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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朝代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外流，都会在都城实施 “计划经济”，为官员分房、建房，甚至可能惠及普通人，一旦社会政局稳定下来，人口激增，必然会导致房子的流动和涨价。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尽了古人实现居住理想的艰辛。“寒士”是穷苦的读书人，但是有钱读书，在古代就还不算太穷。“寒士”可能是一个住房的分界线，相当于今天城市中的刚需，甚至需要向亲戚朋友们借首付款的那种。在这个阶层之上的，读书做官发财，或者是乡间的大地主，拥有的住房才叫“建筑”。在这个阶层之下的，是处境艰难、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他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大多数时期要依附于地主，即使条件好的，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也是连茅屋都不如的泥房子。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式建筑”的时候，所谈的大都是“寒士”阶层之上的房产。
传统民居的精髓
在地形、地质和气候都不适宜于穴居的地方，我们智慧的祖先很早就利用天然材料——主要是木料、土与石，稍微加工制作，构建了最早的房屋。这种结构的基本原则，最迟在公元前1400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直到今天还沿用着。《诗经》和《易经》都提到过这种房子，它们主要起遮风避雨的作用。
规矩：四合院中的“政治”
在历史中，一国的居住传统，最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建筑也是和中国大家族的生活完美结合的。最近这些年，随着《大宅门》《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让北京的四合院和山西的大院，不但成为公众熟悉的建筑样式，并让人对其中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深感兴趣。以四合院为例，这种建筑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家庭内部的权力与组织形式。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的结构。这种院为中心，四周环以房屋组合而成的中国北方民居，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即是其典型的代表：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节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
北京四合院还有因规模大小，等级高低的差别而形成的多种类型。以坐北朝南院落为例，常见的有：一进院落（基本型）、二进院落、三进院落、四进及四进以上院落（纵向复合型）。一进院落又称基本型院落，这是一种由四面或三面房子围合组成的四合院或三合院落、主院带花园院落。二进院落是在一进院落的基础上，沿纵向扩展而形成的，通常是在东西厢房的南山墙之间加隔墙，将院落划分为内外两重，隔墙合拢处设三门，以供出入，二进院落属小型四合院。三进院落是在二进院落的基础上再向纵深发展而形成的。一般是在正房的后面加一后罩房与正房之间形成狭窄的后院，后院与中院之间通过正房东西耳房尽端的通道来沟通，居住者可以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后院。这种在正房后加一排后罩房的布局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三进院布局，被人们称为“典型”的或“标准”的四合院。四进院落一般做法是在三进院的后面加一排后罩房。
这种空间布局，处处体现着一些“规矩”。一方面，是“风水”的考虑，比如，西南方向最不祥，一般就把厕所设置在那儿。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小政治”，体现着大家族的尊卑与权力。标准四合院里，除了最基本的东南西北四面房子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标志性建筑，影壁，也叫照壁。影壁既可以盖在院里边，也可以盖在院外边，但必须要遵循一个原则——正对院门，为的就是遮挡院子里外杂乱的景物，免得一进一出看见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坏了心情；其次，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挡住邪气，避免不干净的东西进了自己家。这影壁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过去老北京人喜欢串门，但有一个不成规矩的规矩，就是在进入人家的屋门前，在影壁前问上一声“家里有人吗”？或咳嗽一声，以示有人来了，既给主人一个提示，也是对主人的一种礼貌。
另外，大家熟悉的一句俗语，“大家闺秀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和四合院这种建筑格局有关。“大门”指的是院门，而这“二门”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标准四合院里另一个必备的建筑物——二道门。 它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内外有别，是拿这门当界限的。在四合院里，跟正房相对应的叫“倒座房”，人们认为这个位置不吉利，大多数都被当成下人的宿舍，又叫外院。这二道门说白了就是主仆之间的界限，所以对于古时候的女性来说，这扇门再往外的地方就不能去了，迎个客人送个朋友，走到这儿就得止步了，这就是规矩。
除了男女之别，四合院中还体现着阶级差别。在正房后面还有一排房子，这就是后罩房。一般拥有后罩房的院子起码是三进院，因为当年这种院子都是有身份的人如贵族、王公大臣才有资格住。但话说到这，这后罩房住的到底是谁呢？是仆人。早年间，一些大户人家，给下人安排宿舍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两个地方，一个是和正房相对应的倒座房，另一处就是在正房后边的一进院，就是后罩房。
四合院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秩序感，概括出来，就是长幼、尊卑、男女，都要区别对待。“正房”“偏房”，在大家庭中地位差别很大。这种秩序，在别的大院中也是普遍存在。从正面来看，它有利于一个大家庭的稳定，但是，如果以今人的眼光观之，秩序中所体现的不平等，有时会是罪恶的象征。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反映的民国时期五房姨太太争风吃醋的悲剧，她们的居住方式就体现了其在家庭内部地位的分别。
古代城市：住房一直是一个难题
四合院是一个家族的聚居之所，而城市则是庞大人口的聚集地。《清明上河图》很直观地展现了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的城市面貌，热闹的市场，普遍的两层楼房。在宋朝，既有朝廷提供的公租房，也有为租房提供服务的中介。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代表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
其实，每一个朝代在开始的时候，皇帝都会重视住房问题。改朝换代后，肯定不会让跟着自己打江山的兄弟吃亏的。李自成推翻明朝，官兵们大吃大喝庆祝，而清军入关打过来，又再次占据北京。满族统治者把汉人赶到外城，对内城的房子进行再分配，让旗人住在宫城周围，方便保卫内城。
皇帝中，也有像朱元璋这样的异类。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后，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官员们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向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的，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即使在封建社会，市场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每个朝代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外流，在都城实施一定的“计划经济”，为官员分房、建房，甚至适当惠及普通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和平稳定下来，人口激增，必然会导致房子的流动和涨价。
即便是在繁华的唐贞观时代，农民的收入也仅够生活费用。当时，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每家五口算，家庭成员每天食量“少壮相约，人食米二升”，或月食粟一石，全家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十五石左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仅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家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唐朝后期，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小农土地，形成“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之势（《旧唐书·懿宗本纪》）。广大农民家庭几无可耕之田，只好沦为地主的佃户遭受盘剥，其家庭经济随时会达到崩溃边缘。穷人哪来的房子？从古到今，文献中很少记载过穷人有房子住。穷人住的都是地主的房子。就是茅草房所有权也归地主所有，甚至农民自己也是依附于地主的存在。
回到开头杜甫所提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让大多数人有房子住，只有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中才能够实现。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新型生产力推动的大量人口聚集，让住房成为集中而迫切的需求。以中国的实践来看，尽管现在很多人抱怨房价上涨过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拥有了住房，而且住得也越来越好，这也确是事实。
（本文参考资料：梁思成《建筑文萃》）
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尽了古人实现居住理想的艰辛。“寒士”是穷苦的读书人，但是有钱读书，在古代就还不算太穷。“寒士”可能是一个住房的分界线，相当于今天城市中的刚需，甚至需要向亲戚朋友们借首付款的那种。在这个阶层之上的，读书做官发财，或者是乡间的大地主，拥有的住房才叫“建筑”。在这个阶层之下的，是处境艰难、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他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大多数时期要依附于地主，即使条件好的，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也是连茅屋都不如的泥房子。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式建筑”的时候，所谈的大都是“寒士”阶层之上的房产。
传统民居的精髓
在地形、地质和气候都不适宜于穴居的地方，我们智慧的祖先很早就利用天然材料——主要是木料、土与石，稍微加工制作，构建了最早的房屋。这种结构的基本原则，最迟在公元前1400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直到今天还沿用着。《诗经》和《易经》都提到过这种房子，它们主要起遮风避雨的作用。
规矩：四合院中的“政治”
在历史中，一国的居住传统，最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建筑也是和中国大家族的生活完美结合的。最近这些年，随着《大宅门》《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让北京的四合院和山西的大院，不但成为公众熟悉的建筑样式，并让人对其中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深感兴趣。以四合院为例，这种建筑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家庭内部的权力与组织形式。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的结构。这种院为中心，四周环以房屋组合而成的中国北方民居，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即是其典型的代表：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节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
北京四合院还有因规模大小，等级高低的差别而形成的多种类型。以坐北朝南院落为例，常见的有：一进院落（基本型）、二进院落、三进院落、四进及四进以上院落（纵向复合型）。一进院落又称基本型院落，这是一种由四面或三面房子围合组成的四合院或三合院落、主院带花园院落。二进院落是在一进院落的基础上，沿纵向扩展而形成的，通常是在东西厢房的南山墙之间加隔墙，将院落划分为内外两重，隔墙合拢处设三门，以供出入，二进院落属小型四合院。三进院落是在二进院落的基础上再向纵深发展而形成的。一般是在正房的后面加一后罩房与正房之间形成狭窄的后院，后院与中院之间通过正房东西耳房尽端的通道来沟通，居住者可以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后院。这种在正房后加一排后罩房的布局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三进院布局，被人们称为“典型”的或“标准”的四合院。四进院落一般做法是在三进院的后面加一排后罩房。
这种空间布局，处处体现着一些“规矩”。一方面，是“风水”的考虑，比如，西南方向最不祥，一般就把厕所设置在那儿。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小政治”，体现着大家族的尊卑与权力。标准四合院里，除了最基本的东南西北四面房子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标志性建筑，影壁，也叫照壁。影壁既可以盖在院里边，也可以盖在院外边，但必须要遵循一个原则——正对院门，为的就是遮挡院子里外杂乱的景物，免得一进一出看见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坏了心情；其次，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挡住邪气，避免不干净的东西进了自己家。这影壁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过去老北京人喜欢串门，但有一个不成规矩的规矩，就是在进入人家的屋门前，在影壁前问上一声“家里有人吗”？或咳嗽一声，以示有人来了，既给主人一个提示，也是对主人的一种礼貌。
另外，大家熟悉的一句俗语，“大家闺秀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和四合院这种建筑格局有关。“大门”指的是院门，而这“二门”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标准四合院里另一个必备的建筑物——二道门。 它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内外有别，是拿这门当界限的。在四合院里，跟正房相对应的叫“倒座房”，人们认为这个位置不吉利，大多数都被当成下人的宿舍，又叫外院。这二道门说白了就是主仆之间的界限，所以对于古时候的女性来说，这扇门再往外的地方就不能去了，迎个客人送个朋友，走到这儿就得止步了，这就是规矩。
除了男女之别，四合院中还体现着阶级差别。在正房后面还有一排房子，这就是后罩房。一般拥有后罩房的院子起码是三进院，因为当年这种院子都是有身份的人如贵族、王公大臣才有资格住。但话说到这，这后罩房住的到底是谁呢？是仆人。早年间，一些大户人家，给下人安排宿舍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两个地方，一个是和正房相对应的倒座房，另一处就是在正房后边的一进院，就是后罩房。
四合院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秩序感，概括出来，就是长幼、尊卑、男女，都要区别对待。“正房”“偏房”，在大家庭中地位差别很大。这种秩序，在别的大院中也是普遍存在。从正面来看，它有利于一个大家庭的稳定，但是，如果以今人的眼光观之，秩序中所体现的不平等，有时会是罪恶的象征。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反映的民国时期五房姨太太争风吃醋的悲剧，她们的居住方式就体现了其在家庭内部地位的分别。
古代城市：住房一直是一个难题
四合院是一个家族的聚居之所，而城市则是庞大人口的聚集地。《清明上河图》很直观地展现了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的城市面貌，热闹的市场，普遍的两层楼房。在宋朝，既有朝廷提供的公租房，也有为租房提供服务的中介。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代表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
其实，每一个朝代在开始的时候，皇帝都会重视住房问题。改朝换代后，肯定不会让跟着自己打江山的兄弟吃亏的。李自成推翻明朝，官兵们大吃大喝庆祝，而清军入关打过来，又再次占据北京。满族统治者把汉人赶到外城，对内城的房子进行再分配，让旗人住在宫城周围，方便保卫内城。
皇帝中，也有像朱元璋这样的异类。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后，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官员们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向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
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的，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
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很快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即使在封建社会，市场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每个朝代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外流，在都城实施一定的“计划经济”，为官员分房、建房，甚至适当惠及普通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和平稳定下来，人口激增，必然会导致房子的流动和涨价。
即便是在繁华的唐贞观时代，农民的收入也仅够生活费用。当时，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每家五口算，家庭成员每天食量“少壮相约，人食米二升”，或月食粟一石，全家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十五石左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仅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家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唐朝后期，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小农土地，形成“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之势（《旧唐书·懿宗本纪》）。广大农民家庭几无可耕之田，只好沦为地主的佃户遭受盘剥，其家庭经济随时会达到崩溃边缘。穷人哪来的房子？从古到今，文献中很少记载过穷人有房子住。穷人住的都是地主的房子。就是茅草房所有权也归地主所有，甚至农民自己也是依附于地主的存在。
回到开头杜甫所提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让大多数人有房子住，只有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中才能够实现。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新型生产力推动的大量人口聚集，让住房成为集中而迫切的需求。以中国的实践来看，尽管现在很多人抱怨房价上涨过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拥有了住房，而且住得也越来越好，这也确是事实。
（本文参考资料：梁思成《建筑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