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得实在支不住了，父亲终于准备冒险。我发现他几夜没有睡觉，不时和母亲嘀嘀咕咕什么。我猜想父亲肯定“投机倒把”呀，但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有一天夜里我又听到母亲颤颤地说，让人逮住咋办呀？父亲说，大不了被没收了，他还吃人呀！母亲说，没收了咱不就赔惨了？叹了一声，父亲又不吭了。但我隐隐感觉到父亲准备干一件大事。
　　第二天上午，父亲拿了一条打着补丁的布口袋出门了，中午时分背回来10斤麦子。他是去高家堡城外五里的斜马沟村找的远房亲戚屈来赊来的，说好一斤麦子5毛钱。
　　母亲赶忙把装麦子的口袋提得放在磨盘上，父亲三下两下把磨棍绑好，开始了磨面。那时候一斤上好的麦子能卖5毛钱，一斤麦子能磨七两白面，一斤白面能烙14个饼子，一个饼子能卖1毛钱。我这才明白，父亲赊得麦子磨成面再烙成饼子是准备去集市上卖。我不禁捏了把汗，如果让民兵小分队或市管会的人逮住，除了饼子没收外，还得坐学习班。这也是母亲的担忧。
　　但不这么做，又有什么办法能挣两个钱呢？天一黑，母亲就把灶火烧旺了，大铁锅发出嗞嗞的声响，让人心里不安。父母鼓捣了近半夜，把磨下的面烙出80个饼子。父母似乎很兴奋，一黑夜不睡，翻来覆去算这80个饼子卖出去后能挣多少钱。能挣多少钱？卖好也挣不得十块钱。
　　又迎来了高家堡赶集的日子。四邻八村的老百姓有事没事都爱来高家堡赶集，图的就是个红火。中午11点，母親用一只破旧的小布袋给父亲装了20个饼子，父亲往胳肢窝一夹，贼似的溜出了门，东瞅西看地钻入大街上的人群中……
　　父亲一走，母亲赶紧把剩下的60个饼子藏在一只烂瓮底，上面放了一堆烂棉絮，又扣了一只烂筛子。虽然这样，我还是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咚咚地跳得厉害。她舍不得给我吃一个，我也不企望能吃上，家里需要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母亲刚从茅坑小解回来，父亲就被两个市管会的人押回来了。母亲的脸一下就放灰了。赶快把剩下的饼子交出来，不然就让你老汉去坐学习班。一个市管会的人恶声恶气地说。我看见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父亲说，拿出来吧。
　　父亲第一次的商品经济活动就这样失败了，但母亲不甘心。母亲抹干了泪，说，我找党义去，让他给王林忠说个情，看能通融一下不。党义是高家堡派出所所长，下队时在我家吃过派饭，母亲给党所长吃了一顿糜子窝窝，这对于我家来说就是上好的饭。母亲觉得党所长是个好人，她投他，肯定能说动市管会主任王林忠。党所长一听母亲说完，非常同情，径直和母亲去了市管会。王林忠主任也很同情我家，但政策不允许我父亲“投机倒把”。王主任给我母亲塞了两个饼子说，拿回去让娃娃吃，剩下的饼子得让国营食堂卖呀，学习班不坐了，以后再不敢弄了。母亲还是不走，党所长和王主任又商量了半天，最后说，饼子卖的钱全给你，不要让你赔了。母亲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她千恩万谢地离开市管会。
　　父亲被没收的80个饼子由国营食堂以每个5分向街上的群众公开卖了，一共卖得4块钱，全返给我家还亏1块钱。市管会主任王林忠最后又给了我家十斤粮票，粮票是市管会出的还是王主任自己出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我家没有吃亏，因为那时2两粮票值1毛钱。谁也没想到，父亲的“投机倒把”活动以悲剧开场以喜剧收尾。
　　这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母亲至今还念念不忘党义所长和王林忠主任，说他们是好干部啊，心疼穷人啊。母亲一说到这件事，就让我向他们学习。说一遍，就让我向他们学一遍。母亲说不够，也让我学不够。看来，好干部的影响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会消失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