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优越感常常使我们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常识，即人是动物。人与其他动物有如此多的共性，包括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的脆弱性。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对于其他动物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威胁而不是福祉，是灾难而不是福音。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动物伦理的思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自然友好型的人类文明有没有可能？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人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存？这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其他动物的问题，这些动物既包含人类社会中的动物，也包含纯粹的野生动物。
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患病的预防，包括疫苗的研发，都受人与其他动物的相处方式的影響。那些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由于世代处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本身易患的疾病以及与人类的共患病，大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并找到一些治疗或预防方法。比如，狂犬病，虽然无法治疗，但无论对于狗还是人，我们都已经发明了疫苗，可以打疫苗预防。再比如，尽管啮齿类动物是狂犬病毒的宿主，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给人类社会中的所有老鼠或者森林中的松鼠打狂犬疫苗。
人与动物的相处保持着一种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规则被逾越，就可引发人类与其他野生动物的共患疾病，人类因为没有知识与经验，也来不及准备，导致疾病迅速在人群中传播，在全球化的今天，甚至可以让整个世界“休克”。比如，当年的SARS或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比如，乡村狗由于可以吃到暴露在外面的人类粪便，因而会感染乙肝病毒。如果这些乡村看家狗被大量盗捕并成为狗肉产业的肉源，又由于乙肝病毒不会被蒸煮消灭，因此，食用这些狗肉的人存在感染风险。
标题
有人为中国目前滥用野生动物的“大跃进”辩护，说我们不过是在扩大驯化的范围，而对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从古代就有的。但是，驯化是需要时间的，时间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是否已经为某种人与动物的新型关系做好了充分准备，包括面对这些动物本身可能患的疾病，也包括其与人类的共患流行病。无疑，滥用野生动物增大了人与其他动物共患的新流行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
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于野生动物被“以利用代保护”的理论所主导，出台鼓励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与繁殖的政策。而所谓的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标志是非常宽泛的，动物疾病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中，全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成规模的科学育种基地，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食用、药用或皮毛利用类物种出台全国性驯养繁育规范技术标准，没有一家相关企业建立科学规范的产品可溯源体系。
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不仅与我国宪法对野生动物的定位是相违背的，而且，经过近30年的实践，这个“以利用代保护”的理论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想的效果。我国熊类保护专家朴正吉等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黑熊与棕熊种群数量动态分析》中对1986年～2010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黑熊与棕熊数量正在迅速下降，目前“两种熊种群均处于濒危状态”。
朴文认为栖息地减少与盗猎是导致熊类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同一时期，我国的熊胆产业也正迅猛发展。我国东北虎保护专家解焱在自然大学对她的访谈中明确指出，由于东北虎繁殖个体数量众多，缺乏长期科学的基因谱系的记录，导致基因混杂。她指出，绝大部分的驯养繁殖实际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有贡献，或者说起到相反的作用。对大鲵的人工养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人工养殖不断壮大的代价是直接取种导致的野外种群迅速萎缩，而有限的放归造成的基因混杂与传染病，对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不利的。同样，现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蛇，基本上以非法收购作为主要来源;被大量贩卖的林蛙（雪蛤），也是从野外捕获的。因为食用市场大开而导致盗猎严重的例子，还有很多。
大量证据表明，商业性利用极大地刺激了盗猎，因为盗猎的成本比人工繁殖与饲养的成本小，并且，真正的野生动物比人工饲养的动物更受市场欢迎。由于无法将野生个体与人工养殖的个体区别开来，使得市场监管难以到位。在号称野生动物产业年产值过100亿元的江西省，森林公安最近破获了一起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涉案动物17000余只，包括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并破获一个遍及全国15个省市区、江西11个地市30多个县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犯罪网络。据报道，涉案人员众多，身份复杂，甚至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参与，给执法部门带来极大的困难。
不只是滥食野生动物需要被坚决制止，对于野生动物入药问题，我们也要进行严肃的考虑，特别是濒危野生动物入药问题。现在除“活熊取胆”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以外，“活麝取香”“活牛植黄”与“活犀刮角”等涉嫌虐待动物的产业也在兴起。把动物变成活的机器，让他们的一生都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是违背中医基本伦理的。“仁爱”是中医的基本道德，“仁”是仁民，“爱”是爱物，中医不只是包含对人的道德，还有对物的道德;这是中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要坚守的伦理底线，这与当代的动物伦理不相冲突。
在古代，越是难得的东西，比如熊胆、麝香、穿山甲鳞片等，越不会被作为大众药材来使用。在本次抗疫当中，著名中医院士张伯礼带领的团队并没有使用熊胆，而是用了体外培育的牛黄。除用草药或者体外培育的动物药之外，利用当代的科学技术，开发一些野生动物药品的替代品，也是一个出路。现在人工熊胆与人造虎骨都已经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了。
除了食用与药用，其他对野生动物的滥用也需要被严肃对待。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科技力量使人造皮毛在美观与保暖性上达到与动物皮毛同等的效果，那么皮毛产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我们已经研发出足以与蟒皮媲美的人造皮革，那么二胡生产就没有拒绝采用人造皮革的借口了。
与利用动物相关的所有产业所存在的伦理问题，我们都要加以严肃考虑。当我们把“爱物”的思想纳入到我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时，我们就是在精神上向传统回归，人类的文明也会向减少剥削与奴役其他动物的方向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对于其他动物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威胁而不是福祉，是灾难而不是福音。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动物伦理的思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自然友好型的人类文明有没有可能？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人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存？这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其他动物的问题，这些动物既包含人类社会中的动物，也包含纯粹的野生动物。
人与动物的相处方式
人与其他动物的共患病的预防，包括疫苗的研发，都受人与其他动物的相处方式的影響。那些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由于世代处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本身易患的疾病以及与人类的共患病，大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并找到一些治疗或预防方法。比如，狂犬病，虽然无法治疗，但无论对于狗还是人，我们都已经发明了疫苗，可以打疫苗预防。再比如，尽管啮齿类动物是狂犬病毒的宿主，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给人类社会中的所有老鼠或者森林中的松鼠打狂犬疫苗。
人与动物的相处保持着一种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规则被逾越，就可引发人类与其他野生动物的共患疾病，人类因为没有知识与经验，也来不及准备，导致疾病迅速在人群中传播，在全球化的今天，甚至可以让整个世界“休克”。比如，当年的SARS或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比如，乡村狗由于可以吃到暴露在外面的人类粪便，因而会感染乙肝病毒。如果这些乡村看家狗被大量盗捕并成为狗肉产业的肉源，又由于乙肝病毒不会被蒸煮消灭，因此，食用这些狗肉的人存在感染风险。
利用不是真正的保护
有人为中国目前滥用野生动物的“大跃进”辩护，说我们不过是在扩大驯化的范围，而对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从古代就有的。但是，驯化是需要时间的，时间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是否已经为某种人与动物的新型关系做好了充分准备，包括面对这些动物本身可能患的疾病，也包括其与人类的共患流行病。无疑，滥用野生动物增大了人与其他动物共患的新流行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
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于野生动物被“以利用代保护”的理论所主导，出台鼓励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与繁殖的政策。而所谓的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标志是非常宽泛的，动物疾病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中，全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成规模的科学育种基地，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食用、药用或皮毛利用类物种出台全国性驯养繁育规范技术标准，没有一家相关企业建立科学规范的产品可溯源体系。
在古代，越是难得的东西，比如熊胆、麝香、穿山甲鳞片等，越不会被作为大众药材来使用。
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不仅与我国宪法对野生动物的定位是相违背的，而且，经过近30年的实践，这个“以利用代保护”的理论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想的效果。我国熊类保护专家朴正吉等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黑熊与棕熊种群数量动态分析》中对1986年～2010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黑熊与棕熊数量正在迅速下降，目前“两种熊种群均处于濒危状态”。
朴文认为栖息地减少与盗猎是导致熊类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同一时期，我国的熊胆产业也正迅猛发展。我国东北虎保护专家解焱在自然大学对她的访谈中明确指出，由于东北虎繁殖个体数量众多，缺乏长期科学的基因谱系的记录，导致基因混杂。她指出，绝大部分的驯养繁殖实际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有贡献，或者说起到相反的作用。对大鲵的人工养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人工养殖不断壮大的代价是直接取种导致的野外种群迅速萎缩，而有限的放归造成的基因混杂与传染病，对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不利的。同样，现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蛇，基本上以非法收购作为主要来源;被大量贩卖的林蛙（雪蛤），也是从野外捕获的。因为食用市场大开而导致盗猎严重的例子，还有很多。
大量证据表明，商业性利用极大地刺激了盗猎，因为盗猎的成本比人工繁殖与饲养的成本小，并且，真正的野生动物比人工饲养的动物更受市场欢迎。由于无法将野生个体与人工养殖的个体区别开来，使得市场监管难以到位。在号称野生动物产业年产值过100亿元的江西省，森林公安最近破获了一起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涉案动物17000余只，包括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并破获一个遍及全国15个省市区、江西11个地市30多个县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犯罪网络。据报道，涉案人员众多，身份复杂，甚至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参与，给执法部门带来极大的困难。
动物入药违背中医伦理
不只是滥食野生动物需要被坚决制止，对于野生动物入药问题，我们也要进行严肃的考虑，特别是濒危野生动物入药问题。现在除“活熊取胆”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以外，“活麝取香”“活牛植黄”与“活犀刮角”等涉嫌虐待动物的产业也在兴起。把动物变成活的机器，让他们的一生都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是违背中医基本伦理的。“仁爱”是中医的基本道德，“仁”是仁民，“爱”是爱物，中医不只是包含对人的道德，还有对物的道德;这是中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要坚守的伦理底线，这与当代的动物伦理不相冲突。
在古代，越是难得的东西，比如熊胆、麝香、穿山甲鳞片等，越不会被作为大众药材来使用。在本次抗疫当中，著名中医院士张伯礼带领的团队并没有使用熊胆，而是用了体外培育的牛黄。除用草药或者体外培育的动物药之外，利用当代的科学技术，开发一些野生动物药品的替代品，也是一个出路。现在人工熊胆与人造虎骨都已经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了。
除了食用与药用，其他对野生动物的滥用也需要被严肃对待。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科技力量使人造皮毛在美观与保暖性上达到与动物皮毛同等的效果，那么皮毛产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我们已经研发出足以与蟒皮媲美的人造皮革，那么二胡生产就没有拒绝采用人造皮革的借口了。
与利用动物相关的所有产业所存在的伦理问题，我们都要加以严肃考虑。当我们把“爱物”的思想纳入到我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时，我们就是在精神上向传统回归，人类的文明也会向减少剥削与奴役其他动物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