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的根本在于消费。政府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花更多精力来调整宏观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也曾经大规模投资以扩大内需。而此次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与1998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基本是亚洲地区出现问题，中国主要是局部受到影响，可以选择的拯救方式相对比较多，比如出口等，而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扩展全球，全球经济下行，外部压力比1998年时大得多。
　　与现在相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要更缓慢一些，而经历过10年充分的对外开放，取得很多成绩的同时，因此承担的发展风险也变得更大一些。从总体情况来判断，当前的危机肯定要比1998年时严峻得多。
　　而从政策规模上来说，这一次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要远大于1998年，反应速度也比1998年时快得多。可以说，此次投资重点更多强调了民生和就业、投资落实、投资实际效果以及投资效率等问题。甚至在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还未出台时，就有研究者提出，扩大内需一定要与科学发展观相协调，要注重效率，真正改善民生，而不仅仅是提升GDP数字。1998年，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经验还比较少，对有些问题考虑就不是很周全。
　　突击花钱是否会放缓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这也就是怎样在保增长和科学发展观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涉及到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改革以及制度推进问题。应该说，政府已经努力在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希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关注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改善与转型。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已经有很多措施旨在结构调整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政策似乎与结构转型不太相符，比如提高出口退税率。但正如中央领导人所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当前状况下，短期内拯救经济也非常重要。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的扩张性政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前段时间，笔者在香港与众多国际经济专家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这样的措施对于拯救世界经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火车头，中国采取刺激性的扩张政策，对世界经济来说本身就是贡献。扩大内需的同时肯定要扩大进口，即使进口速度不是很快，对国外原材料等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这其实是从拉动其他国家外需的角度，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共投资本身就存在这样的弊端：缺乏效率以及容易滋生腐败。前段时间，有各地的交通局长接连下台，与之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不无关系。所以，客观来说，4万亿元资金的监管有很大难度。
　　需要关注的还有未来的财政风险。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从三个方面加大财政风险：
　　①导致中央财政赤字上升。两年内中央要出1.18万亿元，肯定要发债，从而产生财政赤字；②导致地方负债上升。目前地方政府已有大量负债(约有8000亿～10000亿)，加上房地产市场也不景气，“第二财政”(土地财政)没有了，财政状况更不如前。同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需要跟进至少在1／3左右，这将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进一步上升；③银行坏账进一步上升。据估计，这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需要银行的配套资金(和1998年一样)，而公共投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包括一些项目未成熟就仓促上马)，会导致银行坏账率上升。此外，再考虑到社保欠账、外汇储备账面损失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国家的财政风险会更大。
　　这里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实施扩张性政策，要发挥中央投资的杠杆效应，必定需要地方以及社会投资的配套资金。目前的政策取向似乎倾向于地方发债，但还没有定论。
　　内需的根本在于消费，而这也正是中央政府的无奈所在。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消费上不去，结果是不是会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发展更加不协调?客观来说，短期内提高消费比较难，因为大幅提高消费首先需要大家有钱，有收入才有钱，有就业才有收入，有增长才有就业，这是一个链条。经济没有增长，就会影响就业。消费增长又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所以，当前，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扩大消费，另一方面的客观情况是，短期内扩大消费难度很大。所以，政府需要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发展和规划来看，需要从现在开始，花更多精力来调整宏观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水平中的比例进一步上升，而不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得更多。
　　另外，要把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搞清楚，明确就业增长比GDP增长还要重要。同时，在财政范围内，要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扶助。扩大内需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更多依靠市场。通过政府投资巩固私人投资的信心，通过减税减息降低私人投资的成本，通过放松产业管制扩大私人投资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私人投资进入扩大内需的事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