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上的道光瓷器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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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下午,中贸圣佳夏季拍卖重新恢复的瓷杂专场上,以8400万元成交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荣华富贵灯笼尊,成为了大陆地区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1019.2万元成交的清嘉庆粉彩八蛮进宝图双螭耳瓶,也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贵的一件嘉庆瓷器。当天的瓷杂拍卖中,还有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高67.5厘米、署“慎德堂制”楷书红款的清道光粉彩三羊开泰图双象耳瓶,也以336万元成交,创下了目前所知道光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
  


  据中贸圣佳的资料显示,创天价的这件双耳瓶与清乾隆御制珐琅彩荣华富贵灯笼尊同为原清宫内府三院卿庆宽的旧藏。此罐器型硕大,“纹饰祥瑞,绘制精细,设色艳丽”,是非常少见的道光“慎德堂制”款官窑器物。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刘如仲研究,庆宽(1848-1927年),本名赵小山,是清代辽宁铁岭人,后入旗籍,隶正黄旗。工书善画,初供职于醇亲王府,后进入清宫内务府。光绪时期,他曾出任江西监法道,开始四处搜求历代名瓷。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件体量硕大、制作精细的道光三羊开泰大瓶,应是当年的圆明园遗物。
  有需求才有市场,需求推动着拍卖行情的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晚清瓷器而言,更多藏家都着眼于道光一期。究其因,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道光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正式宣告了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近代,中国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半封建和半殖民时代,道光瓷器可以说是这一段历史颇具代表性的藏品;二则是自嘉庆朝后期开始,官窑瓷器的烧制彻底告别了清代盛世的制瓷高峰,江河日下,道光一朝的官窑瓷器与前朝相比,虽然各方面对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仍具有独特的风格。
  清末、民国时期,收藏之风一度极盛,但是当时的收藏家一般首推宋代名窑品以及高古瓷、三彩器,其次是明清盛世的官窑瓷器,道光瓷器由于年代较近,长期不受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80年前,国内运动不断,文物艺术品被大量损毁,时至今日,既便是晚清制作数量较大的道光官窑瓷器,存世的数量也很少了,精品更是稀见。
  
  “慎德堂制”御瓷领涨晚清瓷器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有远见的收藏家便已经关注道光官窑瓷器,并且开始了专题性质的收藏,当下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已不乏收藏大家。北京诚轩拍卖公司瓷杂部经理戴岱认为,“道光瓷的专题藏家远多于收藏嘉庆瓷的,原因是嘉庆瓷器风格上还是属于乾隆时期的延续,而道光瓷器另具特点,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也远比嘉庆瓷多。有一定的数量,才能吸引藏家。”
  


  2005年以来,拍场上由于明清盛世官窑瓷器越来越难寻,道光瓷器也开始走俏,价格开始大幅上涨。今年春拍,北京翰海以302.4万元成交的粉彩仙人祝寿方瓶,曾是1995年中国嘉德春季大拍瓷杂专场的封面拍品,方瓶正面绘寿星及童子,另面绘童子献寿桃,两侧绘海屋,四面绘图构成了一幅四方祝寿图,底署“慎德堂制”四字二行楷书红款,为道光朝的御瓷精品,当时估价15万至25万元,以20.9万元成交,12年时间,增值近15倍。北京翰海去岁秋拍,亦曾高价成交过一件与上述方瓶类似的“慎德堂制”款青花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319万元,此瓶1997年出现在北京翰海春季大拍时,编号为964,成交价仅33万元,9年时间,价格上涨接近十倍。
  从拍卖成交的前20名道光官窑瓷器来看,排在前3名的瓷器皆为“慎德堂制”款瓷器。据上海博物馆陶瓷专家陆明华研究,“道光官窑瓷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六字官款器,一种是‘慎德堂制’款器。……彩瓷质量高于颜色釉瓷,这是因为颜色釉在嘉庆朝已趋蓑落,此时亦无回天之力。而彩瓷则始终是乾嘉以来的主流产品,从工艺上看又属低温绘彩,相对较易制作,因而理所当然地优于颜色釉,而青花瓷在青料呈色、绘画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前朝的风格,有些产品可与乾隆瓷并驾齐驱。从整体看,‘慎德堂制’款器制作质量普遍较高,因为这是以道光帝旻宁在圆明园的居住地——慎德堂命名的,属道光帝御用瓷器。”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耿东升研究,“传世‘慎德堂’铭款器物品种丰富,以粉彩、青花制品多见,制作精美,堪称道光官窑器中的上品。”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认为,“慎德堂制楷书款识,以侧锋书写,字体秀丽。笔法工稳,以抹红为最多,亦有泥金者。”
  


  事实上对于道光官窑瓷器的作伪,光绪和民国早期都出现过,鉴定专家薛贵笙认为,当时“有仿六字官款的,也有仿‘慎德堂制’款的,‘慎德堂’款一般多认为是道光时期的,但实际上光绪时仿的很多。后仿的一般份量稍轻。”
  
  粉彩精品居市场主流
  
  与康雍乾三朝的官窑瓷器相比,道光时期生产的瓷器,胎质远不如乾嘉时期坚硬细腻,疏松感强,体量大小接近的器物重量也远低于乾嘉瓷器。釉面也大多不均匀。造型、设计皆趋于传统和保守,缺乏清三代瓷器的那种秀美,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瓶、罐类器物,制作不精细的,非常粗糙。
  从拍卖市场的情况来看,成交价较高的道光瓷器,几乎都是瓶、罐类大器。成交前20名中,各式瓶多达15件,其余尊、盘、钵盂、花盆、贲巴壶各占一件。
  粉彩器此时已经取代了青花和其他釉彩品种,居主流地位,成交前20名中占13件之多,色釉瓷仅5件,青花器2件。署款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款、楷款为主,多达15件,除“慎德堂制”款瓷器外。还有一件极为少见的“退思堂制”款瓷器。13件粉彩器,白地粉彩虽然也有几件,但主要还是以色地粉彩居多,比如青花粉彩、淡绿地粉彩、胭脂红地粉彩、粉红黄地粉彩、松绿地描金粉彩、黄地粉彩等。
  


  从瓷器的装饰纹样来看,以图案花卉最多,表现风格最突出的是以吉祥图案,如三多图、喜字纹、牡丹纹、八吉祥等等,其次是山水人物、动物图案,如仙人祝寿、赛龙舟、三羊开泰、百鹿图等(这一类器物成交的价格通常远高于图案、花卉类的)。无论所绘是花卉、人物,还是动物图案,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图案的增多,与当时的社会背影有关,动荡的社会使人们生出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类吉祥纹饰的大型器物,更是国内外瓷器收藏者的首选品种。
  比如目前成交价排名第一的粉彩三羊开泰图双象耳瓶,主题纹饰为“三羊开泰”,辅助纹饰颈部有蝙蝠、双鱼、戟磬、蕃莲,肩部饰如意云头纹,胫部亦为如意云头纹。瓶的双耳为象耳,寓“太平有象”之意。“三羊开泰”之“三羊”,谐音“三阳”,最早取材于《易记》,“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 三羊开泰作为图案出现在瓷器上,见于明代,清代最为流行。
  人物纹饰方面,常见仙人祝寿、赛龙舟、婴戏图、仕女图、八仙图、西厢人物等等,但此时已经远不能与前朝相比,多数人物图案线条纤细,空有其形而无其神,少见精品,偶尔得见,必创高价。如北京翰海去年秋拍319万元成交的青花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瓶腹通绘八仙、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刘海、麻姑等神仙人物,人物众多,画工精细,色彩鲜艳,衬以山人楼阁,颈部双侧各饰一蝠衔桃形耳,也称“福寿耳”。
  


  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花赏瑶华”专场中成交的两件道光双耳瓶,可谓是吉庆花卉类的代表器,以178.2万元成交的淡绿地粉彩通景“三多”图双耳瓶,“以淡绿彩为底色,绘象征‘如意吉祥’的蝠鼠和盘长纹。瓶身通景绘石榴树和牡丹花卉。垂肩和瓶足上如意纹以蟠桃相间。石榴多籽、意‘多子’、蟠桃意‘多寿’、 牡丹意‘多富(福)’,亦即‘三多’也。”清代瓷器上,也有用佛手替代牡丹的,此瓶上所绘的石榴,颜色红润,果皮绽开,寓意“榴开百子”。另一件以154.44万元成交的胭脂红地粉彩折枝莲纹“吉祥如意”图双耳瓶,所绘的主题纹饰即是“吉祥如意”,更是道光吉庆图案的典型器。
  
  “退思堂制”款瓷器始于何时
  
  2004年10月31日,香港苏富比秋拍瓷杂专场编号139的拍品,是为一件署“退思堂制”款的道光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橄榄瓶,高31.5厘米,估价20万至30万港币,最终以119.39万元成交。无独有偶的是,去年中国嘉德春拍时,也上拍了一件“退思堂制”款瓷器,编号为1729,但图录显示被认定为“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双耳瓶”,高31.8厘米。估价180万至280万元,以792万元成交。
  这两件贯耳瓶的器型大小,釉彩和纹饰风格、内容,以及款识完全一致(是不是同一件器物不好认定),但对于年代的鉴定,两家公司大相径庭,苏富比认定为道光朝,中国嘉德认定为雍正朝。
  有藏家认为,苏富比定为道光朝,似乎是从“退思堂制”四字款识主要出现在道光时期为依据的。而中国嘉德认为是雍正朝,主要依据则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卷,第88页第77图,以及日本出光美术馆198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书画及清朝陶磁展》第163图。但北京故宫所藏的与此完全相似的双耳瓶,底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款,高31.4厘米。
  引起业内人士争议的是,“退思堂制”款瓷器究竟创烧于雍正朝?嘉庆朝?还是道光朝?持雍正朝观点的,是从类型学的角度作出的判断,但是故宫虽藏有同类器,然而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雍正时烧制过“退思堂制”款瓷器。持道光朝观点的这种说法较受业内人士所接受,其原因是“退思堂制”款瓷器多见于道光一朝。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上述拍卖的“退思堂制”款的双耳瓶,也有可能是道光朝仿雍正同类器的作品。
  但在《清代瓷器赏鉴》一书中,薛贵笙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嘉庆时期的彩瓷中已经出现有“退思堂制”款的作品。他指出,“嘉庆以后直至光绪,都有‘退思堂’款制品。”
  


  按照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统计,道光一朝的堂名款有79种之多,“慎德堂制”款数量最多,其次是“浩然堂制”、“睿邸退思堂制”、“宝善斋制”等款,耿宝昌先生认为,“‘退思堂制’款,书法与‘慎德堂制’款一样,同属官窑器,有的还于四字款前,冠以‘睿府’或‘睿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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