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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锋利和敏锐
何英在日常生活中，自有她柔情的一面，但一旦执笔为文，表现出的却是敏感、锋利。这种锋利是那种揭穿皇帝新衣的锋利，虽然让人难以接受，但却无法反对，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包括对一些年长的作家，她也当面批评不留情面。
认识何英，是在2005年的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上，那届高研班是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高级研讨班，很多都已经是全国著名评论家、高校博导，比如葛红兵、刘川鄂，还有山西来的段崇轩、王春林，这都是以前就听闻过名字的。西北一共六个人，宁夏的牛学智，陕西的常智奇、李建彪，青海的曹有云，新疆的就是何英。第一次见何英，就直觉到她美丽之外的锋利，尤其那双眼睛，富于西域风情，顾盼生辉，但一看就绝不是善茬。她是美丽的，这毫无疑问，但这种美丽后面是有刀子的寒光，虽然它藏得很深。于是，我一直躲着她，不愿意与她正面接触。因为我也是刺猬，身上也有刺，两只刺猬最好的相处办法就是彼此保持一段距离。
但我们还是正面交锋了，虽然短暂，却依然火光四射，让同学们感到了一种寒意。鲁院经常举行小型的座谈会，就某部作品或某种现象进行讨论，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加，人数不限。有一晚，我们西部的几个牵头主持了一个西部文学座谈会，来了将近20多位同学，大家在灯光下相谈西部，不亦乐乎。就在会议进行中间，我谈到了新疆作家董立勃，那时候我的一篇论文《才情独异的自我寄生性写作》刚发表，是对董立勃几部长篇小说的一个解读，我就把我的观点简单陈述了一下。其间不乏尖锐与刻薄，何英忽然开始反击，语速之快，来势之凶猛，出乎我的意料。当然，她的有些观点不无道理，我也同意。但我批评的董立勃的自我重复，她也无法回应，我从这次短暂冲突中，看到了何英尖锐刻薄之后的对于本土作家的热爱和保护。她毕竟还是新疆自治区文联理论室的负责人。
所以，两个月学习期间，我们再很少来往，毕业的那天，她的行李很重，我正好路过，就送她去车站。那天，北京的杨花飘拂，满地皆白，我们一路无语。最后，她上车的时候，说，多联系，你是我们西北的老大哥。真正开始认识她，是在毕业之后，我们那届学员毕业后都活跃在全国批评界，现已大多是杂志主编、作协主席、高校文学院院长云云。何英也是风头正建，鱼跃龙门，仗剑东游，名出新疆了。
她的锋利不是面向青年作家，而是对着当代文坛的一些当红作家。这些个顾盼自雄的所谓大师们，一般评论家都只歌颂，而不批评。她却敢于动刀，而且往往一刀即中。雷达说：“她对于一些风头正健、踌躇满志的作家，她发出的质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且绝非扮酷。她的声音是内行的，富于学理的，打中要害，却又布满了芒刺。”在批评界，能得到雷达如此之高评价的人，不是很多。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很多批评家对她评价极高，说她是千变观音，才情纵横，说她的《长恨歌》写出了真正的旧上海。可我读了《长恨歌》却只有深深的失望，如果放到当下文坛，她对上海的描写还算优秀的话，但倘若与张爱玲的文字亦比，差距何啻千里。无论才气、思想深度，还是那种气象，那种旧上海的贵族气，哪方面她都无法跟张爱玲相提并论。何英说：“如果以几百年为单元来看文学史，张爱玲也许比王安忆更令人难忘，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已超过了张爱玲。但文学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技术层面上。再把文学史长度放长来看，大师可能就是几百年出一个，那些真的很优秀的也只能当了亚一流的，好像屈原和宋玉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就是这么分明”。这段话只有一句“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超过了张爱玲”我不大同意，别的都是我完全认同的。
严歌苓是近年比较火爆的海外华人作家，她的作品大陆连续出版，尤其长篇小说，已是好几部了。但看完她的《第九个寡妇》，我就绝望了，她以后的作品除了《金陵十三钗》之外，都没有读过，也不想去读。她小说最大的亮点是语言，她的语言还是不错。但就小说情节、结构而言，都是漏洞遍布，无法自足。她的小说往往是写一个传奇故事，或一个历史故事，却缺乏丰富而真实的细节，大都是闭门造车，胡思乱想。我曾撰文认为，她的小说没有结构，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或电影脚本而已。曾有文坛前辈希望我写一文批评批评她，但我确实没有耐心和兴趣去读完她那么多的作品。何英的《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是我读过的关于严歌苓小说的优秀评论之一，她关于严歌苓越来越只能靠技术和手段弥补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小说“看上去华丽无比、技术娴熟、语言地道，却由于没有贯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在里头，终归文学性让位于影像性、诗性让位于故事”的观点，都深得我心，不由得击节而叹。看她的文字，知道她读了王安忆、严歌苓那么多的作品，我就汗颜。作为一位批评家，她不仅严厉，而且极其勤奋。
贾平凹《秦腔》一出，很多评论家蜂拥而上，齐声赞好，似乎他们不是评论家，而是粉丝。何英站出来了，在《对〈秦腔〉评论的评论》中直陈己见：“贾平凹是一个记录者，他可以做到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匆匆记下。有评论家说，《秦腔》叙述节奏太慢。在我看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太快的节奏使《秦腔》没有细节，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匆匆掠过，毫不停留，自己都不停留，还能指望读者会停留？”“通篇看完《秦腔》，除了作者令人惊叹的语言奇观和还原呈现的本领，我感受不到一部优秀作品所应具有的那种品质。”并对谢有顺等几位大腕的不负责任的揄扬，做了深入而犀利的批评。此文充分显示了何英优秀的文本细读功力，她就像庖丁，刀刃如新，而牛已“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读的人也不由得踌躇四顾，为之神往。
阎连科是一位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说真话，他的文学访谈、随笔，率性而谈，颇见真情，也见他的胆识。可是，他的长篇小说，说实话，我读了一些，总是喜欢不上来，总觉得他的小说有点“隔”，他太现代了，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读到何英批评他的《风雅颂》，马上找来读了，她发现“阎连科之前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扎根河南农村老家，浓郁的原乡文化救了他，那些生硬的荒诞看起来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现在他写了一个他并不深入了解并没有生命体验的群体，从语言到情节设置他都只有真的荒诞起来，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我觉得这才是何英，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今很多批评家已经成了肉喇叭了，他们与作家组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做的不是文学批评，他们是作家雇佣来的喊好者，他们是作家的啦啦队。 “无处非中”的开阔视野
周涛说：“何英是个有女人心事还有男人心胸的人。”她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真正体现了后现代社会“无处非中”的意识。她没有边塞的自卑感，没有一般边塞人的闭塞感，她很时髦，几乎同京沪批评家站在一条线上。一方面，这要感谢网络时代，全球化真的让每个地方都是中心。另一面，也要承认何英的勤奋和付出。她这几年频繁出入北京、上海，长期访学，应该说对形成她宽阔的视野肯定有帮助。
《当叙事遭遇信息》就是一篇很前卫的理论文字，明显地有西方近代哲学著作的烙印，但作者自己的那种生命感的介入，那种消化的彻底，还是让人吃惊。《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是我向她约的稿子，为《小说评论》杂志之“西部批评家”而组的。记得当时第一眼看到这篇文章，我就佩服了。那一期西部批评家，我约了四个人，还有宁夏的牛学智，云南的冉隆中，最后一个就是我。我的文章是《文学的技术与灵魂》，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灵感，针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点讨论。她的文章后来被多家杂志转载，我也感到很欣慰。她在文章中剖析了“理论过剩”现象，认为现代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过剩”只不过是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过剩。当代文学在理论上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实际上反映出自身理论的饥渴与贫乏。引进的理论正在脱离本土经验而显现出意义踏空的理论游戏化。雷达对这篇文章也是表扬有加：“这些话比较尖刻，却并非无理。她看到了某些庄严事象背后的可笑之处，犹如戳穿皇帝的新衣。”
何英出生于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上游水源最丰富的地方。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了她对读书的最初兴趣。何英年仅23岁就在新疆文联做了文学编辑，之后在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专事文学评论、研究。她不仅眼观中国，偶尔还眺望一下欧美，而且对本土文学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评论集《呈现新疆》即评论、研究了新疆文坛数十位作家，如周涛、赵光鸣、董立勃、刘亮程、沈苇、北野、韩子勇等。既有文坛大家，也有刚冒出的新秀。何英评论到赵光鸣的小说时说：“多年来，赵光鸣的写作远离中国文坛的时髦操作台，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不跟风，不流俗，始终关注平凡世界的平凡人，刻画那些与他息息相通的底层人物，揭示凡俗世界的人性之美，于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和一个作家本应具备的操守。他的写作验证了乔伊斯的那句话：写头脑里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写血液里的东西。”读到这里，我在佩服何英眼力的同时，不由得亦有一点愧疚，当年在重庆认识赵光鸣先生，曾打算给他写一个评论，可是时光流逝，如今依然一字未见。就是因为无法深切地进入他的小说。
何英太熟悉新疆了，所以面对新疆作家，或者以新疆为题材的作品，她虽然笔下甚为留情，但那种剑光还是会偶尔露峥嵘。在《永在的生活与命名的疲惫》一文中，她婉转地批评红柯《西去的骑手》缺乏有力的情节，他的情节弱于逻辑性。描写战争，就像舞台一样，“战刀亮出来，举起一片金属哗啦声，尕司令骑着大灰马，一马当先冲出来，然后又是一番炸响，死伤怎么样交代一番，战争结束。”诙谐之中不乏针砭。
从评论集《呈现新疆》到《深处的秘密――女性视点下的当代文学》，我们看到了何英的成长，她已经从新疆的评论家，成长为全国的评论家了。她的视野已经覆盖了全国，并且放眼世界了。她对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和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熟悉，都是西部评论家里罕见的。在第二届上海《文学报 新批评》获奖感言中，她说，她希望达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说过的那种境界：“只有双性同体的大脑才能创造出合格的作品。这种作品由于消弭了性别偏见而对男女两性都有益。”
因此，对她来说，彻底地展现个人禀赋与才华，纵横自己的百伶百俐，既可尖诮幽默又能高雅纯粹，就是她的追求了。
理论的力量
何英行走边疆，放眼世界，对欧美那些所谓的理论，她似乎天生就懂，拿来就用，而且“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阅读她的文章，我就似乎看见她像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也似乎目睹她看到论述对象“謋然已解，如土委地”，那种“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的潇洒与泼辣。
何英的这种天赋，雷达先生曾撰文说：“她一旦写起文章来，能熟练地运用整套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她可以对全国一些重大文学问题和重要现象作出令人惊讶的评判，她尤善于感受和渲染文坛变幻莫测的气象”。如《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都显示着她的自信和从容，完全不是一种边缘的言说，那是一种挣扎中的洒脱，她就站在中心，站在灯光下的舞台上。这种风云气度，这种沙场秋点兵的大将之风，让人欢喜，让人嫉妒，真不愧是新疆支边青年后代。
但理论有时候也不太灵光，她对张爱玲的评价，就有问题。周涛说：“这个看法又让她说到我心里了，不谋而合啊。我不否认张爱玲是个大才女，但我也看不出她有人们捧的那么玄！正如那个周作人，我是死活看不出他的那些散文究竟妙在何处！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在暗中操纵着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判断。”周涛看不出张爱玲、周作人的“妙”，不是张爱玲、周作人有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在暗中操纵”，这里没有“特务”，也没有什么别的“势力”，而是他的审美趣味偏狭了。他早年写了那么些豪放散文，后来就有些不了了之了。如果他能看出了周作人的妙处，也许散文创作会走出另一个局面也未可知。何英大多时候像一位作家，文笔清新遒劲，幽默中讽刺时显，她的文字里总是有一把刀在那里，即便不亮出来，但人能够感觉到那种寒气。偶尔，她又会大显自己的温柔，还有后现代气，似乎要显示自己的“学问”。比如关于刘亮程的几篇文章，就很有不同的气质。《刘亮程论》就是要很“学术化”，文章充满了欧化句式，大都为长句，句号少，逗号很多。很多这样的句子充满着，缠绕着，颇有戴锦华的味道。戴锦华有一次在回答读者对她欧化句式的质疑时，她坦率地说，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因为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怀疑她没有学问。 《论北野诗的声音意义及诗学启示》也是一篇很有学问的文章，作者纵横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极具学问之成色。而且“治心、经世的声音之道”“声音之与诗歌的复古与革新”，显示着何英不愿意囿身于评论家之列。她其实暗藏经营天下、致君尧舜的雄心，她比很多男子更多天下君国之情。
何英不像有些评论家，堆砌理论词汇，“前++”“后++”“新++”，诸如此类，俨然镶嵌画，或一地碎片。她既有理论素养，能熟练地使用整套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而且从不缺乏文学的才情，艺术直觉极好。她本来就是优秀的散文家，《阁楼上的疯女人》“充分发挥了何英的理性之美和感性之幻”（刘亮程语）。读她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倒不是她的理论，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那种过人的艺术感觉，就像她的眼睛，总是那么多情而冷酷。而就文体来说，她的语言犀利，很有力量，甚至咄咄逼人，富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能体现何英理论力量的不是《理论的过剩和叙事的消融》，而是他的《王安忆与阿加莎 克里斯蒂》、《残雪和她的城堡》诸文。残雪也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我购买了几乎她的全部著作，包括那部与她哥哥邓晓芒的对话《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在这部对话里，残雪要谈哲学，却不懂哲学，邓晓芒要谈文学，却进入不了文学。至于她的小说，包括文学随笔、访谈，却一直难以找到那个门，直觉她太封闭了，她的文字似乎与这个世界无关，只是自我呓语而已。她的作品挂着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外衣，五彩斑斓，耀人眼目。多次阅读，多次都半途而废。
后来看到何英的《残雪和她的城堡》，深感与我心有戚戚然。她说：“残雪的意象群、象征性事件，早已形成为她自己的符号系统。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并拥有唯一解释权，将他人隔绝在外，只有她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边疆》的发表，意味着残雪正式筑就了自己的城堡。人们透过城堡，只看到一些憧憧暗影。至于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也终于使她自身成为一个符号。”没有过人的艺术直觉，没有一定的现代艺术理论修养，如何说得出这段话？在何英这里，理论再不是用于自我包装的外衣，而是一种可以进入灵魂的力量。
何英说：“好文学总是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摧毁人们的情感，人们在阅读面前被征服，看到自己永恒的可悲命运，看透今生来世。最终，哲学的深邃洞穿了文学。”
其实，好的文学评论亦是如此。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何英在日常生活中，自有她柔情的一面，但一旦执笔为文，表现出的却是敏感、锋利。这种锋利是那种揭穿皇帝新衣的锋利，虽然让人难以接受，但却无法反对，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包括对一些年长的作家，她也当面批评不留情面。
认识何英，是在2005年的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上，那届高研班是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高级研讨班，很多都已经是全国著名评论家、高校博导，比如葛红兵、刘川鄂，还有山西来的段崇轩、王春林，这都是以前就听闻过名字的。西北一共六个人，宁夏的牛学智，陕西的常智奇、李建彪，青海的曹有云，新疆的就是何英。第一次见何英，就直觉到她美丽之外的锋利，尤其那双眼睛，富于西域风情，顾盼生辉，但一看就绝不是善茬。她是美丽的，这毫无疑问，但这种美丽后面是有刀子的寒光，虽然它藏得很深。于是，我一直躲着她，不愿意与她正面接触。因为我也是刺猬，身上也有刺，两只刺猬最好的相处办法就是彼此保持一段距离。
但我们还是正面交锋了，虽然短暂，却依然火光四射，让同学们感到了一种寒意。鲁院经常举行小型的座谈会，就某部作品或某种现象进行讨论，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加，人数不限。有一晚，我们西部的几个牵头主持了一个西部文学座谈会，来了将近20多位同学，大家在灯光下相谈西部，不亦乐乎。就在会议进行中间，我谈到了新疆作家董立勃，那时候我的一篇论文《才情独异的自我寄生性写作》刚发表，是对董立勃几部长篇小说的一个解读，我就把我的观点简单陈述了一下。其间不乏尖锐与刻薄，何英忽然开始反击，语速之快，来势之凶猛，出乎我的意料。当然，她的有些观点不无道理，我也同意。但我批评的董立勃的自我重复，她也无法回应，我从这次短暂冲突中，看到了何英尖锐刻薄之后的对于本土作家的热爱和保护。她毕竟还是新疆自治区文联理论室的负责人。
所以，两个月学习期间，我们再很少来往，毕业的那天，她的行李很重，我正好路过，就送她去车站。那天，北京的杨花飘拂，满地皆白，我们一路无语。最后，她上车的时候，说，多联系，你是我们西北的老大哥。真正开始认识她，是在毕业之后，我们那届学员毕业后都活跃在全国批评界，现已大多是杂志主编、作协主席、高校文学院院长云云。何英也是风头正建，鱼跃龙门，仗剑东游，名出新疆了。
她的锋利不是面向青年作家，而是对着当代文坛的一些当红作家。这些个顾盼自雄的所谓大师们，一般评论家都只歌颂，而不批评。她却敢于动刀，而且往往一刀即中。雷达说：“她对于一些风头正健、踌躇满志的作家，她发出的质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且绝非扮酷。她的声音是内行的，富于学理的，打中要害，却又布满了芒刺。”在批评界，能得到雷达如此之高评价的人，不是很多。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很多批评家对她评价极高，说她是千变观音，才情纵横，说她的《长恨歌》写出了真正的旧上海。可我读了《长恨歌》却只有深深的失望，如果放到当下文坛，她对上海的描写还算优秀的话，但倘若与张爱玲的文字亦比，差距何啻千里。无论才气、思想深度，还是那种气象，那种旧上海的贵族气，哪方面她都无法跟张爱玲相提并论。何英说：“如果以几百年为单元来看文学史，张爱玲也许比王安忆更令人难忘，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已超过了张爱玲。但文学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技术层面上。再把文学史长度放长来看，大师可能就是几百年出一个，那些真的很优秀的也只能当了亚一流的，好像屈原和宋玉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就是这么分明”。这段话只有一句“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超过了张爱玲”我不大同意，别的都是我完全认同的。
严歌苓是近年比较火爆的海外华人作家，她的作品大陆连续出版，尤其长篇小说，已是好几部了。但看完她的《第九个寡妇》，我就绝望了，她以后的作品除了《金陵十三钗》之外，都没有读过，也不想去读。她小说最大的亮点是语言，她的语言还是不错。但就小说情节、结构而言，都是漏洞遍布，无法自足。她的小说往往是写一个传奇故事，或一个历史故事，却缺乏丰富而真实的细节，大都是闭门造车，胡思乱想。我曾撰文认为，她的小说没有结构，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或电影脚本而已。曾有文坛前辈希望我写一文批评批评她，但我确实没有耐心和兴趣去读完她那么多的作品。何英的《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是我读过的关于严歌苓小说的优秀评论之一，她关于严歌苓越来越只能靠技术和手段弥补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小说“看上去华丽无比、技术娴熟、语言地道，却由于没有贯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在里头，终归文学性让位于影像性、诗性让位于故事”的观点，都深得我心，不由得击节而叹。看她的文字，知道她读了王安忆、严歌苓那么多的作品，我就汗颜。作为一位批评家，她不仅严厉，而且极其勤奋。
贾平凹《秦腔》一出，很多评论家蜂拥而上，齐声赞好，似乎他们不是评论家，而是粉丝。何英站出来了，在《对〈秦腔〉评论的评论》中直陈己见：“贾平凹是一个记录者，他可以做到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匆匆记下。有评论家说，《秦腔》叙述节奏太慢。在我看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太快的节奏使《秦腔》没有细节，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匆匆掠过，毫不停留，自己都不停留，还能指望读者会停留？”“通篇看完《秦腔》，除了作者令人惊叹的语言奇观和还原呈现的本领，我感受不到一部优秀作品所应具有的那种品质。”并对谢有顺等几位大腕的不负责任的揄扬，做了深入而犀利的批评。此文充分显示了何英优秀的文本细读功力，她就像庖丁，刀刃如新，而牛已“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读的人也不由得踌躇四顾，为之神往。
阎连科是一位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说真话，他的文学访谈、随笔，率性而谈，颇见真情，也见他的胆识。可是，他的长篇小说，说实话，我读了一些，总是喜欢不上来，总觉得他的小说有点“隔”，他太现代了，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读到何英批评他的《风雅颂》，马上找来读了，她发现“阎连科之前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扎根河南农村老家，浓郁的原乡文化救了他，那些生硬的荒诞看起来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现在他写了一个他并不深入了解并没有生命体验的群体，从语言到情节设置他都只有真的荒诞起来，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我觉得这才是何英，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今很多批评家已经成了肉喇叭了，他们与作家组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做的不是文学批评，他们是作家雇佣来的喊好者，他们是作家的啦啦队。 “无处非中”的开阔视野
周涛说：“何英是个有女人心事还有男人心胸的人。”她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真正体现了后现代社会“无处非中”的意识。她没有边塞的自卑感，没有一般边塞人的闭塞感，她很时髦，几乎同京沪批评家站在一条线上。一方面，这要感谢网络时代，全球化真的让每个地方都是中心。另一面，也要承认何英的勤奋和付出。她这几年频繁出入北京、上海，长期访学，应该说对形成她宽阔的视野肯定有帮助。
《当叙事遭遇信息》就是一篇很前卫的理论文字，明显地有西方近代哲学著作的烙印，但作者自己的那种生命感的介入，那种消化的彻底，还是让人吃惊。《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是我向她约的稿子，为《小说评论》杂志之“西部批评家”而组的。记得当时第一眼看到这篇文章，我就佩服了。那一期西部批评家，我约了四个人，还有宁夏的牛学智，云南的冉隆中，最后一个就是我。我的文章是《文学的技术与灵魂》，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灵感，针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点讨论。她的文章后来被多家杂志转载，我也感到很欣慰。她在文章中剖析了“理论过剩”现象，认为现代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过剩”只不过是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过剩。当代文学在理论上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实际上反映出自身理论的饥渴与贫乏。引进的理论正在脱离本土经验而显现出意义踏空的理论游戏化。雷达对这篇文章也是表扬有加：“这些话比较尖刻，却并非无理。她看到了某些庄严事象背后的可笑之处，犹如戳穿皇帝的新衣。”
何英出生于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上游水源最丰富的地方。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了她对读书的最初兴趣。何英年仅23岁就在新疆文联做了文学编辑，之后在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专事文学评论、研究。她不仅眼观中国，偶尔还眺望一下欧美，而且对本土文学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评论集《呈现新疆》即评论、研究了新疆文坛数十位作家，如周涛、赵光鸣、董立勃、刘亮程、沈苇、北野、韩子勇等。既有文坛大家，也有刚冒出的新秀。何英评论到赵光鸣的小说时说：“多年来，赵光鸣的写作远离中国文坛的时髦操作台，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不跟风，不流俗，始终关注平凡世界的平凡人，刻画那些与他息息相通的底层人物，揭示凡俗世界的人性之美，于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和一个作家本应具备的操守。他的写作验证了乔伊斯的那句话：写头脑里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写血液里的东西。”读到这里，我在佩服何英眼力的同时，不由得亦有一点愧疚，当年在重庆认识赵光鸣先生，曾打算给他写一个评论，可是时光流逝，如今依然一字未见。就是因为无法深切地进入他的小说。
何英太熟悉新疆了，所以面对新疆作家，或者以新疆为题材的作品，她虽然笔下甚为留情，但那种剑光还是会偶尔露峥嵘。在《永在的生活与命名的疲惫》一文中，她婉转地批评红柯《西去的骑手》缺乏有力的情节，他的情节弱于逻辑性。描写战争，就像舞台一样，“战刀亮出来，举起一片金属哗啦声，尕司令骑着大灰马，一马当先冲出来，然后又是一番炸响，死伤怎么样交代一番，战争结束。”诙谐之中不乏针砭。
从评论集《呈现新疆》到《深处的秘密――女性视点下的当代文学》，我们看到了何英的成长，她已经从新疆的评论家，成长为全国的评论家了。她的视野已经覆盖了全国，并且放眼世界了。她对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和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熟悉，都是西部评论家里罕见的。在第二届上海《文学报 新批评》获奖感言中，她说，她希望达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说过的那种境界：“只有双性同体的大脑才能创造出合格的作品。这种作品由于消弭了性别偏见而对男女两性都有益。”
因此，对她来说，彻底地展现个人禀赋与才华，纵横自己的百伶百俐，既可尖诮幽默又能高雅纯粹，就是她的追求了。
理论的力量
何英行走边疆，放眼世界，对欧美那些所谓的理论，她似乎天生就懂，拿来就用，而且“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阅读她的文章，我就似乎看见她像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也似乎目睹她看到论述对象“謋然已解，如土委地”，那种“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的潇洒与泼辣。
何英的这种天赋，雷达先生曾撰文说：“她一旦写起文章来，能熟练地运用整套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她可以对全国一些重大文学问题和重要现象作出令人惊讶的评判，她尤善于感受和渲染文坛变幻莫测的气象”。如《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都显示着她的自信和从容，完全不是一种边缘的言说，那是一种挣扎中的洒脱，她就站在中心，站在灯光下的舞台上。这种风云气度，这种沙场秋点兵的大将之风，让人欢喜，让人嫉妒，真不愧是新疆支边青年后代。
但理论有时候也不太灵光，她对张爱玲的评价，就有问题。周涛说：“这个看法又让她说到我心里了，不谋而合啊。我不否认张爱玲是个大才女，但我也看不出她有人们捧的那么玄！正如那个周作人，我是死活看不出他的那些散文究竟妙在何处！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在暗中操纵着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判断。”周涛看不出张爱玲、周作人的“妙”，不是张爱玲、周作人有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在暗中操纵”，这里没有“特务”，也没有什么别的“势力”，而是他的审美趣味偏狭了。他早年写了那么些豪放散文，后来就有些不了了之了。如果他能看出了周作人的妙处，也许散文创作会走出另一个局面也未可知。何英大多时候像一位作家，文笔清新遒劲，幽默中讽刺时显，她的文字里总是有一把刀在那里，即便不亮出来，但人能够感觉到那种寒气。偶尔，她又会大显自己的温柔，还有后现代气，似乎要显示自己的“学问”。比如关于刘亮程的几篇文章，就很有不同的气质。《刘亮程论》就是要很“学术化”，文章充满了欧化句式，大都为长句，句号少，逗号很多。很多这样的句子充满着，缠绕着，颇有戴锦华的味道。戴锦华有一次在回答读者对她欧化句式的质疑时，她坦率地说，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因为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怀疑她没有学问。 《论北野诗的声音意义及诗学启示》也是一篇很有学问的文章，作者纵横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极具学问之成色。而且“治心、经世的声音之道”“声音之与诗歌的复古与革新”，显示着何英不愿意囿身于评论家之列。她其实暗藏经营天下、致君尧舜的雄心，她比很多男子更多天下君国之情。
何英不像有些评论家，堆砌理论词汇，“前++”“后++”“新++”，诸如此类，俨然镶嵌画，或一地碎片。她既有理论素养，能熟练地使用整套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而且从不缺乏文学的才情，艺术直觉极好。她本来就是优秀的散文家，《阁楼上的疯女人》“充分发挥了何英的理性之美和感性之幻”（刘亮程语）。读她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倒不是她的理论，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那种过人的艺术感觉，就像她的眼睛，总是那么多情而冷酷。而就文体来说，她的语言犀利，很有力量，甚至咄咄逼人，富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能体现何英理论力量的不是《理论的过剩和叙事的消融》，而是他的《王安忆与阿加莎 克里斯蒂》、《残雪和她的城堡》诸文。残雪也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我购买了几乎她的全部著作，包括那部与她哥哥邓晓芒的对话《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在这部对话里，残雪要谈哲学，却不懂哲学，邓晓芒要谈文学，却进入不了文学。至于她的小说，包括文学随笔、访谈，却一直难以找到那个门，直觉她太封闭了，她的文字似乎与这个世界无关，只是自我呓语而已。她的作品挂着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外衣，五彩斑斓，耀人眼目。多次阅读，多次都半途而废。
后来看到何英的《残雪和她的城堡》，深感与我心有戚戚然。她说：“残雪的意象群、象征性事件，早已形成为她自己的符号系统。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并拥有唯一解释权，将他人隔绝在外，只有她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边疆》的发表，意味着残雪正式筑就了自己的城堡。人们透过城堡，只看到一些憧憧暗影。至于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也终于使她自身成为一个符号。”没有过人的艺术直觉，没有一定的现代艺术理论修养，如何说得出这段话？在何英这里，理论再不是用于自我包装的外衣，而是一种可以进入灵魂的力量。
何英说：“好文学总是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摧毁人们的情感，人们在阅读面前被征服，看到自己永恒的可悲命运，看透今生来世。最终，哲学的深邃洞穿了文学。”
其实，好的文学评论亦是如此。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