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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长期在方志敏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党史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全国各地出版物对方志敏的宣传和介绍。可我发现相当一部分编著及某些文史作者，笔下涉及方志敏时，总习惯依照某些编著摘摘抄抄，拼拼凑凑，常将一些谬误颇多的文字信手拈来，不作思考和求证，有的甚至还随意添加编造，以至于谬种反复流传，讹误屡屡出现。2009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年谱》，是方志敏研究中较具权威的学术成果。为了澄清史实，笔者对照该年谱，将目前出版物中几个常见讹误进行简要辨析澄清。
方志敏在九江就读的是南伟烈学校（中学部），不是南伟烈大学
方志敏1921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而在有些人笔下常常说成是“九江南伟烈大学”。请看有关方志敏曾就读的南伟烈学校今九江二中的历史，志书这样记述：“1867年（清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九江市租界（今九江市溢浦路）创办‘埠阆小学’，后迁城南，扩展为同文书院。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南伟烈大学，内设附中。1917年（民国六年），大学停办，只办中学和附小，改称南伟烈学校，后定名为同文中学。1921年方志敏考入该校中学部学习，他主要攻读外语……”
据此，方志敏入学时，该校的正确称谓显然应该是“南伟烈学校”（后定名同文中学），而称其为“大学”早已成为历史。方志敏当时在该校中学部，其主要目的是进修英语。
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也不可能结识瞿秋白等人
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邵力子孙女邵黎黎的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该文说，方志敏1922年到上海，“白天，他听我祖父讲授中文，听瞿秋白讲授哲学，夜晚到民国日报（社）作校对”。此后，不少人以此为依据，在自己的文章或传记作品中，对方志敏也作如此记述。
2009年9月由北京工业出版社出版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下简称《100位》），以《为了可爱的中国甘愿清贫——方志敏》为题，介绍方志敏：“1922年7月……来到上海，住在邵力子家，任《民国日报》校对，并在上海大学旁听……并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向警予等著名的中共领导人。”
这段文字多处错误。第一，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1922年7月，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并于8月29日已乘轮船返赣了，他在上海逗留仅两个月。而当年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集聚荟萃的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中旬才创建（1927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第二，方志敏没有也不可能见到瞿秋白。1922年瞿秋白远在苏联莫斯科，直到这年年底才启程回国，抵达国内东北已是1923年初了。据史料反映，这两位同年出生同年被俘同年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终其一生却无缘见面相识。
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期间，主要寄宿同学罗漫（原名洪宏义）的住处，即贝蒂鏊路（今成都南路）巨鹿里的一个亭子间里。后来，邵力子孙女邵黎黎在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说方志敏与邵力子交往，曾在邵家寄宿过。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机会采访邵黎黎，她说方志敏在邵家仅住过一两晚，与其父同室（邵力子长子，当时在复旦大学就读）。因此，笼而统之地说方志敏“来到上海，住在邵力子家”很不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最多也只能说方志敏“一度寄宿邵力子家”。
至于是否结识陈独秀、恽代英、向警予，目前尚缺乏确切史料证明。据相关人物传记资料，1922年7月陈独秀匆匆地从广州赶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6日至23日），他8月9日被捕，19日被保释出狱即赴杭州参加“西湖会议”。陈事务繁忙，来去匆匆，而方志敏仅仅是一位普通进步青年，名不见经传，能结识陈独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恽代英这年暑期从四川南充师范学校来到上海为学校办事，并利用此机会在沪进行革命活动；向警予这年夏天怀有身孕仍忘我地为筹办中共二大而奔忙。因此，方志敏结识恽、向，倒是有可能的（也仅仅是“有可能”）。
方志敏在上海遇到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赣籍共产党员赵醒侬。赵醒侬是方志敏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日后他俩并肩战斗，共同创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发动和领导江西的革命运动。而对于此，反而忽略只字未提，显然也是不妥的。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属后人误传
《100位》书中记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也不妥。说方志敏“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是正确的，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称烈士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缺乏依据，这实属后人误传。
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和密写的所有文稿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当然决非仁慈，而是出于诱降需要）。
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烈士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遭受刑讯。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幸存者红军将士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中。文中有“敌人用尽一切欺骗的方法来动摇说降他，用惨酷毒刑来鞭鞑污（侮）辱他，但方烈士始终不屈不挠……”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也说：“反革命者无论怎样严刑拷打，怎样施行中古式的酷刑，都不能丝毫折磨革命战士之铁一般的意志。”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仅凭烈士曾受到“威胁逼迫”而揣度，可文中都没具体说明方烈士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刑以及受敌人的何种刑法，因此“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是没有依据的。 更有甚者，2012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苏玛编著的《震撼中国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以下简称《震撼》），以《方志敏：一个爱国主义的品牌》为题记述方志敏，居然编造了“敌人还不断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真可谓荒谬！
《震撼》的编撰者还想当然地声称：“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凶相。他们开始残酷地折磨方志敏。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只要是认真阅读过烈士著作《狱中纪实》的读者都知道，方志敏为揭露国民党监狱黑暗和狱吏腐败，确实写道：“囚饭是一种最下等的腐霉的坏米。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每碗饭可拣出稗子谷壳二三百个，沙石难得拣出来……”这是当时监狱的普遍一般景象，并非由于“劝降失败了”而采取“折磨方志敏”的手段。相反，方志敏却这样写道：“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祥松”是方志敏的化名，他的囚室优待号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囚室相对好些。
称方志敏“狱中写作受鲁迅鼓励”既无史实依据，也不可能
早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圈内就有人持这种错误说法。其根据是吴奚如和胡风的回忆文字：“1935年春（或1934年冬），方志敏同志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的“某某义士”，把他致鲁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鲁迅接信后，“经过反复思考”，及时作了回复：“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于是，方志敏按鲁迅先生的意见做了，“从而产生了牺牲前撰写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献”。由于缺乏史实依据，这种说法早被不少档案、党史工作者经考证而否定了。
如吴奚如等人说法成立，方志敏必须是在进监狱的第一时间就巧遇“某义士”，并一见如故委以重任，即刻建立直接联系。可能吗？当时铁路浙赣线未全通，旅客从南昌抵达上海需转道九江乘长江客轮，专递书信往返最快也要在半月之久。如吴所说，在这时段内与远在上海的处于隐蔽状态的地下党组织以及鲁迅之间，能完成取得联系并反馈意见等这一系列的活动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方志敏为什么要在狱中写作？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仔细阅读烈士遗著的，都不难从中找出大量“内证”：方志敏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写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文末说得很明白：“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什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此文的最后一句说：“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在这里，方志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还没找到能够送信联络的人，尚“得不到外援”。他此时心中有底的是日后希望能借狱中“友人之力”，将自己的狱中文稿传送出去，直至“送到党的中央”。
再说，方志敏狱中写作早就开始了。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得知：1935年2月28日，方志敏在监狱与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王某及江西《民国日报》记者见面，当记者问及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志敏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方志敏的谈话，让记者感觉“态度颇为和缓”。记者同时还采访了军法处的钱处长，钱说：方志敏“曾要求假以时间，俾写自传，但所存无多，且曾经毁稿一次，故所谓自传，现无脱稿之望也”。由此可见，方志敏在狱中写作之念，早在2月28日前数日就萌生了。
方志敏是被敌人秘密杀害，并非公开押上刑场
由于方志敏坚贞不屈，敌人的诱降遭致失败。1935年8月初，蒋介石终于失望地给驻赣“绥靖公署”下达了“秘密处死”方志敏的手令，8月6日凌晨，方志敏被法警秘密押出监狱，直赴南昌赣江边下沙窝将其枪杀。
正因为方志敏属于被秘密杀害，烈士遗骸埋葬何处无人知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建烈士墓茔，根据中央指示，江西省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搜寻烈士遗骨。然而《100位》却违背史实，描述了烈士就义前的一幕：“囚车穿过南昌市区，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不停地挥手。有人认出被五花大绑的是方志敏……”；《震撼》也虚构烈士临刑前对执行枪杀士兵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知情的读者看见如此虚假的描述，会作何感想？难道还会产生什么“震撼”的感染力吗？
笔者认为即便是文学作品，也不允许太多的虚构与史实相违背的细节和场景。
鲁迅未经手传递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
早在1985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方志敏文集》之时，编者在该书的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中，就针对当时许多报刊书籍“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的情况，对烈士的狱中文稿的篇目和传送等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并将其结果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随着《方志敏文集》的出版，各种纷争基本平息。遗憾的是这一研究成果没有得以广泛传播。若干年后，许多人仍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自不同的资料来源撰写文章编著书籍，结果“鲁迅曾经手传递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类错误说法又在一些出版物上时有所见。
造成各种错误说法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解放初冯雪峰的误记，后导致唐弢、胡风、吴奚如等鲁迅研究学者多次重复“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一误传，其错误影响一度甚广。
概括地说，方志敏狱中文稿曾多次送出，但目前史学界确认成功地转交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仅有两次。
第一次由看守所文书高家骏（即高易鹏）的女友程全昭将方的信件文稿从南昌送往上海，她先将方的若干信件送到生活书店（当时胡愈之、毕云程在场）等地，并要求派人到宝隆医院来取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为安全起见，后来与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的胡子婴主动代替书店人员来到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接过用纸包好的一包文稿。这批文稿由胡子婴交给胡愈之、毕云程，当时毕是中共地下特科人员，遂将文稿转到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人员将密写的文稿进行显影处理，又将显影文稿分别转抄数份，一面将给鲁迅的信及文稿抄件由毕云程传递给鲁迅先生（1936年春夏之交，鲁迅将从中央特科转来的烈士部分狱中文稿交给刚从延安到上海的冯雪峰，因此日后有鲁迅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之误记和误说）；另一面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原件存上海特科。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两篇文章。
再说，胡子婴从程全昭手中接收的烈士文稿全是“一包白纸”，即全是密写的（未显影）文件，决无墨写的《可爱的中国》。另一理由，后来刊载烈士遗稿的《救国时报》，在编者的文字说明以及陈绍禹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只说收到烈士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此外，在陈等人的文章的大量引文也均出自上述两篇文稿。如此时中央已获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决不会只字不提。陈绍禹等人的纪念文章中的引文，也不可能没一处出自篇幅最长的《可爱的中国》。因此，鲁迅此时也不可能看到甚至转送《可爱的中国》。
第二次成功传送文稿是由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亲自完成的。“1936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给中共党组织。她当我单位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
关于第二批文稿，据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全国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据档案记载，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潘汉年）嘱转给谢澹如保存在上海直至全国解放。
大量事实证明，尽管鲁迅已收阅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委托信，也有可能接触过烈士一两件狱中文稿，但都是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转交的。他本人并未经手将烈士狱中文稿传送至中共党组织，更没看到烈士著名的代表作《可爱的中国》。○
责任编辑 万强
方志敏在九江就读的是南伟烈学校（中学部），不是南伟烈大学
方志敏1921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而在有些人笔下常常说成是“九江南伟烈大学”。请看有关方志敏曾就读的南伟烈学校今九江二中的历史，志书这样记述：“1867年（清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九江市租界（今九江市溢浦路）创办‘埠阆小学’，后迁城南，扩展为同文书院。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南伟烈大学，内设附中。1917年（民国六年），大学停办，只办中学和附小，改称南伟烈学校，后定名为同文中学。1921年方志敏考入该校中学部学习，他主要攻读外语……”
据此，方志敏入学时，该校的正确称谓显然应该是“南伟烈学校”（后定名同文中学），而称其为“大学”早已成为历史。方志敏当时在该校中学部，其主要目的是进修英语。
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也不可能结识瞿秋白等人
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邵力子孙女邵黎黎的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该文说，方志敏1922年到上海，“白天，他听我祖父讲授中文，听瞿秋白讲授哲学，夜晚到民国日报（社）作校对”。此后，不少人以此为依据，在自己的文章或传记作品中，对方志敏也作如此记述。
2009年9月由北京工业出版社出版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下简称《100位》），以《为了可爱的中国甘愿清贫——方志敏》为题，介绍方志敏：“1922年7月……来到上海，住在邵力子家，任《民国日报》校对，并在上海大学旁听……并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向警予等著名的中共领导人。”
这段文字多处错误。第一，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1922年7月，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并于8月29日已乘轮船返赣了，他在上海逗留仅两个月。而当年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集聚荟萃的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中旬才创建（1927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第二，方志敏没有也不可能见到瞿秋白。1922年瞿秋白远在苏联莫斯科，直到这年年底才启程回国，抵达国内东北已是1923年初了。据史料反映，这两位同年出生同年被俘同年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终其一生却无缘见面相识。
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期间，主要寄宿同学罗漫（原名洪宏义）的住处，即贝蒂鏊路（今成都南路）巨鹿里的一个亭子间里。后来，邵力子孙女邵黎黎在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说方志敏与邵力子交往，曾在邵家寄宿过。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机会采访邵黎黎，她说方志敏在邵家仅住过一两晚，与其父同室（邵力子长子，当时在复旦大学就读）。因此，笼而统之地说方志敏“来到上海，住在邵力子家”很不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最多也只能说方志敏“一度寄宿邵力子家”。
至于是否结识陈独秀、恽代英、向警予，目前尚缺乏确切史料证明。据相关人物传记资料，1922年7月陈独秀匆匆地从广州赶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6日至23日），他8月9日被捕，19日被保释出狱即赴杭州参加“西湖会议”。陈事务繁忙，来去匆匆，而方志敏仅仅是一位普通进步青年，名不见经传，能结识陈独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恽代英这年暑期从四川南充师范学校来到上海为学校办事，并利用此机会在沪进行革命活动；向警予这年夏天怀有身孕仍忘我地为筹办中共二大而奔忙。因此，方志敏结识恽、向，倒是有可能的（也仅仅是“有可能”）。
方志敏在上海遇到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赣籍共产党员赵醒侬。赵醒侬是方志敏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日后他俩并肩战斗，共同创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发动和领导江西的革命运动。而对于此，反而忽略只字未提，显然也是不妥的。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属后人误传
《100位》书中记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也不妥。说方志敏“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是正确的，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称烈士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缺乏依据，这实属后人误传。
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和密写的所有文稿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当然决非仁慈，而是出于诱降需要）。
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烈士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遭受刑讯。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幸存者红军将士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中。文中有“敌人用尽一切欺骗的方法来动摇说降他，用惨酷毒刑来鞭鞑污（侮）辱他，但方烈士始终不屈不挠……”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也说：“反革命者无论怎样严刑拷打，怎样施行中古式的酷刑，都不能丝毫折磨革命战士之铁一般的意志。”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仅凭烈士曾受到“威胁逼迫”而揣度，可文中都没具体说明方烈士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刑以及受敌人的何种刑法，因此“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是没有依据的。 更有甚者，2012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苏玛编著的《震撼中国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以下简称《震撼》），以《方志敏：一个爱国主义的品牌》为题记述方志敏，居然编造了“敌人还不断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真可谓荒谬！
《震撼》的编撰者还想当然地声称：“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凶相。他们开始残酷地折磨方志敏。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只要是认真阅读过烈士著作《狱中纪实》的读者都知道，方志敏为揭露国民党监狱黑暗和狱吏腐败，确实写道：“囚饭是一种最下等的腐霉的坏米。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每碗饭可拣出稗子谷壳二三百个，沙石难得拣出来……”这是当时监狱的普遍一般景象，并非由于“劝降失败了”而采取“折磨方志敏”的手段。相反，方志敏却这样写道：“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祥松”是方志敏的化名，他的囚室优待号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囚室相对好些。
称方志敏“狱中写作受鲁迅鼓励”既无史实依据，也不可能
早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圈内就有人持这种错误说法。其根据是吴奚如和胡风的回忆文字：“1935年春（或1934年冬），方志敏同志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的“某某义士”，把他致鲁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鲁迅接信后，“经过反复思考”，及时作了回复：“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于是，方志敏按鲁迅先生的意见做了，“从而产生了牺牲前撰写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献”。由于缺乏史实依据，这种说法早被不少档案、党史工作者经考证而否定了。
如吴奚如等人说法成立，方志敏必须是在进监狱的第一时间就巧遇“某义士”，并一见如故委以重任，即刻建立直接联系。可能吗？当时铁路浙赣线未全通，旅客从南昌抵达上海需转道九江乘长江客轮，专递书信往返最快也要在半月之久。如吴所说，在这时段内与远在上海的处于隐蔽状态的地下党组织以及鲁迅之间，能完成取得联系并反馈意见等这一系列的活动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方志敏为什么要在狱中写作？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仔细阅读烈士遗著的，都不难从中找出大量“内证”：方志敏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写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文末说得很明白：“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什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此文的最后一句说：“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在这里，方志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还没找到能够送信联络的人，尚“得不到外援”。他此时心中有底的是日后希望能借狱中“友人之力”，将自己的狱中文稿传送出去，直至“送到党的中央”。
再说，方志敏狱中写作早就开始了。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得知：1935年2月28日，方志敏在监狱与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王某及江西《民国日报》记者见面，当记者问及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志敏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方志敏的谈话，让记者感觉“态度颇为和缓”。记者同时还采访了军法处的钱处长，钱说：方志敏“曾要求假以时间，俾写自传，但所存无多，且曾经毁稿一次，故所谓自传，现无脱稿之望也”。由此可见，方志敏在狱中写作之念，早在2月28日前数日就萌生了。
方志敏是被敌人秘密杀害，并非公开押上刑场
由于方志敏坚贞不屈，敌人的诱降遭致失败。1935年8月初，蒋介石终于失望地给驻赣“绥靖公署”下达了“秘密处死”方志敏的手令，8月6日凌晨，方志敏被法警秘密押出监狱，直赴南昌赣江边下沙窝将其枪杀。
正因为方志敏属于被秘密杀害，烈士遗骸埋葬何处无人知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建烈士墓茔，根据中央指示，江西省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搜寻烈士遗骨。然而《100位》却违背史实，描述了烈士就义前的一幕：“囚车穿过南昌市区，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不停地挥手。有人认出被五花大绑的是方志敏……”；《震撼》也虚构烈士临刑前对执行枪杀士兵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知情的读者看见如此虚假的描述，会作何感想？难道还会产生什么“震撼”的感染力吗？
笔者认为即便是文学作品，也不允许太多的虚构与史实相违背的细节和场景。
鲁迅未经手传递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
早在1985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方志敏文集》之时，编者在该书的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中，就针对当时许多报刊书籍“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的情况，对烈士的狱中文稿的篇目和传送等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并将其结果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随着《方志敏文集》的出版，各种纷争基本平息。遗憾的是这一研究成果没有得以广泛传播。若干年后，许多人仍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自不同的资料来源撰写文章编著书籍，结果“鲁迅曾经手传递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类错误说法又在一些出版物上时有所见。
造成各种错误说法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解放初冯雪峰的误记，后导致唐弢、胡风、吴奚如等鲁迅研究学者多次重复“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一误传，其错误影响一度甚广。
概括地说，方志敏狱中文稿曾多次送出，但目前史学界确认成功地转交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仅有两次。
第一次由看守所文书高家骏（即高易鹏）的女友程全昭将方的信件文稿从南昌送往上海，她先将方的若干信件送到生活书店（当时胡愈之、毕云程在场）等地，并要求派人到宝隆医院来取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为安全起见，后来与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的胡子婴主动代替书店人员来到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接过用纸包好的一包文稿。这批文稿由胡子婴交给胡愈之、毕云程，当时毕是中共地下特科人员，遂将文稿转到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人员将密写的文稿进行显影处理，又将显影文稿分别转抄数份，一面将给鲁迅的信及文稿抄件由毕云程传递给鲁迅先生（1936年春夏之交，鲁迅将从中央特科转来的烈士部分狱中文稿交给刚从延安到上海的冯雪峰，因此日后有鲁迅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之误记和误说）；另一面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原件存上海特科。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两篇文章。
再说，胡子婴从程全昭手中接收的烈士文稿全是“一包白纸”，即全是密写的（未显影）文件，决无墨写的《可爱的中国》。另一理由，后来刊载烈士遗稿的《救国时报》，在编者的文字说明以及陈绍禹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只说收到烈士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此外，在陈等人的文章的大量引文也均出自上述两篇文稿。如此时中央已获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决不会只字不提。陈绍禹等人的纪念文章中的引文，也不可能没一处出自篇幅最长的《可爱的中国》。因此，鲁迅此时也不可能看到甚至转送《可爱的中国》。
第二次成功传送文稿是由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亲自完成的。“1936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给中共党组织。她当我单位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
关于第二批文稿，据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全国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据档案记载，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潘汉年）嘱转给谢澹如保存在上海直至全国解放。
大量事实证明，尽管鲁迅已收阅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委托信，也有可能接触过烈士一两件狱中文稿，但都是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转交的。他本人并未经手将烈士狱中文稿传送至中共党组织，更没看到烈士著名的代表作《可爱的中国》。○
责任编辑 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