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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并不认为，这篇通讯就算写得好了；这篇通讯，也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
出人意料的是，这篇通讯不仅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热情赞扬，而且得到中宣部的充分肯定。陈建国书记还号召宁夏的科技工作者向“马铃薯博士”学习。有关部门还让我介绍一下采写经过。
回顾采写经过，我有五个“没想到”：没想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会点名把这个采访任务交给我，因为此前我跟陈建国书记接触并不多；没想到，陈书记过去在百忙中竟看过我不少作品，并且有一定印象；没想到，通讯发表后陈书记又作出批示，而且批得这么具体；没想到，这篇通讯会惊动光明日报社许多领导和部门，报纸会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评论和照片，隆重推出；没想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科技厅等部门那么重视，为此多次专门开会。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意外”的采访。因为此前我对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等人毫无了解，更不要说有采访他们的想法了。不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研究课题，对我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因此，所有采访都是从零开始。
我是先听到宣传部领导的口头通知、后看到陈书记的批示的。在没有看到批示之前，我就迅速投入采访了。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宣传“马铃薯博士”屈冬玉的深意，但我深知，陈书记是不会随意做出这样的批示的，这也决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任务，我必须高度重视，尽最大努力完成好。
我首先到自治区农牧厅进行了采访。自治区农牧厅领导、相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和与“马铃薯博士”有过密切接触的科技人员，不但向我介绍了许多情况，而且提供了不少文字材料。采访中，我多方询问，希望获取更多的有用素材。按说，凭着这些文字材料和口头介绍，我就可以写稿，而且写上几千字也不成问题。但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有人看吗？能打动人吗？依我一贯的作风，我是不会拿出自己都看不过眼的东西去应付差事的！我确信：如果不和他们本人见面、不做更深入的采访，这篇东西是写不好的。为此，我决定到北京再去采访他们。
这里需要顺便说明一下：陈书记的批示是让我宣传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一人（因为他是在屈冬玉的来信上作出的批示），但我在采访中得知：常来宁夏的还有金黎平、谢开云两位博士，而且大量具体的工作是这两位博士做的，如果只写一個人是不全面的。为此，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向宣传部领导做了汇报。在得到领导同意后，我决定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来写。
不料，当联系采访事宜时，屈冬玉出于种种考虑竟拒绝我的采访。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他才勉强答应了，但表现得并不热心。当我告诉他我到京的住处时，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不会到你那里去的！”我不计较他的冷漠态度，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这次来之不易的采访机会。我仍然平静地说：“那我就到中国农科院去找你！”为了抢时间，我吃完午饭就动身了，往返路上就占去了2个多小时，等我采访结束回到住处已是晚上7点钟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屈冬玉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我采访到了我想采访的东西。
屈冬玉告诉我，他此前曾谢绝了另外3家中央媒体记者的采访。他甚至扣下了一篇写好的长篇通讯。他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竟碰到我这样一个不好对付的记者。采访结束后，他一直把我送到农科院外的马路上，还说以后请我喝茶。我说，喝茶倒不必了，只要不这么冷漠就行了。
有了这些采访，材料该够了吧？我觉得还不够全面。陈书记在批示中也明确要求我到屈冬玉工作过的山区去采访一下。因此，回到银川后，我又去了一趟固原，采访了固原市农科所所长等人，又有新收获。至此，我才感觉可以动笔了。
就在我写完初稿时，我想起屈冬玉说过的话：原宁夏农牧厅副厅长、现已调任宁夏粮食局局长的刘卉，曾与他们接触较多，可以找她了解一些情况。为了少些遗憾，我又与刘卉联系。不料，刘卉出差在外。但她一回来就主动与我联系。在她的办公室里，我不但看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批示，而且又了解到一些感人的细节，这些内容都被我补充到写好的初稿里。
2006年“十一”长假，当别人尽情娱乐或外出旅游时，我完成了这篇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光明日报》领导对这篇通讯十分重视。总编辑苟天林同志、编委李春林同志作出明确批示。天林同志批示：“宣传好屈冬玉等同志的事迹很有意义。”编委李春林同志在批示中不但要求评论部配发评论，而且要求总编室在一版突出安排。记者部主任宋言荣同志不仅亲自编辑、修改了这篇通讯，而且多方运筹。报社评论部按要求提前配好了评论后，报社有关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又决定为此开辟一个新专栏：“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并把我的这篇通讯列为首篇。总编辑苟天林同志看了通讯原稿、评论文章和安排计划后，再次作出批示。现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栏目，连续刊发了多篇稿件。
我在想：为什么报社领导与自治区党委领导不谋而合？为什么他们都对宣传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如此重视？至此，我对这种宣传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新农村建设需要知识分子，新农村建设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也完全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成了我通讯的主题。
最终，《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评论和照片推出了这组报道。应该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人问：这组稿件既然已经编好了，为什么不马上刊发？其实，这是因为要等头版头条的位置。那一段时间，中央主要领导的活动和国内外大事很多，一直挤不出头条的位置。这组稿件登出的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就转到文代会、作代会上去了。就是刊发的当天，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也很多，版面异常紧张，但报社还是挤出版面来刊登这组报道，并且给了相当充足的版面。此举立即引起关注，报社内外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金黎平在看了送审稿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你写得太好了，把我们写得太好了。我自己都被感动了。”屈冬玉也打来电话，对这组报道表示赞赏。他不但仔细地看了通讯，而且仔细看了《光明日报》的评论，称赞评论写得好。最近，中宣部第615期“新闻阅评”称赞这篇通讯文字生动，事例典型，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令人鼓舞。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算是“意外”的收获了，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
看了陈建国书记关于要组织科技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铃薯博士”的事迹和学习相关评论的批示后，我进一步明白：自治区领导是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件事的。他决定宣传“马铃薯博士”这样的在新农村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具有引导、示范意义，这在当前、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
2006年11月23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就此召开“新闻报道与社会责任感”座谈会。根据会议安排，我在会上介绍了采写经过，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围绕我的这篇通讯和我此前的工作发了言。2006年12月6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科技厅联合召开座谈会，向3位“马铃薯博士学习”。几天后，宁夏农科院等单位也召开了同样主题的座谈会。
说实话，我对许多溢美之词都是诚惶诚恐、受之有愧的。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只是比较投入、比较认真地完成了领导布置的一个采访任务而已，实在算不了什么。
（作者系《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
出人意料的是，这篇通讯不仅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热情赞扬，而且得到中宣部的充分肯定。陈建国书记还号召宁夏的科技工作者向“马铃薯博士”学习。有关部门还让我介绍一下采写经过。
回顾采写经过，我有五个“没想到”：没想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会点名把这个采访任务交给我，因为此前我跟陈建国书记接触并不多；没想到，陈书记过去在百忙中竟看过我不少作品，并且有一定印象；没想到，通讯发表后陈书记又作出批示，而且批得这么具体；没想到，这篇通讯会惊动光明日报社许多领导和部门，报纸会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评论和照片，隆重推出；没想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科技厅等部门那么重视，为此多次专门开会。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意外”的采访。因为此前我对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等人毫无了解，更不要说有采访他们的想法了。不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研究课题，对我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因此，所有采访都是从零开始。
我是先听到宣传部领导的口头通知、后看到陈书记的批示的。在没有看到批示之前，我就迅速投入采访了。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宣传“马铃薯博士”屈冬玉的深意，但我深知，陈书记是不会随意做出这样的批示的，这也决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任务，我必须高度重视，尽最大努力完成好。
我首先到自治区农牧厅进行了采访。自治区农牧厅领导、相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和与“马铃薯博士”有过密切接触的科技人员，不但向我介绍了许多情况，而且提供了不少文字材料。采访中，我多方询问，希望获取更多的有用素材。按说，凭着这些文字材料和口头介绍，我就可以写稿，而且写上几千字也不成问题。但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有人看吗？能打动人吗？依我一贯的作风，我是不会拿出自己都看不过眼的东西去应付差事的！我确信：如果不和他们本人见面、不做更深入的采访，这篇东西是写不好的。为此，我决定到北京再去采访他们。
这里需要顺便说明一下：陈书记的批示是让我宣传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一人（因为他是在屈冬玉的来信上作出的批示），但我在采访中得知：常来宁夏的还有金黎平、谢开云两位博士，而且大量具体的工作是这两位博士做的，如果只写一個人是不全面的。为此，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向宣传部领导做了汇报。在得到领导同意后，我决定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来写。
不料，当联系采访事宜时，屈冬玉出于种种考虑竟拒绝我的采访。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他才勉强答应了，但表现得并不热心。当我告诉他我到京的住处时，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不会到你那里去的！”我不计较他的冷漠态度，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这次来之不易的采访机会。我仍然平静地说：“那我就到中国农科院去找你！”为了抢时间，我吃完午饭就动身了，往返路上就占去了2个多小时，等我采访结束回到住处已是晚上7点钟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屈冬玉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我采访到了我想采访的东西。
屈冬玉告诉我，他此前曾谢绝了另外3家中央媒体记者的采访。他甚至扣下了一篇写好的长篇通讯。他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竟碰到我这样一个不好对付的记者。采访结束后，他一直把我送到农科院外的马路上，还说以后请我喝茶。我说，喝茶倒不必了，只要不这么冷漠就行了。
有了这些采访，材料该够了吧？我觉得还不够全面。陈书记在批示中也明确要求我到屈冬玉工作过的山区去采访一下。因此，回到银川后，我又去了一趟固原，采访了固原市农科所所长等人，又有新收获。至此，我才感觉可以动笔了。
就在我写完初稿时，我想起屈冬玉说过的话：原宁夏农牧厅副厅长、现已调任宁夏粮食局局长的刘卉，曾与他们接触较多，可以找她了解一些情况。为了少些遗憾，我又与刘卉联系。不料，刘卉出差在外。但她一回来就主动与我联系。在她的办公室里，我不但看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批示，而且又了解到一些感人的细节，这些内容都被我补充到写好的初稿里。
2006年“十一”长假，当别人尽情娱乐或外出旅游时，我完成了这篇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光明日报》领导对这篇通讯十分重视。总编辑苟天林同志、编委李春林同志作出明确批示。天林同志批示：“宣传好屈冬玉等同志的事迹很有意义。”编委李春林同志在批示中不但要求评论部配发评论，而且要求总编室在一版突出安排。记者部主任宋言荣同志不仅亲自编辑、修改了这篇通讯，而且多方运筹。报社评论部按要求提前配好了评论后，报社有关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又决定为此开辟一个新专栏：“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并把我的这篇通讯列为首篇。总编辑苟天林同志看了通讯原稿、评论文章和安排计划后，再次作出批示。现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栏目，连续刊发了多篇稿件。
我在想：为什么报社领导与自治区党委领导不谋而合？为什么他们都对宣传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如此重视？至此，我对这种宣传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新农村建设需要知识分子，新农村建设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也完全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成了我通讯的主题。
最终，《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评论和照片推出了这组报道。应该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人问：这组稿件既然已经编好了，为什么不马上刊发？其实，这是因为要等头版头条的位置。那一段时间，中央主要领导的活动和国内外大事很多，一直挤不出头条的位置。这组稿件登出的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就转到文代会、作代会上去了。就是刊发的当天，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也很多，版面异常紧张，但报社还是挤出版面来刊登这组报道，并且给了相当充足的版面。此举立即引起关注，报社内外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金黎平在看了送审稿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你写得太好了，把我们写得太好了。我自己都被感动了。”屈冬玉也打来电话，对这组报道表示赞赏。他不但仔细地看了通讯，而且仔细看了《光明日报》的评论，称赞评论写得好。最近，中宣部第615期“新闻阅评”称赞这篇通讯文字生动，事例典型，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令人鼓舞。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算是“意外”的收获了，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
看了陈建国书记关于要组织科技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铃薯博士”的事迹和学习相关评论的批示后，我进一步明白：自治区领导是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件事的。他决定宣传“马铃薯博士”这样的在新农村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具有引导、示范意义，这在当前、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
2006年11月23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就此召开“新闻报道与社会责任感”座谈会。根据会议安排，我在会上介绍了采写经过，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围绕我的这篇通讯和我此前的工作发了言。2006年12月6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科技厅联合召开座谈会，向3位“马铃薯博士学习”。几天后，宁夏农科院等单位也召开了同样主题的座谈会。
说实话，我对许多溢美之词都是诚惶诚恐、受之有愧的。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只是比较投入、比较认真地完成了领导布置的一个采访任务而已，实在算不了什么。
（作者系《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