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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强调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时，更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塑造和培养人超越理性的“生命秉性”
主流经济学以理性展开人类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以感性展开人类分析，笔者在《中外管理》上一期专栏中，从“优秀是一种习惯”的现象和主题入手，首次探讨了“超理性”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进而提出“生命经济学”的命题。
本期笔者将继续探讨“超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达尼丁研究”证明了什么
上期曾提到，优秀是一种习惯，平庸也是一种习惯，20%的习惯差异会带来80%的大相径庭，甚至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果。但上期未涉及何样的习惯是重要的，也未涉及习惯形成的关键人生时期是什么。
为探讨此两个话题，笔者要援引全球著名的“达尼丁研究（全称是The 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th and Oevelopmen Study（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该研究选取自1972年4月1日-1973年3月31日出生在新西兰达尼丁的1037个人，进行了长达至今的研究，被研究成员自3岁时接受评估，然后在5岁、7岁、9岁、11岁、13岁、15岁、18岁、21岁、26岁、32岁、45岁不断进行评估，着重研究成员的健康、发展和福祉的各个方面。目前已产生大约1200篇研究论文以及报告、书籍，研究结论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政策制定。英國教授、“儿童心理学之父”迈克尔·鲁特爵士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般社区样本纵向研究”。
我注意到，“达尼丁研究”实际上证明了中国古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也反证了不是经济学强调的理性，而是中国智者们强调的“秉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达尼丁研究首先观察了5岁儿童的5种气质类型：不受控制（Undercontrolled）、抑制（Inhibited）、自信（Confident）、保留（Reserved）和调整良好（Well-adjusted）。23年后，他们使用多种综合性格评估方法再度重新检查了96%的研究对象，包括自我报告和线人报告。这些纵向数据向全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长和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儿童早期出现的行为风格，可以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的特征行为、思想和感受，勾划出生命早期人类个性的基础。
“达尼丁实验”的重要发现就是：儿童时期的一项习惯——“自我控制”，比社会经济地位（SES）或智商在预测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财富、生活满意度、成瘾、犯罪和下一代的养育方面更为重要。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和启示
何谓“自我控制”？在“达尼丁研究”中，它涵盖着12项指标：1、情感依赖症（emotional lability，这个指标国人较为陌生，指的是过于喜欢或者寄托过多个人感情于某个人或某件物品上，一旦失去就难以适应等表现，可引发焦虑和抑郁）;2、易怒;5、挫折容忍度低或称逆商低;4、缺乏持久力;5、注意力持续时间短;6、分心;7、躁动不安;8、多动症;9、冲动;10、不思而行;11、不愿等待;12、喋喋不休。
如孩子在上述指标上表现较多正面，则显示出具“自我控制”的良好习惯。
从“达尼丁研究”中还发展出一项对儿童的“棉花糖实验”：将一颗棉花糖分给3岁的小孩子，告知如15分钟后糖还在手上，则可以得到另一颗棉花糖的奖赏。结果，有的孩子马上就吃掉了，有的孩子坚持一会儿后忍不住还是吃掉了，但也有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最终得到了两颗糖。这个实验可以很好地检测孩子的“自制力”。
Moffitt TE、Arseneault L等在《童年自我控制的程度预示着健康，财富和公共安全》论文中指出，影响一个人未来健康、财富、幸福，以及是否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不是一个人家庭出身、智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理性），而是“自我控制”能力或习惯。小时候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可以预期在成年时会享有更好的健康、财富以及幸福。
另有研究证明：小时候不好好睡觉、睡眠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肥胖症;小时候看电视多的孩子不容易考上大学，且易染上烟瘾;年轻时大量使用大麻的人患精神病的风险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小时候具有“阅读障碍+人际障碍”的人在未来容易出现反社会犯罪行为;在11岁时报告有妄想和幻觉的看似正常的儿童中，有1/3后来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型症状。
很显然，“达尼丁研究”对经济学带来巨大冲击和启示：
1、经济学所崇尚的所谓“理性”，在人的行为选择和生命收益中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不应该过高估计，更不应该作为经济学解释世界、认识生命的全部。
2、相比于所谓的“理性人最大化”的行为与生命选择，事实上一个人超越理性的小时候所形成的习惯——也就是中国古人所称的“秉性”——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强大更本质、更持续，更具解释力。经济学家在强调学习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时，更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塑造和培养人的超越理性的“生命秉性”，因为这才足够“理性”。
3、经济学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学科合作，包括心理学和宗教学，以增进对人类行为选择的认识，进而在政策研究、人个行为选择，以及生命投资中提出更加有价值的建议。
而对“超理性”人类行为的研究，应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责任编辑：李靖
主流经济学以理性展开人类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以感性展开人类分析，笔者在《中外管理》上一期专栏中，从“优秀是一种习惯”的现象和主题入手，首次探讨了“超理性”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进而提出“生命经济学”的命题。
本期笔者将继续探讨“超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达尼丁研究”证明了什么
上期曾提到，优秀是一种习惯，平庸也是一种习惯，20%的习惯差异会带来80%的大相径庭，甚至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果。但上期未涉及何样的习惯是重要的，也未涉及习惯形成的关键人生时期是什么。
为探讨此两个话题，笔者要援引全球著名的“达尼丁研究（全称是The 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th and Oevelopmen Study（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该研究选取自1972年4月1日-1973年3月31日出生在新西兰达尼丁的1037个人，进行了长达至今的研究，被研究成员自3岁时接受评估，然后在5岁、7岁、9岁、11岁、13岁、15岁、18岁、21岁、26岁、32岁、45岁不断进行评估，着重研究成员的健康、发展和福祉的各个方面。目前已产生大约1200篇研究论文以及报告、书籍，研究结论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政策制定。英國教授、“儿童心理学之父”迈克尔·鲁特爵士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般社区样本纵向研究”。
我注意到，“达尼丁研究”实际上证明了中国古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也反证了不是经济学强调的理性，而是中国智者们强调的“秉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达尼丁研究首先观察了5岁儿童的5种气质类型：不受控制（Undercontrolled）、抑制（Inhibited）、自信（Confident）、保留（Reserved）和调整良好（Well-adjusted）。23年后，他们使用多种综合性格评估方法再度重新检查了96%的研究对象，包括自我报告和线人报告。这些纵向数据向全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长和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儿童早期出现的行为风格，可以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的特征行为、思想和感受，勾划出生命早期人类个性的基础。
“达尼丁实验”的重要发现就是：儿童时期的一项习惯——“自我控制”，比社会经济地位（SES）或智商在预测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财富、生活满意度、成瘾、犯罪和下一代的养育方面更为重要。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和启示
何谓“自我控制”？在“达尼丁研究”中，它涵盖着12项指标：1、情感依赖症（emotional lability，这个指标国人较为陌生，指的是过于喜欢或者寄托过多个人感情于某个人或某件物品上，一旦失去就难以适应等表现，可引发焦虑和抑郁）;2、易怒;5、挫折容忍度低或称逆商低;4、缺乏持久力;5、注意力持续时间短;6、分心;7、躁动不安;8、多动症;9、冲动;10、不思而行;11、不愿等待;12、喋喋不休。
如孩子在上述指标上表现较多正面，则显示出具“自我控制”的良好习惯。
从“达尼丁研究”中还发展出一项对儿童的“棉花糖实验”：将一颗棉花糖分给3岁的小孩子，告知如15分钟后糖还在手上，则可以得到另一颗棉花糖的奖赏。结果，有的孩子马上就吃掉了，有的孩子坚持一会儿后忍不住还是吃掉了，但也有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最终得到了两颗糖。这个实验可以很好地检测孩子的“自制力”。
Moffitt TE、Arseneault L等在《童年自我控制的程度预示着健康，财富和公共安全》论文中指出，影响一个人未来健康、财富、幸福，以及是否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不是一个人家庭出身、智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理性），而是“自我控制”能力或习惯。小时候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可以预期在成年时会享有更好的健康、财富以及幸福。
另有研究证明：小时候不好好睡觉、睡眠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肥胖症;小时候看电视多的孩子不容易考上大学，且易染上烟瘾;年轻时大量使用大麻的人患精神病的风险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小时候具有“阅读障碍+人际障碍”的人在未来容易出现反社会犯罪行为;在11岁时报告有妄想和幻觉的看似正常的儿童中，有1/3后来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型症状。
很显然，“达尼丁研究”对经济学带来巨大冲击和启示：
1、经济学所崇尚的所谓“理性”，在人的行为选择和生命收益中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不应该过高估计，更不应该作为经济学解释世界、认识生命的全部。
2、相比于所谓的“理性人最大化”的行为与生命选择，事实上一个人超越理性的小时候所形成的习惯——也就是中国古人所称的“秉性”——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强大更本质、更持续，更具解释力。经济学家在强调学习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时，更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塑造和培养人的超越理性的“生命秉性”，因为这才足够“理性”。
3、经济学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学科合作，包括心理学和宗教学，以增进对人类行为选择的认识，进而在政策研究、人个行为选择，以及生命投资中提出更加有价值的建议。
而对“超理性”人类行为的研究，应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责任编辑：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