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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览者而言，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具有独特的魅力，只是那些迷恋橱窗的人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条著名的街道曾以一位外国人的名字命名——他不仅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还试图亲手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直到今天，其生平仍在令学者们痴狂。他就是《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
1912年是莫理循来到中国第18年，他从报社退出的消息，着实令很多人倍感震惊。高瞻远瞩和兢兢业业的报导，让莫氏成了记者中的无冕之王，甚至紫禁城内的官员都乐意拜会他，为他提供眼花缭乱的政坛内幕，但此时，莫理循已决定为中国政府奉献他的后半生，而在当时，给了他如此影响的人物又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中华民国的“第一公民”。
徒劳的影响者
莫理循和袁世凯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02年，在初次拜会之后，他很快开始不遗余力地报导这位特殊人物。在袁世凯的邀请下，1912年8月，莫理循与民国政府签订合约，并很快开始以每月至少一篇的速度提交报告。按照他的想法，如果中国政府采用英国的管理模式，现代化可以在几年内实现。然而，对袁世凯来说，这些建议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他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他本人的统治已经足够，相比之下，他更看重莫理循背后的人际网络——他试图用这位记者作为传声筒，向外界说明中国的变化，并掩盖那些不为人知的动机。
对新职务踌躇满志的莫理循很快感到了失望，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只在于向西方学习，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他的建议大部分被搁置了起来，声望则因深陷政坛而急速衰退——英国人对他的选择深感不解，将他看成专制政权的傀儡；中国人则对这个“洋人”怀有戒备之心。甚至在舆论界，他客观公正的名声也一去不返了。《纽约先驱报》驻中国记者端纳写道：“忠告是容易提供的……可是他们仍然自行其是，莫理循时常感到为难……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莫理循的经历就是一个痛苦的见证。”
中国近代史上，1914年有着激动与失望并存的特点，人们竞相为未来绘制蓝图，但处在事业低谷期的莫理循预感到，这种希望恰如他的理想，正无可救药地走向幻灭。新年之后，他给朋友亨利·戈颁写信：“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和15年前有任何不同。”他在日记中更是大发牢骚说，政府向他隐瞒了许多重要决策，而更关心该怎样在公共场合戴帽子这样琐碎的事情。
失落的莫理循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能影响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哪怕它只有微弱的可能。他白天将全部精力用于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晚上则向记者撰述他的见闻，宣传这个国家的变化并哀叹它的不幸。但这些积极的努力，只是让莫理循更加疲惫和寡言，不少人注意到，他脸上常带着恍惚的表情。现实中的失意，正让他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他只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虽然徒劳的忙碌只是加剧了他的沮丧和失落。
希望仍在？
1914年4月，莫理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访问了南方，期待能发现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但在汉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些“倒在污秽中无人照看的死尸”还是令他深感不安。随着脚步踏入贫民区，他变得更加焦虑，因为那里的茅舍“比云南土人居住的棚子还要简陋”，而这颓丧的一切，又仿佛在对他的目标进行讽刺。“中国的现状如此可怕，”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难怪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比不上最低程度的西方文明，当这些现象还存在时，高唱废除治外法权和平等相待只能是空话……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这片肮脏的国土依旧面临被占领的危险。任何时候外国列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侵略的借口。”
5月，在整理好那份忧心忡忡的备忘录之后，莫理循决定暂时离开，但在临行前，他还是告诉好友蔡廷干，希望能在此行中为这个国家继续发挥作用。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首先，这是他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前往海外（1912年他曾去往英国，但当时未获得正式任命），不仅如此，这还是他为改变心态所做的又一次尝试。和1912年一样，抵达伦敦的莫理循立刻陷入了媒体的包围，然而很多人注意到，英国民众对他的兴趣已经衰减。
莫理循同样感受到了变化，在临行前，他曾向袁世凯保证，只会向外界披露事实，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粉饰中国的现状，游说可能根本无法吸引听众和读者。在给《泰晤士报》的通讯中，他小心翼翼地掩饰着雇主对共和的玷污，并说他在武力镇压前始终保持着克制。相较之下，该负责的是那些国民党议员们，他们不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方设法干预政府，甚至阴谋破坏它，将它带入分裂和万劫不复：
北京有一个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大部分议员是毫无经验的学生……麻烦也就随之产生了。国会推举一个由4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来制定正式宪法，代替先前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所有这些人满怀热情，决心把一个过时的专制政体急速转变为最先进、现代的议会政体。他们无视中国的国情，更没有意识到，他们代表的不是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而是他们所希冀的未来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设想的宪法剥夺了政府所有的职能，赋予国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为起草宪法聘请了两位法学家——日本的有贺长雄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但委员会并没有向这些学者请教。他们是总统聘请的，因此受到怀疑，被搁置在一边。当宪法行将完成时，矛盾发展到了顶峰，他们甚至拒绝总统的代表参加听证会……最后，由这些政敌组织的叛乱终于爆发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南北割据。
如此巧言令色的辩解注定收效甚微，更何况在1914年，莫理循的报导早已不是外界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另一位著名记者——约翰·濮兰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份报告完全掩盖了中国的现状：莫理循一方面宣称中国局势稳定；可是几乎是同时，他又选择性地无视了此起彼伏的战乱和兵变。不仅如此，莫理循说那些参政代表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方人士”，但《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却毫不隐晦地揭穿了真相：“他们仅仅是总统的工具……旧势力的一次常规动员”。 莫理循没有时间理会批评者，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到：“我没有假日，从早工作到晚。”这些工作包括讨论贷款问题，接受采访，回复信件以及接待大批的求职者。他们中有工程师、投机商、前军人和政府雇员，也有传教士、发明家以及异想天开的怪异人物。所有人几乎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那就是游说中国政府并获得好处。莫理循游刃有余地应对着一切，对他而言，英国的工作虽然忙乱，但至少卓有成效，纵使辩护未获认可，也提高了袁世凯在西方的影响力。确定目标已实现之后，1914年8月，莫理循结束了英国之行，但他回到中国时发现，旧的问题不仅没有革除，反而因欧洲局势的动荡变得更加棘手。
加深的惆怅
1914年6月28日上午9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刺杀。8月，德、俄、法、英等列强先后卷入战争。在分析了局势后，莫理循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新生的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但他显然不知道，对这场远在欧洲的战争，袁世凯既无精力也无兴趣，他宁可将同样的精力用于加强专制，而坐视德国的在华势力被其它国家瓜分。这种迟钝很快带来了不幸，英国对德宣战后第四天，日本以“履行盟约”为借口加入了协约国，并允诺将在胜利后，把包括德国攫取的领土和权益全部归还中国。然而当战斗如火如荼之时，他们却疯狂地攫取在华利益，其先头部队沿胶济铁路南下，准备趁机控制整个山东。惊讶的莫理循前去拜访袁世凯，但后者顾左右而言他。对这位总统来说，真正的焦点是加强在国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卷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莫理循的建议书最后陷入了公文旅行——如此的麻木不仁，无疑不是一个好兆头。
莫理循感到的只有沮丧，而主权危机又只是众多挑战之一。财政亏空继续如幽灵般徘徊，填补赤字的所有努力依旧杯水车薪，甚至莫理循本人的薪金都被拖欠。最初，他报以理解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开诚布公地对他表示，财政收入每月是200万美元，“但花费却是它的三倍”。可让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是，袁世凯本人继续用铺张打造他的威严：10月10日，民国政府耗巨资庆祝他当选总统的纪念，并在冬至大张旗鼓进行祭天仪式，坊间则流传着他“最近又娶了十个妾”的消息，虽然传闻不实，但支撑谣言的总是经过筛选的事实。
他一无所成的处境同样没有改善，总有一种看不见、但又无比强大的力量在阻止他的提案被政府接受，而这种力量已经集聚了数千年。政府内部的大小官僚依旧心怀猜忌，并不断用亲友乡党代替他看好的人物，这让莫理循不断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以前，他之所以在底线上退让，是认为袁世凯的手腕背后，或许蕴含着某种合理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对稳定局面、迈向现代化将是有所帮助的，或者至少说，两者不是完全矛盾和对立的，但现在，察觉到政坛风波的他发现，民国或许与满清并无区别——无论他提出怎样的忠告，为它塑造良好的形象，都会被置若罔闻。因为绝大多数官僚对国家的未来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有何收获。不仅如此，他们的胆怯、懒散、自私和麻木，都最终将给莫理循和这片土地增加耻辱。
长久的容忍终于在年末迎来了临界点。尽管一切没有公开爆发，但对这位寡言的记者来说，这已是相当极端的反应，他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朋友写道：“现在袁世凯要我准备中国战后参加联盟的办法……中国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呢？中国能使自己得到什么赔偿？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条约的义务了吗？中国政府实施了改革吗？”而他自己的日记中，这种情绪表达现得更加直言不讳：“它的统治阶层如此无知和腐败，国家如何能强大？中国没有海陆军，没有战略铁路，疆土被强邻军事控制的铁路分割得七零八落；没有工业，没有货币，没有警察机构，没有公共事业；地方政府和课税形式非常落后，政府除了横征暴敛别无途径；没有教育制度，没有矿业法；教育总长对教育管理和西方教育一窍不通，财政总长连基本的算术知识也没有，交通总长因过多地吸食鸦片而无精打釆，让中国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吧，看看朝鲜是怎么做的：人们指责朝鲜当局屠杀了16000名暴动者，但和中国死于饥荒和起义的数十万、上百万人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他显然已意识到，民国看上去正在经历变革中的阵痛，但根本没有改变灵魂深处的衰朽，这个国家未来十年的走向，也因此注定是可想而知的。
黯然退场
他的所有预测最终都成了现实：袁世凯继续在国计民生上应付了事；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准备着“君主立宪”。1916年3月22日，他对外宣布中华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袁世凯更适合当总统。”1916年6月6日，在称帝83天后，袁世凯在紫禁城的卧榻上死去。
但莫理循的在华使命没有完结，在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中，有人看到他继续奔走效力，甚至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并因此得罪日本。但这一切不是出于雄心勃勃，也不是出于沽名钓誉，事实上，仅效力于袁世凯这一尴尬的事实，就令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非议，他之所以继续工作，只是为了避免更可怕的一幕。
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当确定一切付出皆无济于事之后，莫理循于1918年悄然回国，昔日的雄心、沮丧和压抑则被他藏回日记本里——过度卷入政治，让他失去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而疲惫和失望也让他无心为自己辩驳，而这一切又何尝不与1914年有关？毕竟，他在这一年收获的，不只是对中国局势的失望，还有深不见底的哀伤和冷漠。
参考资料：
《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1912年是莫理循来到中国第18年，他从报社退出的消息，着实令很多人倍感震惊。高瞻远瞩和兢兢业业的报导，让莫氏成了记者中的无冕之王，甚至紫禁城内的官员都乐意拜会他，为他提供眼花缭乱的政坛内幕，但此时，莫理循已决定为中国政府奉献他的后半生，而在当时，给了他如此影响的人物又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中华民国的“第一公民”。
徒劳的影响者
莫理循和袁世凯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02年，在初次拜会之后，他很快开始不遗余力地报导这位特殊人物。在袁世凯的邀请下，1912年8月，莫理循与民国政府签订合约，并很快开始以每月至少一篇的速度提交报告。按照他的想法，如果中国政府采用英国的管理模式，现代化可以在几年内实现。然而，对袁世凯来说，这些建议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他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他本人的统治已经足够，相比之下，他更看重莫理循背后的人际网络——他试图用这位记者作为传声筒，向外界说明中国的变化，并掩盖那些不为人知的动机。
对新职务踌躇满志的莫理循很快感到了失望，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只在于向西方学习，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他的建议大部分被搁置了起来，声望则因深陷政坛而急速衰退——英国人对他的选择深感不解，将他看成专制政权的傀儡；中国人则对这个“洋人”怀有戒备之心。甚至在舆论界，他客观公正的名声也一去不返了。《纽约先驱报》驻中国记者端纳写道：“忠告是容易提供的……可是他们仍然自行其是，莫理循时常感到为难……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莫理循的经历就是一个痛苦的见证。”
中国近代史上，1914年有着激动与失望并存的特点，人们竞相为未来绘制蓝图，但处在事业低谷期的莫理循预感到，这种希望恰如他的理想，正无可救药地走向幻灭。新年之后，他给朋友亨利·戈颁写信：“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和15年前有任何不同。”他在日记中更是大发牢骚说，政府向他隐瞒了许多重要决策，而更关心该怎样在公共场合戴帽子这样琐碎的事情。
失落的莫理循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能影响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哪怕它只有微弱的可能。他白天将全部精力用于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晚上则向记者撰述他的见闻，宣传这个国家的变化并哀叹它的不幸。但这些积极的努力，只是让莫理循更加疲惫和寡言，不少人注意到，他脸上常带着恍惚的表情。现实中的失意，正让他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他只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虽然徒劳的忙碌只是加剧了他的沮丧和失落。
希望仍在？
1914年4月，莫理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访问了南方，期待能发现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但在汉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些“倒在污秽中无人照看的死尸”还是令他深感不安。随着脚步踏入贫民区，他变得更加焦虑，因为那里的茅舍“比云南土人居住的棚子还要简陋”，而这颓丧的一切，又仿佛在对他的目标进行讽刺。“中国的现状如此可怕，”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难怪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比不上最低程度的西方文明，当这些现象还存在时，高唱废除治外法权和平等相待只能是空话……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这片肮脏的国土依旧面临被占领的危险。任何时候外国列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侵略的借口。”
5月，在整理好那份忧心忡忡的备忘录之后，莫理循决定暂时离开，但在临行前，他还是告诉好友蔡廷干，希望能在此行中为这个国家继续发挥作用。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首先，这是他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前往海外（1912年他曾去往英国，但当时未获得正式任命），不仅如此，这还是他为改变心态所做的又一次尝试。和1912年一样，抵达伦敦的莫理循立刻陷入了媒体的包围，然而很多人注意到，英国民众对他的兴趣已经衰减。
莫理循同样感受到了变化，在临行前，他曾向袁世凯保证，只会向外界披露事实，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粉饰中国的现状，游说可能根本无法吸引听众和读者。在给《泰晤士报》的通讯中，他小心翼翼地掩饰着雇主对共和的玷污，并说他在武力镇压前始终保持着克制。相较之下，该负责的是那些国民党议员们，他们不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方设法干预政府，甚至阴谋破坏它，将它带入分裂和万劫不复：
北京有一个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大部分议员是毫无经验的学生……麻烦也就随之产生了。国会推举一个由4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来制定正式宪法，代替先前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所有这些人满怀热情，决心把一个过时的专制政体急速转变为最先进、现代的议会政体。他们无视中国的国情，更没有意识到，他们代表的不是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而是他们所希冀的未来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设想的宪法剥夺了政府所有的职能，赋予国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为起草宪法聘请了两位法学家——日本的有贺长雄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但委员会并没有向这些学者请教。他们是总统聘请的，因此受到怀疑，被搁置在一边。当宪法行将完成时，矛盾发展到了顶峰，他们甚至拒绝总统的代表参加听证会……最后，由这些政敌组织的叛乱终于爆发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南北割据。
如此巧言令色的辩解注定收效甚微，更何况在1914年，莫理循的报导早已不是外界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另一位著名记者——约翰·濮兰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份报告完全掩盖了中国的现状：莫理循一方面宣称中国局势稳定；可是几乎是同时，他又选择性地无视了此起彼伏的战乱和兵变。不仅如此，莫理循说那些参政代表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方人士”，但《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却毫不隐晦地揭穿了真相：“他们仅仅是总统的工具……旧势力的一次常规动员”。 莫理循没有时间理会批评者，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到：“我没有假日，从早工作到晚。”这些工作包括讨论贷款问题，接受采访，回复信件以及接待大批的求职者。他们中有工程师、投机商、前军人和政府雇员，也有传教士、发明家以及异想天开的怪异人物。所有人几乎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那就是游说中国政府并获得好处。莫理循游刃有余地应对着一切，对他而言，英国的工作虽然忙乱，但至少卓有成效，纵使辩护未获认可，也提高了袁世凯在西方的影响力。确定目标已实现之后，1914年8月，莫理循结束了英国之行，但他回到中国时发现，旧的问题不仅没有革除，反而因欧洲局势的动荡变得更加棘手。
加深的惆怅
1914年6月28日上午9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刺杀。8月，德、俄、法、英等列强先后卷入战争。在分析了局势后，莫理循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新生的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但他显然不知道，对这场远在欧洲的战争，袁世凯既无精力也无兴趣，他宁可将同样的精力用于加强专制，而坐视德国的在华势力被其它国家瓜分。这种迟钝很快带来了不幸，英国对德宣战后第四天，日本以“履行盟约”为借口加入了协约国，并允诺将在胜利后，把包括德国攫取的领土和权益全部归还中国。然而当战斗如火如荼之时，他们却疯狂地攫取在华利益，其先头部队沿胶济铁路南下，准备趁机控制整个山东。惊讶的莫理循前去拜访袁世凯，但后者顾左右而言他。对这位总统来说，真正的焦点是加强在国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卷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莫理循的建议书最后陷入了公文旅行——如此的麻木不仁，无疑不是一个好兆头。
莫理循感到的只有沮丧，而主权危机又只是众多挑战之一。财政亏空继续如幽灵般徘徊，填补赤字的所有努力依旧杯水车薪，甚至莫理循本人的薪金都被拖欠。最初，他报以理解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开诚布公地对他表示，财政收入每月是200万美元，“但花费却是它的三倍”。可让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是，袁世凯本人继续用铺张打造他的威严：10月10日，民国政府耗巨资庆祝他当选总统的纪念，并在冬至大张旗鼓进行祭天仪式，坊间则流传着他“最近又娶了十个妾”的消息，虽然传闻不实，但支撑谣言的总是经过筛选的事实。
他一无所成的处境同样没有改善，总有一种看不见、但又无比强大的力量在阻止他的提案被政府接受，而这种力量已经集聚了数千年。政府内部的大小官僚依旧心怀猜忌，并不断用亲友乡党代替他看好的人物，这让莫理循不断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以前，他之所以在底线上退让，是认为袁世凯的手腕背后，或许蕴含着某种合理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对稳定局面、迈向现代化将是有所帮助的，或者至少说，两者不是完全矛盾和对立的，但现在，察觉到政坛风波的他发现，民国或许与满清并无区别——无论他提出怎样的忠告，为它塑造良好的形象，都会被置若罔闻。因为绝大多数官僚对国家的未来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有何收获。不仅如此，他们的胆怯、懒散、自私和麻木，都最终将给莫理循和这片土地增加耻辱。
长久的容忍终于在年末迎来了临界点。尽管一切没有公开爆发，但对这位寡言的记者来说，这已是相当极端的反应，他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朋友写道：“现在袁世凯要我准备中国战后参加联盟的办法……中国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呢？中国能使自己得到什么赔偿？中国很好地履行了条约的义务了吗？中国政府实施了改革吗？”而他自己的日记中，这种情绪表达现得更加直言不讳：“它的统治阶层如此无知和腐败，国家如何能强大？中国没有海陆军，没有战略铁路，疆土被强邻军事控制的铁路分割得七零八落；没有工业，没有货币，没有警察机构，没有公共事业；地方政府和课税形式非常落后，政府除了横征暴敛别无途径；没有教育制度，没有矿业法；教育总长对教育管理和西方教育一窍不通，财政总长连基本的算术知识也没有，交通总长因过多地吸食鸦片而无精打釆，让中国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吧，看看朝鲜是怎么做的：人们指责朝鲜当局屠杀了16000名暴动者，但和中国死于饥荒和起义的数十万、上百万人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他显然已意识到，民国看上去正在经历变革中的阵痛，但根本没有改变灵魂深处的衰朽，这个国家未来十年的走向，也因此注定是可想而知的。
黯然退场
他的所有预测最终都成了现实：袁世凯继续在国计民生上应付了事；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准备着“君主立宪”。1916年3月22日，他对外宣布中华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袁世凯更适合当总统。”1916年6月6日，在称帝83天后，袁世凯在紫禁城的卧榻上死去。
但莫理循的在华使命没有完结，在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中，有人看到他继续奔走效力，甚至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并因此得罪日本。但这一切不是出于雄心勃勃，也不是出于沽名钓誉，事实上，仅效力于袁世凯这一尴尬的事实，就令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非议，他之所以继续工作，只是为了避免更可怕的一幕。
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当确定一切付出皆无济于事之后，莫理循于1918年悄然回国，昔日的雄心、沮丧和压抑则被他藏回日记本里——过度卷入政治，让他失去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而疲惫和失望也让他无心为自己辩驳，而这一切又何尝不与1914年有关？毕竟，他在这一年收获的，不只是对中国局势的失望，还有深不见底的哀伤和冷漠。
参考资料：
《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乔·厄·莫理循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