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新区土改中的新问题，毛泽东广泛听取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3月12日，毛泽东曾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内称：“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3月30日，中共中央亦致电各中央局，就拟议中的土地改革法草案里若干问题征询意见。其中，近半数的问题与对富农的政策有关。
　　两封电报发出后，各中央局、新区和部分老区各省委、区委，乃至部分地县委和一些中央委员，纷纷复电北京，或将意见报告上级党委，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其中，福建省委通过典型调查作出测算，按此政策，土改打击面可从10％缩小到5％。
　　中南局所辖一些地方测算后，更可降到3％至5％。
　　河北省委认为，在新区的土改中，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达到团结多数的目的，将有利于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四川省川北区党委认为，中农的生产情绪对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历次土改中虽然都强调保护中农，团结中农，中农利益却还是常常被侵犯打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往往把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错划成富农。现在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安心了，就对发展生产有利。
　　天津地委提出了如是的看法：不动富农经济是路线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因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当然农村就应允许富农存在。过去消灭富农是错误的，党内应进行检讨，但党外不能讲，仍可保留农民过去分富农的土地是必要、合法的说法。
　　虽然各级党委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保存富农经济的基本政策，但对于富农土地中的出租地部分，动，还是不动，却有不同意见。
　　在中南、华东两个大区中，主张对富农出租的土地要动的，有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省委，山东分局，苏北、皖北区党委；不赞成动的，有广西省委和皖南区党委。
　　西北地区，陕南区党委认为对富农的出租地要动，其他省委和市委、区党委不赞成动。
　　力主动的，都有一个共同理由：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仅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无法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致毛主席的电报即称：“江南各省土地集中情形，已远不如大革命前，特别是老苏区及周围更加分散。在这些地方，地主富农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自己不劳动、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很少。因为土地分散，如不动富农出租地，许多中小地主可能混进富农、中农里来，使之能够分配的土地更少；可分配的土地太少，便意味着贫雇农的积极性与之成正比例地大幅降低，其后果是土改运动虚火空洞，有光无热，甚至不见火苗。在这里，富农的出租地，似乎被当成了一碗骨头汤，若没有这泛出油星的高汤喝着，贫雇农们便咽不下土改这餐饭。”
　　不赞成动的，也自有看法。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在看了毛泽东以电报形式转发给他的邓子恢的意见后，结合苏南区具体情况，曾给毛泽东复电：“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对贫雇农所得土地数量影响不大，但对团结多数、巩固政权、发展生产、避免搅乱，益处很多。因此，我赞成不动富农出租土地。”
　　在6月上旬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饶漱石进一步算了一笔账：“在华东地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土改中贫雇农所得土地，估计占全村平均数的60％—70％；如果动了，也不过占到70％—75％。”
　　饶漱石明确说：“发展工业才是解决贫雇农困难的根本方法，不能过多地在土地分配上打主意。”
　　毛泽东又去征求党外人士黄炎培的意见。
　　黄炎培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他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下，74岁高龄的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分管轻工业。后来，毛泽东经常向他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被毛泽东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晤谈。毛泽东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等。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就土地改革政策问题，黄炎培直言：赞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北平市辖区土地问题的决定》。这份布告，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为止，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尽管想法曾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打击或消灭富农的。
　　北平解放后，在10月开始的具有试点性质的京郊土改中，触动的只是其中的出租地，计2.05万亩，对于他们自耕及雇人耕种的6万多亩，则原封未动。这似可表明，在建国后的新形势、新情况下，考虑到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切实照顾并有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富农经济的存在，及允许其在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对广大的农民亦是有利的。
　　毛泽东在充分听取党内同志的意见之后，又经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讨论，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分三段表述了党和政府对富农采取的新的政策：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分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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