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全国个人赛在河南省郑州举行，本次比赛采用了小组循环制，全国各地共38名棋手分成四组进行小组循环赛，获各小组前三名的12名棋手再进行单循环赛争夺冠军。
　　这次个人赛比较精彩，我和刘殿中代表黑龙江队都进入了决赛，实力雄厚的广东队四名队员也全部入选，上海队这次形势不妙，闯关成功者仅有胡荣华一人。
　　事先提一下，这次比赛我打得不好，尤其是输给朱学增的那盘棋最不应该。开始下这盘棋的时候朱学增就对我说，他的名次怎么打都打不上去了，言下之意这盘棋就想让给我。朱学增以前在长春，我们就认识，比较熟，我还觉得挺高兴，所以下起来也没太积极。开局时，我的形势很好，多了三个兵，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走来走去把兵都走丢了。我心里挺生气，你不是说不想赢的吗?这样一想棋就越下越臭，最后竟然走输了。这盘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输了以后我就无望夺冠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和陈柏祥的一盘棋又雪上加霜。在这次比赛之前陈柏祥从未赢过我。这盘棋在形势相当的时候他求和，我不同意，因为1966年前后，我的棋艺正处在巅峰期，看到形势还有一搏，便想在他身上拿分，没想到这么一用强，竟把棋给走输了。可以说，陈柏祥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我逼赢的。
　　在历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中广东队都是力保杨官夺冠，所以杨官总能在队友身上拿分(这是象棋比赛中常见的一种战术)，这次也不例外，陈柏祥、蔡福如等人都输给了杨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关键之役杨官却输给了胡荣华，没能阻止其夺冠的脚步。早知如此，广东队让陈柏祥拿分的话，他平了胡荣华，又赢了我，冠军就会落到广东队手中。
　　冠军归属提前二轮已成定局，亚军属谁却仍然形势不明，广东队人多势众，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只是这时一匹黑马冲了出来，打乱了广东队的阵脚，他就是北京队的臧如意。臧如意第一轮与我下和之后就连输了三盘，赛程已过了三分之一，形势差到了极点，大家谁也没看好他，不料接下来他略经调整，竟连胜了广东队的两员主将：杨官和蔡福如。虽然形势仍然极为落后，但打赢了这两场硬仗之后，臧如意信心大增，又连胜了包括胡荣华在内的四位高手，这样，他的后七轮成绩是六胜一和。杨官与蔡福如的积分虽然与他相同，但都曾败在他手下，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拿走了亚军奖杯。
　　此次大赛冠亚军争夺惊心动魄，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这项赛事中断了八年。这八年本应是我棋艺成熟，攀上顶峰的最好时机，然而一切都被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摧毁了。我一生没能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可能真是命中与之无缘吧!
　　在这场浩劫中，象棋被列为“四旧”，棋队被解散，一切比赛都被取消，棋手们各回各家，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了。这时我也不能下棋了，回到原单位，以为还像以前一样上班就没事了。没想到运动一开始，把我定了个反动权威，说我宣扬“四旧”，还给我贴大字报。我不明白，一个下象棋的也能成为反动权威?不过我生性乐观，到不像身边挺多人那样生闷气。
　　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运动的展开，我被下放到通河农场，“接受农民兄弟的教育”。
　　话又说回来，在这场运动中我还算没遭什么罪，给我扣的帽子也不算大。在通河农场我的任务是“看黑帮”，所谓黑帮，就是体委一些领导，被胡乱定了些罪名，奇奇怪怪的我也记不清了。农场生活挺苦，最苦的是不能下棋，也不敢下棋，还好在通河农场呆了一年我就被调回了哈尔滨市。
　　大概是1971年，刘殿中回了老家。事出有因，当时各种帮派林立，文斗武斗乱成一团，刘殿中是属于当时被称为“炮轰派”的组织，这个组只当时很有名气，自称造反上天兵团，当时闹得轰轰烈烈，把旧的省委打倒之后，新的省委成立，于是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时政治形势混乱，想要全部说清楚一本书也写不完)。由于“炮轰派”闹得太凶(开着坦克游行，包围权力机关，把大炮都架起来了)，导致最后被镇压，和许许多多的造反帮派一样，烟消云散了。刘殿中眼见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社会形势与理想背道而驰，决定明哲保身，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炮轰派初遭打击时便远走天津，后来又回到老家，运动结束后也就不再回黑龙江了。
　　我记得朱贵森还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从三楼挂到地面，说我和张东禄是反动权威，是棋霸，控制棋坛。当时他是“红旗军”的，还没等抓我批斗，“红旗军”就被定为反动组织，他也被捕入狱，因为出身是地主家庭，就没我幸运了，前后关了能有一年多。后来象棋运动逐渐恢复，这些事大家都渐渐淡忘了。不过，在那场运动中，我在以前比赛中一些珍贵的照片都烧毁了，有些还是新华社给拍的，十分可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