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曾连续上演了两幕“削藩”的好戏，两出戏的导演，一是建文帝，一是永乐帝。同样是“削藩”，结局却有天壤之别，建文帝“削藩”，激起“靖难之变”，结果江山易主；永乐帝“削藩”，从容不迫，众王俯首。
　　
　　急功近利酿失败
　　1398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以皇太孙身份继承大统。但是，当时的诸王在皇帝面前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言行，建文帝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
　　一日，他问太常寺卿黄子澄如何解决诸藩王各拥重兵的问题，黄子澄就以汉朝平定“七国之乱”为对，提出削夺诸王的建议。建文帝闻之大喜，说：“我获得这个计谋，以后就没有烦恼了。”他把十分棘手的藩王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就决定了他在此后的“削藩”中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
　　当时，有燕、代、肃、辽、庆、宁、谷等诸王，强藩之首数燕王。建文帝采用黄子澄的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准备，削夺很难成功，而周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手足情深，不如先削周王，翦除燕王手足，然后再削燕王就易如反掌。
　　既然要先除周王，马上就有人上告周王谋反。建文帝没有做任何调查，就逮捕了周王，将其流放云南。不久，又有人告发湘王等人谋反，建文帝又令将士包围王宫，湘王自焚而亡。随后，建文帝又找了其他原因，将几个藩王也一一废除。燕王朱棣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一直在积极准备起兵，网罗人才，并深挖地穴，日夜赶造军器。
　　当时在北方诸王中，能与燕王抗衡的就是宁王朱权和辽王朱植。建文帝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正统地位，争取二王的支持，以牵制、打击燕王。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建文帝太心急了。他唯恐二王与燕王联合，使人急召朱权至京师。五王连续被削被禁，不能不使朱权怀疑此行凶多吉少，即使这样，朱权也还是去了。谁知，还没有等他到达京师，建文帝就下诏削其护卫军。这一举动，使本就是惊弓之鸟的宁王，被迫与朝廷决裂，投入燕王的怀抱。
　　燕王朱棣起兵后，建文帝才想起召辽王朱植入朝。朱植闻命，即刻渡海归朝，这一举动本身就已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心迹。但是，建文帝一错再错，唯恐辽王与燕王联合，就将其改封荆州，这无疑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
　　燕王起兵，战火弥漫了4个年头，建文帝“削藩”终成泡影，以失败告终。
　　有理有节取胜利
　　燕王朱棣是以藩王身份起兵夺取皇位的，当然深知藩王对皇权的巨大威胁，他即位后，也把“削藩”作为一件大事。
　　朱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充分认识到“削藩”的复杂性。他首先亮出的不是藩王的削夺者，而是藩王利益维护者的姿态。对被建文帝废掉的藩王，朱棣还将其全部复爵，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使得这些藩王喜出望外。
　　同时，朱棣又不动声色地将一些藩王改变封地。例如宁王，虽然帮助燕王有功，但朱棣对曾经“事成中分天下”的许诺矢口不提，宁王请改封苏州或杭州，均遭拒绝，最后改封到南昌。
　　改变封地，使那些对朱棣威胁较大的藩王，脱离了原来经营已久的地盘和军队。有的藩王尽管有奇谋，善用兵，但改封以后，也只能如虎落平阳。
　　还有一些藩王不懂朱棣的用心，把对他们的优待看成对藩王利益的真心维护，于是，他们自恃宗室之亲，得意忘形，骄纵不法，正好给永乐提供了“削藩”的机会。
　　复封后的齐王朱樽，其不受法规约束的消息传到朝廷，朱棣完全可以凭此将其废掉，但为了不致引起其他藩王的疑惧，竟然低三下四地赐书劝诫，希望齐王“涵养德性”，连续赐书劝谕了三次。朱樽仍然我行我素，朱棣于是就有了口实，下诏削去朱樽爵位，将其废为庶人。
　　不久，废除谷王朱橞也如出一辙。面对谷王的过失，朱棣还是引而不发，要诸王议其罪，一方面可以避免授人以柄，另一方面通过诸王议罪，又起到警告、教育诸王的作用。最后，一切已水到渠成，但朱棣为避免激化矛盾，还是没有开杀戒，只是将朱橞废为庶人。
　　岷、代、辽三王不愿随大流，就像齐王、谷王一样，因罪被革去护卫军。这样一来，宁王朱权从此不问政治，整天弹琴读书，周王也主动交出护卫官军，其余的小藩王也都俯首听命，奉制守法，不敢造次。
　　就这样，朱棣顺利地解决了藩王威胁中央的严重问题，彻底打破了藩王拥兵自重的格局，使其再也掀不起危及皇朝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