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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略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中的发展，或许它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进入了近代化道路之后，为什么精神形态的发展，与美国和法国的意识形态有如此不同，以至于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又为什么在国际正义力量击败法西斯之后，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意识形态又有如此的差异，一再显现出军国主义的特征。
关键词：日本；儒学；近代；发展
日本作为亚洲东部的岛国，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与中国一样面临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危险，然而自1868年进入明治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它成为了亚洲头等的军事大国。二战后的日本受到沉重打击，面临亡国之险，然而经40年左右的发展，却又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关于日本之路的经验，不少学者提出了儒学对日本成功的推助之功，他们认为，“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讲，日本运用儒学并改造了它，使他走向了成功。”因此，了解日本儒学及其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了解日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一、幕府时期的儒学
古代日本是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内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型态的国家。它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又无计量地吸收汉字文化，并力求通过“变异”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多元的中国文化形态中，儒学文化却日益成为日本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即哲学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重要支柱。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中，受到民族心态的浸润而趋向日本化，它在表现形式与内涵精神方面，都更能体现日本社会各集团、各阶层的需要，更能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表现为一种更加直观的政治伦理学形态。
17世纪初期，江户德川幕府建立。幕府将军有意和积极地发展儒学学派。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以藤原惺窝（1561—1615）和林罗山（1583—1657）开创的正统儒学，占领了统治地位。
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使儒学摆脱了佛教的羁绊，但同时却又把儒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由此而造成了日本儒学独特的发展道路。
19世纪中期，有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的一连串
失败，以及欧美舰队的步步进逼，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便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兴国理论。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本身一样，早已不足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了。对日本来说，它是继续在中国文明的卵翼之下生存呢，抑或是摆脱此种文明的羁绊而与近代欧美为伍呢？这样，联结着日本未来的道路，儒学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近代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儒学的危机
日本明治维新是改造旧体制秩序，推进国家近代化的运动。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一致，或者说，作为这两种变革的先导，维新之初，朝野许多人士提出了“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口号，追求新知识、新文化成为时代的趋势。日本人于西洋文化，尽可能忠实地学习，快速地传布，拼命地努力，以求缩小自己与欧美的现实性差距，于是，便形成了日本的近代文化运动。
维新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要用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和科学思想，涤除儒学对国民精神的禁锢，创造与近代化相一致的国民精神。因此，维新之初，他们便把兴办近代教育放到无可争辩的重要位置。在新学制的实施中，许多儒学家被从学校中清除出去，这为实现日本未来人才从封建性的政治道德教化，向近代型的文化与知识技术的转变，开通了道路。
日本政府大量地招聘欧美专家来日担任各级学校的教师，并积极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即是明治文化运动的两大项目，以次打通与世界近代文化的渠道。欧美近代思想文化——先是英国功利主义，再之以法国的自由民权学说，继之以美国的实用精神，直至德国的国家主义，一时之间，提倡欧美新文化，抨击儒学中心主义的著作与译本大盛，冲击着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构成了明治近代文化运动的主流。
明治近代文化运动中持续不断的批判儒学的本质，在于促使日本人从中国文化长期的卵翼之下挣脱出来。这对于积淀在日本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对于推动日本人的观念的变革，起了催化作用。
三、儒学的复苏
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作为明治维新的一部分，最早是由在倒幕中获胜的维新政府，借用天皇制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得以发展起来的。
在天皇制政体下的近代化，其根本着眼点在于皇权与皇国，而不是在于国民。在欧美近代民主型国家中的“天赋人权”的意识，在维新中的日本，也只能是“天赋国权”，然后才是“国赋人权”。
天皇制政体的真实利益，在本质上是与儒学主义和国粹主义一致的。因此，在日本国民中，必须进行忠诚教育和本位文化教育，以造成对天皇制政体绝对信仰、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国民意识，而曾在江户时代充作官方哲学的正统儒学，是国粹主义实现自身目标的最理想的思想力量。
于是，曾经由天皇制支持的近代文化运动，便演变成天皇制政体在“不合国情”的旗帜下，与近代文化相抗衡，使儒学在危机中复苏了。
1890年，明治天皇颁发了《教育敕语》。这一份被称为“教育圣旨”的文告，是一个在近代文化中以儒学为手段来实施国家主义的极端纲领。它不仅仅标志着天皇制政体从维新的总方向上的退缩，而且意味着向已经获得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的严重挑战。日本各地便纷纷恢复“祭孔”，各学校先后设立“修身学科”。由此开始的日本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教育，便被纳入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轨道，成为以后日本一系列军国主义人物的摇篮。
四、新儒学的形成及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复苏的儒学，与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日本的“新儒学”就赋有了鲜明的近代化色彩。
在日本儒学复苏思潮中最有力量的成员，则是从西洋归来的国家主义信徒，他们是20世纪日本新儒学的实际创始人。井上哲次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立足与儒学，用道德论去衍化西洋近代文化，又回归于儒学”，这便是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新儒学”的最基本的特征。
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迎来了“大正民主时期”，被压抑着的欧洲诸种近代思想，又一次冲击日本社会。这一次，哲学界狂热地宣扬新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也公开讲演，《资本论》甚至被搬上了日本的舞台。此种思想文化发展的势态，打击了明治中期以来复苏的儒学主义。于是，儒学家结集自己的力量，以求抗击之策。
1918年，“斯文会”成立。这是由倡导“尊孔”、“修身”的若干社团合并而成的。
斯文会是20世纪10年代末在日本形成的最大的反近代文化的儒家集团，此种由儒学家组成的联盟，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动上具有很大的尖锐性——即开始与日本各超国家主义极端派别结合在一起，向军国主义发展。
自大正中期以來，为对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一大批政客、浪人、学者与军人，在“反赤化”的旗帜下，结成极右翼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强调以大和民族作为全部历史与生活的中心调节者，强调天皇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正是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核心。
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儒学从与国粹主义合流起，直到公开充作军国主义行动的精神支柱，表明了它主体上作为天皇制政体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都始终作为反民主反进步的思想力量而存在。可以这样说，日本儒学在近代化中的复苏和发达，是日本自明治变革以来，始终未能建成近代新民主国家的重要的根由，不仅如此，相反，却架起了在上个世纪前期日本通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刘岳兵，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
[2]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思想研究（1868-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
[3]陈秀武，儒学在近代日本，《读书》，2005年
关键词：日本；儒学；近代；发展
日本作为亚洲东部的岛国，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与中国一样面临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危险，然而自1868年进入明治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它成为了亚洲头等的军事大国。二战后的日本受到沉重打击，面临亡国之险，然而经40年左右的发展，却又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关于日本之路的经验，不少学者提出了儒学对日本成功的推助之功，他们认为，“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讲，日本运用儒学并改造了它，使他走向了成功。”因此，了解日本儒学及其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了解日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一、幕府时期的儒学
古代日本是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内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型态的国家。它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又无计量地吸收汉字文化，并力求通过“变异”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多元的中国文化形态中，儒学文化却日益成为日本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即哲学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重要支柱。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中，受到民族心态的浸润而趋向日本化，它在表现形式与内涵精神方面，都更能体现日本社会各集团、各阶层的需要，更能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表现为一种更加直观的政治伦理学形态。
17世纪初期，江户德川幕府建立。幕府将军有意和积极地发展儒学学派。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以藤原惺窝（1561—1615）和林罗山（1583—1657）开创的正统儒学，占领了统治地位。
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使儒学摆脱了佛教的羁绊，但同时却又把儒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由此而造成了日本儒学独特的发展道路。
19世纪中期，有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的一连串
失败，以及欧美舰队的步步进逼，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便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兴国理论。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本身一样，早已不足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了。对日本来说，它是继续在中国文明的卵翼之下生存呢，抑或是摆脱此种文明的羁绊而与近代欧美为伍呢？这样，联结着日本未来的道路，儒学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近代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儒学的危机
日本明治维新是改造旧体制秩序，推进国家近代化的运动。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一致，或者说，作为这两种变革的先导，维新之初，朝野许多人士提出了“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口号，追求新知识、新文化成为时代的趋势。日本人于西洋文化，尽可能忠实地学习，快速地传布，拼命地努力，以求缩小自己与欧美的现实性差距，于是，便形成了日本的近代文化运动。
维新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要用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和科学思想，涤除儒学对国民精神的禁锢，创造与近代化相一致的国民精神。因此，维新之初，他们便把兴办近代教育放到无可争辩的重要位置。在新学制的实施中，许多儒学家被从学校中清除出去，这为实现日本未来人才从封建性的政治道德教化，向近代型的文化与知识技术的转变，开通了道路。
日本政府大量地招聘欧美专家来日担任各级学校的教师，并积极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即是明治文化运动的两大项目，以次打通与世界近代文化的渠道。欧美近代思想文化——先是英国功利主义，再之以法国的自由民权学说，继之以美国的实用精神，直至德国的国家主义，一时之间，提倡欧美新文化，抨击儒学中心主义的著作与译本大盛，冲击着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构成了明治近代文化运动的主流。
明治近代文化运动中持续不断的批判儒学的本质，在于促使日本人从中国文化长期的卵翼之下挣脱出来。这对于积淀在日本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对于推动日本人的观念的变革，起了催化作用。
三、儒学的复苏
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作为明治维新的一部分，最早是由在倒幕中获胜的维新政府，借用天皇制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得以发展起来的。
在天皇制政体下的近代化，其根本着眼点在于皇权与皇国，而不是在于国民。在欧美近代民主型国家中的“天赋人权”的意识，在维新中的日本，也只能是“天赋国权”，然后才是“国赋人权”。
天皇制政体的真实利益，在本质上是与儒学主义和国粹主义一致的。因此，在日本国民中，必须进行忠诚教育和本位文化教育，以造成对天皇制政体绝对信仰、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国民意识，而曾在江户时代充作官方哲学的正统儒学，是国粹主义实现自身目标的最理想的思想力量。
于是，曾经由天皇制支持的近代文化运动，便演变成天皇制政体在“不合国情”的旗帜下，与近代文化相抗衡，使儒学在危机中复苏了。
1890年，明治天皇颁发了《教育敕语》。这一份被称为“教育圣旨”的文告，是一个在近代文化中以儒学为手段来实施国家主义的极端纲领。它不仅仅标志着天皇制政体从维新的总方向上的退缩，而且意味着向已经获得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的严重挑战。日本各地便纷纷恢复“祭孔”，各学校先后设立“修身学科”。由此开始的日本其后半个多世纪的教育，便被纳入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轨道，成为以后日本一系列军国主义人物的摇篮。
四、新儒学的形成及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复苏的儒学，与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日本的“新儒学”就赋有了鲜明的近代化色彩。
在日本儒学复苏思潮中最有力量的成员，则是从西洋归来的国家主义信徒，他们是20世纪日本新儒学的实际创始人。井上哲次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立足与儒学，用道德论去衍化西洋近代文化，又回归于儒学”，这便是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新儒学”的最基本的特征。
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迎来了“大正民主时期”，被压抑着的欧洲诸种近代思想，又一次冲击日本社会。这一次，哲学界狂热地宣扬新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也公开讲演，《资本论》甚至被搬上了日本的舞台。此种思想文化发展的势态，打击了明治中期以来复苏的儒学主义。于是，儒学家结集自己的力量，以求抗击之策。
1918年，“斯文会”成立。这是由倡导“尊孔”、“修身”的若干社团合并而成的。
斯文会是20世纪10年代末在日本形成的最大的反近代文化的儒家集团，此种由儒学家组成的联盟，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动上具有很大的尖锐性——即开始与日本各超国家主义极端派别结合在一起，向军国主义发展。
自大正中期以來，为对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一大批政客、浪人、学者与军人，在“反赤化”的旗帜下，结成极右翼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强调以大和民族作为全部历史与生活的中心调节者，强调天皇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正是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核心。
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儒学从与国粹主义合流起，直到公开充作军国主义行动的精神支柱，表明了它主体上作为天皇制政体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都始终作为反民主反进步的思想力量而存在。可以这样说，日本儒学在近代化中的复苏和发达，是日本自明治变革以来，始终未能建成近代新民主国家的重要的根由，不仅如此，相反，却架起了在上个世纪前期日本通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刘岳兵，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
[2]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思想研究（1868-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
[3]陈秀武，儒学在近代日本，《读书》，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