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争观等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gpd14131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战争观
  
  (2008年第4期《这一代人的战争观》)
  小时候应算是看战争片长大的,《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闪闪的红星》……可谓时代的经典烙印吧。片中的英雄总让我们敬重而向往,的确培养了我少时的浪漫英雄主义。那个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时代最响的名词,大多同学幼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当解放军。幼时的梦想渐渐被遗忘,现在的我很少看战争片,或者说不喜欢看了。改变我的因素很多,两件事我总以为是引起我对战争态度转变的主因。
  那年我与同事出差,在路途中闲聊时,他讲起了他在对越战争中的经历:他是一名通讯兵,一次随团进军丛林遭遇阻击,战争很激烈。他说他只听到枪响,然后就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下,既不知道枪从哪儿打来的,也不知道子弹是否打在自己身上,整个人被巨大的恐怖包围着,渐渐已经没有了思考能力,像陷入孤独的真空一样,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过了多久,等醒来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才发现身上流了好多血,身边的战友都没了,只剩下自己一人茫然地站在那里。那场战役中,他所在的团伤亡大半,有的是整排整连地消失了。战争结束后,部队给他发了奖章并要提拔他去军校培训,他拒绝了,要求退伍转业。
  2001年,拉丹灭了世贸大楼,一些人像自己打了美国人一巴掌一样兴奋。过了不久,我在网上碰到久违的香港朋友,她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兴奋地说:“撞得好,让美国人知道厉害了!”她说:“怎么能这样想呢?你要知道那些死去的人都是无辜的,你这样想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每一个^都是鲜活的,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你这样想,我太失望了。”我呆了,顿时羞愧。电视上看到,有人竟然从世贸70多层楼往下跳。大楼轰然倒塌掩埋了200多名消防警察。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这只能说是人类的悲哀。社会发展到今天,聪明的人类,请不要轻易叫嚷战争。战争13发生,最真实的就只有杀!杀!杀!若干年后战争中死去的人再没人记起。百年后这场战争只能是历史学家、战争学者一个渺茫的课题罢了。 (峥嵘)
  
  物业税是个宪政问题
  
  (2008年第4期《物业税“空转实”难破冰》)
  如果我们用宪政的视角,就会发现物业税改革是一个宪政问题,目前对实施物业税的条件构成根本制约的也是一个宪政问题。实际上,涉及税收特别是物业税,首要的问题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之后才是税制的设计、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之前,这种权力在中央手中还是地方手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从调控房价看,房价受制于房屋的需求、供给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制度结构、土地制度等诸多因素,而物业税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因素而已,期待用物业税短期内对房价打压是非常不现实的。物业税与房价以及房地产业的关系也是非常不明确,没有必然的关系。再从物业税与地方财政关系看。无论物业税改革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或者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的激励,在推出物业税改革之前必须进行财政的公共化改革!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报告至今仍然是一个“机密”文件。以前每当说起政府职能的时候,一个常见的托词就是政府财力不足,如今,我们的财政收入近5万亿元。可惜很多问题仍然还是财力不足。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就在于公共财政的民主化和公共化不足。
  总之,物业税改革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在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之前,还是少赋予权力肆掠的机会。所谓公共财政,以“财”为表,以“政”为里,一层一层剥开,所有的公共财政问题最后的落脚点仍然还是绕不过去的坎——中国宪政的发展!如何驯服权力,才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理清物业税中的一些关键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物业税的可为与不可为。在目前,比实施物业税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民主化与公共化改革,进而推动公共财政的完善! (罗洋)
  
  理性分析目前的A股困局
  
  (2008年第4期《A股的“政策市”困局》)
  如果调控指数的政策在公平环境下,所有的投资者面对同样的游戏规则,至少机会是均等的。可现实并非如此,往往在一些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市场就已经传闻四起,甚至有不少机构能够准确预测利好、利空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而早早作出了应对之策。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内幕交易,可规范这种内幕交易的政策和法律却是缺位的。像中国平安再融资引起的新一轮股市暴跌,有105家机构成功逃遁的现象,美国有“有罪推定”的法则让当事者自证清白,而A股市场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法律却是不足的,或者成了摆设。
  除了要谴责刻意的“政策市”和已经非常严重的“内幕市”之外,对目前的A股困局,我们还应该谴责“官员口水市”。在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官员往往是做得多,说得少,除了有明确授权,是不能随便发表言论的。看看我国的A股市场,官员的口水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股指期货和创业板的推出,股市牛熊之变,所谓的“风险教育”,不仅证监会的官员随便发言,其他部门的官员也是“畅所欲言”,发言完毕却没有一个人来负责兑现。
  我认识的好几个投资者,在2007年10月A股见顶之后,本是可以保全胜利果实的。但出于某些官员“奥运会之前牛市不会变”的信任,深套其中。不去讨论股市的牛熊,面对目前的A股困局,我们除了要反对刻意的“政策市”之外,还要反对“内幕市”和“口水市”。 (叶雷)
其他文献
8月23日,法国新总统萨科齐迎来了执政的第100天。中国语境下的“百日维新”通常是言其短命,而法语里面的“cent jours”(百日)则暗含期待。据说,此用法最早起源于拿破仑的“百日政变”,之后因形容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推行的长达3个多月的新政而正式获名。而今,对萨科齐主导下的这场深入法兰西神经末梢的结构改革的风险得失,也可放在这一被赋予历史宿命感与政治象征意义的时间段内来权衡考量。   
问题不在于政府能否使用慈善组织利用公信力募集的善款,而是政府只能跟慈善组织协商,而且提出详细项目预算,由慈善组织议决,而不是“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政府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因为善款并非政府的“准税收”,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7月11日,《参考消息》摘登路透社的一则消息称,由于担心中国大陆对四川地震捐款的管理“缺少透明度”,台湾方面将暂不捐献10多亿新台币(约合3300万美元)的赈灾资金
一个人的离去:悼王元化先生  策划人语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元化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他和2003年过世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一样都是死于肺病,和1998年辞世的钱钟书先生一样都是死于88岁高龄。从此,无论思想界的“南王北李”,还是文艺理论界的“北钱南王”,皆成绝响,而上海文化圈自巴金、施蛰存、贾植芳、王元化去世后,几乎塌了一大半。  王元化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他30年代开始写作,曾
全球金融市场连续创纪录的震荡,表明近60年无纪律的美元体系正面临最危急的时刻。虽然改变或者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是治本之法,却不能一蹴而就。对中国而言,能否在危机之中独善其身,也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首次真正挑战。危机之下,究竟是“大舍大取”还是“小舍小取”,是必须要面对和权衡的。    美元逻辑下的后果    “特里芬难题”的客观存在,终使历史上以美元和黄金双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在布雷顿
在经历了一轮轮暴雨后,2007年7月27日重庆市主城区的天空出现了少有的蓝天白云景象,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欢乐气氛。重庆市气象局局长王银民表示,截至7月20日12时,重庆有34个区县的64万余人受灾,因灾倒塌房屋3万余间,死亡42人、失踪12人,直接经济损失27亿余元。  7月21日至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赴重庆市,他穿着橡胶雨靴趟过道路上的积水去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增强战胜灾害的决心和勇气,尽
香港最近气氛低迷。看到电视台有关内地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有纾解的感觉。虽然只是重温经济如何摆脱桎梏的经过,见惯见熟,但总好过被本地层出不穷的争议轰炸。  与深圳只是一河之隔,香港在经济上与内地从来就不可分。前特首董建华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但在此前长达百年的国难时期,反过来说更接近实情。香港在米字旗的庇护下,无论是内地抗日和内战,还是美国因为朝鲜战争而裹胁各国对华禁运的时期,
针对外国人在华测绘,我国《测绘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两个必须:“必须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批准”,且“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依法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进行,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危害国家安全”。  据《江南都市报》报道,2007年3月下旬,日本公民佐藤正光、水上和则两人,携GPs、地形图光盘等测绘工具,以考古研究的名义在江西省境内进行了非法测绘。江西省测绘局近日对此依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月底对莫斯科的访问,向全世界明示:两国关系近年来从“蜜月”发展到“兄弟般的友谊”,为双方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冷淡,甚至冲突时期,打上了一个最终的句号。  从毛泽东—斯大林时代以来,中俄关系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大规模的航天合作计划、新的43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最主要的是,在中俄宣布结成“战略伙伴关系”10年后,这种战略性的合作已经开始对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产生重要
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担负天降大任的关键一代。但并不是每代人都可以以独特的时代精神为后代所敬仰。20世纪80年代或许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被后世不断谈论的幸运时代。  20世纪日0年代是从美好的希望和憧憬开始的。80年代的新一代曾经自豪地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文革”后期的反思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气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文革”初期,他们怀
2008年春运,广州火车站救助行动使得政府开始大规模动员社会义工,而对于民间组织和普通市民而言,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参与经验。二者的第一次磨合所呈现的,正是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可能性。    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李伟光这样回忆1月26日:“那天我们接到春运总指挥部的通知,要求民政局做好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的食物、衣物筹集保障和发放,以及人员的安置和救护工作,当时是星期六,只有3个同志介入,但1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