，再加上G20国家与G7国家之间也已经就防范金融风险匡算达成默契，预计这一次世界经济遭遇的金融风险在短时间内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猛烈。
虽然短期内或许看不到美国经济的负增长，但停滞是大概率事件。由于更多措施是“治标不治本”，因而要看到世界经济的好转也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紧接着调降与美国长期国债相关机构评级，比如房地美与房利美。标普表示已调降了与农业相关银行评级、32家银行与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有美国政府支持的长期债券评级，以及3家大型股票、债券与期权交易结算机构的评级。上述机构的评级均从AAA调降至AA 。另外，标普还放话，将不排除继续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看到上述消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会不自觉打一个寒战。美国的国债在境内主要由养老基金、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而在境外的最大持有者是中国的货币当局，美国国债是中国迄今为止存放外汇储备的最主要渠道。由此看来，现在并不能排除美债危机“殃及池鱼”的危险性，而最大的“池鱼”恐怕就是中国了。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国际评级机构不去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中国持有美债的购买力也存在着缩水的危险。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作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如若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债务危机演化为第二波国际金融危机，那么，中国面临的出口贸易发展环境已经十分严酷的现实也必然会更加趋于恶化。初步看来，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受到冲击虽然还要有一个时间差，但依然会很痛苦。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次美债危机，现阶段国内的出口企业日子都不好过，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拿到订单不容易，而且利润也很微薄，而一些企业甚至因为长时间亏损不得不关门歇业。实际上，除了订单因素之外，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资源匮乏，融资难与融资贵等一系列问题。今后几个月，如果美债危机的影响如期而至，企业遇到的困难很可能要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严重许多。如果因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估计会有更多的出口企业活不下来，进而失去拓展国际市场的贸易主体支撑。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国出口企业丢掉的订单不少，但企业还在，国际市场的外部环境稍有好转还可以及时将丢掉的订单抢回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出口企业，一旦丢掉订单，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丢掉贸易渠道，因为很多订单会流向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后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出口贸易来说，在防范与化解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金融风险方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而是亡羊补牢的问题。
不过，这对中国经济而言也并非完全是“利空”，特别是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方面。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而明CPI又上涨6.2％，这其中含有较多输入性因素。表面上看，猪肉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的CPI，但要看到，饲料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使猪肉价格水涨船高，而饲料价格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很大，尽管这种影响有一定滞后性和间接性。美信用评级下降后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相当于在抑制通胀方面外力作用加大，先是受罪于别人的“添乱”，后是受益于别人的“帮忙”，客观上有助于减缓现实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事实上，由于输人性通胀因素，加息对抑制通胀并不十分管用，但对抑制经济增长来说却十分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等到出现经济停滞了再用高代价来保增长，倒不如从现在就开始放缓紧缩力度，尽可能避免中国经济遇到在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那种严重冲击，为今后一段时间节约“保增长”的成本而做好提前布局。
长期以来，“美国一打喷嚏，欧洲就感冒，日本就生病”。现在中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学会适应这种情况。中国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时，同时也要承担它的这种压力。
对中国来说，美债危机的直接影响是短暂的，间接的影响却是很难消除的。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过去过于依赖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出口，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之所以会出现当前的美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要为3年前的救市行为埋单。现在看来，3年前的金融资产泡沫这个“葫芦”是否按得下去还很难说，但是，在美国政府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方面则的的确确“起了瓢”。虽然两波危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但就美国国债自身而言，即使投有因为3年前的救市而增加负债，本身也有一个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问题。
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应当看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过度超前的消费模式，这正是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根子。不过，由于各种经济泡沫的迷幻作用，这种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居然也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支撑美国经济。由于过度依靠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前些年来美国在金融创新上迷失方向，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特别是以次级房贷的方式制造出大量的金融泡沫，先是酿成了次贷危机，进而是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最终传导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而到了1993年、2003年和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分别超过了全球GDP的2倍、3倍和4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达到了620万亿美元，大约为实体经济的10倍左右。事实上，在2008年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一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就已经为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埋下伏笔。
与3年前不同，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就是债务问题。早在2009年11月，迪拜当局宣布旗下迪拜世界公司延期偿还近600亿美元债务。一些金融机构当时估计，截至2009年9月，迪拜总共拥有800亿美元债务，而中东地区投资银行EFG-Hermes则预计，迪拜债务总额可能远高于早先预期，达到1700亿美元。不过，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随后全球债务危机开始蔓延。从去年开始，最初是希腊，随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冰岛等欧洲国家也先后陷入债务危机，进而发展到目前的欧债危机。而今年上半年标普和穆迪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此次标普又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如果欧债危机蔓延至英、法、德等国，那么，构成全球信用危机的要件也就基本上凑齐了。
就美国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防范虚拟经济泡沫上的确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对金融衍生品的依赖或许是少了一些，但依然能够支持较高水平的消费，而支持这种过度消费模式的基础就是对美元自身信誉度的过度透支。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美元的信誉只能够依靠美联储在控制货币发行规模上的“自觉性”。不过，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美联储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方面也不那么“自觉”了。为了救市，将利率水平降至0～0.25％的低度尚可理解，出台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美元的信誉，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而从去年年末到今年6月30日，美联储又实施了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这对美元的信誉度来说是一个过度透支。现在看来，随着美联储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增大，美国经济对于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到了一个近乎“吸食成瘾”的地步。由此可见，前段时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透支了美元自身的信用。当然，就跟使用信用卡一样，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应急需要适当透支—下未尝不可，按时补上就可以了但长期透支信用卡恐怕就要吃官司了。美元也一样，当前的美债危机表明，这种对美元过度透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应当看到，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到美国普通居民的购买力之间还有一个“中转站”，这就是美国的国债。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不惜扩大赤字。美国债务问题早已十分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今年将达到99％，明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
中国应积极应对
此次美国债务危机不仅会使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力下降，而且也会使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当然，由于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已经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暂时的妥协，短期内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美联储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方面也会比3年前的金融危机在时间点上有机会前移，再加上G20国家与G7国家之间也已经就防范金融风险匡算达成默契，预计这一次世界经济遭遇的金融风险在短时间内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猛烈。
虽然短期内或许看不到美国经济的负增长，但停滞是大概率事件。由于更多措施是“治标不治本”，因而要看到世界经济的好转也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紧接着调降与美国长期国债相关机构评级，比如房地美与房利美。标普表示已调降了与农业相关银行评级、32家银行与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有美国政府支持的长期债券评级，以及3家大型股票、债券与期权交易结算机构的评级。上述机构的评级均从AAA调降至AA 。另外，标普还放话，将不排除继续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看到上述消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会不自觉打一个寒战。美国的国债在境内主要由养老基金、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而在境外的最大持有者是中国的货币当局，美国国债是中国迄今为止存放外汇储备的最主要渠道。由此看来，现在并不能排除美债危机“殃及池鱼”的危险性，而最大的“池鱼”恐怕就是中国了。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国际评级机构不去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中国持有美债的购买力也存在着缩水的危险。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作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如若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债务危机演化为第二波国际金融危机，那么，中国面临的出口贸易发展环境已经十分严酷的现实也必然会更加趋于恶化。初步看来，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受到冲击虽然还要有一个时间差，但依然会很痛苦。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次美债危机，现阶段国内的出口企业日子都不好过，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拿到订单不容易，而且利润也很微薄，而一些企业甚至因为长时间亏损不得不关门歇业。实际上，除了订单因素之外，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资源匮乏，融资难与融资贵等一系列问题。今后几个月，如果美债危机的影响如期而至，企业遇到的困难很可能要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严重许多。如果因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估计会有更多的出口企业活不下来，进而失去拓展国际市场的贸易主体支撑。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国出口企业丢掉的订单不少，但企业还在，国际市场的外部环境稍有好转还可以及时将丢掉的订单抢回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出口企业，一旦丢掉订单，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丢掉贸易渠道，因为很多订单会流向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后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出口贸易来说，在防范与化解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金融风险方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而是亡羊补牢的问题。
不过，这对中国经济而言也并非完全是“利空”，特别是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方面。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而明CPI又上涨6.2％，这其中含有较多输入性因素。表面上看，猪肉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的CPI，但要看到，饲料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使猪肉价格水涨船高，而饲料价格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很大，尽管这种影响有一定滞后性和间接性。美信用评级下降后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相当于在抑制通胀方面外力作用加大，先是受罪于别人的“添乱”，后是受益于别人的“帮忙”，客观上有助于减缓现实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事实上，由于输人性通胀因素，加息对抑制通胀并不十分管用，但对抑制经济增长来说却十分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等到出现经济停滞了再用高代价来保增长，倒不如从现在就开始放缓紧缩力度，尽可能避免中国经济遇到在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那种严重冲击，为今后一段时间节约“保增长”的成本而做好提前布局。
长期以来，“美国一打喷嚏，欧洲就感冒，日本就生病”。现在中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学会适应这种情况。中国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时，同时也要承担它的这种压力。
对中国来说，美债危机的直接影响是短暂的，间接的影响却是很难消除的。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过去过于依赖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出口，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