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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朝鲜王朝实录》，朝鲜时代初期（1392—1493）科举存在重经学还是重词章的争论，最终经学派占上风。此外，朝鲜对于经学的重视在官员课试、宗亲试中也均有体现。对经学考试应该以笔答还是口述的方式解释经书、考生或文官应研习一部还是多部儒学经典，皆有争论。但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实质上都促进了经学在朝鲜的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朝鲜王朝 科举 经学
朝鲜半岛在朝鲜王朝（1392—1910）以前也有关于经学传授与经学考试的历史记录，但朱子理学传入朝鲜后，经学在政治统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真正稳固，科举更加重视对经义的考察。本文拟从《朝鲜王朝实录》辑录史料，通过描述朝鲜执政者对经学考察的重视、如何考察经学以及如何规避科举考试中的问题，呈现朝鲜科举制度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和细节。
一、经学在科举考试及官员课试中的重要性
朝鲜同高丽一样，文治倾向严重，因此文科更受重视，难度和复杂程度远超武科和杂科；但与高丽时期不同的是，经学代替词章成为文武科等各种考试的重点考察内容。
《朝鲜文宗实录》卷六记载：“今辛未年文科会试，中场赋、表，终场策问，为先试之，取一百人，抽出三经中一经及四书中一书，亲讲；经七书中自愿一书，四书、五经、《通鉴》中自愿一书。”a可以看出经学在文科考试中的重要性。作为科举边缘的杂科，同样重视对经学的考察，如世祖十四年（1432）乐科的考试：“礼曹据掌乐署呈启：‘今年乐科，请于《四书》《五经》中从自愿试一书。’从之。”b
除科举考试系统之外，文臣殿讲、宗亲试皆以经学为考纲：“堂下官文臣殿讲……试官洪应来启曰：‘文臣多不可聚一处讲之。请分三所，四书中二书、五经中一经抽签以讲，其中格者殿讲。’从之。”c文臣殿讲是朝鲜国王为劝奖文臣研习经书而设立的一种考试名目，考试优秀者给予加资或其他奖励。部分考试还会给予文臣加官晋升特典，比如重试、文臣庭试等。再如世宗二十五年（1443），“传旨宗簿寺：赴宗学，宗亲内通《小学》、四书、一继（经）者，年满四十则放学；通《小学》、四书、二经、《少微通鉴》者，不拘年限放学。其放学者，每年每一月一度会讲；三不通者，依已成格例拟罚”d。宗亲除了要通过考核之外，为应付会讲，还需对经书反复温习。可见，朝鲜同样重视宗亲的经学学习。
由此可见，宗亲、官员、考生等都需要对经学融会贯通，正所谓：“三代而下，设科取士，以开贤路，人才俊杰，恒由科目，其取士之道，务得明经行修者尔。”e
二、科举中经学受重视的原因及其表现
朝鲜科举考试对经学的重视与宋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和丽末鲜初对朱子理学的接受有关。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将重经义、轻词章的理念付诸实践，“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f。熙宁变法被众多人诟病，但经学地位却并未被过多动摇，因而到了南宋的又一次经义与词章之争——绍兴和议，依然能看到大臣们上书：“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g。
朱熹（1130—1200）作为理学流派重要人物，对于上文所述科举中的诗赋取士，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h朱熹以经义为“本”，坚持“明人伦”的教育宗旨，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中心内容。当时“《易》《诗》《书》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礼仪》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又使治经者各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矣”i，而此举“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j。理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新高峰，是致使经学成为科举制度、教育系统主干的最大原因。
理学传到朝鲜半岛，引起朝鲜科举对于词章与经学争论的风波。13世纪末，高丽安珦随忠宣王去燕京时，抄录了朱子著作带回高丽，于是元朝时兴的朱子学引进朝鲜半岛，被高丽文臣贵族奉为官学，旧贵族们推崇的以佛经和词章为中心的汉唐儒学也由此被取代。科举考试对经义与词章的态度，也与朱子的态度一致：“且词章，儒者末技，无补于治化也”！ 1。
于是朝鲜王朝建立之初，科举考试呈现出以词章为中心向以经学为中心转变的基本倾向：以经学为考试科目的生员试比以词章为考试科目的国子监试（进士试）更受重视，造成大约六十余年没有进士试；文科考试实行“初场讲经”制，在首场考试中讲经不合格者就会失去进入第二场考试的资格。而对于考察经学的具体方式，执政者内部又出现一些争议。
三、科举中经学考察方式的争论
（一）讲经与疑义之争 李朝科举分为初试、复试、殿试，每次考试均分为初场、中场和终场，最为关键的当属初场，初场不合格便直接与后两场考试无缘。初场主要以讲经或疑义的方式考察经学：讲经即按口述方式讲解经书含义，分为背讲和临文考讲；疑义是四书疑和五经义的统称，指以笔答方式就某书内容做文章。
朝鲜时代初期，作为王朝开国功臣及改革主导人物的郑道传（1342—1398）倡导讲经，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奠定了讲经的重要地位；到太宗七年（1407），在重视词章的代表者权近（1352—1409）建议下废除讲经，改考四书疑、五经义；而太宗十七年（1417）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又重新恢复讲经，之后讲经也经历了多次废除与恢复；到世宗二十四年（1442）再次规定文科初场考试内容为背讲四书三经；直至成宗十六年（1485）在《经国大典》中才正式确立了初试初场考四书疑、五经义，复试初场考讲经的政策。
这两种考察方式各有利弊，由此引发了讲经与疑义之争。
重疑义之利在于，笔答方式能够培养出文辞华丽擅文章者，可为接待使臣或出使提供所需人才，毕竟“若非诗章，雖有礼义，将何以哉”！ 2，具有一定实用价值；而且使考生博览群书，“皆通五经，而心志宽广，优游博览，辞气增广”！ 3；此外疑义相对讲经考察耗时更少更便捷，不耽误农时。 重疑义之弊在于，对文词的关注增加，使经学知识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文采的重要性上升容易导致文词华丽而内容浮浅，“失于浮藻”！ 4；同时考生“徒慕虚名，不务实学”！ 5，对经学学习不足，无法培养出有识之士，出现“云会京都，然无一人融会经书，徒事絺章，以求侥幸”！ 6的局面。另外，出题往往选择其中重点部分考察，因此可能的试题是比较明显、可以猜测的，加之有人作出所谓标准答案传抄流行，致使众多考生死读范文、投机取巧，乃至“剽窃书之，靡然成风”！ 7。
讲经之利，一方面，使考生“颇勤学业”！ 8，有利于培养真正的经学人才；另一方面，使考生居馆有志于学，有利于学风建设。
重讲经弊在过于重视背诵能力，致使考生死记硬背，行文固滞，文气萎靡，“人材卑陋，风俗浇漓”！ 9，同时讲经也“不如制述之兴起斯文”@ 0；且考生与考官面对面，容易舞弊，有“对面行私之弊”@ 1。此外讲经难度更大，虽使名臣讲论，也无法尽通，这使得部分考生“惮于学问”@ 2，趋向武科，致使文科考生减少。另外不可不考虑的一点是讲经费时费力，使“四方之士乘驿络绎，邮民劳于奔走，奴隶困于往来”@ 3，容易耽误农时，而“一夫不耕，则十人饿”@ 4，因而影响民生。
讲经与疑义之争使各自利弊被放大，一些弥补措施也逐渐提出并采纳，一定程度上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通过“严禁抄集”@ 5来避免疑义考试导致的不务实学的倾向；在考生与考官之间设置屏障、派专人监督，解决讲经对面行私之弊等。
（二）一经与多经之争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应试者针对某一经书专门研习并以此应试的一种现象。中国有专经考试的传统，科举专经发端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到清乾隆年间作结。受中国科举专经的影响，在朝鲜初期，朝鲜群臣对于在科考中需三经皆通还是只专一经的问题争论不休。
提倡专经的群臣认为：“学，与博而不精，宁精而不博”@ 6。世宗十五年（1433），在给国王讲解经史时，讲至“人读书，得如汉儒亦好。汉儒各专一家，故看得极仔细”@ 7，得到世宗认可。在世祖二年（1456），侍讲官梁诚之提倡复行高丽九斋之法、汉时专门之学，要求举子专经讲习，集贤殿、三馆儒生皆从专经学风。可见臣子提议专经时，常以“中朝专经之学”为引。此外，经书繁多难通也是群臣提议专经的一个重要因素，“四书五经百家诸史，安得一样精熟？今学者欲遍习四书五经，其无所得明矣，必欲精熟贯穿，莫如专经之学”@ 8。四书五经皆通绝非易事，而科举考试要求儒生对四书五经都有涉猎，结果只是略得皮毛。从李植（1584—1647）晚年归纳的学习书目可见，科考所用经史之书远不止常考的“四书三经”七本书。况且学者对于四书三经的诵习也仅为了应试，“既得科第，则以《诗》《书》为筌蹄，不复温习”@ 9。即使儒生在赴试前通过四书五经斋的考核，但只知新识不温旧知，也是徒劳。
部分执政者反对专经，首先是认为在科举考试中试取一经过少。经义出题、答题容易导致重复，“抄集”现象出现，“无论是四书疑还是五经义，出题均取其要旨，因此可能的试题是极明显的，于是有人便做出标准答案传抄流行，考生从此无须通达四书五经，只将抄录的标准答案背得琅琅上口便可以了”# 0。更有甚者，在考场上直接照抄别人的答案应对疑义考试。可见试取一经过少，虽降低了考试难度，却使作弊之风日甚，易使侥幸之徒登科。再者专经可能导致某一经书成为“孤经”“绝学”。士子多趋易避难，成宗二十四年（1493）朝臣争论，要求考讲三经中《周易》，不通者不许赴试。主要因《易》经难通，儒生学《易》者少，恐《易》经废绝。正祖朝时规定，文科初场讲经中选考《易》经者分数加倍，却导致选考《春秋》人数大减，《春秋》义从五经义中被排除。可见，考生在政策引导下对于经书的选择决定了经书淘汰与否的命运。此外，只学一经容易禁锢考生思维。经书浩繁，专经导致儒生涉猎范围窄，不利于选拔博学人才。
朝鲜科举一直存在考查一经还是多经的争论，并一定程度上偏重于提倡专经，但并没有如中国一样彻底贯彻执行。中国士大夫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经书来应考；朝鲜与之不同，五经义通常只出一题，不能从五经中择一，多是一个固定的经义题目。如朝鲜后期生员试定型，五经义只考一问，考生由于不确定考查哪种经书，且一般情况下统治者要求考生必须通四书三经才有资格赴试，再加之讲经和疑义频繁更换，所以即使有自己擅长的经书，也会三经全部复习，以准备考试。朝鲜上层只是通过采取选择性仅考四书三经的措施，缩减经书数量，以回应求专经不求庞杂的提倡。他们多认为科考试取一经过少，所以提倡在儒生登科之后，再对某一经书进行钻研，并且认为老年文臣读书多旋读旋忘，鼓励年少聪敏文臣钻研一经；还在国学置九斋，对儒生精加考讲，以此来规避儒生读经书杂而不精的弊端。
总之，由于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朝鲜上层在词章与经学的争论战中，对于经学的偏重毋庸置疑。且朝鲜执政者结合本国的科举发展，衍生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经学考察体系。如上文所述朝鲜本国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以口述或笔答方式做文章，而自宋朝熙宁变法以后，中国几无口头对答的传统，往往树立各种写作名目；再者，中国也无选择性考四书三经的传统，这些都是朝鲜科举考试基于中国科举制度建构本国传统的变革与尝试。讨论朝鲜科举考试中经学的发展，还原朝鲜两班关于经学争论的历史事实，便于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待我国科举制度的衍生体系，体现我国儒学思想文化的包容特性。
a 《朝鮮文宗实录》卷六文宗元年（1451）二月八日。本文所引《朝鲜王朝实录》均出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探求堂1968年版。
b《朝鲜世祖实录》卷四六世祖十四年（1468）五月八日。
cl《朝鲜成宗实录》卷一三七成宗十三年（1482）一月三日，卷八四成宗八年（1477）九月二十八日。
deqs@ 1 @ 5《朝鲜世宗实录》卷一〇〇世宗二十五年（1443）六月十七日，卷八四世宗二十一（1439）一月十一日，卷四四世宗十一年（1429）五月二十八日，卷八四世宗二十一年（1439）一月十三日，卷五〇世宗十二年（1430）十月二十五日，卷五九世宗十五年（1433）二月九日。
f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〇八《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27页。
g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九《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34页。
h 《学校贡举私议》，见《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页。
i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34页。
j 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ko《朝鲜世宗实录》卷四九世宗十二年（1430）八月二十二日。
mn《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三太宗七年（1407）三月二十四日，卷三三太宗十七年（1417）一月十九日。
p！ 8 @ 9《朝鲜成宗实录》卷九一成宗九年（1478）四月十四日，卷五三成宗六年（1475）三月三日，卷一三七成宗十三年（1482）一月十七日。
t@ 2《朝鲜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1419）二月二十三日。
@ 3 x《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三太宗七年（1407）四月五日。
@ 6《朝鲜端宗实录》卷一端宗即位年（1452）六月二十一日。
@ 7 @ 8《朝鲜世宗实录》卷五九世宗十五年（1433）二月二日。
# 0 〔韩〕 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基金项目： 本课题受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0018007，指导教师：张景昆
作 者： 王利芝，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于泽熙：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张润：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朝鲜王朝 科举 经学
朝鲜半岛在朝鲜王朝（1392—1910）以前也有关于经学传授与经学考试的历史记录，但朱子理学传入朝鲜后，经学在政治统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真正稳固，科举更加重视对经义的考察。本文拟从《朝鲜王朝实录》辑录史料，通过描述朝鲜执政者对经学考察的重视、如何考察经学以及如何规避科举考试中的问题，呈现朝鲜科举制度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和细节。
一、经学在科举考试及官员课试中的重要性
朝鲜同高丽一样，文治倾向严重，因此文科更受重视，难度和复杂程度远超武科和杂科；但与高丽时期不同的是，经学代替词章成为文武科等各种考试的重点考察内容。
《朝鲜文宗实录》卷六记载：“今辛未年文科会试，中场赋、表，终场策问，为先试之，取一百人，抽出三经中一经及四书中一书，亲讲；经七书中自愿一书，四书、五经、《通鉴》中自愿一书。”a可以看出经学在文科考试中的重要性。作为科举边缘的杂科，同样重视对经学的考察，如世祖十四年（1432）乐科的考试：“礼曹据掌乐署呈启：‘今年乐科，请于《四书》《五经》中从自愿试一书。’从之。”b
除科举考试系统之外，文臣殿讲、宗亲试皆以经学为考纲：“堂下官文臣殿讲……试官洪应来启曰：‘文臣多不可聚一处讲之。请分三所，四书中二书、五经中一经抽签以讲，其中格者殿讲。’从之。”c文臣殿讲是朝鲜国王为劝奖文臣研习经书而设立的一种考试名目，考试优秀者给予加资或其他奖励。部分考试还会给予文臣加官晋升特典，比如重试、文臣庭试等。再如世宗二十五年（1443），“传旨宗簿寺：赴宗学，宗亲内通《小学》、四书、一继（经）者，年满四十则放学；通《小学》、四书、二经、《少微通鉴》者，不拘年限放学。其放学者，每年每一月一度会讲；三不通者，依已成格例拟罚”d。宗亲除了要通过考核之外，为应付会讲，还需对经书反复温习。可见，朝鲜同样重视宗亲的经学学习。
由此可见，宗亲、官员、考生等都需要对经学融会贯通，正所谓：“三代而下，设科取士，以开贤路，人才俊杰，恒由科目，其取士之道，务得明经行修者尔。”e
二、科举中经学受重视的原因及其表现
朝鲜科举考试对经学的重视与宋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和丽末鲜初对朱子理学的接受有关。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将重经义、轻词章的理念付诸实践，“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f。熙宁变法被众多人诟病，但经学地位却并未被过多动摇，因而到了南宋的又一次经义与词章之争——绍兴和议，依然能看到大臣们上书：“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g。
朱熹（1130—1200）作为理学流派重要人物，对于上文所述科举中的诗赋取士，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h朱熹以经义为“本”，坚持“明人伦”的教育宗旨，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中心内容。当时“《易》《诗》《书》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礼仪》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又使治经者各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矣”i，而此举“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j。理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新高峰，是致使经学成为科举制度、教育系统主干的最大原因。
理学传到朝鲜半岛，引起朝鲜科举对于词章与经学争论的风波。13世纪末，高丽安珦随忠宣王去燕京时，抄录了朱子著作带回高丽，于是元朝时兴的朱子学引进朝鲜半岛，被高丽文臣贵族奉为官学，旧贵族们推崇的以佛经和词章为中心的汉唐儒学也由此被取代。科举考试对经义与词章的态度，也与朱子的态度一致：“且词章，儒者末技，无补于治化也”！ 1。
于是朝鲜王朝建立之初，科举考试呈现出以词章为中心向以经学为中心转变的基本倾向：以经学为考试科目的生员试比以词章为考试科目的国子监试（进士试）更受重视，造成大约六十余年没有进士试；文科考试实行“初场讲经”制，在首场考试中讲经不合格者就会失去进入第二场考试的资格。而对于考察经学的具体方式，执政者内部又出现一些争议。
三、科举中经学考察方式的争论
（一）讲经与疑义之争 李朝科举分为初试、复试、殿试，每次考试均分为初场、中场和终场，最为关键的当属初场，初场不合格便直接与后两场考试无缘。初场主要以讲经或疑义的方式考察经学：讲经即按口述方式讲解经书含义，分为背讲和临文考讲；疑义是四书疑和五经义的统称，指以笔答方式就某书内容做文章。
朝鲜时代初期，作为王朝开国功臣及改革主导人物的郑道传（1342—1398）倡导讲经，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奠定了讲经的重要地位；到太宗七年（1407），在重视词章的代表者权近（1352—1409）建议下废除讲经，改考四书疑、五经义；而太宗十七年（1417）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又重新恢复讲经，之后讲经也经历了多次废除与恢复；到世宗二十四年（1442）再次规定文科初场考试内容为背讲四书三经；直至成宗十六年（1485）在《经国大典》中才正式确立了初试初场考四书疑、五经义，复试初场考讲经的政策。
这两种考察方式各有利弊，由此引发了讲经与疑义之争。
重疑义之利在于，笔答方式能够培养出文辞华丽擅文章者，可为接待使臣或出使提供所需人才，毕竟“若非诗章，雖有礼义，将何以哉”！ 2，具有一定实用价值；而且使考生博览群书，“皆通五经，而心志宽广，优游博览，辞气增广”！ 3；此外疑义相对讲经考察耗时更少更便捷，不耽误农时。 重疑义之弊在于，对文词的关注增加，使经学知识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文采的重要性上升容易导致文词华丽而内容浮浅，“失于浮藻”！ 4；同时考生“徒慕虚名，不务实学”！ 5，对经学学习不足，无法培养出有识之士，出现“云会京都，然无一人融会经书，徒事絺章，以求侥幸”！ 6的局面。另外，出题往往选择其中重点部分考察，因此可能的试题是比较明显、可以猜测的，加之有人作出所谓标准答案传抄流行，致使众多考生死读范文、投机取巧，乃至“剽窃书之，靡然成风”！ 7。
讲经之利，一方面，使考生“颇勤学业”！ 8，有利于培养真正的经学人才；另一方面，使考生居馆有志于学，有利于学风建设。
重讲经弊在过于重视背诵能力，致使考生死记硬背，行文固滞，文气萎靡，“人材卑陋，风俗浇漓”！ 9，同时讲经也“不如制述之兴起斯文”@ 0；且考生与考官面对面，容易舞弊，有“对面行私之弊”@ 1。此外讲经难度更大，虽使名臣讲论，也无法尽通，这使得部分考生“惮于学问”@ 2，趋向武科，致使文科考生减少。另外不可不考虑的一点是讲经费时费力，使“四方之士乘驿络绎，邮民劳于奔走，奴隶困于往来”@ 3，容易耽误农时，而“一夫不耕，则十人饿”@ 4，因而影响民生。
讲经与疑义之争使各自利弊被放大，一些弥补措施也逐渐提出并采纳，一定程度上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通过“严禁抄集”@ 5来避免疑义考试导致的不务实学的倾向；在考生与考官之间设置屏障、派专人监督，解决讲经对面行私之弊等。
（二）一经与多经之争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应试者针对某一经书专门研习并以此应试的一种现象。中国有专经考试的传统，科举专经发端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到清乾隆年间作结。受中国科举专经的影响，在朝鲜初期，朝鲜群臣对于在科考中需三经皆通还是只专一经的问题争论不休。
提倡专经的群臣认为：“学，与博而不精，宁精而不博”@ 6。世宗十五年（1433），在给国王讲解经史时，讲至“人读书，得如汉儒亦好。汉儒各专一家，故看得极仔细”@ 7，得到世宗认可。在世祖二年（1456），侍讲官梁诚之提倡复行高丽九斋之法、汉时专门之学，要求举子专经讲习，集贤殿、三馆儒生皆从专经学风。可见臣子提议专经时，常以“中朝专经之学”为引。此外，经书繁多难通也是群臣提议专经的一个重要因素，“四书五经百家诸史，安得一样精熟？今学者欲遍习四书五经，其无所得明矣，必欲精熟贯穿，莫如专经之学”@ 8。四书五经皆通绝非易事，而科举考试要求儒生对四书五经都有涉猎，结果只是略得皮毛。从李植（1584—1647）晚年归纳的学习书目可见，科考所用经史之书远不止常考的“四书三经”七本书。况且学者对于四书三经的诵习也仅为了应试，“既得科第，则以《诗》《书》为筌蹄，不复温习”@ 9。即使儒生在赴试前通过四书五经斋的考核，但只知新识不温旧知，也是徒劳。
部分执政者反对专经，首先是认为在科举考试中试取一经过少。经义出题、答题容易导致重复，“抄集”现象出现，“无论是四书疑还是五经义，出题均取其要旨，因此可能的试题是极明显的，于是有人便做出标准答案传抄流行，考生从此无须通达四书五经，只将抄录的标准答案背得琅琅上口便可以了”# 0。更有甚者，在考场上直接照抄别人的答案应对疑义考试。可见试取一经过少，虽降低了考试难度，却使作弊之风日甚，易使侥幸之徒登科。再者专经可能导致某一经书成为“孤经”“绝学”。士子多趋易避难，成宗二十四年（1493）朝臣争论，要求考讲三经中《周易》，不通者不许赴试。主要因《易》经难通，儒生学《易》者少，恐《易》经废绝。正祖朝时规定，文科初场讲经中选考《易》经者分数加倍，却导致选考《春秋》人数大减，《春秋》义从五经义中被排除。可见，考生在政策引导下对于经书的选择决定了经书淘汰与否的命运。此外，只学一经容易禁锢考生思维。经书浩繁，专经导致儒生涉猎范围窄，不利于选拔博学人才。
朝鲜科举一直存在考查一经还是多经的争论，并一定程度上偏重于提倡专经，但并没有如中国一样彻底贯彻执行。中国士大夫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经书来应考；朝鲜与之不同，五经义通常只出一题，不能从五经中择一，多是一个固定的经义题目。如朝鲜后期生员试定型，五经义只考一问，考生由于不确定考查哪种经书，且一般情况下统治者要求考生必须通四书三经才有资格赴试，再加之讲经和疑义频繁更换，所以即使有自己擅长的经书，也会三经全部复习，以准备考试。朝鲜上层只是通过采取选择性仅考四书三经的措施，缩减经书数量，以回应求专经不求庞杂的提倡。他们多认为科考试取一经过少，所以提倡在儒生登科之后，再对某一经书进行钻研，并且认为老年文臣读书多旋读旋忘，鼓励年少聪敏文臣钻研一经；还在国学置九斋，对儒生精加考讲，以此来规避儒生读经书杂而不精的弊端。
总之，由于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朝鲜上层在词章与经学的争论战中，对于经学的偏重毋庸置疑。且朝鲜执政者结合本国的科举发展，衍生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经学考察体系。如上文所述朝鲜本国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以口述或笔答方式做文章，而自宋朝熙宁变法以后，中国几无口头对答的传统，往往树立各种写作名目；再者，中国也无选择性考四书三经的传统，这些都是朝鲜科举考试基于中国科举制度建构本国传统的变革与尝试。讨论朝鲜科举考试中经学的发展，还原朝鲜两班关于经学争论的历史事实，便于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待我国科举制度的衍生体系，体现我国儒学思想文化的包容特性。
a 《朝鮮文宗实录》卷六文宗元年（1451）二月八日。本文所引《朝鲜王朝实录》均出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探求堂1968年版。
b《朝鲜世祖实录》卷四六世祖十四年（1468）五月八日。
cl《朝鲜成宗实录》卷一三七成宗十三年（1482）一月三日，卷八四成宗八年（1477）九月二十八日。
deqs@ 1 @ 5《朝鲜世宗实录》卷一〇〇世宗二十五年（1443）六月十七日，卷八四世宗二十一（1439）一月十一日，卷四四世宗十一年（1429）五月二十八日，卷八四世宗二十一年（1439）一月十三日，卷五〇世宗十二年（1430）十月二十五日，卷五九世宗十五年（1433）二月九日。
f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〇八《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27页。
g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九《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34页。
h 《学校贡举私议》，见《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页。
i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34页。
j 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ko《朝鲜世宗实录》卷四九世宗十二年（1430）八月二十二日。
mn《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三太宗七年（1407）三月二十四日，卷三三太宗十七年（1417）一月十九日。
p！ 8 @ 9《朝鲜成宗实录》卷九一成宗九年（1478）四月十四日，卷五三成宗六年（1475）三月三日，卷一三七成宗十三年（1482）一月十七日。
t@ 2《朝鲜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1419）二月二十三日。
@ 3 x《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三太宗七年（1407）四月五日。
@ 6《朝鲜端宗实录》卷一端宗即位年（1452）六月二十一日。
@ 7 @ 8《朝鲜世宗实录》卷五九世宗十五年（1433）二月二日。
# 0 〔韩〕 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基金项目： 本课题受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0018007，指导教师：张景昆
作 者： 王利芝，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于泽熙：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张润：山西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