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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物
在辽阔的中国内陆腹地,像汶川这类默默生存的县级城镇,多不胜数。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更可见一个真实的中国。
历史上,汶川所在的川西北地区也曾进入过中央政府的视线焦点。那是在清末,出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在此地实行改土归流。彼时列强环伺,西藏岌岌可危,川边因毗邻藏区、事关国家主权而被清政府着力经营。
费孝通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历史一民族区域概念,更可将们的视线拉远:从新石器时期直到公元后13世纪的元朝,居于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大渡河,岷江等几条河谷为主要通道,出山进入成都平原。汶川地区作为“羌人地带”,正处于“藏彝走廊”的要冲。这一地区成为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交错区。
中国游牧、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自然生态通常都非常脆弱。晚清,随着平原地区人口膨胀,移民压力日增,大量汉族人开始沿着岷江峡谷等通道上溯,而从美洲传入的玉米因耐旱耐寒适应高山种植,逐渐成为该地区羌族等原住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至民国时期,汶川已有大量汉族人聚居。1949年后,当地的经济开发势头更加迅猛。
在砍光了山上的树木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采矿与水电开发成为川西北最火的行业。勇敢的士兵忍不住抱怨脚下这条烂路拖慢了他们的救援速度,矿老板的卡车把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压得坑坑洼洼,国有电力公司不惜在地质断裂带上拦坝蓄水,当然,科学仍无法严谨地证明疯狂的水电开发与地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当地早已濒临极限的环境承载天平上,人们随意添加砝码,谁也不担心自己会战为最后的倒霉蛋,反正,随时可以撤出来。矿石与能源,连同本地一直重视有加的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被源源不断输送到近的成都,远的北京、上海、广州……
尽管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像许多县域一样,该地无法阻挡自身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但即使到了1970年代,仍有全国地震会议在汶川召开,哈尔滨等众多省市的震观测部门争相来此学习经验。这表明,至少仅凭其位于地震活跃带的地理意义,以及在本地及周边的历次地震中的防灾成统,汶川地区仍能在全国的话语权分布图上标示自我的存在。
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或许只有少数乘车前往九寨、黄龙旅行的游客,记住了他们中途午饭的—所小城“汶川”。这一切,直到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被瞬间改变。之前,已有数份地震预报指向该地区。如果这些信息涉及的是省会级重要城市,人们将会如何选择?
抛去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不谈,摊开西部省区地图,直观上,以汶川为代表的这类内陆县城,通常沿主要交通线的两侧分布,其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单一,人口却并不稀少,尤其是城镇周围的山区里往往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原住民,交通线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与汲取能力相比,政府为县域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当有限,地震后的水陆空立体救援,倒像是对以往欠缺的公共服务用品的一次集中消费。很多老乡,还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和飞机。
在这样一幅场景面前。救援无疑是难度非常大的。挡在路面上的,似乎不仅是泥石流,还有那么多年的欠账,更让英雄的救援人员头痛的是,建筑物竟也像泥石流一样瞬间瘫软在人们眼前。掀开一块预制板,便会惊起一片号啕,包括手拿相机的记者,竟也泣不成声。如此救援,与其说是一次自我证明。不如说是一次自我救赎,在生命面前。
历史上,由于经济落后、底子薄而长期形成的低生命保障的住房政策和标准,在中国县域地区遗留了大面积的房屋安全隐患。在改革开放30年已取得重大成果的今天,理应在民生领域彻底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天灾叩问之下,脆弱的县级化生存已暴露无遗。年初的雪灾中,衡阳、郴州等地尚处交通干线因而汇集了众多关注,贵州等地县城乡镇的孤岛之困,已充分显示了它的脆弱性,只是仍未引起人们的系统反思,来来县域地区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如何在大的政治框架下获得同等权利与待遇,接连的天灾不知能否催生县城寻得突围之路?
而中国,腰上腿上缠挂着一串串经不起考验的易碎品,正急切地奔跑在融入垒球化浪潮的路上。
——刘阳
在辽阔的中国内陆腹地,像汶川这类默默生存的县级城镇,多不胜数。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更可见一个真实的中国。
历史上,汶川所在的川西北地区也曾进入过中央政府的视线焦点。那是在清末,出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在此地实行改土归流。彼时列强环伺,西藏岌岌可危,川边因毗邻藏区、事关国家主权而被清政府着力经营。
费孝通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历史一民族区域概念,更可将们的视线拉远:从新石器时期直到公元后13世纪的元朝,居于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大渡河,岷江等几条河谷为主要通道,出山进入成都平原。汶川地区作为“羌人地带”,正处于“藏彝走廊”的要冲。这一地区成为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交错区。
中国游牧、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自然生态通常都非常脆弱。晚清,随着平原地区人口膨胀,移民压力日增,大量汉族人开始沿着岷江峡谷等通道上溯,而从美洲传入的玉米因耐旱耐寒适应高山种植,逐渐成为该地区羌族等原住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至民国时期,汶川已有大量汉族人聚居。1949年后,当地的经济开发势头更加迅猛。
在砍光了山上的树木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采矿与水电开发成为川西北最火的行业。勇敢的士兵忍不住抱怨脚下这条烂路拖慢了他们的救援速度,矿老板的卡车把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压得坑坑洼洼,国有电力公司不惜在地质断裂带上拦坝蓄水,当然,科学仍无法严谨地证明疯狂的水电开发与地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当地早已濒临极限的环境承载天平上,人们随意添加砝码,谁也不担心自己会战为最后的倒霉蛋,反正,随时可以撤出来。矿石与能源,连同本地一直重视有加的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被源源不断输送到近的成都,远的北京、上海、广州……
尽管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像许多县域一样,该地无法阻挡自身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但即使到了1970年代,仍有全国地震会议在汶川召开,哈尔滨等众多省市的震观测部门争相来此学习经验。这表明,至少仅凭其位于地震活跃带的地理意义,以及在本地及周边的历次地震中的防灾成统,汶川地区仍能在全国的话语权分布图上标示自我的存在。
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或许只有少数乘车前往九寨、黄龙旅行的游客,记住了他们中途午饭的—所小城“汶川”。这一切,直到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被瞬间改变。之前,已有数份地震预报指向该地区。如果这些信息涉及的是省会级重要城市,人们将会如何选择?
抛去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不谈,摊开西部省区地图,直观上,以汶川为代表的这类内陆县城,通常沿主要交通线的两侧分布,其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单一,人口却并不稀少,尤其是城镇周围的山区里往往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原住民,交通线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与汲取能力相比,政府为县域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当有限,地震后的水陆空立体救援,倒像是对以往欠缺的公共服务用品的一次集中消费。很多老乡,还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和飞机。
在这样一幅场景面前。救援无疑是难度非常大的。挡在路面上的,似乎不仅是泥石流,还有那么多年的欠账,更让英雄的救援人员头痛的是,建筑物竟也像泥石流一样瞬间瘫软在人们眼前。掀开一块预制板,便会惊起一片号啕,包括手拿相机的记者,竟也泣不成声。如此救援,与其说是一次自我证明。不如说是一次自我救赎,在生命面前。
历史上,由于经济落后、底子薄而长期形成的低生命保障的住房政策和标准,在中国县域地区遗留了大面积的房屋安全隐患。在改革开放30年已取得重大成果的今天,理应在民生领域彻底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天灾叩问之下,脆弱的县级化生存已暴露无遗。年初的雪灾中,衡阳、郴州等地尚处交通干线因而汇集了众多关注,贵州等地县城乡镇的孤岛之困,已充分显示了它的脆弱性,只是仍未引起人们的系统反思,来来县域地区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如何在大的政治框架下获得同等权利与待遇,接连的天灾不知能否催生县城寻得突围之路?
而中国,腰上腿上缠挂着一串串经不起考验的易碎品,正急切地奔跑在融入垒球化浪潮的路上。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