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物
　　在辽阔的中国内陆腹地，像汶川这类默默生存的县级城镇，多不胜数。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更可见一个真实的中国。
　　历史上，汶川所在的川西北地区也曾进入过中央政府的视线焦点。那是在清末，出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在此地实行改土归流。彼时列强环伺，西藏岌岌可危，川边因毗邻藏区、事关国家主权而被清政府着力经营。
　　费孝通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历史一民族区域概念，更可将们的视线拉远：从新石器时期直到公元后13世纪的元朝，居于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大渡河，岷江等几条河谷为主要通道，出山进入成都平原。汶川地区作为“羌人地带”，正处于“藏彝走廊”的要冲。这一地区成为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交错区。
　　中国游牧、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自然生态通常都非常脆弱。晚清，随着平原地区人口膨胀，移民压力日增，大量汉族人开始沿着岷江峡谷等通道上溯，而从美洲传入的玉米因耐旱耐寒适应高山种植，逐渐成为该地区羌族等原住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至民国时期，汶川已有大量汉族人聚居。1949年后，当地的经济开发势头更加迅猛。
　　在砍光了山上的树木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采矿与水电开发成为川西北最火的行业。勇敢的士兵忍不住抱怨脚下这条烂路拖慢了他们的救援速度，矿老板的卡车把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压得坑坑洼洼，国有电力公司不惜在地质断裂带上拦坝蓄水，当然，科学仍无法严谨地证明疯狂的水电开发与地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当地早已濒临极限的环境承载天平上，人们随意添加砝码，谁也不担心自己会战为最后的倒霉蛋，反正，随时可以撤出来。矿石与能源，连同本地一直重视有加的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被源源不断输送到近的成都，远的北京、上海、广州……
　　尽管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像许多县域一样，该地无法阻挡自身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但即使到了1970年代，仍有全国地震会议在汶川召开，哈尔滨等众多省市的震观测部门争相来此学习经验。这表明，至少仅凭其位于地震活跃带的地理意义，以及在本地及周边的历次地震中的防灾成统，汶川地区仍能在全国的话语权分布图上标示自我的存在。
　　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或许只有少数乘车前往九寨、黄龙旅行的游客，记住了他们中途午饭的—所小城“汶川”。这一切，直到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被瞬间改变。之前，已有数份地震预报指向该地区。如果这些信息涉及的是省会级重要城市，人们将会如何选择?
　　抛去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不谈，摊开西部省区地图，直观上，以汶川为代表的这类内陆县城，通常沿主要交通线的两侧分布，其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单一，人口却并不稀少，尤其是城镇周围的山区里往往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原住民，交通线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与汲取能力相比，政府为县域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当有限，地震后的水陆空立体救援，倒像是对以往欠缺的公共服务用品的一次集中消费。很多老乡，还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和飞机。
　　在这样一幅场景面前。救援无疑是难度非常大的。挡在路面上的，似乎不仅是泥石流，还有那么多年的欠账，更让英雄的救援人员头痛的是，建筑物竟也像泥石流一样瞬间瘫软在人们眼前。掀开一块预制板，便会惊起一片号啕，包括手拿相机的记者，竟也泣不成声。如此救援，与其说是一次自我证明。不如说是一次自我救赎，在生命面前。
　　历史上，由于经济落后、底子薄而长期形成的低生命保障的住房政策和标准，在中国县域地区遗留了大面积的房屋安全隐患。在改革开放30年已取得重大成果的今天，理应在民生领域彻底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天灾叩问之下，脆弱的县级化生存已暴露无遗。年初的雪灾中，衡阳、郴州等地尚处交通干线因而汇集了众多关注，贵州等地县城乡镇的孤岛之困，已充分显示了它的脆弱性，只是仍未引起人们的系统反思，来来县域地区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如何在大的政治框架下获得同等权利与待遇，接连的天灾不知能否催生县城寻得突围之路?
　　而中国，腰上腿上缠挂着一串串经不起考验的易碎品，正急切地奔跑在融入垒球化浪潮的路上。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