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两部实录《明实录》和《清实录》,对各自朝代的皇帝形象通过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进行了正面塑造,把他们粉饰为天命所归的神仙,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男,天赋异禀、勤勉向学的圣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备的模范,勤政治国、爱民如子的仁君。然而,在《明实录》中,由于统治链条的断裂造成的"今上"对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对君主的不满,也使其部分实录在描写皇帝形象时进行了负面塑造,产生了杂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也用掌握的手法,塑造其皇帝高大英武的正面形象。与《明实录》不同,《清实录》由于清廷急于在汉人面前树立正面光辉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讴歌的同调;它还在神化皇帝个人形象时,连带将其民族起源一并作了神化;同时对皇帝个人武功和勇力大力宣扬,不避讳皇帝为庶出的出身,并着力描写先帝对储君的默识暗赏。明清两朝实录所产生的上述差别,实原于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各自特性的差异,而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则又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