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中共一大就是由他积极召集，并在他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的，如今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当时被称为“李公馆”。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可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和，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书生味十足的李汉俊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从此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可3年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大屠杀仍然没有放过他，1927年12月17日，他在被抓捕仅几个小时后就被枪决。
　　历史已过去了70多年，李汉俊也慢慢为人们所淡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连与他矛盾重重的张国焘后来也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主持的《星期评论》被瞿秋白称为“共产党的细胞”；董必武多次称李汉俊是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评价那时的李汉俊时说：“中共成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著名作家茅盾回忆起那时的李汉俊时也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一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1890年4月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之家。父亲李金山在科举考试中屡遭失败，直到38岁才考中秀才，为了谋生只得在乡间做塾师。他一生有3男4女总共7个孩子，长子书麟早夭，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次子李书城、三子李汉俊的身上，希望他们能在军事或工商业上有所成就，而后来兄弟二人均热心于政治。
　　长李汉俊10岁的二哥李书城，16岁便考中了秀才，后来入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高等学校经心书院学习，1902年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读书时，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开始投身革命。1904年，只有12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也去了日本，他先在一所法国教会学校读书，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
　　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当时，读大学的李汉俊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李汉俊十分喜爱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他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数学，也致使读大学时各门功课成绩不佳，但是他在思想上却有了很大的进步，超越了兄长李书城。在日本，他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二人思想激进，对他影响较大。就这样，李汉俊逐渐转变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4月25日在上海与李汉俊会晤，并留下了关于李汉俊长相的珍贵文字记录。芥川叙述道，李汉俊是“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而且他“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短短数语就使李汉俊的书生个性跃然于纸上。芥川对他的整体印象是“李人杰才华出众”。
　　
　　二
　　
　　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2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合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1915年，留学日本的李汉俊结识了湖北老乡詹大悲，二人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译文发表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18年秋，李汉俊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与其他留日学生一起回国。在上海，他结识了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同乡董必武，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及日本的进步报刊如《黎明》、《改造》、《新潮》等介绍给董必武。1919年10月6日，李汉俊在日本又给苦闷中的董必武写了一封1.5万余字的回信，阐释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设想，后来这封信以《改造要全部改造》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建设》月刊第1卷第6号上。
　　当时，李汉俊在公开、合法的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0篇，其中，他翻译的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的文章较有影响。山川菊荣（1890－1980），日本东京人，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山川均的妻子，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她撰写了《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文章肯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潮与劳工运动的潮流结合起来。通晓日语的李汉俊把该文译成中文，发表在1919年9月5日至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受文章的感染，他还撰写了“译后附志”，指出我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民党”、“革命党”，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到知识分子、工人中去。面对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还写道：“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可见，这时候的李汉俊已经有了建立党组织的想法。
　　需要说明的是，五四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交通还很困难，加上北洋政府对从苏维埃俄国传来的信息实行严密封锁，这就使中国的革命人士很难搜集到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手资料。许多资料都要通过美国、日本中转，而且大都是由英文、日文转译过来的文献资料。转译过程中自然有不少丢失、甚至不准确的信息。针对这种情况，李汉俊鼓动大家学习俄文，直接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他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他集中精力从事翻译及撰写工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常常帮助别人修改校正编译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4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翻译了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后，陈望道就住在李汉俊家，把《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英文版及译出的中文本交给李汉俊，请他校对。李汉俊校对后，又交给陈独秀校对，所以，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是“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后校对”的。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厂发行，初印1000册很快就销售完了，一个月后，又印了1000册。1921年，李达在翻译荷兰人郭泰著的《唯物史论》时遇到许多麻烦，也是李汉俊帮助克服的。李达在“翻译附言”里这样写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1920年，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用通俗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全书54页，约2.7万字，1920年9月出版后，销量非常好，湖南文化书社仅7个月，就售出了200余本。
　　
　　三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6月8日，戴季陶、沈玄庐、孙棣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从1919年8月10日出版的第十号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8月17日的第十一号上，李汉俊以“先进”为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怎么样进化》就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此，他就成了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戴季陶、沈玄庐被称为《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编辑所与总发行社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进了李汉俊的寓所，此后，李汉俊就成了《星期评论》的“思想领导中心”。从1919年8月17日至1920年6月6日停刊，《星期评论》共出刊35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50篇，李汉俊所著就占了38篇。
　　在李汉俊的努力下，《星期评论》的销量由最初的1000份发展到十几万份。当时，许多进步团体都把《星期评论》列为青少年必读的刊物之一，引导许多人后来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立三曾经回忆说：当时“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李汉俊主办的《星期评论》称为中共成立的“细胞”之一。因为《星期评论》影响很大，它也成了外国社会主义者、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联络点。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时就与《星期评论》联络，商谈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星期评论》停刊后不久，1920年8月15日，李汉俊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这也是由我党创办的最早的一份工人周刊，刊物阅读的对象是广大的工人群众，所以属于通俗刊物，内容有演讲、通讯、时事、小说、诗歌、读者投稿等栏目，32开本，每期16页，共出版24期，于1921年1月23日停刊。李汉俊负责《劳动界》的日常事务。1920年8月17日，他与陈独秀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劳动界出版告白》，确定刊物以提高劳动阶级的境遇为宗旨，力求使报刊成为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李汉俊还为《劳动界》写了发刊词，表明了印这个报，就是要教会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他还在《劳动界》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金钱和劳动》。
　　《新青年》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十分有影响的刊物，它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刊物，经过改组，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李汉俊是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在《新青年》上，他翻译了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一文，还发表了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吗?》等。
　　在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由李达负责，李汉俊给予该刊有力的支持。当时，陈独秀赴广州任职，就由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职务。尽管事务繁多，他还是抽出时间在该刊上发表了长文《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劳农制度研究》。1921年6月24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汉俊又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邵力子、陈望道等15人发起成立了新时代丛书社，其宗旨是普及新文化运动，“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该社的通讯处设在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里，李汉俊则是这个机构的核心人物。
　　
　　四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思想界展开过三次大的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三次论战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持续的时间最长，是李汉俊揭开了论战的序幕，而且他还是论战的主将。
　　“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其实质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的争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感到恐慌，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他们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幌子，提倡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基尔特”是英文“行会”的音译。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介绍，12月以后，又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促进工界自觉性进一言》，进一步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对此，李汉俊首先做出反应。1920年5月，他在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还在5月30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等文章，揭开了批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序幕。
　　1920年10月，梁启超、张东荪邀请罗素来中国讲学，张东荪还陪罗素到湖南演讲，大肆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人、资本家，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实业，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可以免掉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弊害及俄国不幸命运之事”，“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张东荪等还在11月6日的《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针对张东荪等的观点，李汉俊撰写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等文章一一加以驳斥，由此成了论战的主将，他与陈独秀、李达一起把论战推向了高潮。
　　李汉俊撰文指出：“在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以国家底（的）威力，强迫着和中国人做交易，强迫着中国开放市场，消费他们那一种剩余生产品，强迫着中国人帮助制造资本家底特权。”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中国的工人阶级还受到中外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在这场论战中，李汉俊批驳了张东荪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帮助人们认清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及其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4月，经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一行从北京到上海，他们邀请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的陈独秀、李汉俊等举行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双方经过多次交谈后，陈独秀、李汉俊得出一个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这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首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等人，杨明斋也直接参加了研究会。
　　同年8月，李汉俊、陈独秀邀请从日本回来的李达一起成立了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这个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同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期间，介绍了茅盾加入党组织。多年后，茅盾回忆李汉俊时说：“现代年轻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就与湖北的刘伯垂联系，二人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陈独秀先介绍刘入党，后又让刘在武汉发展党组织。与此同时，李汉俊先是给董必武写信，后又亲自回到湖北老家，与刘伯垂一起介绍董必武入党。李汉俊同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等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他又介绍维经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到武汉，并住在董必武的寓所，以教英文为掩护，协助湖北党组织开展工作。李汉俊与董必武在交往中，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1937年，董必武在谈到李汉俊时曾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建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1971年8月4日，85岁高龄的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又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