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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伯利亚，这是一片占俄罗斯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广袤土地。在沙俄时期，因为生存条件恶劣，它成为天然的苦役与流放地。西伯利亚流放造就了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流放”情结。西伯利亚的寒冷与苍凉同苦役生活的繁重与艰辛使囚犯们经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其中，亲历流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在这场肉体与灵魂的苦役中寻求着人类苦难问题的答案。
关键字：流放;苦役;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
流放制度作为控制社会犯罪人口数量和替代死刑的有效手段，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得到过广泛的应用：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的岭南、西北、东北边陲地区已经成为流放地并安置了大量的犯罪人口;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开始将一些重刑犯运往自己殖民的北美和澳洲;随后，法国于18世纪在南美洲和太平洋的岛屿上设立了流放地......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随着16世纪末征服西伯利亚“领土聚合”计划的层层推进也逐渐确立起来。恶劣的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暑）和丰富的矿产储备（如达斡尔斯克银矿和涅尔琴斯克的多种矿产）使西伯利亚这片广袤的土地成为天然的“没有围墙的大监狱”。因此，在沙皇时代俄罗斯人意识中，西伯利亚早已成为苦役与服刑的代名词。统计显示，1801至1917年，超过100万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苏联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政党面临着和罗曼诺夫王朝统治者们相似的困境，即如何整合人口从寒冷冻原地带开采出矿产及遏制国家犯罪和颠覆活动。因此，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國流放与苦役并行的制度，成立了“劳改营管理总局”，无数大大小小的劳改营在西伯利亚科雷马、科米和鄂木斯克地区被建造完成。关押在劳改营里的犯人们被要求以所谓“净化社会”和“个人改造”为目的进行长期艰苦劳作，对囚犯个人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摧毁了他们的生命。
一、俄罗斯文学与西伯利亚流放史话
1582年，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几百人翻过乌拉尔山，在西西伯利亚同库程汗国交战并获得胜利，拉开了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序幕。西伯利亚丰富的矿产储备极大地满足了帝国的经济需求，但这里严峻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稀少的居民却使当时的俄国望而却步。随后流放和苦役的结合，作为一种惩罚与殖民并存的行政手段，巧妙地化解了西伯利亚的开发困境。通过将难以管束的臣民驱逐至西伯利亚，统治核心区欧洲部分的社会稳定也得到了良好的保障。
流放队伍的成员不仅包括典型意义上的刑事犯，还包括不顺从的农奴和政治流放者。自流放制度出现以来，俄罗斯的历代知识分子们因其天然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几乎注定经历被流放的命运。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追问和对专制及其他不合理制度的批判激起了统治者的愤怒和迫害之心。其中，十二月党人作为政治流放者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对西伯利亚流放文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源于对十二月党人事件的同情，“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曾写下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诗，把苦难比作希望的忠实姐妹。普希金的另一首诗作《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诗人用“通往涅尔琴斯克之路”暗指那些得罪沙皇的人将要面临的可怕遭遇，即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的命运。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因其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身大都惯于文学创作，基于亲身经历和对当地的观察，他们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西伯利亚的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等。其中，别斯图热夫创作的《西伯利亚小说摘录》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早提及西伯利亚政治流放问题的文艺作品。正是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经历，以西伯利亚流放为主题的创作得以出现并获得发展，成就了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流放情结”。
1825年事件后，一代又一代的俄国知识分子跟随前人的脚步，踏上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旅途。流放对人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们随后的创作中。1835年，赫尔岑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谁之罪》中描绘的社会悲剧就源于他在流放生涯中对彼尔姆下层人民苦难生活和上层腐朽制度的现实刻画;186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西伯利亚终身流放，对自由的呼唤和渴望使他写下了《怎么办》、《序幕》等充满激情的优秀作品;关于流放的记忆无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得到了最深切的体现：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前往鄂木斯克要塞服四年苦役，苦难的经历造成了作家一生的创伤，但也带给他无限的灵感，那些充斥着谋杀与偷盗的后西伯利亚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死屋手记》的主人公戈梁奇科夫的不幸遭遇就是作家本人在西伯利亚期间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压制异见分子的需要，以“劳动改造”为主要特点的集中营式监狱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迅速建立。随着囚犯数量的日益增多，为提高整个体系的劳动效率，劳改营管理总局成立，它的简称“古拉格”是苏联时期完整而庞大的劳改营系统的代名词。劳改营虽遍布整个苏维埃，但主要的劳改中心大多分布在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的西伯利亚地区，如远东的萨哈林岛、叶尼塞河河口附近、哈萨克干草原和涅尔琴斯克市周边。这些区域大量储存着发展经济所必须的煤炭、天然气、石油和木材而迫切需要开发。就目的和职能而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可视作沙皇俄国苦役与流放制度的延续。
据统计，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一九二九年到斯大林死亡的一九五三年，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苦受难，亲历劳改生活的作家群体对当时黑暗的现实给予了最深刻的揭露。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讲述了在科雷马集中营里普通人的种种不幸遭遇;亚里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中因对人类苦难和民族悲剧的全局性再现而被后人称为“俄罗斯的良心”。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死屋”中灵魂的救赎
1849年4月，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小组而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死刑执行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获得赦免，改判为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后终身服兵役。随后，戴着脚镣的作家在暴风雪中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征程。在托博尔斯克的中转监狱，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作家的《福音书》作为监狱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是他整个苦役生涯中仅有的的陪伴，《福音书》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几乎一出生就听闻耶稣基督福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信仰。 鄂木斯克的苦役与流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刑罚堡中污浊拥挤的营房、随处可见的酷刑与压迫、人性的扭曲和丑恶让他深感绝望，同时在作家的内心深处也奇迹般地升起一种对救赎的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救赎的想法一方面扎根于作家对基督教谕中弥赛亚意识的探索，另一方面源自对苦役营中社会底层罪犯的观察。作家在《死屋手记》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罪犯：他们当中有残暴蛮横的恶人，如嗜杀孩童的卡津，凶残的强盗奥尔洛夫，也有虔诚隐忍的善者，如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少年阿列伊等。正是这些观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往日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刻画：这里既没有斯拉夫派想象中无私的基督徒，也没有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理性的集体生活。当酗酒的卡津又一次遭到罪犯们的蓄意殴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自己狭窄的铺位上陷入了沉思：9岁时他曾不慎走入一片有狼出没的树林，惊吓之中他跑到附近的农田，在那里，一名叫马列伊的农奴极力安慰他，使他的心情得以平复。关于马列伊善举的回忆唤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救赎的渴望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救赎意识，他开始觉得所有罪犯的心中都残存着一丝善良的光辉，他们是一群渴望获得宽恕的人。在给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与强盗为伍读过的四年牢狱生活，结果让我发现了人。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作家从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两面，病态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变得丑恶，但牢狱残酷的刑罚却展现了他们身上淳朴、善良的天性，从苦难中寻求心灵解脱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之路。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要的哲学思想，关于“忏悔与救赎”的
主题也贯穿了作家后西伯利亚时期的创作。
《罪与罚》解析了一个人的灵魂挣扎与救赎。穷困潦倒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妇和其妹妹后，面对灵魂的拷问，选择了接受法律惩处的忏悔之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德米特里躲在黑暗的草丛里准备酝酿犯罪时，信仰的力量使他听到了上帝对自己良心的拷问，让他甘愿背负起忏悔的十字架，在西伯利亚的矿井中走向救赎。
三、索尔仁尼琴：探寻“古拉格”中生命的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26岁的侦察炮兵连指挥官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获罪，在东普鲁士前线遭到逮捕。八年劳改营苦役、三年流放地苦难，永久改变了他的精神流向。索尔仁尼琴后来说，如果没有拘禁和流放的经历，他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部“劳改营”小说，也是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之一。索尔仁尼琴以苦役犯伊凡·舒霍夫的视角讲述其在劳改营中一天的平淡生活。舒霍夫的生存状况是古拉格里无数囚犯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需要克服困倦与饥饿，在西伯利亚凛冽的严寒坚持长时间的的劳作;他们需要在狱卒严厉的监督下像工具一样毫无尊严地接受支配差遣同时还要接受来自社会的蔑视和亲人的疏离。对苦难的切身感受让索尔仁尼琴意识到，劳改营生活给人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极大的摧残，对个体生命的忽视是极权政体之下人性丧失的根源。
但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并没有就此中断，《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着眼于绝境中群体的生存状态，继续探寻着生命的意义，“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分为三册，七个部分，除了作者本人的经历外，还征集到两百多人的口述、书信、证词等材料，同时通过进行史实考证、查阅档案文献等，再现了一个普通公民进入古拉格经历的抓捕、审讯、劳改、苦役、流放的过程和劳改营中株连逮捕、集体流放、严厉的刑罚、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集体虐杀现象，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系统的一部完整且详尽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古拉格的深入剖析，索尔仁尼琴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劳改生活的残酷并不仅仅在于苦役与监禁给人造成的健康损害、心灵煎熬和精神屈辱，这种状态的危险之处是对人生存意志的瓦解，使人陷入绝望的深渊，最终只能消极地等待死亡。但作家也注意到了一些普通人，他们即使活在极大的心灵煎熬中，面临生与死的抉择，也始终不愿做生活的奴隶。恰恰是这种残存的勇气和意志让个体生命在善与恶的对峙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认识发展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生命观的基础，即生命的意义在于人的精神力量。
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索尔仁尼琴与11个年头流放生涯中经历的种种苦难完成了和解。对生活中各种痛苦、磨难坚忍地承受使索尔仁尼琴构筑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个体的精神力量。对于世上的恶和自己承受的苦难，他这样解释道： “对此唯的答案只是： 人世生活的意义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
四、结语
索尔仁尼琴在很多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颇为相似，他们都曾被政府关押、流放，并都以此题材进行写作。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带来的磨难与艰辛使两位作家看遍了世间的暴力、血腥与残酷，也激发了他们对人类苦难现象的关注。在与底层人民的接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苦难是人通向心灵救赎的道路;在对生命意义的求索中，索尔仁尼琴获得了一种可以和所有恶抗衡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尔仁尼琴对苦难和造成苦难根源坚持不渝的探索使他们经历了一场灵魂的苦役，最终找到了各自的心灵的归宿。
参考文献
[1]安妮·阿普尔鲍姆. 《古拉格：一部历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
[2]丹尼尔·比尔.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6
[3]杜嘉蓁.简论《死屋手记》[J].外国文学研究，1986（02）：37-42.
[4]姜微.浅析索尔仁尼琴“集中營文学”主人公的软弱情怀[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1）：67-68.
[5]宋羽竹.诗意化的民族想象——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J].俄罗斯研究，2019（01）：147-176.
[6]张桂娜.生命意义的追寻——索尔仁尼琴核心思想的生成轨迹及其演进逻辑[J].学术交流，2016（01）：30-36.
[7]郑永旺.从“美拯救世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J].哲学动态，2013（09）：77-82.
作者简介：杜子寒（1997年2月-），女，汉，河北，在读硕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关键字：流放;苦役;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
流放制度作为控制社会犯罪人口数量和替代死刑的有效手段，在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得到过广泛的应用：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的岭南、西北、东北边陲地区已经成为流放地并安置了大量的犯罪人口;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开始将一些重刑犯运往自己殖民的北美和澳洲;随后，法国于18世纪在南美洲和太平洋的岛屿上设立了流放地......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随着16世纪末征服西伯利亚“领土聚合”计划的层层推进也逐渐确立起来。恶劣的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暑）和丰富的矿产储备（如达斡尔斯克银矿和涅尔琴斯克的多种矿产）使西伯利亚这片广袤的土地成为天然的“没有围墙的大监狱”。因此，在沙皇时代俄罗斯人意识中，西伯利亚早已成为苦役与服刑的代名词。统计显示，1801至1917年，超过100万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苏联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政党面临着和罗曼诺夫王朝统治者们相似的困境，即如何整合人口从寒冷冻原地带开采出矿产及遏制国家犯罪和颠覆活动。因此，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國流放与苦役并行的制度，成立了“劳改营管理总局”，无数大大小小的劳改营在西伯利亚科雷马、科米和鄂木斯克地区被建造完成。关押在劳改营里的犯人们被要求以所谓“净化社会”和“个人改造”为目的进行长期艰苦劳作，对囚犯个人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摧毁了他们的生命。
一、俄罗斯文学与西伯利亚流放史话
1582年，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几百人翻过乌拉尔山，在西西伯利亚同库程汗国交战并获得胜利，拉开了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序幕。西伯利亚丰富的矿产储备极大地满足了帝国的经济需求，但这里严峻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稀少的居民却使当时的俄国望而却步。随后流放和苦役的结合，作为一种惩罚与殖民并存的行政手段，巧妙地化解了西伯利亚的开发困境。通过将难以管束的臣民驱逐至西伯利亚，统治核心区欧洲部分的社会稳定也得到了良好的保障。
流放队伍的成员不仅包括典型意义上的刑事犯，还包括不顺从的农奴和政治流放者。自流放制度出现以来，俄罗斯的历代知识分子们因其天然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几乎注定经历被流放的命运。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追问和对专制及其他不合理制度的批判激起了统治者的愤怒和迫害之心。其中，十二月党人作为政治流放者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对西伯利亚流放文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源于对十二月党人事件的同情，“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曾写下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诗，把苦难比作希望的忠实姐妹。普希金的另一首诗作《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诗人用“通往涅尔琴斯克之路”暗指那些得罪沙皇的人将要面临的可怕遭遇，即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的命运。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因其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身大都惯于文学创作，基于亲身经历和对当地的观察，他们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西伯利亚的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等。其中，别斯图热夫创作的《西伯利亚小说摘录》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早提及西伯利亚政治流放问题的文艺作品。正是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经历，以西伯利亚流放为主题的创作得以出现并获得发展，成就了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流放情结”。
1825年事件后，一代又一代的俄国知识分子跟随前人的脚步，踏上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旅途。流放对人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们随后的创作中。1835年，赫尔岑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谁之罪》中描绘的社会悲剧就源于他在流放生涯中对彼尔姆下层人民苦难生活和上层腐朽制度的现实刻画;186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西伯利亚终身流放，对自由的呼唤和渴望使他写下了《怎么办》、《序幕》等充满激情的优秀作品;关于流放的记忆无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得到了最深切的体现：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前往鄂木斯克要塞服四年苦役，苦难的经历造成了作家一生的创伤，但也带给他无限的灵感，那些充斥着谋杀与偷盗的后西伯利亚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死屋手记》的主人公戈梁奇科夫的不幸遭遇就是作家本人在西伯利亚期间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压制异见分子的需要，以“劳动改造”为主要特点的集中营式监狱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迅速建立。随着囚犯数量的日益增多，为提高整个体系的劳动效率，劳改营管理总局成立，它的简称“古拉格”是苏联时期完整而庞大的劳改营系统的代名词。劳改营虽遍布整个苏维埃，但主要的劳改中心大多分布在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的西伯利亚地区，如远东的萨哈林岛、叶尼塞河河口附近、哈萨克干草原和涅尔琴斯克市周边。这些区域大量储存着发展经济所必须的煤炭、天然气、石油和木材而迫切需要开发。就目的和职能而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可视作沙皇俄国苦役与流放制度的延续。
据统计，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一九二九年到斯大林死亡的一九五三年，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苦受难，亲历劳改生活的作家群体对当时黑暗的现实给予了最深刻的揭露。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讲述了在科雷马集中营里普通人的种种不幸遭遇;亚里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中因对人类苦难和民族悲剧的全局性再现而被后人称为“俄罗斯的良心”。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死屋”中灵魂的救赎
1849年4月，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小组而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死刑执行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获得赦免，改判为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后终身服兵役。随后，戴着脚镣的作家在暴风雪中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征程。在托博尔斯克的中转监狱，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作家的《福音书》作为监狱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是他整个苦役生涯中仅有的的陪伴，《福音书》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几乎一出生就听闻耶稣基督福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信仰。 鄂木斯克的苦役与流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刑罚堡中污浊拥挤的营房、随处可见的酷刑与压迫、人性的扭曲和丑恶让他深感绝望，同时在作家的内心深处也奇迹般地升起一种对救赎的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救赎的想法一方面扎根于作家对基督教谕中弥赛亚意识的探索，另一方面源自对苦役营中社会底层罪犯的观察。作家在《死屋手记》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罪犯：他们当中有残暴蛮横的恶人，如嗜杀孩童的卡津，凶残的强盗奥尔洛夫，也有虔诚隐忍的善者，如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少年阿列伊等。正是这些观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往日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刻画：这里既没有斯拉夫派想象中无私的基督徒，也没有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理性的集体生活。当酗酒的卡津又一次遭到罪犯们的蓄意殴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自己狭窄的铺位上陷入了沉思：9岁时他曾不慎走入一片有狼出没的树林，惊吓之中他跑到附近的农田，在那里，一名叫马列伊的农奴极力安慰他，使他的心情得以平复。关于马列伊善举的回忆唤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救赎的渴望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救赎意识，他开始觉得所有罪犯的心中都残存着一丝善良的光辉，他们是一群渴望获得宽恕的人。在给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与强盗为伍读过的四年牢狱生活，结果让我发现了人。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作家从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两面，病态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变得丑恶，但牢狱残酷的刑罚却展现了他们身上淳朴、善良的天性，从苦难中寻求心灵解脱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之路。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要的哲学思想，关于“忏悔与救赎”的
主题也贯穿了作家后西伯利亚时期的创作。
《罪与罚》解析了一个人的灵魂挣扎与救赎。穷困潦倒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妇和其妹妹后，面对灵魂的拷问，选择了接受法律惩处的忏悔之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德米特里躲在黑暗的草丛里准备酝酿犯罪时，信仰的力量使他听到了上帝对自己良心的拷问，让他甘愿背负起忏悔的十字架，在西伯利亚的矿井中走向救赎。
三、索尔仁尼琴：探寻“古拉格”中生命的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26岁的侦察炮兵连指挥官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获罪，在东普鲁士前线遭到逮捕。八年劳改营苦役、三年流放地苦难，永久改变了他的精神流向。索尔仁尼琴后来说，如果没有拘禁和流放的经历，他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部“劳改营”小说，也是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之一。索尔仁尼琴以苦役犯伊凡·舒霍夫的视角讲述其在劳改营中一天的平淡生活。舒霍夫的生存状况是古拉格里无数囚犯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需要克服困倦与饥饿，在西伯利亚凛冽的严寒坚持长时间的的劳作;他们需要在狱卒严厉的监督下像工具一样毫无尊严地接受支配差遣同时还要接受来自社会的蔑视和亲人的疏离。对苦难的切身感受让索尔仁尼琴意识到，劳改营生活给人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极大的摧残，对个体生命的忽视是极权政体之下人性丧失的根源。
但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并没有就此中断，《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着眼于绝境中群体的生存状态，继续探寻着生命的意义，“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分为三册，七个部分，除了作者本人的经历外，还征集到两百多人的口述、书信、证词等材料，同时通过进行史实考证、查阅档案文献等，再现了一个普通公民进入古拉格经历的抓捕、审讯、劳改、苦役、流放的过程和劳改营中株连逮捕、集体流放、严厉的刑罚、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集体虐杀现象，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系统的一部完整且详尽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古拉格的深入剖析，索尔仁尼琴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劳改生活的残酷并不仅仅在于苦役与监禁给人造成的健康损害、心灵煎熬和精神屈辱，这种状态的危险之处是对人生存意志的瓦解，使人陷入绝望的深渊，最终只能消极地等待死亡。但作家也注意到了一些普通人，他们即使活在极大的心灵煎熬中，面临生与死的抉择，也始终不愿做生活的奴隶。恰恰是这种残存的勇气和意志让个体生命在善与恶的对峙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认识发展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生命观的基础，即生命的意义在于人的精神力量。
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索尔仁尼琴与11个年头流放生涯中经历的种种苦难完成了和解。对生活中各种痛苦、磨难坚忍地承受使索尔仁尼琴构筑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个体的精神力量。对于世上的恶和自己承受的苦难，他这样解释道： “对此唯的答案只是： 人世生活的意义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
四、结语
索尔仁尼琴在很多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颇为相似，他们都曾被政府关押、流放，并都以此题材进行写作。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带来的磨难与艰辛使两位作家看遍了世间的暴力、血腥与残酷，也激发了他们对人类苦难现象的关注。在与底层人民的接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苦难是人通向心灵救赎的道路;在对生命意义的求索中，索尔仁尼琴获得了一种可以和所有恶抗衡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尔仁尼琴对苦难和造成苦难根源坚持不渝的探索使他们经历了一场灵魂的苦役，最终找到了各自的心灵的归宿。
参考文献
[1]安妮·阿普尔鲍姆. 《古拉格：一部历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
[2]丹尼尔·比尔.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6
[3]杜嘉蓁.简论《死屋手记》[J].外国文学研究，1986（02）：37-42.
[4]姜微.浅析索尔仁尼琴“集中營文学”主人公的软弱情怀[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1）：67-68.
[5]宋羽竹.诗意化的民族想象——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J].俄罗斯研究，2019（01）：147-176.
[6]张桂娜.生命意义的追寻——索尔仁尼琴核心思想的生成轨迹及其演进逻辑[J].学术交流，2016（01）：30-36.
[7]郑永旺.从“美拯救世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J].哲学动态，2013（09）：77-82.
作者简介：杜子寒（1997年2月-），女，汉，河北，在读硕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