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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画家王蒙（字叔明，1308-1385）完成了《青卞隐居图》。它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王蒙风格的作品之一，明董其昌推崇为“天下第一王叔明”。朱朴（省斋）在《画人画事》一书中说：“因为此图先前曾经明清两代名鉴藏家华中甫、安仪周二氏收藏，及后又入清内府宝笈，所以，也是造成其所以特别名贵的附带条件之一。”
《青卞隐居图》有乾隆的题跋及“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等玺印，被称誉为“无上神品”，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在此之后，《青卞隐居图》又到了收藏家李宗翰手中，他在此画中钤有“静娱室书画记”等印。到清末年间，归收藏家狄学耕（1820-1900？）收藏。狄氏字曼农，号叔子，斋名种石轩，江苏溧阳人。能山水，富收藏。狄曼农在同治七年（1868）任江西都昌县知县。据其子狄葆贤（号平子，1872-1943）在《平等阁笔记》中云：“先君子生平最爱之画有二：一为王叔明《青卞隐居图》之轴，有董香光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大字，横于上方，在华亭当日，已推重如此，诚山樵平生最得意笔也。一为宋人画《五老图》册，自宋以来，名人多有题志。此二者，先君子皆不肯轻易示人。”
狄曼农因收藏有此两件名画而引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此狄平子在《平等阁笔记》中有记载，但收入《平等阁藏中国名画集》的《平子丈〈青卞图〉跋》一文说得更详尽，其云：“……同治初年，先君子宦游豫章，有王霞轩者来权赣章。欲夺此《青卞图》不得，而隐恨于中。岁戊辰（1868），先君子实授都昌宰。邑俗悍，有两村械斗案起，不听弹压。王乃藉词委道员以重兵驻邑境，相持年余。至欲加乡人以叛乱之名，而洗荡其村舍。先君子力争，王乃属道员讽以意，谓《青卞图》必不可者，或《五老图》来亦可解此厄。先君子乃叹曰：‘杀身吾所不畏，《清明上河图》之己事固愿蹈之，不甘以古人名迹任人豪夺以去。惟因此一画幅至多杀戮无辜之愚民，则抚衷诚所不忍，不能不权衡轻重于其间也。’于是遂以《五老图》归之，事乃解。……戊辰十一月（1928）狄平子葆贤谨志于宝贤庵。”
根据朱省斋在《艺苑谈往》中的《〈天下第一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拜观记》说，图下方白绫上并有近人题记七则：
一、光绪丙午四月，沤尹太夷同观。
二、光绪丁未十月，上虞罗振玉观。
三、此书余自丙午岁观后，梦寐不置。戊申三月，京师南归，冒雨过平等阁，重观竟日。归安金城并记。
四、光绪戊申四月游沪，得从平等阁观此神品；余家旧藏山居图，他日当携来就质也。闽县陈宝琛识。
五、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张学良拜观于北平绥靖主任公署。
六、冒广生叶恭绰同观。
七、甲申四月，吴湖帆谨观。
由此可知看过这名画的名人可真不少，题字的有光绪丙午（1906）的朱祖谋（沤尹）、郑孝胥（太夷）；光绪丁未（1907）的罗振玉；光绪戊申（1908）的金城、陈宝琛。还有之后的冒广生、叶恭绰、吴湖帆等人，可说都是近现代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大佬。另外据傅申说，张大千在己未年（1919）刚从日本游学归国不久，拜在曾熙（农髯）和李瑞清（梅盦）两位书法名家门下习书作画。是年秋他随侍两位老师前往狄平子的平等阁观画，看了一百数十幅宋元明清的作品。到一九四五年大千居士在题自仿南唐顾闳中《斗鸡图》时，还记忆犹新地说：“皆一时妙绝之尤物，王叔明《青卞隐居》尤为惊心动目！”
但令人奇怪的是《青卞隐居图》居然有张学良的观款，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记述了张学良与《青卞隐居图》的一段故事，他说：“初，张宗昌之南下也，知狄氏拥有天下第一名画，欲攫之以献少帅。平子畏其威，以赝鼎献。汉卿不知也。张宴沈阳，以庆得宝，并赠平子万金，天下皆知宝玉大弓乃在阳虎矣。九一八事变，汉卿失地，犹挟赝鼎以为重器。会日本天皇加冕，中国收藏家多有出其精品，赴日参加盛会者，日本择其尤精者印为《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四巨册（今坊间所有乃缩本两小册），平子之《青卞隐居》赫然在其中。汉卿见而大惑，以询沈能毅，时能毅方为汉卿幕客，具言其隐。汉卿大怒，欲亲南下与平子办理，会西安事变，汉卿获罪，失去自由，事亦随寝。”
但陈定山这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许多事实经过检验是完全站不不住脚的。一则张宗昌率领奉军南下，在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到了上海，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学良奉父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二千人进驻上海，和上海文教界酬应甚欢，陈定山说狄平子以假的《青卞隐居图》献给张学良，张学良不知还回赠狄平子万金，此事完全不确。二则日本大正天皇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去，昭和天皇即日继位，并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举行登基大典（在日本从来没有“加冕”这个名称）。陈定山把日皇登位大典，从一九二八年延后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系明显的错误。试想如果日皇登位大典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举行，那中国的收藏家还会在国难当头置舆论于不顾而挟其珍品往东京参加画展吗？另根据资料，昭和三年（1928），日本国为了庆祝昭和天皇的登基大典，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品包括日本历代收藏的中国古代名画以及特地从中华民国征集的藏品，数量达到六百余件。展览会期：昭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会场：东京府美术馆。后来由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编集《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分别在昭和三年、四年、五年分批由东京大冢巧艺社出版。《青卞隐居图》是在其中没错。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说：“（他）后来又买到日本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也有此图，可知狄平子于一九三○年曾以此参加日本东京展览会。”高氏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青卞隐居图》是印在昭和五年（1930）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因此高氏也把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推迟了两年。三则沈能毅是浙江桐乡人，一度曾为狄平子《时报》馆的经理，后有人介绍到张学良处当秘书，所谓秘书者，等于侍从而已。高伯雨也认为沈能毅虽曾在《时报》任职，怎能知道有假《青卞隐居图》的事，如果能知，则知道《青卞隐居图》有副本的人，亦不止沈能毅一人，既然知道的人有不少，便会传到张学良耳中，无须等十年后西安事变前夕才知道。 再者张大千一九一九年在狄平子家见到王蒙的真迹，便被王蒙那沉雄苍厚的笔墨、几近龙脉起伏的山势深深吸引。及至后来见到王蒙的《林泉清集图》，不禁为之痴迷，迫不及待地借来临摹了两本。据大千居士在一九四六年夏的临本上所题：“此图为王烟客所藏，董玄宰题云：‘当在青卞隐居之上。’……己巳岁（1929）夏归张汉卿。……”是张学良在一九二九年已藏有王蒙的另一幅名画《林泉清集图》了。又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隆瀚拍卖（原北纬拍卖）更名后的第一场拍卖，汇集了近三百件中国古代宋元明清遗珍、近现代书画大师名作等。拍卖当天的亮点，在王蒙的《山岳神秀图》手卷，最后以三千一百万元人民币落槌。据了解，这幅手卷在民国期间进入张学良府中，后由国民政府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至台湾，又转至美国。这次是从美国“回流”进行拍卖的。
由此可知张学良是热爱收藏的，而且收藏过至少两件王蒙的名画。当年少帅正值年少意气，藏意浓厚，涉及到古籍、文玩、书画等领域，收藏之丰富堪与张伯驹比肩。据说在沈阳少帅府，张学良办公室隔壁，有间密室，除了至亲好友，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室内储藏的并非金银珠宝，而是他费尽心力搜罗来的一些明清字画。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唐寅、董其昌的真迹，清代意大利人郎世宁的人物，八大山人的水墨画等珍品杰作，张学良皆不惜以巨款求购。每每收到一件墨宝，他即闭门谢客，躲在密室中反复欣赏，仔细勘证，往往通宵达旦，如痴如醉。张学良藏室名为“定远斋”，因此其藏品多钤有“定远斋”、“定远斋主人”、“毅庵”、“汉卿”等藏印。
早年曾任《时报》外埠新闻和副刊编辑，并编辑《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的包天笑，与狄平子关系至深，并且是相知的朋友。当时人在香港定居的包天笑，看到陈定山的文章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驳斥云：“陈定山在台湾出版《春申旧闻》，真是乱造谣言，有他极熟的老朋友，他亦揶揄之，笑骂之，固不知是何居心。”
依据《青卞隐居图》下方白绫上张学良的观款：“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张学良拜观于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九三二年。据当时在上海银行界服务的高伯雨说，《青卞隐居图》是狄平子亲自送去给张学良欣赏的。大概经过沈能毅联络后，张学良派飞机到上海，把画和画主接到北平。当时张学良确有诚意收买此画，而狄平子正在经济困难中，亦想以善价沽出。卖主开价三万，买主还价二万五千。后来议价不成，张学良把画还给狄平子，张学良想名画居然买不到手，欲名留艺林，于是题个观款在上面，狄平子在北平受少帅礼遇，当然不好拒绝。
狄平子死于一九四三年，包天笑记其身后事云：平子逝世后，有五个儿女，一个儿子又远出，急须分家。生前又多亏空，除售去住宅外，乃出售书画。开亲友会议，叶誉虎（恭绰）主持其事。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则说：“平子殁，家人以遗画托叶誉虎，经纪其事。列目自黄鹤山樵《青卞隐居图》、钱舜举《山居图》以下，尚有吴仲圭《风雨竹》、唐六如《鹤涧图》、仇十洲、董文敏等凡二十余件。时已胜利，索价关金券二十万，装池人刘定之走告余，余大喜，急同车往看誉虎。誉虎以横单示余曰：‘二十万，真大廉，然钱舜举《山居图》不真。’余曰：‘仅一《青卞》，已值二十万，何求其奢！’约定五日交款，至三日，魏廷荣忽以电话告余：‘买《青卞》矣！’余大诧，趋车急往，则《青卞》已悬堂中，廷荣喜极，抚余背曰：‘余售道契地两亩易之，合值二十万也。’余急问《山居》，廷荣曰：‘无之。’既而诧曰：‘尚有《山居图》耶？’乃知誉虎独以一《青卞》，售魏氏二十万，其他诸件，皆干没矣。余气结而退，不复见誉虎。久之，刘定之来告余，云：‘廷荣另以二十万得钱舜举《山居》，及文、唐、董等轴，而吴仲圭《风雨竹》尚不在内。’誉虎每吐语，目常下视，以此畏其心计之工。”
对于此事，朱省斋在《画人画事》一书中说：“十七八年以前，不佞正在上海主办‘古今出版社’，有一天，文友吴湖帆先生忽然兴高采烈地来告诉我，说他听得狄氏后人有将《青卞图》出卖的消息，开价一百根金条（每条十两），问我愿否同他合资购买。我欣然答应，托他竭力进行。四五日后，我在家里举行一个茶会，宾客有冒鹤亭、梅畹华、冯幼伟、吴震修诸氏，湖帆亦是其中之一，当时我顺便就问他进行之事如何？他说：一两天前叶遐庵先生特地去通知他，说关于《青卞图》事，他本人早已与狄氏后人谈得差不多了，现在外传我们亦想购买此画，因之前认为奇货可居，颇影响他的谈判云云。湖帆又云，我们不便与誉虎竞争此事，不如罢手，以免引起误会，问我是否同意，我一笑允之。不料一个月之后，湖帆忽然忿忿地告诉我说：《青卞图》已为魏廷荣买去了，并大怨誉老之误了我们的好梦；我听了不知如何回答方好，又只得一笑了之了。”
对此两说，陈定山说卖画的时间是“时已胜利”，是不确的，当在一九四三年。朱省斋说当年他在上海主办‘古今出版社’（案：1942至1944年间）无疑是正确的。而一九四三年在上海流通的货币为日本的“军用手票”和汪伪政府的“中储券”这两种伪币，价值日下，市面大批买卖皆以黄金为标准，很少用重庆发行的“关金券”，这时候南京、重庆发行的货币皆恶性膨胀。“关金券”兑换黄金，打个很大折扣，二十万“关金券”一二两黄金都兑不到，所谓以“关金券”二十万就买到《青卞图》，简直无稽之谈。再则《青卞图》有“甲申四月，吴湖帆谨观”的观款，据朱省斋后来在香港对高伯雨说，当魏廷荣买到《青卞图》之后，真是意气风发，大有傲视海上收藏家之势。一日魏廷荣设盛宴，邀请朱省斋、吴湖帆两人欣赏《青卞图》，于是有吴湖帆的观款，是酒后应魏廷荣所请而题的。“甲申四月”是一九四四年四月，距日本投降还有一年四个月，因此陈定山说是抗战胜利后，完全是错的。
陈定山的说法中较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叶恭绰“趁火打劫”，不但从中牟利，而且“干没”了狄平子的画。对此高伯雨认为陈定山恶意诬蔑前辈，诚如包天笑所说“不知是何居心”。高伯雨说：“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拘留叶恭绰先生，把他送回上海，如果叶先生不顾晚节，到上海后，和日伪合作，干些有害国家的勾当，诚属晚节有损，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在上海过艰难日子，出卖所藏文物以维持生计。同时还以身边的书画文物太多为嫌，先后分赠与亲友。稍留心当年艺术文化情况的人，无不知之。自己所藏的珍品，还肯割爱，去之为快，未必一方面又设法营求干些对不起死友的事。如果他有干没旧友托卖的书画，事后必为人所知（因著名的书画，流传有可追查物主的线索，与金钱不同），但后来艺术界中并无流传叶恭绰干没了狄平子所藏的某某画件。可知陈定山是造谣诬害，立心破坏老友名誉了。” 朱省斋说，魏廷荣买《青卞图》，代价是黄金一百条，不过，这宗大买卖当然是讨价还价后，来回商议了多少次才确定下来的。议价定为黄金一百条，另以其他名画若干为附赠。陈定山一直认为叶恭绰“白捡”了元代吴仲圭（镇）的《风雨竹》，但吴镇的《风雨竹》并没有著录在叶恭绰《遐庵清秘录》一书中，虽其中确有《元吴镇画竹卷》。但吴镇的《风雨竹》与《吴镇画竹卷》是不同的画作，前者属于吴镇墨竹谱，是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作品；而后者是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的作品。叶恭绰有记曰：“藏此卷已二十年，余五十学画竹，今将七十，读此方略有悟入，一艺之难如此。民国三十八年大暑叶恭绰遐翁。”由此可知《吴镇画竹卷》早在一九二九年已为叶恭绰所收藏，绝非狄平子的旧藏。因此“干没”之说，可说是毫无任何证据。
高伯雨又说：“叶公相识满天下，门生故吏不知凡几，和他相识的人，如果稍能知其生平行谊及德行者，无不钦佩他品德的。”高氏又举出叶恭绰还帖给张大千之事，此事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张大千应叶公超先生之托，为其叔父叶恭绰先生的《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时和盘托出。张大千在序开头曰：“遐庵先生归道山倏忽逾岁矣，殁不能哭其门，葬不能临其穴，心中哀疚，无时或已。”中记其事曰：“予少略不检束，颇好博戏，江紫尘丈于上海孟德兰路兰村，创诗钟博戏之社，当时老辈如散原、太夷、吷庵皆常在局中，予虽腹俭，亦无日不往，无日不负也。先曾祖旧藏《王右军曹娥碑》……江丈索观，携共赏焉。当夜入局大负，金尽，向江丈贷二百金，才数局，又负尽，又数贷数负，瞬逾千金矣。江丈笑曰：‘此卷其归我乎？再益二百金可耳。’以是径归江丈，而予以轻弃先人遗物，中心悔恨，从此绝迹赌肆。阅十年，先太夫人病居皖南郎溪家兄文修之农圃，予与仲兄仍居吴门，每周轮次往侍汤药。太夫人病势日笃，忽呼予至榻前，垂询祖传之《曹娥碑》，唐人前后题名，何久不见之，殊欲展阅。予惶恐极，不敢以实告，诡称仍在苏寓。太夫人谓次周必须携来小慰病情，予亟唯唯。此卷闻江丈早已售出，辗转不知落于何所，中心如焚，将何以复老母之命。迨归网师园，先生与王秋斋即来省问，予当以母病笃告，又以此最痛心事，并将此卷经过历历述之，倘此卷尚可求获，将不惜重金赎之，即送郎溪，使老母得慰。先生即自指其鼻云：‘这个么，在区区那里。’予喜极而泣，即挽秋斋于屋隅而求之曰：‘誉虎先生非能鬻文物者，予有三点乞与商求之，一、如能割让，请以原值偿。二、如不忍割爱，则以敝藏书画恣其检选，不计件数以易之。三、如两俱不可，则乞暂借二周，经呈老母病榻一观，而后璧还。’秋斋即以予意转告先生，先生曰：‘乌是何言也！予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其志。此乃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欲一快睹，予愿以原璧返大千，即以为赠，更勿论值与以物易也。此卷不存履道园，弃之上海，明日往取，三日内即有以报命。’予与仲兄闻之感激泪下，趋前叩首谢，太夫人弥留之夕，幸得呈阅。予罪孽深矣！先生风概，不特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也。”
高伯雨的结论是：“试想这是何等崇高的品德。当此时，叶公还未踏入老境，不过四十多岁欲望正强之际，尚能如此，难道到了六十多岁衰年的时候，会干没朋友的字画来博取私利？陈定山形容叶公是个卑鄙的骨董吸血鬼，未免过分，只会使读者见了骂陈定山缺德而已。”高氏之论，应该是正确的。只不过叶恭绰还《曹娥碑》当在一九三六年，已是五十五岁了，非高氏所言四十多岁。
又魏廷荣得到《青卞隐居图》，乃藏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归上海文物管理会。朱省斋在一九五七年从香港回到上海，日记上说：“五月二十二日晨赴天平路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看画，由沈吴两君招待，极为周到。拿出全部目录来一看，除了已见于《画苑掇英》者之外，又复添加了很多名迹，如鼎鼎大名的黄鹤山樵《青卞隐居图》，即其一也。讲到这幅《青卞隐居图》，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曾于狄平子家中看过一次的，雄伟瑰奇，时萦脑际。不料今天复得从容观赏，真是三生有幸了。”后来《青卞隐居图》又转归上海博物馆收藏。
《青卞隐居图》有乾隆的题跋及“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等玺印，被称誉为“无上神品”，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在此之后，《青卞隐居图》又到了收藏家李宗翰手中，他在此画中钤有“静娱室书画记”等印。到清末年间，归收藏家狄学耕（1820-1900？）收藏。狄氏字曼农，号叔子，斋名种石轩，江苏溧阳人。能山水，富收藏。狄曼农在同治七年（1868）任江西都昌县知县。据其子狄葆贤（号平子，1872-1943）在《平等阁笔记》中云：“先君子生平最爱之画有二：一为王叔明《青卞隐居图》之轴，有董香光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大字，横于上方，在华亭当日，已推重如此，诚山樵平生最得意笔也。一为宋人画《五老图》册，自宋以来，名人多有题志。此二者，先君子皆不肯轻易示人。”
狄曼农因收藏有此两件名画而引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此狄平子在《平等阁笔记》中有记载，但收入《平等阁藏中国名画集》的《平子丈〈青卞图〉跋》一文说得更详尽，其云：“……同治初年，先君子宦游豫章，有王霞轩者来权赣章。欲夺此《青卞图》不得，而隐恨于中。岁戊辰（1868），先君子实授都昌宰。邑俗悍，有两村械斗案起，不听弹压。王乃藉词委道员以重兵驻邑境，相持年余。至欲加乡人以叛乱之名，而洗荡其村舍。先君子力争，王乃属道员讽以意，谓《青卞图》必不可者，或《五老图》来亦可解此厄。先君子乃叹曰：‘杀身吾所不畏，《清明上河图》之己事固愿蹈之，不甘以古人名迹任人豪夺以去。惟因此一画幅至多杀戮无辜之愚民，则抚衷诚所不忍，不能不权衡轻重于其间也。’于是遂以《五老图》归之，事乃解。……戊辰十一月（1928）狄平子葆贤谨志于宝贤庵。”
根据朱省斋在《艺苑谈往》中的《〈天下第一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拜观记》说，图下方白绫上并有近人题记七则：
一、光绪丙午四月，沤尹太夷同观。
二、光绪丁未十月，上虞罗振玉观。
三、此书余自丙午岁观后，梦寐不置。戊申三月，京师南归，冒雨过平等阁，重观竟日。归安金城并记。
四、光绪戊申四月游沪，得从平等阁观此神品；余家旧藏山居图，他日当携来就质也。闽县陈宝琛识。
五、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张学良拜观于北平绥靖主任公署。
六、冒广生叶恭绰同观。
七、甲申四月，吴湖帆谨观。
由此可知看过这名画的名人可真不少，题字的有光绪丙午（1906）的朱祖谋（沤尹）、郑孝胥（太夷）；光绪丁未（1907）的罗振玉；光绪戊申（1908）的金城、陈宝琛。还有之后的冒广生、叶恭绰、吴湖帆等人，可说都是近现代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大佬。另外据傅申说，张大千在己未年（1919）刚从日本游学归国不久，拜在曾熙（农髯）和李瑞清（梅盦）两位书法名家门下习书作画。是年秋他随侍两位老师前往狄平子的平等阁观画，看了一百数十幅宋元明清的作品。到一九四五年大千居士在题自仿南唐顾闳中《斗鸡图》时，还记忆犹新地说：“皆一时妙绝之尤物，王叔明《青卞隐居》尤为惊心动目！”
但令人奇怪的是《青卞隐居图》居然有张学良的观款，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记述了张学良与《青卞隐居图》的一段故事，他说：“初，张宗昌之南下也，知狄氏拥有天下第一名画，欲攫之以献少帅。平子畏其威，以赝鼎献。汉卿不知也。张宴沈阳，以庆得宝，并赠平子万金，天下皆知宝玉大弓乃在阳虎矣。九一八事变，汉卿失地，犹挟赝鼎以为重器。会日本天皇加冕，中国收藏家多有出其精品，赴日参加盛会者，日本择其尤精者印为《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四巨册（今坊间所有乃缩本两小册），平子之《青卞隐居》赫然在其中。汉卿见而大惑，以询沈能毅，时能毅方为汉卿幕客，具言其隐。汉卿大怒，欲亲南下与平子办理，会西安事变，汉卿获罪，失去自由，事亦随寝。”
但陈定山这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许多事实经过检验是完全站不不住脚的。一则张宗昌率领奉军南下，在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到了上海，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学良奉父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二千人进驻上海，和上海文教界酬应甚欢，陈定山说狄平子以假的《青卞隐居图》献给张学良，张学良不知还回赠狄平子万金，此事完全不确。二则日本大正天皇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去，昭和天皇即日继位，并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举行登基大典（在日本从来没有“加冕”这个名称）。陈定山把日皇登位大典，从一九二八年延后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系明显的错误。试想如果日皇登位大典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举行，那中国的收藏家还会在国难当头置舆论于不顾而挟其珍品往东京参加画展吗？另根据资料，昭和三年（1928），日本国为了庆祝昭和天皇的登基大典，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品包括日本历代收藏的中国古代名画以及特地从中华民国征集的藏品，数量达到六百余件。展览会期：昭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会场：东京府美术馆。后来由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编集《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分别在昭和三年、四年、五年分批由东京大冢巧艺社出版。《青卞隐居图》是在其中没错。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说：“（他）后来又买到日本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也有此图，可知狄平子于一九三○年曾以此参加日本东京展览会。”高氏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青卞隐居图》是印在昭和五年（1930）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因此高氏也把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推迟了两年。三则沈能毅是浙江桐乡人，一度曾为狄平子《时报》馆的经理，后有人介绍到张学良处当秘书，所谓秘书者，等于侍从而已。高伯雨也认为沈能毅虽曾在《时报》任职，怎能知道有假《青卞隐居图》的事，如果能知，则知道《青卞隐居图》有副本的人，亦不止沈能毅一人，既然知道的人有不少，便会传到张学良耳中，无须等十年后西安事变前夕才知道。 再者张大千一九一九年在狄平子家见到王蒙的真迹，便被王蒙那沉雄苍厚的笔墨、几近龙脉起伏的山势深深吸引。及至后来见到王蒙的《林泉清集图》，不禁为之痴迷，迫不及待地借来临摹了两本。据大千居士在一九四六年夏的临本上所题：“此图为王烟客所藏，董玄宰题云：‘当在青卞隐居之上。’……己巳岁（1929）夏归张汉卿。……”是张学良在一九二九年已藏有王蒙的另一幅名画《林泉清集图》了。又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隆瀚拍卖（原北纬拍卖）更名后的第一场拍卖，汇集了近三百件中国古代宋元明清遗珍、近现代书画大师名作等。拍卖当天的亮点，在王蒙的《山岳神秀图》手卷，最后以三千一百万元人民币落槌。据了解，这幅手卷在民国期间进入张学良府中，后由国民政府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至台湾，又转至美国。这次是从美国“回流”进行拍卖的。
由此可知张学良是热爱收藏的，而且收藏过至少两件王蒙的名画。当年少帅正值年少意气，藏意浓厚，涉及到古籍、文玩、书画等领域，收藏之丰富堪与张伯驹比肩。据说在沈阳少帅府，张学良办公室隔壁，有间密室，除了至亲好友，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室内储藏的并非金银珠宝，而是他费尽心力搜罗来的一些明清字画。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唐寅、董其昌的真迹，清代意大利人郎世宁的人物，八大山人的水墨画等珍品杰作，张学良皆不惜以巨款求购。每每收到一件墨宝，他即闭门谢客，躲在密室中反复欣赏，仔细勘证，往往通宵达旦，如痴如醉。张学良藏室名为“定远斋”，因此其藏品多钤有“定远斋”、“定远斋主人”、“毅庵”、“汉卿”等藏印。
早年曾任《时报》外埠新闻和副刊编辑，并编辑《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的包天笑，与狄平子关系至深，并且是相知的朋友。当时人在香港定居的包天笑，看到陈定山的文章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驳斥云：“陈定山在台湾出版《春申旧闻》，真是乱造谣言，有他极熟的老朋友，他亦揶揄之，笑骂之，固不知是何居心。”
依据《青卞隐居图》下方白绫上张学良的观款：“民国廿一年八月八日，张学良拜观于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九三二年。据当时在上海银行界服务的高伯雨说，《青卞隐居图》是狄平子亲自送去给张学良欣赏的。大概经过沈能毅联络后，张学良派飞机到上海，把画和画主接到北平。当时张学良确有诚意收买此画，而狄平子正在经济困难中，亦想以善价沽出。卖主开价三万，买主还价二万五千。后来议价不成，张学良把画还给狄平子，张学良想名画居然买不到手，欲名留艺林，于是题个观款在上面，狄平子在北平受少帅礼遇，当然不好拒绝。
狄平子死于一九四三年，包天笑记其身后事云：平子逝世后，有五个儿女，一个儿子又远出，急须分家。生前又多亏空，除售去住宅外，乃出售书画。开亲友会议，叶誉虎（恭绰）主持其事。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则说：“平子殁，家人以遗画托叶誉虎，经纪其事。列目自黄鹤山樵《青卞隐居图》、钱舜举《山居图》以下，尚有吴仲圭《风雨竹》、唐六如《鹤涧图》、仇十洲、董文敏等凡二十余件。时已胜利，索价关金券二十万，装池人刘定之走告余，余大喜，急同车往看誉虎。誉虎以横单示余曰：‘二十万，真大廉，然钱舜举《山居图》不真。’余曰：‘仅一《青卞》，已值二十万，何求其奢！’约定五日交款，至三日，魏廷荣忽以电话告余：‘买《青卞》矣！’余大诧，趋车急往，则《青卞》已悬堂中，廷荣喜极，抚余背曰：‘余售道契地两亩易之，合值二十万也。’余急问《山居》，廷荣曰：‘无之。’既而诧曰：‘尚有《山居图》耶？’乃知誉虎独以一《青卞》，售魏氏二十万，其他诸件，皆干没矣。余气结而退，不复见誉虎。久之，刘定之来告余，云：‘廷荣另以二十万得钱舜举《山居》，及文、唐、董等轴，而吴仲圭《风雨竹》尚不在内。’誉虎每吐语，目常下视，以此畏其心计之工。”
对于此事，朱省斋在《画人画事》一书中说：“十七八年以前，不佞正在上海主办‘古今出版社’，有一天，文友吴湖帆先生忽然兴高采烈地来告诉我，说他听得狄氏后人有将《青卞图》出卖的消息，开价一百根金条（每条十两），问我愿否同他合资购买。我欣然答应，托他竭力进行。四五日后，我在家里举行一个茶会，宾客有冒鹤亭、梅畹华、冯幼伟、吴震修诸氏，湖帆亦是其中之一，当时我顺便就问他进行之事如何？他说：一两天前叶遐庵先生特地去通知他，说关于《青卞图》事，他本人早已与狄氏后人谈得差不多了，现在外传我们亦想购买此画，因之前认为奇货可居，颇影响他的谈判云云。湖帆又云，我们不便与誉虎竞争此事，不如罢手，以免引起误会，问我是否同意，我一笑允之。不料一个月之后，湖帆忽然忿忿地告诉我说：《青卞图》已为魏廷荣买去了，并大怨誉老之误了我们的好梦；我听了不知如何回答方好，又只得一笑了之了。”
对此两说，陈定山说卖画的时间是“时已胜利”，是不确的，当在一九四三年。朱省斋说当年他在上海主办‘古今出版社’（案：1942至1944年间）无疑是正确的。而一九四三年在上海流通的货币为日本的“军用手票”和汪伪政府的“中储券”这两种伪币，价值日下，市面大批买卖皆以黄金为标准，很少用重庆发行的“关金券”，这时候南京、重庆发行的货币皆恶性膨胀。“关金券”兑换黄金，打个很大折扣，二十万“关金券”一二两黄金都兑不到，所谓以“关金券”二十万就买到《青卞图》，简直无稽之谈。再则《青卞图》有“甲申四月，吴湖帆谨观”的观款，据朱省斋后来在香港对高伯雨说，当魏廷荣买到《青卞图》之后，真是意气风发，大有傲视海上收藏家之势。一日魏廷荣设盛宴，邀请朱省斋、吴湖帆两人欣赏《青卞图》，于是有吴湖帆的观款，是酒后应魏廷荣所请而题的。“甲申四月”是一九四四年四月，距日本投降还有一年四个月，因此陈定山说是抗战胜利后，完全是错的。
陈定山的说法中较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叶恭绰“趁火打劫”，不但从中牟利，而且“干没”了狄平子的画。对此高伯雨认为陈定山恶意诬蔑前辈，诚如包天笑所说“不知是何居心”。高伯雨说：“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拘留叶恭绰先生，把他送回上海，如果叶先生不顾晚节，到上海后，和日伪合作，干些有害国家的勾当，诚属晚节有损，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在上海过艰难日子，出卖所藏文物以维持生计。同时还以身边的书画文物太多为嫌，先后分赠与亲友。稍留心当年艺术文化情况的人，无不知之。自己所藏的珍品，还肯割爱，去之为快，未必一方面又设法营求干些对不起死友的事。如果他有干没旧友托卖的书画，事后必为人所知（因著名的书画，流传有可追查物主的线索，与金钱不同），但后来艺术界中并无流传叶恭绰干没了狄平子所藏的某某画件。可知陈定山是造谣诬害，立心破坏老友名誉了。” 朱省斋说，魏廷荣买《青卞图》，代价是黄金一百条，不过，这宗大买卖当然是讨价还价后，来回商议了多少次才确定下来的。议价定为黄金一百条，另以其他名画若干为附赠。陈定山一直认为叶恭绰“白捡”了元代吴仲圭（镇）的《风雨竹》，但吴镇的《风雨竹》并没有著录在叶恭绰《遐庵清秘录》一书中，虽其中确有《元吴镇画竹卷》。但吴镇的《风雨竹》与《吴镇画竹卷》是不同的画作，前者属于吴镇墨竹谱，是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作品；而后者是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的作品。叶恭绰有记曰：“藏此卷已二十年，余五十学画竹，今将七十，读此方略有悟入，一艺之难如此。民国三十八年大暑叶恭绰遐翁。”由此可知《吴镇画竹卷》早在一九二九年已为叶恭绰所收藏，绝非狄平子的旧藏。因此“干没”之说，可说是毫无任何证据。
高伯雨又说：“叶公相识满天下，门生故吏不知凡几，和他相识的人，如果稍能知其生平行谊及德行者，无不钦佩他品德的。”高氏又举出叶恭绰还帖给张大千之事，此事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张大千应叶公超先生之托，为其叔父叶恭绰先生的《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时和盘托出。张大千在序开头曰：“遐庵先生归道山倏忽逾岁矣，殁不能哭其门，葬不能临其穴，心中哀疚，无时或已。”中记其事曰：“予少略不检束，颇好博戏，江紫尘丈于上海孟德兰路兰村，创诗钟博戏之社，当时老辈如散原、太夷、吷庵皆常在局中，予虽腹俭，亦无日不往，无日不负也。先曾祖旧藏《王右军曹娥碑》……江丈索观，携共赏焉。当夜入局大负，金尽，向江丈贷二百金，才数局，又负尽，又数贷数负，瞬逾千金矣。江丈笑曰：‘此卷其归我乎？再益二百金可耳。’以是径归江丈，而予以轻弃先人遗物，中心悔恨，从此绝迹赌肆。阅十年，先太夫人病居皖南郎溪家兄文修之农圃，予与仲兄仍居吴门，每周轮次往侍汤药。太夫人病势日笃，忽呼予至榻前，垂询祖传之《曹娥碑》，唐人前后题名，何久不见之，殊欲展阅。予惶恐极，不敢以实告，诡称仍在苏寓。太夫人谓次周必须携来小慰病情，予亟唯唯。此卷闻江丈早已售出，辗转不知落于何所，中心如焚，将何以复老母之命。迨归网师园，先生与王秋斋即来省问，予当以母病笃告，又以此最痛心事，并将此卷经过历历述之，倘此卷尚可求获，将不惜重金赎之，即送郎溪，使老母得慰。先生即自指其鼻云：‘这个么，在区区那里。’予喜极而泣，即挽秋斋于屋隅而求之曰：‘誉虎先生非能鬻文物者，予有三点乞与商求之，一、如能割让，请以原值偿。二、如不忍割爱，则以敝藏书画恣其检选，不计件数以易之。三、如两俱不可，则乞暂借二周，经呈老母病榻一观，而后璧还。’秋斋即以予意转告先生，先生曰：‘乌是何言也！予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其志。此乃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欲一快睹，予愿以原璧返大千，即以为赠，更勿论值与以物易也。此卷不存履道园，弃之上海，明日往取，三日内即有以报命。’予与仲兄闻之感激泪下，趋前叩首谢，太夫人弥留之夕，幸得呈阅。予罪孽深矣！先生风概，不特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也。”
高伯雨的结论是：“试想这是何等崇高的品德。当此时，叶公还未踏入老境，不过四十多岁欲望正强之际，尚能如此，难道到了六十多岁衰年的时候，会干没朋友的字画来博取私利？陈定山形容叶公是个卑鄙的骨董吸血鬼，未免过分，只会使读者见了骂陈定山缺德而已。”高氏之论，应该是正确的。只不过叶恭绰还《曹娥碑》当在一九三六年，已是五十五岁了，非高氏所言四十多岁。
又魏廷荣得到《青卞隐居图》，乃藏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归上海文物管理会。朱省斋在一九五七年从香港回到上海，日记上说：“五月二十二日晨赴天平路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看画，由沈吴两君招待，极为周到。拿出全部目录来一看，除了已见于《画苑掇英》者之外，又复添加了很多名迹，如鼎鼎大名的黄鹤山樵《青卞隐居图》，即其一也。讲到这幅《青卞隐居图》，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曾于狄平子家中看过一次的，雄伟瑰奇，时萦脑际。不料今天复得从容观赏，真是三生有幸了。”后来《青卞隐居图》又转归上海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