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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身体管理，我怎么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百度输入“少女产子”，映入眼帘的，是“15岁少女产子，将其藏入旅行箱”、“少女厕所产子，狠心摔死婴儿”等等，一条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在你我他身边，轮番上演着。
悲剧发生后，人们普遍认同是学校和家长监管不力，疏于在少男少女的成长中给予积极的指导。而对很多怀孕产子的少女来说，她在家庭中备受冷落，除非她具有主动的求助意识及行动，否则外力是无法及时干预的，学校也并不能解决学生所有的成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还是外部力量对于该事件的积极干预均缺位，从而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一个生命的诞生，不应该是在学生宿舍或者公共厕所里；一个女孩成为母亲，也不应该是在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时。然而，为了减少甚至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一味地谴责家庭与学校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减少怀孕产子给少女带来的身心伤害，关键在于增强少女身体管理的主导意识，这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集体引导，更需要少女们树立身体观，尊重和爱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提高自我关爱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悲剧：自卑女孩渴望关爱与家庭温情
2013年1月8日上午十点多，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金王府商业风情街附近的一家网吧，正在打扫男厕所的保洁员张大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网吧工作人员赶紧跑过去，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张大姐从男厕所窗台上拎下的那只红色塑料桶里，有一个全身赤裸、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女婴，女婴的身体还连着胎盘。
江宁区警方接到报警后，经过调阅该网吧的上网人员登记记录，一周后在南京市江宁区的另一家网吧，找到了尚不满18岁的刘小红。1995年4月出生的刘小红面容姣好，剪着齐耳短发，说话细声细气。当被警察问到“是否知道网吧里有个女婴”时，刘小红的表情先是吃惊，而后泪流满面、哽咽良久。刘小红轻声告诉警察：“那个女婴是我生下的，也是我放进那个红色塑料桶里的。”
刘小红从小就很自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长得没有姐姐漂亮，学习成绩也不如姐姐优秀，所以家里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先给姐姐。读四年级时，她看到同学穿了一条漂亮的白底绿叶裙子，也想买一条。可妈妈不仅不同意，反而讥笑她：再漂亮的裙子，穿在你身上也不会好看！而同年夏天，妈妈带姐姐去上海、杭州玩了一周多，还给姐姐买了两条真丝连衣裙和一双乳白色的皮凉鞋。她们回南京的当晚，刘小红偷偷试了一下姐姐的新裙子，不巧又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对她说：“你喜欢穿姐姐的衣服，那我就给你找一件。”结果妈妈拿了一条姐姐穿旧了的裙子扔给了她。那件瘦小的裙子，穿在刘小红正在发育的身体上，裹得紧紧的，像极了一个粽子。
第一次来月经，刘小红吓得在厕所躲了半天不敢出来，看着自己身体里汩汩流出的血，当时的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个热心的学姐解救了她，教她怎么使用卫生巾，去哪里买卫生巾。当全班女生都穿起胸衣而嘲笑她不穿胸衣时，刘小红懵懵懂懂地跟着女同学去学校旁边的内衣小店买了两件背心，羞涩地把胸部勒得紧紧的。
刘小红比姐姐小7岁，15岁初中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一般去读了一所中专学校。那年姐姐正好本科毕业，被南京一家著名外企公司（世界500强）录取了，这更成了父母的骄傲。面对这样的反差，刘小红在父母心里的分量可想而知，这直接导致她在家里“基本无功、常常有过”。
读中专以后，刘小红就借口学校要求住校，搬出去与几个女孩租房子住了。渐渐地，她觉得读中专也学不到知识，就退学去江宁区的一家电子厂打工。母亲知道她退学后说：“再读也考不上大学，不上就不上了吧。”父母对她读不读书、在哪里打工、未来会怎么样，漠不关心。
在电子厂里，刘小红几乎没有朋友，周末基本上都在网吧度过。2011年7月底，她在网吧认识了张浩天，他比刘小红大5岁，是一名美发师，他们认识一个多月后就同居了。
刘小红说，张浩天是迄今为止对她最好的人，“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身体怎么样、情绪好不好；有时在路边看到什么好吃的，还会专门买一份带回来给我吃。”在张浩天这里，她体会到了什么叫被人宠爱、有人关心。因此，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内心一直在犹豫，一方面，她知道他俩都没有钱，根本养不活这个孩子；但同时她又觉得，张浩天对她这么好，她唯有以身体回报他的好，给他生个孩子。
女儿的变化，刘小红父母都不知道。2013年春节，刘小红回家住了几天，母亲有天突然问她：“肚子好像大了，是不是怀孕了？”刘小红解释说长胖了，母亲便没再追问。
肚子大了后，刘小红不敢回家住。她曾跟张浩天谈过怀孕的事，但他推说“不能确定这个小孩就是我的”，为此，刘小红自己租了房子住。她看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也惊慌过，吓得几次想给母亲打电话，但想想厉声戾气的母亲，又放下了电话。为了尽量不让人看出来怀孕，她故意穿肥大的衣服。
2012年12月23日晚上，刘小红肚子一阵一阵地疼。第二天中午她去网吧，准备给一位好朋友传一张图片，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网吧的厕所里，刘小红生下了女儿。
听到婴儿弱弱的哭声，怕被网吧里的人听到，刘小红就用卫生纸塞到了小孩的嘴里，把婴儿头朝下，和胎盘一起放进了厕所的垃圾桶。因地上全是血，刘小红便脱下自己的秋裤将地上的血擦干净。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她故意把这个垃圾桶放到了对面男厕所的外窗台上。“因为那个窗台高，一般不容易被人发现。”刘小红说。
专家观点：少女扼杀亲子的故事在近年来似乎并不鲜见。每每见诸报道，都令闻者痛心。刘小红从小被父母处处与优秀的姐姐相对照，父母的冷落和父母之爱的缺失，让她在家庭、在最亲近的人的眼里，看不到自己。她像根野草一样，还无力审视自己时，身体就像拔节一样长大了。父母的拒绝让她不仅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更对自己精神层面的存在意义一无所知。
刘小红时时处于劣势以及无助的弱势局面，当她走入社会开始男女关系的交往时，她较为依赖男友而缺乏坚定的自主意识，也沒有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健康保护的意识。而在怀孕产子的过程中，她既没有主动求助于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给予她正面的帮助与贴心的鼓励。在这些重要的环节中，无论刘小红自身还是外部力量对于该事件的积极干预均缺位，从而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干预：个体更是自我成长与成熟的主体
考虑到刘小红尚未满18周岁，且又是刚刚产后一周，身体还需要调养，而且当时还无法判断女婴的死亡时间（如果女婴出生时已死亡，则刘小红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警方便依法将此事通报其监护人，同时将女婴送交法医部门进行尸检。
2013年7月16日，法医部门的尸检报告证实，该女婴系呼吸道被卫生纸堵塞，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这就意味着，刘小红涉嫌故意杀人罪。2013年8月2日下午，刘小红在福建省南安市被警方抓获。当时，刘小红正在南安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蓬头垢面、衣衫破旧。
得知女儿出了这样的事，刘小红的母亲在经历了短暂的惊诧之后，生气地告诉办案人员：“我就知道她不会学好，她从小就是个不省心的孩子！”据刘母说，刘小红从小一直随爷爷奶奶在镇江生活，读小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因此跟父母的感情一直比较淡。在刘母眼里，“大女儿样样都好，人见人爱；小女儿事事操心，麻烦不断。”
办案人员提醒刘母，让她给羁押在看守所里的刘小红带一些换洗衣服。刘母迟疑了一下，说：“她现在长胖了，家里的这些衣服她还能不能穿？我也不太清楚了。要不，就随便带几件给她试试看吧。”
当晚，刘小红与母亲在看守所见了一面。对着铁栅栏外的母亲，刘小红一直低着头；刘母则大着嗓门斥责刘小红：“你自己说说看，你从小到大让我们当家长的省心过吗？让你好好读书你不行，跟外面的男孩乱七八糟地来往，你倒是不教就会啊。这下好了，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自己看，打算怎么办吧？”
母亲的话刺激了刘小红，她突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冲着母亲大声嚷道：“你放心吧，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会连累你的！”说完，刘小红猛地转身，头也不回地往号房走去。
1995年出生的刘小红，曾在南京一家中专学校读了一年书，之后退学打工。学校有没有就此问题与刘小红的家长进行过沟通？笔者与办案人员一起，与那所中专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些交流。
学校负责人说，刘小红入学后的第二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她没有来报到。“我们学校多次派人联系她，督促她到学校报到上课，她开始敷衍说过几天来，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因为联系不上刘小红，校方也曾与她的家人通过电话，但她的母亲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刘小红是否退学由她自己决定，“我们家长不管”。而当笔者询问该负责人，学校有没有在学生中进行相关的性知识以及生殖健康知識方面的教育时，该负责人的回答是：“中专学校没有安排这方面的专门课程。”据这位负责人称，学校曾有针对性地在学生和家长中进行过问卷调查，询问有没有必要开设涉及性知识方面的专门课程，但有相当数量的家长表示反对，理由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够早熟的了，如果再开这方面的课程，岂不是更加容易引起学生早恋？”
南京晓然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张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他们所接触的案例看，单亲以及一些家庭氛围不太好、孩子从小就缺乏爱的，往往更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或者更多的温暖，这部分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早恋、早育等情况。
南京市脑科医院心理卫生研究中心的专家也表示，本案中的刘小红，其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中，情感上一直是匮乏、缺失的。年幼的时候她远离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稍大点回到父母身边后，因为有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姐姐，家里所有的阳光雨露都洒向了姐姐，她几乎是被家人忽视的。这使得她外出打工后，遇到一个关心她的男孩子，她马上就会与之恋爱、同居，因为她太渴望被人关爱、享受家的温情了。
脑科医院的专家还表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是家长推卸不过的责任。与此同时，社会也应该有相应的救助热线，用以帮助那些已经怀孕了的未成年少女，为她们提供流产、身体恢复、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帮助，以防她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专家观点：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家庭、学校在刘小红成长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无一例外采用了如此的报道模式，即悲情故事+对家庭与教育缺失的谴责。但这样的报道并不能有助于一个少女在她有限的人生经验中增长如何应对类似问题的智慧。简单地说，她并不知道除了这种惨痛而决绝的处理方式之外，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
《我们的身体 我们自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为了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的经典，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该书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翻译、知识出版社出版而介绍到中国。但是该书的深刻内涵似乎仅局限在妇女研究的理论探讨和部分有限的实践层面，并未受到更广泛和持久的关注。事实上，该书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是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女性的身体与健康，通过交换更多女性个体经验来提升女性生存质量，尤其强调了女性个体不仅仅是外部教育的接收器，更是自我成长与成熟的主体。该书在字里行间表明了女性有着无穷的潜能以尊重和爱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不仅是狭义的健康），因而提出女性更重要的是增强自我赋权的意识和能力。
目前在中国，少男少女之间或者与成年人之间交换自己的成长经验（包括身体经验）并不普遍。在人们的观念中，个体成长是自己的事，顶多算是该个体所属家庭的私事，不宜在公共空间或一定范围内公开。而且，有关成长的经验，尤其是身体的经验往往被视为不好的、不易外传的，因而更难以实现个体经验的交换与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男少女们不主动求助于外部力量，羞于坦诚自己的困难。
另一方面，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在面对少男少女成长困惑（尤其是与身体经验相关的困惑）时，往往比较简单和武断，以训斥和惩罚的方式来对待当事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少男少女有问题不能敞开心胸，无法信任来自自身以外的力量。
除了家庭与学校之外，各级各类的妇女组织和NGO本应是少男少女们贴心的扶助者，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由于这些组织的权限有限，还需要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比如媒体和法律工作者等）共同来妥善处理问题，所以对于少男少女来说也存在着处理问题进程复杂、隐私不易得到保护等障碍。
倡议：增强身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关爱意识
专家观点：为了类似于刘小红的悲剧不再重演，首先应该增强少男少女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扩大少男少女之间、少男少女与家庭成员以及相关机构之间有效和正面的经验交流，改变以封闭的方式处理类似事件的模式。尤其是少女要增强对于身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关爱意识，拒绝不安全的性关系。
其次，家庭、学校与社会应形成合力，深入而广泛地践行提升女性个体自我关爱、自我保护的有益之道。少女遇到成长的难题，处于劣势和弱势的局面，不要一味地谴责和惩罚她们，而要采取积极和正面的干预方式，从而消除少女个体与家庭、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隔膜。
再次，各级各类妇女组织应该善用媒体力量，改变单纯以负面和消极的模式来报道类似事件的惯性思维，应该提供更多可实践和可操作的途径和方法来帮助少男少女们解决问题。
在此，我们倡议——
家庭和学校应转变管教的模式，以关爱为出发点，通过在同龄人之间组织经验交流、与相关专业人士座谈等方式，帮助少男少女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妇女儿童保护组织及其他NGO组织可就少男少女的人生规划和身体管理为专题，到学校和社区开展宣讲、路演及多种形式的活动；可广泛建立互助网络，鼓励少男少女通过网络或电话等方式讲出自己的故事，寻求相关专业人士的咨询和帮助；可与商业机构建立良性合作，以少男少女身体保护为专题设计相关公益产品与商品，借助商业市场的力量扩大少男少女自我关爱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媒体在报道相关事件时，应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渲染受害细节；自觉抵制对受害人加以谴责的导向；联合更多社会力量对受害者提供切实的帮助。
（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百度输入“少女产子”，映入眼帘的，是“15岁少女产子，将其藏入旅行箱”、“少女厕所产子，狠心摔死婴儿”等等，一条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在你我他身边，轮番上演着。
悲剧发生后，人们普遍认同是学校和家长监管不力，疏于在少男少女的成长中给予积极的指导。而对很多怀孕产子的少女来说，她在家庭中备受冷落，除非她具有主动的求助意识及行动，否则外力是无法及时干预的，学校也并不能解决学生所有的成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还是外部力量对于该事件的积极干预均缺位，从而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一个生命的诞生，不应该是在学生宿舍或者公共厕所里；一个女孩成为母亲，也不应该是在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时。然而，为了减少甚至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一味地谴责家庭与学校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减少怀孕产子给少女带来的身心伤害，关键在于增强少女身体管理的主导意识，这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集体引导，更需要少女们树立身体观，尊重和爱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提高自我关爱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悲剧：自卑女孩渴望关爱与家庭温情
2013年1月8日上午十点多，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金王府商业风情街附近的一家网吧，正在打扫男厕所的保洁员张大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网吧工作人员赶紧跑过去，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张大姐从男厕所窗台上拎下的那只红色塑料桶里，有一个全身赤裸、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女婴，女婴的身体还连着胎盘。
江宁区警方接到报警后，经过调阅该网吧的上网人员登记记录，一周后在南京市江宁区的另一家网吧，找到了尚不满18岁的刘小红。1995年4月出生的刘小红面容姣好，剪着齐耳短发，说话细声细气。当被警察问到“是否知道网吧里有个女婴”时，刘小红的表情先是吃惊，而后泪流满面、哽咽良久。刘小红轻声告诉警察：“那个女婴是我生下的，也是我放进那个红色塑料桶里的。”
刘小红从小就很自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长得没有姐姐漂亮，学习成绩也不如姐姐优秀，所以家里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先给姐姐。读四年级时，她看到同学穿了一条漂亮的白底绿叶裙子，也想买一条。可妈妈不仅不同意，反而讥笑她：再漂亮的裙子，穿在你身上也不会好看！而同年夏天，妈妈带姐姐去上海、杭州玩了一周多，还给姐姐买了两条真丝连衣裙和一双乳白色的皮凉鞋。她们回南京的当晚，刘小红偷偷试了一下姐姐的新裙子，不巧又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对她说：“你喜欢穿姐姐的衣服，那我就给你找一件。”结果妈妈拿了一条姐姐穿旧了的裙子扔给了她。那件瘦小的裙子，穿在刘小红正在发育的身体上，裹得紧紧的，像极了一个粽子。
第一次来月经，刘小红吓得在厕所躲了半天不敢出来，看着自己身体里汩汩流出的血，当时的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个热心的学姐解救了她，教她怎么使用卫生巾，去哪里买卫生巾。当全班女生都穿起胸衣而嘲笑她不穿胸衣时，刘小红懵懵懂懂地跟着女同学去学校旁边的内衣小店买了两件背心，羞涩地把胸部勒得紧紧的。
刘小红比姐姐小7岁，15岁初中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一般去读了一所中专学校。那年姐姐正好本科毕业，被南京一家著名外企公司（世界500强）录取了，这更成了父母的骄傲。面对这样的反差，刘小红在父母心里的分量可想而知，这直接导致她在家里“基本无功、常常有过”。
读中专以后，刘小红就借口学校要求住校，搬出去与几个女孩租房子住了。渐渐地，她觉得读中专也学不到知识，就退学去江宁区的一家电子厂打工。母亲知道她退学后说：“再读也考不上大学，不上就不上了吧。”父母对她读不读书、在哪里打工、未来会怎么样，漠不关心。
在电子厂里，刘小红几乎没有朋友，周末基本上都在网吧度过。2011年7月底，她在网吧认识了张浩天，他比刘小红大5岁，是一名美发师，他们认识一个多月后就同居了。
刘小红说，张浩天是迄今为止对她最好的人，“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身体怎么样、情绪好不好；有时在路边看到什么好吃的，还会专门买一份带回来给我吃。”在张浩天这里，她体会到了什么叫被人宠爱、有人关心。因此，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内心一直在犹豫，一方面，她知道他俩都没有钱，根本养不活这个孩子；但同时她又觉得，张浩天对她这么好，她唯有以身体回报他的好，给他生个孩子。
女儿的变化，刘小红父母都不知道。2013年春节，刘小红回家住了几天，母亲有天突然问她：“肚子好像大了，是不是怀孕了？”刘小红解释说长胖了，母亲便没再追问。
肚子大了后，刘小红不敢回家住。她曾跟张浩天谈过怀孕的事，但他推说“不能确定这个小孩就是我的”，为此，刘小红自己租了房子住。她看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也惊慌过，吓得几次想给母亲打电话，但想想厉声戾气的母亲，又放下了电话。为了尽量不让人看出来怀孕，她故意穿肥大的衣服。
2012年12月23日晚上，刘小红肚子一阵一阵地疼。第二天中午她去网吧，准备给一位好朋友传一张图片，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网吧的厕所里，刘小红生下了女儿。
听到婴儿弱弱的哭声，怕被网吧里的人听到，刘小红就用卫生纸塞到了小孩的嘴里，把婴儿头朝下，和胎盘一起放进了厕所的垃圾桶。因地上全是血，刘小红便脱下自己的秋裤将地上的血擦干净。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她故意把这个垃圾桶放到了对面男厕所的外窗台上。“因为那个窗台高，一般不容易被人发现。”刘小红说。
专家观点：少女扼杀亲子的故事在近年来似乎并不鲜见。每每见诸报道，都令闻者痛心。刘小红从小被父母处处与优秀的姐姐相对照，父母的冷落和父母之爱的缺失，让她在家庭、在最亲近的人的眼里，看不到自己。她像根野草一样，还无力审视自己时，身体就像拔节一样长大了。父母的拒绝让她不仅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更对自己精神层面的存在意义一无所知。
刘小红时时处于劣势以及无助的弱势局面，当她走入社会开始男女关系的交往时，她较为依赖男友而缺乏坚定的自主意识，也沒有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健康保护的意识。而在怀孕产子的过程中，她既没有主动求助于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给予她正面的帮助与贴心的鼓励。在这些重要的环节中，无论刘小红自身还是外部力量对于该事件的积极干预均缺位，从而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干预：个体更是自我成长与成熟的主体
考虑到刘小红尚未满18周岁，且又是刚刚产后一周，身体还需要调养，而且当时还无法判断女婴的死亡时间（如果女婴出生时已死亡，则刘小红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警方便依法将此事通报其监护人，同时将女婴送交法医部门进行尸检。
2013年7月16日，法医部门的尸检报告证实，该女婴系呼吸道被卫生纸堵塞，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这就意味着，刘小红涉嫌故意杀人罪。2013年8月2日下午，刘小红在福建省南安市被警方抓获。当时，刘小红正在南安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蓬头垢面、衣衫破旧。
得知女儿出了这样的事，刘小红的母亲在经历了短暂的惊诧之后，生气地告诉办案人员：“我就知道她不会学好，她从小就是个不省心的孩子！”据刘母说，刘小红从小一直随爷爷奶奶在镇江生活，读小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因此跟父母的感情一直比较淡。在刘母眼里，“大女儿样样都好，人见人爱；小女儿事事操心，麻烦不断。”
办案人员提醒刘母，让她给羁押在看守所里的刘小红带一些换洗衣服。刘母迟疑了一下，说：“她现在长胖了，家里的这些衣服她还能不能穿？我也不太清楚了。要不，就随便带几件给她试试看吧。”
当晚，刘小红与母亲在看守所见了一面。对着铁栅栏外的母亲，刘小红一直低着头；刘母则大着嗓门斥责刘小红：“你自己说说看，你从小到大让我们当家长的省心过吗？让你好好读书你不行，跟外面的男孩乱七八糟地来往，你倒是不教就会啊。这下好了，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自己看，打算怎么办吧？”
母亲的话刺激了刘小红，她突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冲着母亲大声嚷道：“你放心吧，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会连累你的！”说完，刘小红猛地转身，头也不回地往号房走去。
1995年出生的刘小红，曾在南京一家中专学校读了一年书，之后退学打工。学校有没有就此问题与刘小红的家长进行过沟通？笔者与办案人员一起，与那所中专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些交流。
学校负责人说，刘小红入学后的第二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她没有来报到。“我们学校多次派人联系她，督促她到学校报到上课，她开始敷衍说过几天来，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因为联系不上刘小红，校方也曾与她的家人通过电话，但她的母亲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刘小红是否退学由她自己决定，“我们家长不管”。而当笔者询问该负责人，学校有没有在学生中进行相关的性知识以及生殖健康知識方面的教育时，该负责人的回答是：“中专学校没有安排这方面的专门课程。”据这位负责人称，学校曾有针对性地在学生和家长中进行过问卷调查，询问有没有必要开设涉及性知识方面的专门课程，但有相当数量的家长表示反对，理由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够早熟的了，如果再开这方面的课程，岂不是更加容易引起学生早恋？”
南京晓然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张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他们所接触的案例看，单亲以及一些家庭氛围不太好、孩子从小就缺乏爱的，往往更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或者更多的温暖，这部分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早恋、早育等情况。
南京市脑科医院心理卫生研究中心的专家也表示，本案中的刘小红，其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中，情感上一直是匮乏、缺失的。年幼的时候她远离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稍大点回到父母身边后，因为有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姐姐，家里所有的阳光雨露都洒向了姐姐，她几乎是被家人忽视的。这使得她外出打工后，遇到一个关心她的男孩子，她马上就会与之恋爱、同居，因为她太渴望被人关爱、享受家的温情了。
脑科医院的专家还表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是家长推卸不过的责任。与此同时，社会也应该有相应的救助热线，用以帮助那些已经怀孕了的未成年少女，为她们提供流产、身体恢复、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帮助，以防她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专家观点：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家庭、学校在刘小红成长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无一例外采用了如此的报道模式，即悲情故事+对家庭与教育缺失的谴责。但这样的报道并不能有助于一个少女在她有限的人生经验中增长如何应对类似问题的智慧。简单地说，她并不知道除了这种惨痛而决绝的处理方式之外，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
《我们的身体 我们自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为了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的经典，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该书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翻译、知识出版社出版而介绍到中国。但是该书的深刻内涵似乎仅局限在妇女研究的理论探讨和部分有限的实践层面，并未受到更广泛和持久的关注。事实上，该书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是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女性的身体与健康，通过交换更多女性个体经验来提升女性生存质量，尤其强调了女性个体不仅仅是外部教育的接收器，更是自我成长与成熟的主体。该书在字里行间表明了女性有着无穷的潜能以尊重和爱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不仅是狭义的健康），因而提出女性更重要的是增强自我赋权的意识和能力。
目前在中国，少男少女之间或者与成年人之间交换自己的成长经验（包括身体经验）并不普遍。在人们的观念中，个体成长是自己的事，顶多算是该个体所属家庭的私事，不宜在公共空间或一定范围内公开。而且，有关成长的经验，尤其是身体的经验往往被视为不好的、不易外传的，因而更难以实现个体经验的交换与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男少女们不主动求助于外部力量，羞于坦诚自己的困难。
另一方面，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在面对少男少女成长困惑（尤其是与身体经验相关的困惑）时，往往比较简单和武断，以训斥和惩罚的方式来对待当事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少男少女有问题不能敞开心胸，无法信任来自自身以外的力量。
除了家庭与学校之外，各级各类的妇女组织和NGO本应是少男少女们贴心的扶助者，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由于这些组织的权限有限，还需要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比如媒体和法律工作者等）共同来妥善处理问题，所以对于少男少女来说也存在着处理问题进程复杂、隐私不易得到保护等障碍。
倡议：增强身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关爱意识
专家观点：为了类似于刘小红的悲剧不再重演，首先应该增强少男少女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扩大少男少女之间、少男少女与家庭成员以及相关机构之间有效和正面的经验交流，改变以封闭的方式处理类似事件的模式。尤其是少女要增强对于身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关爱意识，拒绝不安全的性关系。
其次，家庭、学校与社会应形成合力，深入而广泛地践行提升女性个体自我关爱、自我保护的有益之道。少女遇到成长的难题，处于劣势和弱势的局面，不要一味地谴责和惩罚她们，而要采取积极和正面的干预方式，从而消除少女个体与家庭、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隔膜。
再次，各级各类妇女组织应该善用媒体力量，改变单纯以负面和消极的模式来报道类似事件的惯性思维，应该提供更多可实践和可操作的途径和方法来帮助少男少女们解决问题。
在此，我们倡议——
家庭和学校应转变管教的模式，以关爱为出发点，通过在同龄人之间组织经验交流、与相关专业人士座谈等方式，帮助少男少女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妇女儿童保护组织及其他NGO组织可就少男少女的人生规划和身体管理为专题，到学校和社区开展宣讲、路演及多种形式的活动；可广泛建立互助网络，鼓励少男少女通过网络或电话等方式讲出自己的故事，寻求相关专业人士的咨询和帮助；可与商业机构建立良性合作，以少男少女身体保护为专题设计相关公益产品与商品，借助商业市场的力量扩大少男少女自我关爱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媒体在报道相关事件时，应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渲染受害细节；自觉抵制对受害人加以谴责的导向；联合更多社会力量对受害者提供切实的帮助。
（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