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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经济增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受此困扰。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迁移、集聚和人口相应再流动的过程，势必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增长极，并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中国人口的更大优势还在于劳动力的勤劳禀赋。
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担忧。所谓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当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口）增长率时，人口红利的拐点便可以确认了。那么，这个拐点的到来是否真的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呢？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
“人口红利期”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以及人力投资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到达峰值后，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温和的下降过程，即拐点将是一个圆弧顶。即便到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会增加近1900万人（图1）。
不过，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短缺现象，似乎与人口红利将尽的担忧非常吻合。若仔细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2000-2010年中国25-34岁的人口净减少近4680万，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图2）。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也符合多数招工对年龄的要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45岁的劳动力，则严重供过于求。
在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却依然承袭过去的招工标准来招聘劳动力，自然加剧了25-34岁年龄段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如果能够参照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理念，放宽用工的适龄范围，民工荒或许就不会频频出现。
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供需比为1:0.9，明显是供大于求。
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减慢，也促使短期劳动力供给紧张。但农村劳动力的潜在供给能力还是很强，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1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2.659亿，这显然还是太多了（美国只有200万左右）。故未来10年，其中至少有1亿人可以转移到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此外，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为6.566亿，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就业人口为4.05亿，则农村尚有2.52亿人口无就业，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8%，这一比重显然也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转为劳动就业人口。
再看整个中国，尽管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规模达10.02亿，但总就业人口也只有7.64亿（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除去目前在读的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0.759亿人口，尚有1.62亿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就业。2010年末，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为0.587亿，假如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又可以释放出很多劳动力。
因此，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受到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扰。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能够进一步增加，则劳动力的现实供给能力还能够大大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可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说明人口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人口的流动性则反映人口活动助推经济增长的现实能力。人口的流动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来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观印度，虽然国民的平均年龄还非常年轻，预示着未来可以长期享用人口红利，但其人口流动性却不大，也就是人口潜在优势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人口的良好流动性，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等新增的总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过程中，新移民的到来，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的新移民，大约可以带动该城市增加投资10万元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水平仅51.3%，应该还有近20年的增长，才会使得城市化程度达到相对均衡水平。此外，中国目前人口的分布还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人口为大城市）占中国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远低于全球72%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会非常活跃。
以日本为例，东京经济圈由东京都和周边的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人口367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8%，其GDP占日本全国的30%左右。东京人口迁移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周期。第一个周期自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大约持续了20年。这一时期是东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期，一直表现为人口净迁入，大致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达到最大值。 第二个周期是70年代末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结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如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GDP仅为全国的4%左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度更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远未结束。未来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有两个，一是中西部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二是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因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之后，如今各省各市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将逐步优胜劣汰。若干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迁移、集聚和人口相应再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增长极，并推动经济增长。如过去10年中，东部地区在全国的人口占比上升了2.41个百分点，其中广东人口在全国的比重提升了近1个百分点，这与珠江三角洲的GDP总额领先全国是一致的。而中西部和东北的人口占比均出现下降。从未来10年看，以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主体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将会较快。同时，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人口增幅也将超过上一个10年。
勤劳也是一种人口红利
2000-2010年，中国14岁及以下人口减少了约1500万，而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约500万，尽管老龄化程度提高很快，但目前儿童比老人还是多4485万，而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00年初老年人口就超过儿童人口了。因此，估计中国之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的相对优势依然可以维持15年以上。即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临近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对人口红利”的优势。
中国人口的更大优势还在于劳动力的勤劳度。比如截至2010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为74%，远高于53%的世界平均水平，在金砖四国中也最高。巴西的这一数字为64%，俄罗斯为69%，而印度只有35%。从周工作时间看，据有关统计，中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约为40小时，而欧洲国家则平均只有37个小时。或许是这种勤劳的秉性，是因为人多地少、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过少，才让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比较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四个制造业大国特点，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51亩和0.49亩，但劳动者都十分勤劳，德国人更是在欧洲各国中最勤劳的。而中、日、韩三国则都是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都有悠久的勤俭敬业的传统。在这三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居民储蓄率都名列全球前几名。因为只有低消费、高储蓄，才能保证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张，并带动出口增长。如今，中国、日本和德国分列全球GDP排名的第2、3、4位，出口总额的排名也在全球前4的位置（附表）。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薪酬有了明显上升，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讲到：“越南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现在每个月大概是1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我国东部沿海大概在2500元到3000元。” 因此，中国部分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等，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看来难以避免。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仍然具有优势：工业基础雄厚，产品的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在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等行业具有较强的优势竞争力。因此，产业配套程度和规模经济特性决定了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向国外转移的可能性不大，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总体薪酬水平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相比，还是非常有竞争力。随着劳动力薪酬水平的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下降，中国制造业在内需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下，必然会不断提升产业升级的水平。
当然，在看到人口红利拐点对中国今后10年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如《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其中“城市”为0.8821，“镇”为1.1534，“乡村”为1.43755，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水平。据估算，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三倍，尽管2020年前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不明显，但2020年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故在中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早调整，做到未雨绸缪。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率水平的上升，即便城市允许生二胎，也未必会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因为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在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导致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总人口减少。为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采取了鼓励生育政策。就中国而言，尽管目前或今后10年仍面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人口涌入的压力，但这并不影响生育政策的放宽。
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担忧。所谓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当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口）增长率时，人口红利的拐点便可以确认了。那么，这个拐点的到来是否真的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呢？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
“人口红利期”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以及人力投资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到达峰值后，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温和的下降过程，即拐点将是一个圆弧顶。即便到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会增加近1900万人（图1）。
不过，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短缺现象，似乎与人口红利将尽的担忧非常吻合。若仔细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2000-2010年中国25-34岁的人口净减少近4680万，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图2）。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也符合多数招工对年龄的要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45岁的劳动力，则严重供过于求。
在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却依然承袭过去的招工标准来招聘劳动力，自然加剧了25-34岁年龄段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如果能够参照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理念，放宽用工的适龄范围，民工荒或许就不会频频出现。
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供需比为1:0.9，明显是供大于求。
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减慢，也促使短期劳动力供给紧张。但农村劳动力的潜在供给能力还是很强，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1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2.659亿，这显然还是太多了（美国只有200万左右）。故未来10年，其中至少有1亿人可以转移到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此外，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为6.566亿，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就业人口为4.05亿，则农村尚有2.52亿人口无就业，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8%，这一比重显然也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转为劳动就业人口。
再看整个中国，尽管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规模达10.02亿，但总就业人口也只有7.64亿（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除去目前在读的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0.759亿人口，尚有1.62亿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就业。2010年末，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为0.587亿，假如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又可以释放出很多劳动力。
因此，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受到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扰。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能够进一步增加，则劳动力的现实供给能力还能够大大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可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说明人口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人口的流动性则反映人口活动助推经济增长的现实能力。人口的流动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来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观印度，虽然国民的平均年龄还非常年轻，预示着未来可以长期享用人口红利，但其人口流动性却不大，也就是人口潜在优势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人口的良好流动性，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等新增的总里程，高居全球第一。此外，城市化过程中，新移民的到来，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有人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的新移民，大约可以带动该城市增加投资10万元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水平仅51.3%，应该还有近20年的增长，才会使得城市化程度达到相对均衡水平。此外，中国目前人口的分布还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人口为大城市）占中国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远低于全球72%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会非常活跃。
以日本为例，东京经济圈由东京都和周边的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组成，人口367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8%，其GDP占日本全国的30%左右。东京人口迁移变动主要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周期。第一个周期自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大约持续了20年。这一时期是东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期，一直表现为人口净迁入，大致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先后达到最大值。 第二个周期是70年代末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结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如上海常住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GDP仅为全国的4%左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度更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远未结束。未来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有两个，一是中西部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二是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因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之后，如今各省各市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将逐步优胜劣汰。若干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迁移、集聚和人口相应再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产生新的投资和新的增长极，并推动经济增长。如过去10年中，东部地区在全国的人口占比上升了2.41个百分点，其中广东人口在全国的比重提升了近1个百分点，这与珠江三角洲的GDP总额领先全国是一致的。而中西部和东北的人口占比均出现下降。从未来10年看，以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主体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将会较快。同时，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人口增幅也将超过上一个10年。
勤劳也是一种人口红利
2000-2010年，中国14岁及以下人口减少了约1500万，而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约500万，尽管老龄化程度提高很快，但目前儿童比老人还是多4485万，而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00年初老年人口就超过儿童人口了。因此，估计中国之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的相对优势依然可以维持15年以上。即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临近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对人口红利”的优势。
中国人口的更大优势还在于劳动力的勤劳度。比如截至2010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为74%，远高于53%的世界平均水平，在金砖四国中也最高。巴西的这一数字为64%，俄罗斯为69%，而印度只有35%。从周工作时间看，据有关统计，中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约为40小时，而欧洲国家则平均只有37个小时。或许是这种勤劳的秉性，是因为人多地少、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过少，才让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比较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四个制造业大国特点，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51亩和0.49亩，但劳动者都十分勤劳，德国人更是在欧洲各国中最勤劳的。而中、日、韩三国则都是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都有悠久的勤俭敬业的传统。在这三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居民储蓄率都名列全球前几名。因为只有低消费、高储蓄，才能保证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张，并带动出口增长。如今，中国、日本和德国分列全球GDP排名的第2、3、4位，出口总额的排名也在全球前4的位置（附表）。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薪酬有了明显上升，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讲到：“越南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现在每个月大概是1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我国东部沿海大概在2500元到3000元。” 因此，中国部分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等，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看来难以避免。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仍然具有优势：工业基础雄厚，产品的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在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等行业具有较强的优势竞争力。因此，产业配套程度和规模经济特性决定了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向国外转移的可能性不大，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总体薪酬水平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相比，还是非常有竞争力。随着劳动力薪酬水平的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下降，中国制造业在内需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下，必然会不断提升产业升级的水平。
当然，在看到人口红利拐点对中国今后10年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如《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其中“城市”为0.8821，“镇”为1.1534，“乡村”为1.43755，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水平。据估算，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三倍，尽管2020年前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不明显，但2020年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故在中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早调整，做到未雨绸缪。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率水平的上升，即便城市允许生二胎，也未必会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因为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在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导致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总人口减少。为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采取了鼓励生育政策。就中国而言，尽管目前或今后10年仍面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人口涌入的压力，但这并不影响生育政策的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