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岂能无理想
　　现在人们很不愿意谈理想。多少年来，讲理想给以人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一个说教者夸夸其谈，一大群人在茫然地被灌输。而事后的发展证明，那些曾经是宏大的题目，已经被打得仰面朝天，没有人再理会它了，反而是世俗的话题经得住时间的磨练，当下电视台的节目播出表和畅销书排行榜都能证明理想类话题的不受欢迎程度。总之，现在谈理想与空洞的说教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如果不把理想说得那么神乎其神，说一说生活的目的，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理想不就是生活的目的么？只要说者别摆出教师爷的架势，把话说得直白一些，把文章写得清淡一些，去掉过多的功利，谈一谈理想还是很有裨益的。
　　人类的理想最初是以宗教的方式存在的，它最初解决的是“人胡为乎来哉”这个问题，这是个曾经困扰过每一个优秀民族的问题。那些民族的先知或者圣人之所以受到这个民族的极大尊敬，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套相对完美的答案，这套说法随后成为这个民族的信仰，成为那个民族的共同理想，这个民族才成为无愧于现代社会的民族。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突然间迷失了自身，一时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生活的话，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在酝酿，这非常值得有心人的关注。我们现在这一代青年在生活的目的方面，没有接受到足够充分而有效的理想教育，使得不少青年人的人生观出现了某种“离散”。与几十年前的青年相比，现在能把青年人用健康的文化力量凝聚起来的信仰很少了，不管是有关方面，还是无关方面，只要你是一个对民族对社会负责任感的人，你就应当正视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说这样的话会招人不高兴，尤其是年轻人的不高兴，但是只有过来人才能对此有真切的比较。
　　我们民族对未成年人的理想教育应当是什么样子？反正不是现在的应试教育，不是刻板的传统教育（读经之类），也不是美国式的“大撒把”青少年教育。对我们的青少年进行最好的理想教育这是一个大问题，花多大的力气做好这样的事情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也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把文革以来欠缺的这一环补上。这是我们现在所有活着的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
　　传统的力量
　　我关心国家大事国际政治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实际状况，越来越有向旧的传统回归的趋势。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又重新执掌了国家政权，这让美国人有苦说不出，从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尤其是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以后，美国人在埃及身上花的钱几乎与给以色列的钱一样多，四十年来，在美元的作用下，埃及成了中东地区接受西方文化的领头羊。而一旦那里的强人政治失去了掌权的机会，埃及人最终还是用西方人的方法——民主选举——让传统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
　　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一百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矛头指向了孔教和它的教主孔子，在最严峻的时候，连孔子的老坟差点都要给掘了，大人小孩都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孔老二”。可是一阵风过去了，现如今他的大名不但重新镶上了金边，而且远渡重洋，——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成为了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批发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复呢?我以为是传统的力量在起作用。
　　传统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彻底地臣服于它呢?
　　传统不是当代人的作品，它是祖宗们依据他们那个年代的情况创制和修改的。传统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服从它。那些力图改造和变革传统的人，虽然是出于好心的变革者，但是如果不考虑到传统的这股潜在的力量，终归会造成失业上的失败。
　　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那么大的意义，但也应当同时看到它的局限。一个民族如果恒久地处于强盛的状态中，所有其他民族都不敢欺辱它，都羡慕它的社会生活的安排，都一直仰慕它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必要对它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中国古人一直俯视外部世界的一切，那时中国的国力和民众的生活水准就是本钱。但是在某年某月开始，别人开始不拿中国当成天朝大国看了，进而发展到欺辱中国人、掠夺中国的国土和资源时，中国人就应当反思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原委了。我思考，不是我们后来落伍了，而是别人发现和创造出来更为先进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了。这就是西方人的现代文化。在这样的新兴文明体的冲击下，中国这个老牌的“繁荣”文明体渐渐地显出了颓态。
　　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曾经的荣誉，中国人开始了反思，其结果是把传统当成了替罪羊，一个劲地力图彻底摆脱传统的羁绊，甚至把传统完全当成包袱，欲除之而后快。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获得了宁静，打算好好地做一做事情的时候，又发现没有了传统原来所有的努力都建立在半悬空的时候，又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企图再找回传统重新当作神圣膜拜。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耽误了时间，浪费了发展的机缘。如此反复的周折，还在民族内部引起了混乱，在外部招来了鄙夷的眼光。我以为，现在在环境相对和谐的时候，应当对传统进行周详的分析，不要再犯忽左忽右的错误了。一方面将现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进行透彻的介绍和普及。另一方面也要全方位地重新评价我们传统文化的短长，来一场关于传统及其被改造的持续大讨论，以确定我们未来的文化走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当是铲除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干预，才能得出对民族未来的前景最为有利的结论来。
　　源生在骨髓里的贪欲
　　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各种各样的掌权者的行动和行踪受到媒体和公众的严密关注或监视，一个现象诞生了，那就是各国查处的贪腐案件明显地增多了。有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的兄长李相得，有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行政机构的秘书长林益世，而国内的例子就更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副主席刘卓志、山东省的副省长黄胜等一系列高官最近被双规甚至被判刑等等。我就想，这些人能在百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高级干部，那都是人中豪杰，怎么就为了那几个钱把自己的前程和命运给断送了呢？他们真的就缺那几个钱么？我说不是。我认为，所有人，只要是个当事人，或早或晚都在一个问题上犯糊涂，那就是贪欲。我不认为能把人机械地分为好人坏人，好人如何如何，坏人如何如何，这样的错误判断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君子小人哲学）的影响，也与当代人的急功近利有绝大的关系——人们往往在利用这些深藏于人们头脑里的习惯性思维以达到否定他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其实只要是人，都有人類的一些共性，贪欲就是其中之一。
　　人的贪欲之源，可以追溯到动物对食物和水源地的占有欲、对异性的向往和占有欲，这些欲望的产生是与其生命诞生是同时的，因而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的顽固性和天然性。而中国人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教育则更加深了这一印象，那就是中国人的圣人哲学或君子哲学，好像一些人生来就是好人一些人生来就是坏人。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学思想就一直按照因人制宜的原则设计法条和刑律。结合中国现今的社会制度，中国现行法律就有一个缺陷：对制度外的人是以不信任为起点的，对制度内的人是以充分的高度的信任为假设的，尤其是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那法律监督就像是多余的一样，不如此也不会有那多的高官达人最终变成阶下囚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可谓完备，法律监督可谓细致入微，尚且有铤而走险者，以中国这样正在转型期的后进国家来看，如果死抠法律条文或超前把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照搬过来（例如让官员们上任前公布财产状况、卸任后接受严格的财产审计），会造成许多难以处理的难题，进而引发社会抱怨或动荡。但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做法迟早要推行的，我们应当早一点为此做点准备工作，例如搞个试点什么的。
　　贪欲每时每刻从每个人的骨子里滋生出来，它跟食欲一样与生俱来与死同归。许多伟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个特性，例如卢梭在他的《忏悔录》里曾经毫不掩饰自己一些卑微的念头，这并没有降低后人对他的敬仰。反而是那些回忆录中在把自己写得圣人一般的文字最受后人的质疑，这样的人，肯定回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出人们的视线。
　　中国文化是圣人哲学的标榜，它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承认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藏有贪欲这个劣根性，这一缺陷就让中国文化永远停滞于一个水准上难以升华。西方人就以基督教文化的“原罪”形式突破了这个瓶颈，因此才有了用法律这把利剑将所有人都置于它的威慑之下的社会制度，进而才有了现代社会的进步。而在现在的中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仍然只是一个愿景，微此，社会就不能以“现代”相称。
　　中国人只说“人人皆可为舜尧”，其实人人也皆可为桀纣。一个文明体如果从根本上无视这一点，那么这个文明体的致命缺陷就规定性地被镶嵌在它的骨髓之内了，其外部表现就是文化上虚伪和做作。只有忍痛把这类缺陷从中国文化的体内全都剜除出来，才能成功地改造我们的文化，进而实现变革我们社会的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