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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7点半，朱德芹右手扒着床沿，将身体扭向右侧，努力3次才坐起来。她的双手来回动作，把一条绿色的紧腿裤蹭到了身体上。轮椅就摆在床边，她用胳膊撑住扶手，使劲儿将整个身子挪进轮椅里。完成这些动作，嗓子以下毫无知觉的朱德芹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累得“眼冒金星”。
　　稍作收拾，朱德芹将一双黑色丁字皮鞋套在脚上，转动轮椅，推开家里白色的门。这种样式的鞋，常出现在她的梦里。地震前的晚上，她把一双时兴的黑色丁字皮鞋细细擦了一遍。
　　那是一场里氏7.8级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市24万人再也没有醒来。当时23岁的朱德芹，未能推开门窗逃生。窗户上方的水泥横梁砸到她胸口，她不能动弹。那一夜，她耳边充满哀嚎声、求救声、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
　　“一觉醒来腿软得像面条，再也不能站起来了。”63岁的朱德芹垂下眼睑，用手来回搓着两条肌肉萎缩的腿。震后，她成为3817名高位截瘫者之一。
　　从房间出来，朱德芹一路转着轮椅，“走”出小区的铁栅门。这是河北省唐山市一个独特的小区，26套平房的房间门都很矮，普通人进出需要弯腰才能避免碰头；厨房的灶台只有成年人膝盖高；洗手间就在床旁边，没有门，得爬着进去。这个叫“康复村”的小区，位于唐山市路南区，这里曾是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区。康复村原本居住着50多位地震幸存者，他们都是高位截瘫者，在轮椅上，一坐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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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后，朱德芹住进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由于缺乏灾后心理辅导，年轻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心里的门关上了。1984年，爱情敲开了她关上的心门。恋人是残疾人运动员王宝占，这位下乡知青震后和朱德芹一样高位截瘫。“他体育好，标枪、铁饼、铅球样样行，到处比赛，我就帮他洗衣服。”朱德芹举着两个人当时的合照，歪着头笑了。照片上的她穿粉色衬衣，靠在恋人肩头。朱德芹变了，觉得“活着有盼头”，她渴望成家。此时，距离大地震已8年。
　　然而在疗养院，因男女病号分区，恋人只能“日上三竿两相聚，日落西山各东西”。几年后，王宝占到日本参加比赛，住在专为残疾人设计的小区。回国后，王宝占牵头向政府申请建设适宜残疾人居住的无障碍社区。1991年，康复村动工。同年，10对高位截瘫者举办集体婚礼，朱德芹和王宝占是其中一对。1992年，10对新婚夫妇陆续搬进康复村。一心向往柴米油盐的夫妻，将要面对不同于疗养院的独立生活，没有护工，吃喝拉撒全部自己料理。朱德芹和其他高位截瘫者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他们抱团取暖，东家西家“取经”来的生活智慧，在坐着活下来的日子里反复被印证着。
　　搬进康复村后，50多人逐渐理顺轮椅上的日子。大门外，唐山用10年时间完成了大规模重建。市中心，唐山百货大楼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但康复村的居民很少出门，记忆里的城市还是地震前的样子。
　　“心里的门开了，回归社会的门还关着”。1993年，康复村第一任村长王宝占组织村民筹备起营生来，“试试走出门能不能活”。他们做过刻纸，“喜”“福”“寿”字8张一套，卖1.1元；他们组装过电蚊香，一个可以赚几毛钱。女人发挥专长揽起织毛衣的活计，男人干起修锁、配钥匙的营生。拿着5万元赞助，康复村临街盖起几间商铺，靠卖日用百货，做着对面医院的生意。直到康复村的人陆续进入退休年纪，各式活计才渐渐停下。门口的小卖部转让给一位东北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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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的人也开始了解门里的世界。小卖部老板走进“干净得根本不像高位截瘫人的家”，帮着取高处的东西。
　　自丈夫10年前去世后，朱德芹“丢了魂儿一样”。她把钟表放在正对床的柜子上，仰头就能看见。她一躺就是一下午，总觉得时间“慢极了”。
　　晚饭后，朱德芹推开房门，和邻居在柿子树下聚拢。大家讨论着门里的鸡毛蒜皮的事，也议论着门外的新鲜事。这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宣传语写着“唐山向世界敞开大门”。
　　眼下，康复村村长齐伟最担心的是“我们这样的截瘫人咋养老”。从2016年3月起，他每晚8点组织大伙练健身操，“活动全身能活动的地方”，和着门外飘进来的广场舞音乐。
　　活动了一会儿，朱德芹回家了。进门前，顺手揪了几朵新开的茉莉花。这些年来，这个白天总说自己“啥都能做，和地震前没啥区别”的女人，一到晚上，常做同一个梦：地震时，家里的3间新房没倒，所有人都跑出来了。她穿着黑色丁字皮鞋跨上二八自行车，蹬得飞快。
　　（丁文君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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