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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部《南下北上求学记》再度影响图书市场，作者是被誉为中国最敢讲真话的作家伉俪——春桃与陈桂棣。2004年，他们以一部《中国农民调查》震惊中国。保持追问，珍惜愤怒，如斯风骨，无比可贵。春桃，这个被老公陈桂棣称为“她在我建筑文学的大厦中确实起到了钢筋的作用”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冲烟烈酒的组合
春桃，原名吴春桃，生于湖南醴陵，长于江西萍乡，锦瑟华年时，是一个写散文小说的文艺女青年。1991年，28岁的春桃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七期进修班，遇到了陈桂棣。彼时，他也写着“教堂唱诗般一样的东西”，但这不妨碍他们一个喜欢冲烟、嫉恶如仇，一个酷爱烈酒，关心时疾。这样的组合，越到后来越有几分前世今生的味道——同样高飞的鸟儿总有比翼的那一天。
婚后，陈桂棣依然是一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作家，厨房的灯坏了三年，春桃愣是就着楼道感应灯的微光做了三年的饭。对此，春桃毫无怨言：“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又要他写东西，又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家庭妇男，这实在是太苛刻了。”这样的话，从别人的口中落入陈桂棣的耳朵里，自是另外一番感动。他不事家务，却深知这一应琐事对人生的消磨，所以，备觉春桃此语中的深情和大气。
这不代表春桃不挑剔，对于陈桂棣的作品，作为第一个读者，她尖锐而刻薄，针针见血，说那些诗一文不值。他的一部报告文学《悲剧的诞生》被她提笔便改，大刀阔斧，不怯不惜。陈桂棣不服气，找资深的编辑评理，编辑盛赞春桃的水平。《淮河的警告》进入写作阶段，陈桂棣辗转无法开头，春桃不声不响地帮他开了头，陈桂棣续得行云流水。
陈桂棣知道，春桃的天赋禀异不应该只是为自己做一个无怨无悔的贤妻，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春桃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两年间，每个周末，她都会坐火车从南京回到合肥，为“生活低能”的陈桂棣备足一周的吃食。就在她毕业前夕，《淮河的警告》写至第四章时，由于过度劳累，陈桂棣颈椎出现了问题，无法伏案写作，春桃毅然请假回到家里，由丈夫口述，她记录整理，直至作品完成。为此，她虽然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却因外语没过关没能拿到学士学位证。对此，她一笑而过——他是她的另外一所大学，她更期待着可以从他这里毕业。
每个人都有惰性，春桃也有，可是，作为严师的老公只在一件事情上对她苛刻，那就是写作。他“威逼利诱”，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必须坚持写，一直写，这没得商量。”她反抗、拖延，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出版社来要稿，整理出将近十五万字的集子时，她才知道，他的坚持与督促是多么的可贵。
有些爱，是用来取暖的，有些爱是用来陪伴的，有些爱是亲情的前奏，而对春桃来说，她与陈桂棣的爱，则是用来成长的。
愤怒的理性女汉子
陈桂棣、春桃都是农民的后代。陈桂棣9岁离开农村，吴春桃11岁离开农村。但1994年二人回到安徽家乡，发现有个农民大清早到雪地里扒了一车大白菜卖了5元钱，买了一点肉，包了一顿饺子就过了一个年，他们震惊了。还有一次，春桃临产住院时得知，一位农民产妇胎盘前置，却因为拿不出3000元治疗费不得不回家，结果孕妇和胎儿都没保住。那天晚上正好是元宵节，一家人哭得惊天动地。这些事让他们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真切地感觉到必须拿起笔，把农民这种生存状况写出来，让全社会来关心他们、关注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2000年国庆节，陈桂棣和春桃暂别了城里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刚刚断奶的孩子，自费开始了写作前的调查采访工作。在走遍了安徽五十多个县市，并就“三农”问题请教了一系列专家后，陈桂棣和春桃开始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初稿的写作。
春桃夫妇本来就知道农村状况不是太好，可真正调查后，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首先是“想象不到的贫穷”。他们去过的一些地方，农民自己种菜。葱、大白菜都很便宜，但他们吃饭不舍得吃菜。春桃问：“大白菜才一毛钱一斤，你怎么不炒点吃呢？”一位农民说：“吃掉一斤不就少了一斤吗？”“他们的衣服大都很破旧，有的人家没有凳子，就蹲在地上跟我们讲话，一些人家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春桃回忆说。通过调查，春桃發现，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是农民没有得到，都被各种税费给缴掉了。一些对比数字更让春桃夫妇感到意外。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近六倍，而农民交的费、交的税是城市居民的近四倍。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书一上市，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又被译成英、日、德、意大利、韩等十多种文字，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陈桂棣和春桃也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4年度亚洲地区二十五位亚洲之星之中的舆论领袖，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中国农民调查》带给春桃夫妇文学生涯中的辉煌，但光环的背后，是官司不断，压力不断，书被禁了又禁。他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可是，春桃只对陈桂棣说了一句话：“让压力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时弊面前，春桃愤怒得像个“女汉子”。
一个母亲的爱与哀愁
春桃有记日记的习惯，随手记下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那些调查采访中的真凭实据。可是，有将近二十万的日记，却跟作家这个职业无关，那是一个母亲的亲子日记，严格地说，是求学志。这些日记成为了《南下北上求学记》的前身，字里行间饱含愤怒、无奈以及眼泪。泪光中，有属于母亲的悲痛，有属于一个中国式家长的哀愁，也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焦虑。
一切始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它不仅改变了夫妇二人的文学方向，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小明（化名）的命运。因《调查》里涉及到一些地方官员，春桃家便时常遭到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的袭击，他一天数次地将整块红砖或碗口大的石块砸到春桃家的院子里，砸得惊天动地，吓得小明浑身发抖，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很显然，家乡合肥已经不适合他们久留。
2005年8月23日，春桃带着五岁半的儿子，背井离乡，回到娘家——赣西萍乡，知名的煤城，史上著名的秋收起义策源地。在那里，她亲历了孩子三易学校，最终从一个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一个厌学的孩子。最后，春桃夫妇不得不北上天津，举债买房，获得了传说中的“蓝印户口”，让小明进入一所民办中学。
小学六年，小明换了三所学校，曾经被老师打骂，称之为“他是畜生”，曾被体罚，曾遭遇老师的精神冷暴力……作为母亲，春桃抗争过，想联合其他家长一起帮孩子换掉班主任，可面对的，是人人愤怒，却不敢当出头鸟的局面。
春桃悲哀、疼痛，却不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3年，以儿子为原型的中国教育现状之调查的报告文学——《南下北上求学记》成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春桃想借助这本书回答昔日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
“现在我们的教育，三句话就概括了：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剥夺学生的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的这样一种体制。”书中，春桃笔指病灶，“现在都说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老师缺少了爱心。老师可以一点不去顾及孩子们的感受，不顾这种处罚将会使得孩子的人格、性格和自尊心受到扭曲，这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在阴影里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如果孩子们学会的只是强权、暴戾、非理性以及自我心中的怨怒，那么将来，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丧失的就是一个人最需要的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今天的孩子。春桃喊得声嘶力竭。
生活里，春桃并不是一个轻易愤怒的人，即便是在餐馆吃饭不小心吃到一根头发，她也是偷偷地扔掉，不忍心破坏了食者的心情，也不忍心让大厨因此受罚。这样的温和似乎与报告文学里的她，出入极大。她努力绕开个人生活的小悲小喜，在一个大多数人意志脱钙的时代，坚持与保持愤怒，于是，这愤怒便显得格外壮美。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著名作家毕淑敏也曾说：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愤怒意味着不再怯懦，意味着勇敢，并唤醒他人，共同追求更美的世界与人生。
春桃就是勇敢站起来愤怒呐喊的那个人。
冲烟烈酒的组合
春桃，原名吴春桃，生于湖南醴陵，长于江西萍乡，锦瑟华年时，是一个写散文小说的文艺女青年。1991年，28岁的春桃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七期进修班，遇到了陈桂棣。彼时，他也写着“教堂唱诗般一样的东西”，但这不妨碍他们一个喜欢冲烟、嫉恶如仇，一个酷爱烈酒，关心时疾。这样的组合，越到后来越有几分前世今生的味道——同样高飞的鸟儿总有比翼的那一天。
婚后，陈桂棣依然是一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作家，厨房的灯坏了三年，春桃愣是就着楼道感应灯的微光做了三年的饭。对此，春桃毫无怨言：“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又要他写东西，又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家庭妇男，这实在是太苛刻了。”这样的话，从别人的口中落入陈桂棣的耳朵里，自是另外一番感动。他不事家务，却深知这一应琐事对人生的消磨，所以，备觉春桃此语中的深情和大气。
这不代表春桃不挑剔，对于陈桂棣的作品，作为第一个读者，她尖锐而刻薄，针针见血，说那些诗一文不值。他的一部报告文学《悲剧的诞生》被她提笔便改，大刀阔斧，不怯不惜。陈桂棣不服气，找资深的编辑评理，编辑盛赞春桃的水平。《淮河的警告》进入写作阶段，陈桂棣辗转无法开头，春桃不声不响地帮他开了头，陈桂棣续得行云流水。
陈桂棣知道，春桃的天赋禀异不应该只是为自己做一个无怨无悔的贤妻，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春桃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两年间，每个周末，她都会坐火车从南京回到合肥，为“生活低能”的陈桂棣备足一周的吃食。就在她毕业前夕，《淮河的警告》写至第四章时，由于过度劳累，陈桂棣颈椎出现了问题，无法伏案写作，春桃毅然请假回到家里，由丈夫口述，她记录整理，直至作品完成。为此，她虽然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却因外语没过关没能拿到学士学位证。对此，她一笑而过——他是她的另外一所大学，她更期待着可以从他这里毕业。
每个人都有惰性，春桃也有，可是，作为严师的老公只在一件事情上对她苛刻，那就是写作。他“威逼利诱”，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必须坚持写，一直写，这没得商量。”她反抗、拖延，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出版社来要稿，整理出将近十五万字的集子时，她才知道，他的坚持与督促是多么的可贵。
有些爱，是用来取暖的，有些爱是用来陪伴的，有些爱是亲情的前奏，而对春桃来说，她与陈桂棣的爱，则是用来成长的。
愤怒的理性女汉子
陈桂棣、春桃都是农民的后代。陈桂棣9岁离开农村，吴春桃11岁离开农村。但1994年二人回到安徽家乡，发现有个农民大清早到雪地里扒了一车大白菜卖了5元钱，买了一点肉，包了一顿饺子就过了一个年，他们震惊了。还有一次，春桃临产住院时得知，一位农民产妇胎盘前置，却因为拿不出3000元治疗费不得不回家，结果孕妇和胎儿都没保住。那天晚上正好是元宵节，一家人哭得惊天动地。这些事让他们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真切地感觉到必须拿起笔，把农民这种生存状况写出来，让全社会来关心他们、关注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2000年国庆节，陈桂棣和春桃暂别了城里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刚刚断奶的孩子，自费开始了写作前的调查采访工作。在走遍了安徽五十多个县市，并就“三农”问题请教了一系列专家后，陈桂棣和春桃开始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初稿的写作。
春桃夫妇本来就知道农村状况不是太好，可真正调查后，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首先是“想象不到的贫穷”。他们去过的一些地方，农民自己种菜。葱、大白菜都很便宜，但他们吃饭不舍得吃菜。春桃问：“大白菜才一毛钱一斤，你怎么不炒点吃呢？”一位农民说：“吃掉一斤不就少了一斤吗？”“他们的衣服大都很破旧，有的人家没有凳子，就蹲在地上跟我们讲话，一些人家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春桃回忆说。通过调查，春桃發现，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是农民没有得到，都被各种税费给缴掉了。一些对比数字更让春桃夫妇感到意外。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近六倍，而农民交的费、交的税是城市居民的近四倍。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书一上市，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又被译成英、日、德、意大利、韩等十多种文字，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陈桂棣和春桃也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4年度亚洲地区二十五位亚洲之星之中的舆论领袖，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中国农民调查》带给春桃夫妇文学生涯中的辉煌，但光环的背后，是官司不断，压力不断，书被禁了又禁。他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可是，春桃只对陈桂棣说了一句话：“让压力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时弊面前，春桃愤怒得像个“女汉子”。
一个母亲的爱与哀愁
春桃有记日记的习惯，随手记下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那些调查采访中的真凭实据。可是，有将近二十万的日记，却跟作家这个职业无关，那是一个母亲的亲子日记，严格地说，是求学志。这些日记成为了《南下北上求学记》的前身，字里行间饱含愤怒、无奈以及眼泪。泪光中，有属于母亲的悲痛，有属于一个中国式家长的哀愁，也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焦虑。
一切始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它不仅改变了夫妇二人的文学方向，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小明（化名）的命运。因《调查》里涉及到一些地方官员，春桃家便时常遭到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的袭击，他一天数次地将整块红砖或碗口大的石块砸到春桃家的院子里，砸得惊天动地，吓得小明浑身发抖，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很显然，家乡合肥已经不适合他们久留。
2005年8月23日，春桃带着五岁半的儿子，背井离乡，回到娘家——赣西萍乡，知名的煤城，史上著名的秋收起义策源地。在那里，她亲历了孩子三易学校，最终从一个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一个厌学的孩子。最后，春桃夫妇不得不北上天津，举债买房，获得了传说中的“蓝印户口”，让小明进入一所民办中学。
小学六年，小明换了三所学校，曾经被老师打骂，称之为“他是畜生”，曾被体罚，曾遭遇老师的精神冷暴力……作为母亲，春桃抗争过，想联合其他家长一起帮孩子换掉班主任，可面对的，是人人愤怒，却不敢当出头鸟的局面。
春桃悲哀、疼痛，却不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3年，以儿子为原型的中国教育现状之调查的报告文学——《南下北上求学记》成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春桃想借助这本书回答昔日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
“现在我们的教育，三句话就概括了：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剥夺学生的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的这样一种体制。”书中，春桃笔指病灶，“现在都说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老师缺少了爱心。老师可以一点不去顾及孩子们的感受，不顾这种处罚将会使得孩子的人格、性格和自尊心受到扭曲，这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在阴影里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如果孩子们学会的只是强权、暴戾、非理性以及自我心中的怨怒，那么将来，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丧失的就是一个人最需要的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今天的孩子。春桃喊得声嘶力竭。
生活里，春桃并不是一个轻易愤怒的人，即便是在餐馆吃饭不小心吃到一根头发，她也是偷偷地扔掉，不忍心破坏了食者的心情，也不忍心让大厨因此受罚。这样的温和似乎与报告文学里的她，出入极大。她努力绕开个人生活的小悲小喜，在一个大多数人意志脱钙的时代，坚持与保持愤怒，于是，这愤怒便显得格外壮美。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著名作家毕淑敏也曾说：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愤怒意味着不再怯懦，意味着勇敢，并唤醒他人，共同追求更美的世界与人生。
春桃就是勇敢站起来愤怒呐喊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