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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栖明星，一代歌后，与她的“金嗓子”齐名的是她历经磨难的一生，至今关于她的死因仍充满纷争。如今，她的孙女周小璇，要为奶奶拍一部纪录片，为这个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伟大的歌唱家、演员的悲情命运寻找一个解释，为这个逝去的“马路天使”带去一丝平静，给自己和世人一个交代。
认识周小璇是因为一个叫做“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的组织，作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周小璇和她的朋友们用了4年时间，将一个纯粹理想主义的分享好电影的酒吧放映活动发展成今天一个每年有大使馆、大学、文化交流机构等参与的国际青年电影交流大会。今年，他们更是得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在“中央新影”放映厅的外面，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金嗓子”的后代，周小璇称，她今年年底将开拍一部关于周璇晚年的纪录片，片名暂定为《你的心黑不黑?》，导演和制片人都已经确定。
奶奶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1982年，周小璇出生在北京的小西天，“鹅蛋脸形酷似周璇，但欠缺一些圆润，和周璇一样都是单凤眼；嘴巴比周璇的略大，但很多老影人都说她笑起来和周璇一模一样。”曾经接触过周小璇的人如此描述这个成长于加拿大的女孩。
周小璇的爸爸周伟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妈妈常晶是名医生。5岁就成了孤儿的周伟，有了女儿后，觉得该给自己和后代一个关于祖辈的交代。于是，在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1986年，他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打起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财产官司。他说他不在乎妈妈到底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他只想知道她的死是不是别人的“谋财害命”。案子最终并没有一个明朗的结果，周璇的死仍旧是个谜。1987年，周伟出版了《我的妈妈周璇》一书，随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探寻母亲身世的调查取证工作。
与此同时，学习西医的常晶继承了家里祖传下来的中医医术，和父亲一起开了个诊所。周小璇出生不久后她就只身前往加拿大打拼，在开拓出一片疆土之后，于1988年，将全家移民到多伦多。
妈妈开方，爸爸抓药，在加拿大这种医疗免费的国家，周伟夫妻的私人诊所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掏钱看病，凭借高超的医术，常品的病人遍布爱尔兰、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中国等诸多国家。
也许是遗传了“金嗓子”周璇的基因，周伟幼儿园毕业后就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长笛，而周小璇更是从6岁起就一直以钢琴为伴，成为一名职业古典钢琴演奏家是她自小的梦想。
在加拿大苦练钢琴的那些年，中国，在周小璇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以一个旅游地点的形式出现的，而周璇，除了血缘关系，除了时常听父母提起，对周小璇来说，则一直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影像。试想，在遥远的加拿大的多伦多，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星，对一个自小生活在国外的80后中国女孩，能有多少影响?除了听过她的歌，看过她的电影，周小璇对周璇这个人并没有强烈的感受。
2006年，周小璇以古典钢琴演奏者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大剧院，自她11岁登台表演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奶奶的家乡表演。
为奶奶改变人生计划
2007年上海电影节，周小璇到上海参加了由上海、香港，新加坡、多伦多和北京等五地联和展出的“周璇50周年回顾展”活动，至此，她终于感受到了奶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体会到她作为一个人、一个标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周璇和我有关系，我在上海，见到我的人知道我是周璇的孙女，都表示亲切和喜爱，我看到有那么多人爱她，看到她的影响力，深有感触。这种东西，你在国外是没办法感受到的。”
于是，曾经打算继续读博士的周小璇在25岁时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电影节后，她一个人留在上海学中文，拜访奶奶生前的老朋友，寻根。
周小璇在中国的生活充满了意外，周璇这个名字经常有意无意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看电影《纽约，我爱你》，舒淇表演的那段配了周璇的歌；被邀请去看王全安的电影《团圆》，里面讲到了周璇和她的歌；去中央音乐学院听电影课，老师也在把《马路天使》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范本来讲……这些因素，逐渐让周小璇有了一个想办一场音乐会，和吹长笛的爸爸、学声乐的妹妹一起来纪念奶奶周璇的想法。
2008年，通过朋友，周小璇认识了“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的负责人Peter，随后她便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加入这个组织，帮他们做一些工作，这让她有机会看了很多影片，认识了很多电影人，办音乐会的想法也变成了改拍纪录片，随后便有了《你的心黑不黑?》的计划。
2009年，在“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第三届的筹备活动中，周小璇认识了导演Ayelet Heller，一个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电影和电视系的出色的以色列女性纪录片导演。她们很快被彼此吸引，她为她的电影感动，她为她奶奶的身世惊奇。
2010年6月底，《你的心黑不黑?》拍摄计划出炉，由Ayelet Heller导演，Peter担任制片人，今年底开始拍摄，地点初选为上海、香港和北京，将通过采访一些周璇的老朋友、老搭档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来反映她最后的那些年。
周小璇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反映周璇生前最后的事业和命运，平息关于她死因的种种纷争，为她的灵魂带去一丝平静……
《淑媛》对话周小璇
《淑媛》：为什么电影会取名为《你的心黑不黑?》
周小璇：周璇早年的经历，大众基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她1951年拍完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之后到她1957年去世，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清楚。当时媒体上不是说她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好了吗?但是怎么3个月后就死掉了?我在看她日记的时候，发现她被送入精神病医院的那段时间，经常提到一种叫“黑盒子”的药，虽然她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病人，她的身体知道那是一个给她带来恐惧的东西。我曾经在北京拜访过周璇的一个老朋友，她说，周璇晚年，每当有人来看她，如果她不是很熟，也不是很喜欢的话，她就会拿手电筒照对方，然后说：“你的心黑不黑?”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美丽、有名、有钱又单身的女人，免不了有人会对她有所企图。所以，关于她最后的那段生活、她的死，至今还有很多疑问和争议。周璇无论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对华人文化的影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她不该没有完整的人生，所以，作为她的后代，我希望给自己，给世人一个交代，算是对她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完结。
《淑媛》：你没想过用中国导演吗?毕竟周璇是个很中国的形象。
周小璇：我觉得这跟国籍没关系，我最在乎的其实是导演的性别一定得是女性，同时她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那种细微的和敏感的东西我觉得是男性导演所无法达到的。我和Ayelet Heller导演是在去年“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上认识的，她是第一个拿着片子来参加我们活动的电影人，她的纪录片《美国人在平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刚从上海来北京，还有点无所适从，那部电影哭得我稀里哗啦的，除了感动，更多的是给我这个外乡人带来了希望。我后来告诉她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想找她拍，她立即就决定要做了，她跟我说她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同时，她是一个出生在荷兰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有“寻根”的心理需求。
《淑媛》：让想法变成现实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小璇：是对一个人耐心的考验。我从一个对电影一无所知的人，到把它拍出来，这中间要去学习很多东西，要认识很多人，要查阅很多关于周璇的资料，要找资金……这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否则很容易就做不下去了。我的导演和制片人，在这件事上就像我师父，给了我很多的心理支持，如果不是他们，我想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一直坚持到现在。
《淑媛》：我知道你父亲当年也为周璇做了很多事，比如用10年时间探访她的出生地、打官司，在上海举办“周璇后人演唱会”等等，你是子承父业吗?
周小璇：周璇对我们各自的意义不同，而且，我受我妈妈的影响更多些，周璇悲情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情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伤害和抛弃，她对爱情的失望，对孩子的感情等等，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妈妈远比我爸爸更能理解，这完全出自一个女性的视角，而非亲生骨肉的血缘关系。
《淑媛》：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纪录片拍到最后也许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你想知道的真相，
周小璇：没有结果的现实也是一个答案。
《淑媛》：你的人生计划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电影拍完后是否会继续弹钢琴?
周小璇：我想我会继续弹钢琴，我硕士读的就是古典钢琴表演，那是我希望能作为终生追求的东西。拍电影这件事，看似是个偶发事件，但是我现在觉得是命里注定的，是我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是一种本能的需要。
认识周小璇是因为一个叫做“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的组织，作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周小璇和她的朋友们用了4年时间，将一个纯粹理想主义的分享好电影的酒吧放映活动发展成今天一个每年有大使馆、大学、文化交流机构等参与的国际青年电影交流大会。今年，他们更是得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在“中央新影”放映厅的外面，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金嗓子”的后代，周小璇称，她今年年底将开拍一部关于周璇晚年的纪录片，片名暂定为《你的心黑不黑?》，导演和制片人都已经确定。
奶奶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1982年，周小璇出生在北京的小西天，“鹅蛋脸形酷似周璇，但欠缺一些圆润，和周璇一样都是单凤眼；嘴巴比周璇的略大，但很多老影人都说她笑起来和周璇一模一样。”曾经接触过周小璇的人如此描述这个成长于加拿大的女孩。
周小璇的爸爸周伟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妈妈常晶是名医生。5岁就成了孤儿的周伟，有了女儿后，觉得该给自己和后代一个关于祖辈的交代。于是，在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1986年，他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打起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财产官司。他说他不在乎妈妈到底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他只想知道她的死是不是别人的“谋财害命”。案子最终并没有一个明朗的结果，周璇的死仍旧是个谜。1987年，周伟出版了《我的妈妈周璇》一书，随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探寻母亲身世的调查取证工作。
与此同时，学习西医的常晶继承了家里祖传下来的中医医术，和父亲一起开了个诊所。周小璇出生不久后她就只身前往加拿大打拼，在开拓出一片疆土之后，于1988年，将全家移民到多伦多。
妈妈开方，爸爸抓药，在加拿大这种医疗免费的国家，周伟夫妻的私人诊所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掏钱看病，凭借高超的医术，常品的病人遍布爱尔兰、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中国等诸多国家。
也许是遗传了“金嗓子”周璇的基因，周伟幼儿园毕业后就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长笛，而周小璇更是从6岁起就一直以钢琴为伴，成为一名职业古典钢琴演奏家是她自小的梦想。
在加拿大苦练钢琴的那些年，中国，在周小璇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以一个旅游地点的形式出现的，而周璇，除了血缘关系，除了时常听父母提起，对周小璇来说，则一直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影像。试想，在遥远的加拿大的多伦多，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星，对一个自小生活在国外的80后中国女孩，能有多少影响?除了听过她的歌，看过她的电影，周小璇对周璇这个人并没有强烈的感受。
2006年，周小璇以古典钢琴演奏者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大剧院，自她11岁登台表演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奶奶的家乡表演。
为奶奶改变人生计划
2007年上海电影节，周小璇到上海参加了由上海、香港，新加坡、多伦多和北京等五地联和展出的“周璇50周年回顾展”活动，至此，她终于感受到了奶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体会到她作为一个人、一个标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周璇和我有关系，我在上海，见到我的人知道我是周璇的孙女，都表示亲切和喜爱，我看到有那么多人爱她，看到她的影响力，深有感触。这种东西，你在国外是没办法感受到的。”
于是，曾经打算继续读博士的周小璇在25岁时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电影节后，她一个人留在上海学中文，拜访奶奶生前的老朋友，寻根。
周小璇在中国的生活充满了意外，周璇这个名字经常有意无意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看电影《纽约，我爱你》，舒淇表演的那段配了周璇的歌；被邀请去看王全安的电影《团圆》，里面讲到了周璇和她的歌；去中央音乐学院听电影课，老师也在把《马路天使》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范本来讲……这些因素，逐渐让周小璇有了一个想办一场音乐会，和吹长笛的爸爸、学声乐的妹妹一起来纪念奶奶周璇的想法。
2008年，通过朋友，周小璇认识了“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的负责人Peter，随后她便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加入这个组织，帮他们做一些工作，这让她有机会看了很多影片，认识了很多电影人，办音乐会的想法也变成了改拍纪录片，随后便有了《你的心黑不黑?》的计划。
2009年，在“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第三届的筹备活动中，周小璇认识了导演Ayelet Heller，一个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电影和电视系的出色的以色列女性纪录片导演。她们很快被彼此吸引，她为她的电影感动，她为她奶奶的身世惊奇。
2010年6月底，《你的心黑不黑?》拍摄计划出炉，由Ayelet Heller导演，Peter担任制片人，今年底开始拍摄，地点初选为上海、香港和北京，将通过采访一些周璇的老朋友、老搭档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来反映她最后的那些年。
周小璇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反映周璇生前最后的事业和命运，平息关于她死因的种种纷争，为她的灵魂带去一丝平静……
《淑媛》对话周小璇
《淑媛》：为什么电影会取名为《你的心黑不黑?》
周小璇：周璇早年的经历，大众基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她1951年拍完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之后到她1957年去世，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清楚。当时媒体上不是说她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好了吗?但是怎么3个月后就死掉了?我在看她日记的时候，发现她被送入精神病医院的那段时间，经常提到一种叫“黑盒子”的药，虽然她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病人，她的身体知道那是一个给她带来恐惧的东西。我曾经在北京拜访过周璇的一个老朋友，她说，周璇晚年，每当有人来看她，如果她不是很熟，也不是很喜欢的话，她就会拿手电筒照对方，然后说：“你的心黑不黑?”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美丽、有名、有钱又单身的女人，免不了有人会对她有所企图。所以，关于她最后的那段生活、她的死，至今还有很多疑问和争议。周璇无论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对华人文化的影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她不该没有完整的人生，所以，作为她的后代，我希望给自己，给世人一个交代，算是对她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完结。
《淑媛》：你没想过用中国导演吗?毕竟周璇是个很中国的形象。
周小璇：我觉得这跟国籍没关系，我最在乎的其实是导演的性别一定得是女性，同时她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那种细微的和敏感的东西我觉得是男性导演所无法达到的。我和Ayelet Heller导演是在去年“北京国际电影交流大会”上认识的，她是第一个拿着片子来参加我们活动的电影人，她的纪录片《美国人在平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刚从上海来北京，还有点无所适从，那部电影哭得我稀里哗啦的，除了感动，更多的是给我这个外乡人带来了希望。我后来告诉她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想找她拍，她立即就决定要做了，她跟我说她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同时，她是一个出生在荷兰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有“寻根”的心理需求。
《淑媛》：让想法变成现实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小璇：是对一个人耐心的考验。我从一个对电影一无所知的人，到把它拍出来，这中间要去学习很多东西，要认识很多人，要查阅很多关于周璇的资料，要找资金……这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否则很容易就做不下去了。我的导演和制片人，在这件事上就像我师父，给了我很多的心理支持，如果不是他们，我想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一直坚持到现在。
《淑媛》：我知道你父亲当年也为周璇做了很多事，比如用10年时间探访她的出生地、打官司，在上海举办“周璇后人演唱会”等等，你是子承父业吗?
周小璇：周璇对我们各自的意义不同，而且，我受我妈妈的影响更多些，周璇悲情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情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伤害和抛弃，她对爱情的失望，对孩子的感情等等，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妈妈远比我爸爸更能理解，这完全出自一个女性的视角，而非亲生骨肉的血缘关系。
《淑媛》：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纪录片拍到最后也许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你想知道的真相，
周小璇：没有结果的现实也是一个答案。
《淑媛》：你的人生计划因为这部电影而改变，电影拍完后是否会继续弹钢琴?
周小璇：我想我会继续弹钢琴，我硕士读的就是古典钢琴表演，那是我希望能作为终生追求的东西。拍电影这件事，看似是个偶发事件，但是我现在觉得是命里注定的，是我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是一种本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