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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曹珍芬
文/[英]汉弗瑞•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
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开战，且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即将爆发的一场世界大战的东方前线。由于出版社要求奥登和伊修伍德的游记得写亚洲国家，他们决定以观察家的身份前往中国，并希望不会像上次在西班牙一样“挤满了文学名人观察家”（伊修伍德语）。对他们俩来说，这次的中国之行都是不容错过的又一次机会。伊修伍德亲口承认他后悔由于海恩兹的缘故没去西班牙，而奥登虽然去了却一无所获。中国之行似乎充满了希望。就像奥登所说：“我们将有一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他们开始为旅行作准备。费伯出版社同意预支一些钱，尽管奥登说预支的这点钱是不够的。令人大受鼓舞的是，奥登的第一部游记《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Iceland)获得了成功。书业协会(Book Society)已将这本书纳入其收藏书目，而且到1937年8月6日出版时，一共已订出了八千册，且获得了相当热烈的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书写得相当放纵，并且也不喜欢它的诙谐滑稽，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本书娱乐性很强。该书的成功无疑让奥登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至少数月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能够说：“我赚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钱。”
但是旅行计划一再改变，出发的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奥登和伊修伍德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只好退出代表团，订了1938年1月中旬前往中国的船票。
1月18日群剧团为奥登和伊修伍德举行了一个送别会。到场的客人有E. M. 福斯特、罗丝•麦考莱(Rose Macaulay)、杰弗里•格里森、约翰•海华德、让•康诺利(Jean Connolly)、布里安•霍华德(Brian Howard)以及本杰明•布里顿河海德里•安德森，后者表演了奥登和布里顿合写的《卡巴莱组歌》(Four Cabaret Songs)。第二天上午，奥登和伊修伍德就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坐火车和船赶往巴黎。尽管中国的战争根本没有西班牙的战争那么令人关注，但仍有报社记者和摄影师去维多利亚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摄影师给他们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伊修伍德搂着奥登的肩膀咧嘴笑着；而奥登看上去则有点烦，还略显尴尬。
到达巴黎后，他们转道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了“阿拉米”号，第一站将停靠塞得港。在横渡地中海时，奥登写了一首诗，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叠句“啊，告诉我爱的真谛”。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当它来临，是否会毫无预兆地来
就在我挖着鼻孔之时，
当它在清晨敲我的门
或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
它是否一定会来就像气候一定会变化，
它的问候彬彬有礼还是装腔作势，
它是否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啊，告诉我爱的真谛。
奥登实际上是很认真地在问这个问题。
三十年代时他当然曾坠入爱河；包括那首《放下你熟睡的头》在内的一系列情诗都是出于真实的情感。但是曾经激发他写出这些诗歌的爱如今显然已离奥登而去，他显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绝望。伊修伍德在日记写道：“威斯坦双眼含泪，跟我说没有人会爱他，他永远也不会像我这样在性爱方面获得成功。”伊修伍德私下对此有些怀疑，相信实际上有无数的年轻男子愿意和奥登上床，他这么想不无道理。然而，1938年在船上，他的确意识到奥登的“啊，告诉我爱的真谛”并非无病呻吟。奥登自己后来提及此事时说：“对我个人而言，这首诗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它的预言如此准确，真是令我惊奇，因为就在写完这首诗之后我遇到了让我的一切彻底改变的那个人。”他所说的相遇发生在一年多之后。
“阿拉米”号四天后抵达塞得港。奥登和伊修伍德上了岸，当时已迁居埃及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彼得(Francis Turville-Petre Fronny)到码头迎接并告诉他们，所谓的世界性都塞得港实际上非常无趣，所以带他们去参观了金字塔，结果他们发现这同样很乏味，尽管狮身人面像那张“受伤的巨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奥登给道兹寄了张明信片：“金字塔令人大失所望，但狮身人面像还行，但既不相信进步论，也不相信古典文学。柯勒律治错了。在热带地区群星并不会突然涌现。”第二天，他和伊修伍德回到航行在苏伊士河的“阿拉米”号，前往香港。伊修伍德注意到，随着离奥登喜欢的寒冷北方越行越远，他一乘船就有的忧郁症此刻更重了。2月4日，他致信西里尔•康诺里：“印度洋真是太无趣了。”
轮船航行在印度洋上时，他写了一首诗《航行》(The Voyage)，似乎怀疑起他自己从前和现在正进行的旅行的目的。诗歌询问“旅人”是否会找到他一直在寻找的“好地方”：
不，他什么也没找到：他不想到达。
旅行是虚假的；虚假的旅行就是一种病
在虚假的岛上，在那里心不能装假也不会受难：
他容忍发烧；他比他想的更虚弱；他的虚弱是真的。
2月16日，他们抵达香港，觉得它丑陋不堪。奥登尤其蔑视那里的英国侨民，其中一个居然说中日战争只不过是两帮土人在吵架。但奥登的《香港》一诗（实际上是数月后在布鲁塞尔写的）对这个城市的指责则较为晦涩。十天后，奥登和伊修伍德离开香港，乘船继续北上前往广州。直到这时，他俩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从奥登的《航行》和伊修伍德的日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伊修伍德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漫长的旅行好像一场梦。”他们到达广州时，英国领事馆的一个代表去接了他们，接待他们的英国传教士还请他们喝了茶。正在上茶的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就在那一刻，”伊修伍德写道，“突然之间，我已然到了中国。”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采访了广州市市长，与广东省省长共进午餐，还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长及其妻子一起吃了晚餐。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中国人很讨人喜欢，也很朴实。他们长着两类面孔——漂亮但乏味的花朵和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而中国人则对来访者的长相感到迷惑和有趣。伊修伍德一身战地记者的打扮——头戴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脚蹬马靴。奥登则穿一件松垮的斜纹软呢外套，戴一顶羊毛帽子，脚上因生了鸡眼而只能穿一双绒毡拖鞋。他们俩一上街就会引得人们好奇和大笑。他们去商店买来了行军床和蚊帐，还做了中文名片。
3月4日，他们离开广州前往汉口，路上得花三天。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预防便秘，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后摇摆，用假声唱歌，大声读书，从特罗洛普读到司格特，惹得中国警卫好奇地从包厢的窗口往里探望。
到达汉口后，他们发现这里才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伊修伍德在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和奥登都觉得眼下我们宁愿留在汉口，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愿去。”他们被允许把行军床搭在英国领事馆，并很快和那儿的工作人员巴希尔•布斯比(Basil Boothby)成了朋友。他们取笑他的行为举止像个“权贵”，而他则说奥登长得像只“疯狂的大白兔”。有个姓蒋的仆人给找来伺候他们。他们参加了一次主要由“真正的”记者光顾的每日记者招待会，他们自己并没有说是记者，而是抢着对这些记者解释说自己“只是旅行者，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写书”。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此行的任务，也不清楚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对远东的事务一无所知，所以只得从表面意义上来理解别人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一位美国来的主教告诉他们中国的未来在于共产党人；蒋介石的一个顾问则对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表示怀疑；而一个支持国民党的德国军官则断然地告诉他们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只要它的军队“站直了，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到3月12日，他们又被告知希特勒已入侵奥地利。“天似乎都塌下来了，”伊修伍德写道，“到今天晚上，欧洲或许已经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回去？与此相比，中国对我们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他们并没有回去。第二天上午他们要见的人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她是个英国人，一直单身，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通过她的介绍，他们得以拜访了共产党的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但他们决定不去访问这支著名的作战部队了，因为已有很多记者去过了。但是，他们去拜访了蒋介石夫人，她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还问奥登诗人是否喜欢吃蛋糕——“我以为或许他们更愿意只吃精神食粮。”他们则问她，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是否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她答道：“问题是：共产党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正当他们准备告辞时，蒋介石本人到了，还让奥登给他和夫人拍了合影。奥登后来对道兹夫人说蒋“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他和伊修伍德推断战后国共之间不可能建立切实有效的联盟；但他们没有想到会是共产党执掌天下。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间的决战。
有天晚上他们遇到了空袭。伊修伍德承认，起码私下里承认，这种时候他感到了恐惧；但奥登则会大声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不会，那样的事从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离开汉口数天之后，他们投宿于一家被炸弹损坏的旅馆，而且空袭的可能仍然存在。伊修伍德因神经高度紧张而无法入睡，只好羡慕地看着奥登“沉沉睡去，打着真正的强者才有的鼾，绵长而沉静”。
他们计划去前线。坐火车北上的数百英里的旅程中，他们一再忍受着无休无止的延误。有一次，他们坐的火车在半道不知什么地方停了下来，一等就是六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他们的仆人为了打发时间告诉别的乘客他的主人是医生——“这令我们非常惊慌”，因为他和奥登以为接下来他们会被要求给从前线回来的伤兵动手术。然而奥登却说有他们总比什么也没有的好，如果真有此要求，可能会去试一试。
旅途漫长而他们只有彼此的陪伴，于是他们开始探讨哲学问题。伊修伍德怀疑奥登此时对基督教已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没真的摒弃他儿时的宗教信仰，对此他可能会有相反的说法。伊修伍德还说他从他们合作的戏剧中奥登完成的那部分察觉到了一丝宗教意识。奥登事实上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信仰基督教的人，即使他与查尔斯•威廉姆斯的多次会面已然使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圣洁。他此时的思想状况或许已类似于E. M. 福斯特的人文主义不可知论，这也是受了福斯特的影响——尽管他比福斯特更为悲观。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前线，就在徐州附近，最后的三十英里路程他们坐的是黄包车。奥登喜欢拍照，这与他那厚重的冬装和帽子一样使他们一路上都招人注目。伊修伍德评论道：“就像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关于疯狂的英国探险家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我们也常常给一大群人围观。”他们刚到就骑着马给带去参观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变成了一个大胆的骑兵，虽然不太正宗。四周很安静，他们晚上就住在征募来的一所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看到有条狗正对着一具没掩埋好的尸体狂吠，并被告知死者是个探子。这一天，他们进入了真正的前线，中途打尖时，“发现我们自己正讨论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诗”。他们已进入战壕，奥登就开始拍照，一边还把头探出壕沟喊道：“我相信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日本人。”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三下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日本飞机飞过头顶，他们不得不卧倒。
从徐州的前线出发，他们慢慢地向西安进发，希望能抵达另一个前线成都。这显然不可能，于是他们掉头回汉口，并于4月14日抵达。奥登写了一首关于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的十四行诗，并在武汉知识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大声朗诵了这首诗。诗的译文随后刊登在《大公报》上。诗中“被他的将军和虱子遗弃”那一句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译者将它改为“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奥登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聚会上也朗诵了这首诗。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不再是那个对伊修伍德“仰慕不已的兄弟”了。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香港见过他们，他也有同感；他发现奥登完全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伊修伍德根本没有机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两人开始安排去东南前线的访问，甚至希望或许能穿过日本军队的防线去已被占领的上海。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4月20日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在中国要去战区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他们又观看了一次空袭，然后去访问了被误炸的贫民区，日机本来要炸的是兵工厂。在贫民区，到处都是伤者和垂死者。奥登事后写道：“战机要轰炸一座废弃的兵工厂，没有击中，炸死了一些老年妇女……战争混乱不堪，效能低劣，令人费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最后他们出发去东南地区，路上曾住在一个叫“旅途之端”的旅馆，老板是个英国人，旅馆非常像一所贵族学校，只是里面没有小学生，而只有男仆。“它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觉得不是真的，”伊修伍德如此写道。但是奥登却因痢疾的后遗症而痛苦不堪，到南昌才在美国教会医院得到治疗。他告诉道兹夫人：“经过两个月，我们已赞同中国人，也赞同传教士”；尽管有次他给一个美国人惹得火冒三丈，因为这个人问他是否“确信耶稣”。过了些天，他仍不舒服，不能进食。然而，当有人提醒他和伊修伍德某种牌子的雪茄烟据信已被日本人下了毒时，他立马买来一盒抽了起来。
尽管上海已落入日本人之手，各国的外交官在那里生活如常。奥登和伊修伍德成了他们在汉口曾遇到的英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的座上宾。他们曾与四个日本商人一起吃过饭，当谈到他们对日军轰炸贫民的感受时，这几个日本人只是说：“这真是最有意思的看法。”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们去访问了贫民区和工厂，对那里的状况大为震惊；他们决定绕道美国回英国，6月12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
奥登很喜欢中国。他对E. R.道兹说：“我认为这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国家”，尽管他又补充说在那里生活可能会很危险。但他和伊修伍德离开时对中国留下的印象都没有超过“一个游客的认识”。奥登后来提到此事时说：“中国完全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了解的文化。你可以明白那儿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中国却是你不可能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伊修伍德的中国之行一无所获。幸而还有美国。
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轮船于6月底抵达温哥华，然后坐火车穿越北美大陆后抵达纽约。《哈泼斯集市》(Harper’s Bazaar)的小说编辑、前一年在伦敦和他们俩相识的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在那里迎接他们。戴维斯是他俩在美国的非正式的代理人。他带着他们游览了纽约，采访，拍照，拜见名人。在他俩看来，纽约似乎非常令人兴奋，是一个远离欧洲的充满生机的地方。两周后，他们回英国。
没过多久，奥登再次出国，这次去的是布鲁塞尔。他在那里的联合路83号租了一间房，开始为那本有关中国的书《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创作诗歌，该书的叙述性文字则由伊修伍德根据他俩的日记用散文体完成。
十四行组诗起名为《战时》(In Time of War)，就像《西班牙》一样，诗的开始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只是在《西班牙》中这种回顾缺乏热情，也没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而在这里，教益很清楚。我们，奥登宣告，“是个有希望的种族，从未证明其价值”。在诗中，历史被看作到达“好地方”的一种失败。组诗的第二部分涉及的在中国发生的战争被指出是人类的这种普遍性失败的结果；就像奥登在该组诗所附的“代替注释的长诗”(Commentary)中所言明的那样，它不过是“一场所有的……都深深蕴含其中的斗争的地方性变种”。
尽管这些十四行诗和评论乍看起来笼统地表达了对战争的看法，但实际上利用了奥登和伊修伍德在中国观察的很多细节和插曲——空袭、手持地图的将军们、一所医院、一个死去的士兵、外交官的花园派对。但诗歌最后又回到了对更广泛的人的困境的思考，人徒然地渴望“温暖的出于本能姿态的裸身时代”，“对手足情谊和情感满怀敌意”，然而在其内心，智慧之音一直在说话，只要他愿意倾听。这些声音能教人明白“生活的敌人会受到更为强烈的攻击”；它们的寓意显然带有福斯特的声调：“人类作为动物并不是纯真的，且永远不可能是……只有自由的人才想说实话……只有正义的人才拥有获得自由的意志力。”实际上，奥登和伊修伍德讲这本关于中国的战争的书题献给了福斯特，并有一首十四行诗专门赞颂他的小说。然而，对于奥登，似乎还受到了另外一种影响，因为组诗开首对历史的回顾借用了基督教故事中的许多形象，而“评论”结尾处的那一段有点像是在祷告：“哦，请教会我如何成长，走出疯狂……”
文/[英]汉弗瑞•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
中国和日本之间已经开战，且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即将爆发的一场世界大战的东方前线。由于出版社要求奥登和伊修伍德的游记得写亚洲国家，他们决定以观察家的身份前往中国，并希望不会像上次在西班牙一样“挤满了文学名人观察家”（伊修伍德语）。对他们俩来说，这次的中国之行都是不容错过的又一次机会。伊修伍德亲口承认他后悔由于海恩兹的缘故没去西班牙，而奥登虽然去了却一无所获。中国之行似乎充满了希望。就像奥登所说：“我们将有一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他们开始为旅行作准备。费伯出版社同意预支一些钱，尽管奥登说预支的这点钱是不够的。令人大受鼓舞的是，奥登的第一部游记《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Iceland)获得了成功。书业协会(Book Society)已将这本书纳入其收藏书目，而且到1937年8月6日出版时，一共已订出了八千册，且获得了相当热烈的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书写得相当放纵，并且也不喜欢它的诙谐滑稽，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本书娱乐性很强。该书的成功无疑让奥登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至少数月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能够说：“我赚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钱。”
但是旅行计划一再改变，出发的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奥登和伊修伍德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只好退出代表团，订了1938年1月中旬前往中国的船票。
1月18日群剧团为奥登和伊修伍德举行了一个送别会。到场的客人有E. M. 福斯特、罗丝•麦考莱(Rose Macaulay)、杰弗里•格里森、约翰•海华德、让•康诺利(Jean Connolly)、布里安•霍华德(Brian Howard)以及本杰明•布里顿河海德里•安德森，后者表演了奥登和布里顿合写的《卡巴莱组歌》(Four Cabaret Songs)。第二天上午，奥登和伊修伍德就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坐火车和船赶往巴黎。尽管中国的战争根本没有西班牙的战争那么令人关注，但仍有报社记者和摄影师去维多利亚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摄影师给他们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伊修伍德搂着奥登的肩膀咧嘴笑着；而奥登看上去则有点烦，还略显尴尬。
到达巴黎后，他们转道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了“阿拉米”号，第一站将停靠塞得港。在横渡地中海时，奥登写了一首诗，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叠句“啊，告诉我爱的真谛”。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当它来临，是否会毫无预兆地来
就在我挖着鼻孔之时，
当它在清晨敲我的门
或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
它是否一定会来就像气候一定会变化，
它的问候彬彬有礼还是装腔作势，
它是否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
啊，告诉我爱的真谛。
奥登实际上是很认真地在问这个问题。
三十年代时他当然曾坠入爱河；包括那首《放下你熟睡的头》在内的一系列情诗都是出于真实的情感。但是曾经激发他写出这些诗歌的爱如今显然已离奥登而去，他显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绝望。伊修伍德在日记写道：“威斯坦双眼含泪，跟我说没有人会爱他，他永远也不会像我这样在性爱方面获得成功。”伊修伍德私下对此有些怀疑，相信实际上有无数的年轻男子愿意和奥登上床，他这么想不无道理。然而，1938年在船上，他的确意识到奥登的“啊，告诉我爱的真谛”并非无病呻吟。奥登自己后来提及此事时说：“对我个人而言，这首诗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它的预言如此准确，真是令我惊奇，因为就在写完这首诗之后我遇到了让我的一切彻底改变的那个人。”他所说的相遇发生在一年多之后。
“阿拉米”号四天后抵达塞得港。奥登和伊修伍德上了岸，当时已迁居埃及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彼得(Francis Turville-Petre Fronny)到码头迎接并告诉他们，所谓的世界性都塞得港实际上非常无趣，所以带他们去参观了金字塔，结果他们发现这同样很乏味，尽管狮身人面像那张“受伤的巨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奥登给道兹寄了张明信片：“金字塔令人大失所望，但狮身人面像还行，但既不相信进步论，也不相信古典文学。柯勒律治错了。在热带地区群星并不会突然涌现。”第二天，他和伊修伍德回到航行在苏伊士河的“阿拉米”号，前往香港。伊修伍德注意到，随着离奥登喜欢的寒冷北方越行越远，他一乘船就有的忧郁症此刻更重了。2月4日，他致信西里尔•康诺里：“印度洋真是太无趣了。”
轮船航行在印度洋上时，他写了一首诗《航行》(The Voyage)，似乎怀疑起他自己从前和现在正进行的旅行的目的。诗歌询问“旅人”是否会找到他一直在寻找的“好地方”：
不，他什么也没找到：他不想到达。
旅行是虚假的；虚假的旅行就是一种病
在虚假的岛上，在那里心不能装假也不会受难：
他容忍发烧；他比他想的更虚弱；他的虚弱是真的。
2月16日，他们抵达香港，觉得它丑陋不堪。奥登尤其蔑视那里的英国侨民，其中一个居然说中日战争只不过是两帮土人在吵架。但奥登的《香港》一诗（实际上是数月后在布鲁塞尔写的）对这个城市的指责则较为晦涩。十天后，奥登和伊修伍德离开香港，乘船继续北上前往广州。直到这时，他俩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从奥登的《航行》和伊修伍德的日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伊修伍德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漫长的旅行好像一场梦。”他们到达广州时，英国领事馆的一个代表去接了他们，接待他们的英国传教士还请他们喝了茶。正在上茶的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就在那一刻，”伊修伍德写道，“突然之间，我已然到了中国。”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采访了广州市市长，与广东省省长共进午餐，还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长及其妻子一起吃了晚餐。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中国人很讨人喜欢，也很朴实。他们长着两类面孔——漂亮但乏味的花朵和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而中国人则对来访者的长相感到迷惑和有趣。伊修伍德一身战地记者的打扮——头戴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脚蹬马靴。奥登则穿一件松垮的斜纹软呢外套，戴一顶羊毛帽子，脚上因生了鸡眼而只能穿一双绒毡拖鞋。他们俩一上街就会引得人们好奇和大笑。他们去商店买来了行军床和蚊帐，还做了中文名片。
3月4日，他们离开广州前往汉口，路上得花三天。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预防便秘，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后摇摆，用假声唱歌，大声读书，从特罗洛普读到司格特，惹得中国警卫好奇地从包厢的窗口往里探望。
到达汉口后，他们发现这里才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伊修伍德在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和奥登都觉得眼下我们宁愿留在汉口，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愿去。”他们被允许把行军床搭在英国领事馆，并很快和那儿的工作人员巴希尔•布斯比(Basil Boothby)成了朋友。他们取笑他的行为举止像个“权贵”，而他则说奥登长得像只“疯狂的大白兔”。有个姓蒋的仆人给找来伺候他们。他们参加了一次主要由“真正的”记者光顾的每日记者招待会，他们自己并没有说是记者，而是抢着对这些记者解释说自己“只是旅行者，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写书”。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此行的任务，也不清楚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对远东的事务一无所知，所以只得从表面意义上来理解别人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一位美国来的主教告诉他们中国的未来在于共产党人；蒋介石的一个顾问则对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表示怀疑；而一个支持国民党的德国军官则断然地告诉他们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只要它的军队“站直了，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到3月12日，他们又被告知希特勒已入侵奥地利。“天似乎都塌下来了，”伊修伍德写道，“到今天晚上，欧洲或许已经爆发战争……我们要不要回去？与此相比，中国对我们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他们并没有回去。第二天上午他们要见的人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她是个英国人，一直单身，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通过她的介绍，他们得以拜访了共产党的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但他们决定不去访问这支著名的作战部队了，因为已有很多记者去过了。但是，他们去拜访了蒋介石夫人，她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还问奥登诗人是否喜欢吃蛋糕——“我以为或许他们更愿意只吃精神食粮。”他们则问她，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是否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她答道：“问题是：共产党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正当他们准备告辞时，蒋介石本人到了，还让奥登给他和夫人拍了合影。奥登后来对道兹夫人说蒋“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他和伊修伍德推断战后国共之间不可能建立切实有效的联盟；但他们没有想到会是共产党执掌天下。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间的决战。
有天晚上他们遇到了空袭。伊修伍德承认，起码私下里承认，这种时候他感到了恐惧；但奥登则会大声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不会，那样的事从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离开汉口数天之后，他们投宿于一家被炸弹损坏的旅馆，而且空袭的可能仍然存在。伊修伍德因神经高度紧张而无法入睡，只好羡慕地看着奥登“沉沉睡去，打着真正的强者才有的鼾，绵长而沉静”。
他们计划去前线。坐火车北上的数百英里的旅程中，他们一再忍受着无休无止的延误。有一次，他们坐的火车在半道不知什么地方停了下来，一等就是六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他们的仆人为了打发时间告诉别的乘客他的主人是医生——“这令我们非常惊慌”，因为他和奥登以为接下来他们会被要求给从前线回来的伤兵动手术。然而奥登却说有他们总比什么也没有的好，如果真有此要求，可能会去试一试。
旅途漫长而他们只有彼此的陪伴，于是他们开始探讨哲学问题。伊修伍德怀疑奥登此时对基督教已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没真的摒弃他儿时的宗教信仰，对此他可能会有相反的说法。伊修伍德还说他从他们合作的戏剧中奥登完成的那部分察觉到了一丝宗教意识。奥登事实上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信仰基督教的人，即使他与查尔斯•威廉姆斯的多次会面已然使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圣洁。他此时的思想状况或许已类似于E. M. 福斯特的人文主义不可知论，这也是受了福斯特的影响——尽管他比福斯特更为悲观。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前线，就在徐州附近，最后的三十英里路程他们坐的是黄包车。奥登喜欢拍照，这与他那厚重的冬装和帽子一样使他们一路上都招人注目。伊修伍德评论道：“就像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关于疯狂的英国探险家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我们也常常给一大群人围观。”他们刚到就骑着马给带去参观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变成了一个大胆的骑兵，虽然不太正宗。四周很安静，他们晚上就住在征募来的一所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看到有条狗正对着一具没掩埋好的尸体狂吠，并被告知死者是个探子。这一天，他们进入了真正的前线，中途打尖时，“发现我们自己正讨论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诗”。他们已进入战壕，奥登就开始拍照，一边还把头探出壕沟喊道：“我相信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日本人。”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三下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日本飞机飞过头顶，他们不得不卧倒。
从徐州的前线出发，他们慢慢地向西安进发，希望能抵达另一个前线成都。这显然不可能，于是他们掉头回汉口，并于4月14日抵达。奥登写了一首关于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的十四行诗，并在武汉知识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大声朗诵了这首诗。诗的译文随后刊登在《大公报》上。诗中“被他的将军和虱子遗弃”那一句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译者将它改为“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奥登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聚会上也朗诵了这首诗。伊修伍德注意到，奥登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不再是那个对伊修伍德“仰慕不已的兄弟”了。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香港见过他们，他也有同感；他发现奥登完全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伊修伍德根本没有机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两人开始安排去东南前线的访问，甚至希望或许能穿过日本军队的防线去已被占领的上海。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4月20日奥登写信给道兹夫人说：“在中国要去战区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他们又观看了一次空袭，然后去访问了被误炸的贫民区，日机本来要炸的是兵工厂。在贫民区，到处都是伤者和垂死者。奥登事后写道：“战机要轰炸一座废弃的兵工厂，没有击中，炸死了一些老年妇女……战争混乱不堪，效能低劣，令人费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最后他们出发去东南地区，路上曾住在一个叫“旅途之端”的旅馆，老板是个英国人，旅馆非常像一所贵族学校，只是里面没有小学生，而只有男仆。“它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觉得不是真的，”伊修伍德如此写道。但是奥登却因痢疾的后遗症而痛苦不堪，到南昌才在美国教会医院得到治疗。他告诉道兹夫人：“经过两个月，我们已赞同中国人，也赞同传教士”；尽管有次他给一个美国人惹得火冒三丈，因为这个人问他是否“确信耶稣”。过了些天，他仍不舒服，不能进食。然而，当有人提醒他和伊修伍德某种牌子的雪茄烟据信已被日本人下了毒时，他立马买来一盒抽了起来。
尽管上海已落入日本人之手，各国的外交官在那里生活如常。奥登和伊修伍德成了他们在汉口曾遇到的英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的座上宾。他们曾与四个日本商人一起吃过饭，当谈到他们对日军轰炸贫民的感受时，这几个日本人只是说：“这真是最有意思的看法。”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们去访问了贫民区和工厂，对那里的状况大为震惊；他们决定绕道美国回英国，6月12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
奥登很喜欢中国。他对E. R.道兹说：“我认为这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国家”，尽管他又补充说在那里生活可能会很危险。但他和伊修伍德离开时对中国留下的印象都没有超过“一个游客的认识”。奥登后来提到此事时说：“中国完全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了解的文化。你可以明白那儿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中国却是你不可能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伊修伍德的中国之行一无所获。幸而还有美国。
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轮船于6月底抵达温哥华，然后坐火车穿越北美大陆后抵达纽约。《哈泼斯集市》(Harper’s Bazaar)的小说编辑、前一年在伦敦和他们俩相识的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在那里迎接他们。戴维斯是他俩在美国的非正式的代理人。他带着他们游览了纽约，采访，拍照，拜见名人。在他俩看来，纽约似乎非常令人兴奋，是一个远离欧洲的充满生机的地方。两周后，他们回英国。
没过多久，奥登再次出国，这次去的是布鲁塞尔。他在那里的联合路83号租了一间房，开始为那本有关中国的书《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创作诗歌，该书的叙述性文字则由伊修伍德根据他俩的日记用散文体完成。
十四行组诗起名为《战时》(In Time of War)，就像《西班牙》一样，诗的开始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只是在《西班牙》中这种回顾缺乏热情，也没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而在这里，教益很清楚。我们，奥登宣告，“是个有希望的种族，从未证明其价值”。在诗中，历史被看作到达“好地方”的一种失败。组诗的第二部分涉及的在中国发生的战争被指出是人类的这种普遍性失败的结果；就像奥登在该组诗所附的“代替注释的长诗”(Commentary)中所言明的那样，它不过是“一场所有的……都深深蕴含其中的斗争的地方性变种”。
尽管这些十四行诗和评论乍看起来笼统地表达了对战争的看法，但实际上利用了奥登和伊修伍德在中国观察的很多细节和插曲——空袭、手持地图的将军们、一所医院、一个死去的士兵、外交官的花园派对。但诗歌最后又回到了对更广泛的人的困境的思考，人徒然地渴望“温暖的出于本能姿态的裸身时代”，“对手足情谊和情感满怀敌意”，然而在其内心，智慧之音一直在说话，只要他愿意倾听。这些声音能教人明白“生活的敌人会受到更为强烈的攻击”；它们的寓意显然带有福斯特的声调：“人类作为动物并不是纯真的，且永远不可能是……只有自由的人才想说实话……只有正义的人才拥有获得自由的意志力。”实际上，奥登和伊修伍德讲这本关于中国的战争的书题献给了福斯特，并有一首十四行诗专门赞颂他的小说。然而，对于奥登，似乎还受到了另外一种影响，因为组诗开首对历史的回顾借用了基督教故事中的许多形象，而“评论”结尾处的那一段有点像是在祷告：“哦，请教会我如何成长，走出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