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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这是语言里的普遍情形，也是词汇语义学的重要课题。这一“融入”的机制极其复杂多样，根据笔者的调查，至少有词义引申、复合词词形异构和“套译”式翻译这样三种类型，它们彼此往往互为交叉。对旧词形融入新词义问题的探讨反映了“以义观形”的研究新思路，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涉及只有材料汇编性的辞书、一些论著的部分章节以及单篇论文，将其综括起来进行全面查考的，本文是第一次。
【关键词】旧词形融入新词义 经济原则 引申 复合词 构词法 外来词 套译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040-04
1.问题的提出
用一个旧有的词形去容纳某些新生的词义，这不仅仅是汉语词义运动的重要形式，同时更是汉语词汇增殖的有效手段。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和理念势必将大量涌现，为了填补交际的空缺，人们除了想方设法为它们构制新词以外，也没有忘记赋予那些旧有词形以新的内容和使命。正因为“旧瓶装新酒”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形，以故本文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那么“旧瓶”又是如何被用来装盛“新酒”的呢？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复杂的例子：
广场 该词在古代本是个词组，义为广阔的场地。汉张衡《西京赋》：“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唐刘言史《观绳伎》诗：“广场寒食风日好，百夫伐鼓锦臂新。”晚近被日语借用来对译英语的square，特指城市中间供人憩息散步的开阔露天场地，此时它已取得了词的资格，且该义项也随即被输回了汉语，像“天安门广场、八一广场、人民广场”等。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该词又一次被赋予新的内涵，城市里一些位于高大建筑物内部的商业购物中心也开始以“广场”相命名，像上海的“赛博数码广场”（电脑商城）等，这个义项据考来源于英语的plaza，它和piazza、 place等词是同根的，它们共同的源头为古希腊语的plateia和拉丁语的platēa，原义是供游客观光购物的露天商品市场或步行街，同上面那个square的区别比较大。
那么像这样一处“误译”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中心区一些醒目的位置上而不为人们所质疑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现代都市生活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追求新奇时尚成了大家普遍的心理，即便是那些“大谬不然”的东西，只要年深日久它被纳入语言那条“约定俗成”的轨道，人们对它同样也会采取默认态度，而并不追究它到底错在哪里，这就是王艾录，司富珍二先生在汉语理据的有关研究中提出的“习非成是”规律①。
其次，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词汇语义的演变和文化史的进程密不可分。笔者考察后发现在欧美语言中plaza等词由露天市场、步行街而转指商业中心，中间能够串起一根完整的语义链条。而在汉语中“广场”之由开阔地而转指商场，虽然似乎来得突然了一点，但再仔细一琢磨我们不难发现眼下的种种“广场”也并不仅仅只是人流涌动的大超市，相反它是讲究设计布局、强调文化品位的，往往集旅游、休闲、观光、娱乐之多功能于一体，内部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广场”内都有供顾客驻足歇息的小片空地，四周再种植花木，设置喷泉、雅座、播放音乐，这一切无形之中也就缩小了人们心目中此“广场”与彼“广场”的距离，使得他们都乐于接受这个译名。换言之此时的各类“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典型程度高低的“家族相似性”问题。
再则，语言同时还是一种心理现象，在共同的认知机制的支配下词义运动会呈现出某种趋同性，这就是所谓的“同步引申”或“聚合类推”。按照一般的情理或经验，大凡开阔的所在都容易导致人员物资的聚集推积，在印欧语言中plaza能由开阔场地转义为购物中心，在古汉语中“广场”同样也可由开阔场地转义为“人多的场所”（宋王禹偁《赠别鲍秀才序》：“其为学也，依道而据德;其为才也，通古而达变;其为识也，利物而务成。求之广场，未易多得。”），且我们至今仍有一个成语叫“大庭广众”，可见用代表square的“广场”去套译plaza未必就不符合汉语使用者的心理习惯，他们在理解时是不会有什么障碍的。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旧词形融入新词义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并不简单，它是复杂而且有趣的，牵涉到词汇语义学乃至整个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笔者本文拟从词义引申、构词歧异和外来词 “套译”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2.从词义引申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用来指称事物，对应概念的。相对于无限宽广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的绝对数量始终显得有限。倘若说要为每一个新的事物和概念都构制新词，那将会造不胜造也记不胜记，徒然增加交际者的负担。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于是只有学会“以简驭繁”，尽量运用现有的词汇材料和构词方式去表达意思。他们往往宁可用一个旧的词形去容纳、整合一个新的词义，也不愿意为此而在语言中平添一个新成分、新组合，支配语言运行的经济性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开始发挥其作用。
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现象既是上述经济原则的重要表现，我们推测它的大致过程应该是这样：当人们要为一个新事物或新概念立名时，他们可能会在头脑里努力把它同一个已知的事物或概念挂起钩来，试图寻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然后用指称后者的词形去指称前者。在这个过程中词汇的总量虽然并没有增加，但每一个语词都承担了较以前更多的表义职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认为是词义以一定的词形为依托而发生的规律性转移，换句话说学术界一直热衷于探讨的词义引申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旧词形对新词义不断加以融入的问题。持此为论，我们便有了观察词义引申运动的新视野。
（1）从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角度看词义引申的结果②
根据学术界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词义是以概念为其基础和核心的，同时带有反映某些伴随观念的补充特点和某种感情色彩与风格特征。我们把新义同旧义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融入的结果无非是使作为词义核心部分的概念发生变化和使作为词义外围成素的感情色彩发生变化，其中概念义核的变化又有外延的盈缩和内涵的转移两种情形，下面分述之： a.概念外延的拓宽。一个语词其所对应的概念由种上升为属，由下位范畴跃迁至上位范畴，词形所适用于指称的客观对象比原来增加了，传统所说的“扩大引申”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带 该词字从巾，本义即指腰带，用作动词上古的常用义是佩带、佩挂，也即将某物别系在腰带上。《礼记·少仪》：“仆者右带剑。”孔颖达疏：“右带剑者，带之于腰右边也。”《楚辞·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到了魏晋中古以后其动词义扩张了，可泛指以各种方式携带、捎带各种东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陈）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唐王昌龄《长信怨》诗：“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按后一例显然是隐喻用法。还可以训“含有、带有”，后跟各种抽象或物质名词。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风云悽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唐刘禹锡《答杨八敬之绝句》：“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而降至宋元以后该词又作“率领、带领”讲，由物而移用至人。《大宋宣和遗事》前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西游记》第二八回：“（那老妖）大喝一声：‘带那和尚进来！’”一般认为动词的概念范围可以从同它搭配的宾语来判断，该词从古到今概念范围是渐次扩大的。
b.概念外延的收缩。一个语词其所对应的概念由属而降级为种，由上位范畴而退居下位范畴，其结果是词形的指称对象趋向单一化，传统所说的“缩小引申”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处分 该词较早的意思是泛指“处置、处理”。《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后来又指“调度、指挥”。《魏书·崔玄伯传》：“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失于处分，故使小盗假息耳。”亦指“决定、决策、措施”。《晋书·王彪之传》：“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南史·刘穆之传》：“从平建邺，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一直到晚近才有了“ 处罚，惩罚”的意思，特指对坏人坏事的处置。宋苏舜钦《乞用刘石子弟》：“臣近到阙 ，闻黄德和以退军及妄奏刘平、石元孙叛逆，朝廷已从军法处分。”
c.概念内涵的转换。一个语词其前后所对应的两个概念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存在种属或上下位的问题，但由于它们是相似或相关的，人们在心理上会把它们看成是同类的东西，以至于彼此可以共同一个词形：
课 《说文·言部》云“试也”，本义为检验，试用。《管子·七法》：“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尹知章注：“兵器虽成，未经课试，则不用不藏。”《楚辞·天问》：“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王逸注：“言众人举鲧治水，尧知其不能，众人曰：何不先试之也。”转而指对官吏的政绩考核。《管子·明法》：“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身而课其功。”《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文〉》：“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李善注引《广雅》：“课，第也。”吕延济注：“结课，考第也。”转而又指征收赋税，这是古代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逸周书·大匡》：“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徵，躬竞比藏”。《文选·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每时入刍藁，岁课田租。”吕延济注：“课，敛也。”又转而指功课，它是按规定的分量讲授、学习并定期考核的。《梁书·儒林传·沈峻》：“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驎士，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d.外围色彩的变化。有时候同一个词形下的新旧两个义项可能概念内核一样，但感情色彩却有褒、中、贬等区别，这是由于同一个语词经常、反复出现于不同的语用环境和场合所造成，相同的理性义核也正是新旧义位共用一个词形的依据。
锻炼 该词原义指冶炼锻造金属，也是个中性词。汉王充《论衡·率性》：“夫铁石天然，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唐郭震《古剑篇》：“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转而义指致力于罗织罪名、陷人于罪，则为贬义。《后汉书·韦彪传》：“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李贤注：“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犹工冶陶铸锻炼，使之成孰也。”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既付狱吏，必欲寘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又转义为在艰苦中接受考验，增长才干，这是褒义的用法。唐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清赵翼《瓯北诗话·查初白诗》：“入京以后，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阅历益久，锻炼益深。”此义今天仍广泛使用，又指通过体育运动使体魄得到强健，仍为褒义。
（2）从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角度看词义引申的动因
一个旧词形究竟是怎样容纳了越来越多的新词义的？人们最初用某个现成的符号去套合某些新起的概念的理由到底又是什么？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脑所固有的联想能力——基于相似性的联想和基于相关性的联想。换句话说在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过程中，求同性思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B两个概念、两样事物即使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上位范畴，但只要语言使用者在心理上将其视为同一性质，用以指称A的词形也就有了被用于指称B的可能。
a.基于相似性的联想。A、B两样事物、两个概念虽然在客观上是不同质、不同类的，但它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特征属性，以致人们在心理上容易把二者设想成是同类或同一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便是所谓的“隐喻”（metaphor）：
售 该词本义指卖出，货物脱手。《诗经·邶风·谷风》：“既阻我德，贾用不售。”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是楚人鬻矛誉盾，两难得而俱售也。”《百喻经·入海取沈水喻》：“经历多日，不能得售。”喻指推行，也就是说服别人接受，今亦言“推销、兜售”。《孔丛子·嘉言》：“众人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又喻指施展、实现。《文选·张衡〈西京赋〉》：“挟邪作蛊，于是不售。”薛综注：“售，犹行也。”中古以后又喻指女子得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女子地位。《北史·高构传》：“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痖又聋，嫁之不售。”唐裴鉶《传奇·孙恪》：“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亦喻指科举及第。唐韩愈《祭虞部张员外文》：“往在贞元，俱从宾荐，司我明试，时维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元刘祁《归潜志》卷二：“累举词赋，不中;改试经义，复不售。” b.基于相关性的联想。A、B两种事物、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的内涵和上位范畴，但它们仍然处在同一个概念结构或网络（conceptual structure）之内，人们说到A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连带牵扯上B，像“考试，考场，考官”等，凭借的完全是头脑里储存的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我们称为“换喻”或“转喻”（metonyme）：
雌黄 三硫化二砷的古名，为柠檬黄色的半透明矿物，《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汉书·西域传下·姑墨国》亦云其国“出铜、铁、雌黄”，可见其物早在秦汉时就被认识利用了。雌黄一般用来制颜料，由于古人以黄纸写字，有误可用来涂改，以故转义为“改易、驳正”。《晋书·王衍传》：“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宋周密《齐东野语·著书》：“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 这是一个典型的“材料→用途”式的借代。又转义为“议论、评论”。唐无名氏《〈颜氏家训〉序》：“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学优才赡，山高海深，常雌黄朝廷，品藻人物。”宋郑景望《蒙斋笔谈·张举》：“贺铸最有口才，好雌黄人物。”
正是在“隐喻”和“换喻”的作用下旧词形才实现了对新词义的不断融入，进而词义才不断地得以引申。通过“隐喻”而获得的新义就是一般所说的“比喻义”，而通过“换喻”而获得的新义则是通常所谓的“借代义”。
3.从合成词构造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合成词就其构造而言同单音节词和复音节单纯词都有较大的区别，它通常是由两个以上的语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类型复合而成，具有可供分析的“内部形式”。事实上语言里有一大批合成词都是在一些原有的词组其结合方式日趋稳固、表义功能日见明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一带有全民特点的造词途径在造词材料的取舍以及语词结构的塑造方面又存在着极其多样的可能性：某个特定的组合虽然从古到今都沿用了相同的读法和写法，但在这一“外衣”的掩盖之下它却包含了两种以上互为歧异的建构，它要么体现在对部分或全部构词语素意义的选择上，要么则体现在诸语素为了达成某项联结而采取的组织关系上，而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词汇意义则是古今“貌合神离”甚至“大相径庭”，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但也往往很难说是一种“引申”。
导致汉语合成词构造上的这种灵活性的因素可能有很多，限于学力和篇幅笔者不准备在这里详加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合成词表义上的变通性为旧词形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容纳来源不同的新词义提供了便捷，从中汉语复合词其信息存储量之巨大亦可得而窥见一斑。
（1）由语素义而造成的构词歧异
合成词是由语素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而单音节语素从源头上说又都是由古汉语单音节词蜕变而来的。合成词的词义也是在构词语素语素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构词语素同作为其源头的古汉语单音节词一样，往往具有多义的性质，其各个义项之间可能存在着引申与被引申的关系，这样也就为合成词的灵活编码提供了诸多便利。
当相同的构词语素以同一个引申序列中的不同义位去参与该合成词的词义构成时，在同一个词形的统摄之下往往会出现几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组构。虽然参与词义构成的语素义位之间毫无疑问是一种“引申”，但不同组构之间的关系却很难简单地用“引申”二字去概括：
律师 该词最初在佛教中指善解戒律之人，语素“律”作“清规戒律”讲。《涅槃经·金刚身品》：“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宋苏轼《阿弥陀佛颂》：“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又唐时道士按修行程度取得的称号之中也有“律师”一名，显然它是前者的词义转移。《唐六典·祠部郎中》：“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而到了晚近之世该词或可用来称谓那些通晓并传授法律知识的人，语素“律”开始有了“法律、刑律”的意思，这同古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余谓此象可以为刑官，可以为律师。”而再往后它又被用来翻译英语的lawyer，其义专指那些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出庭辩护以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这是其今天最常用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义项。
（2）由结构关系而造成的构词歧异
构词歧异不仅仅由语素本身的多义性造成，还可以由语素间结构关系的多样性而造成。结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处在显性层面上的语法构造，一种则是处在隐性层面上的语义搭配模式，二者往往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由于汉语语法具有递归性的显著特征，因而许多出现在短语和句子层面上的语法结构类型常常可以在复合词的几个语素之间得到实现，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同时由于这几个语素之间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意念关联，因而其语法构造的背后每每还有一个语义搭配模式的讲究，这种搭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合成词的构词理据。
语素的多义性和结构的多样性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一对伴随性的因素，同一个词形下的各种构词歧异往往是由它们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风化 “风”、“化”古代近义连文指“风俗教化”，为一并列结构，义即一个社会的风气或风尚。《后汉书·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宋陈亮《酌古论·诸葛孔明下》：“权偪人主而上不疑，势倾群臣而下不忌。厉精治蜀，风化肃然。”而到了近代汉语中该词指将人或物暴弃于自然界而任其受到破坏、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新发展出来的意义。《水浒传》第一一六回：“天明，岭上差人下来，将解珍、解宝尸首，就风化在岭上。”如今随着地理、物理、化学等西方现代科学被介绍引入我国，人们又用“风化”去对译英语的weathering或efflorescence，其义乃特指地表岩石在风雨、日晒、生物等自然力长期作用下的变质、剥蚀以及某些带有结晶水的化合物其结晶水在空气中的丧失，按它们与近古汉语的“风化”其实是有联系的，而且在作这个意思讲的时候“风化”一词在结构上宜理解为偏正式（“风”是“化”的条件、成因、媒介），和古代的那个“风化”形成异构。 火车 该词古代指拥有火攻装备、能够发射火药武器的战车。《南齐书·高帝纪上》：“俄顷，贼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移日。”《旧唐书·马燧传》：“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又佛教中运载罪人入地狱、上有鬼卒押解、能发烈焰的车亦名“火车”。《法苑珠林》卷四九：“欲因礼佛以中伤佛，欲去未到于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车来迎，生入地狱。”可见古人所谓的“火车”乃是能发烈火的车，“火”相对于“车”而言系一种用途，这也正是其得名之由。而现在铁路上有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亦名“火车”，它的构词理据在于其最初使用的蒸汽机车是以火力（煤燃烧时的热能）为其牵引力，“火”相对于“车”而言实为一种手段、途径或性状。古之“火车”和今之“火车”虽同为偏正式，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之间的意念联系却有所不一。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构词歧异现象都无关乎词义引申，它们也有相伴随的情况。徐国庆先生在其《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中曾把诸如“摘录要点”的“摘要”和“摘录的要点”的“摘要”这类情形叫作“结构类分化”[19]243-246，也就是由词义的变化导致了构词的变化，这虽然是站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说的，但我们觉得很有启发。另外高守纲先生在《古代汉语词义通论》中举“儿子”为例③，董秀芳先生在《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中举“颜色”为例④，都说明了词法结构是可以随同词义的演变、构词理据的模糊而作出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笔者不揣浅陋，在此亦举一例：
慷慨 双声联绵词，古义指情绪激昂。《楚辞·九章·哀郢》：“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蒋骥注：“慷慨，激昂之意。”《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李善注引如淳：“激厉抗扬之意也。”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赏誉》：“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又指感慨、慨叹。《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李善注引《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转义而指性格豪爽。《抱朴子·擢才》：“贾谊慷慨，怀经国之术。”《后汉书·齐武王縯传》：“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又转义指大方、不吝啬，则词义范围仅限于钱财方面。《水浒传》第五回：“鲁智深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只要下山。”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云萝公主》：“袁为人简默，而慷慨好施。”按“慷慨”虽是个联绵词，但前人使用时却屡有分训之例，像曹操《短歌行》之“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这说明人们在心理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并列式合成词来看待的。而到了近古时代该词发展出“大方、不吝啬”的意思，此义至今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十分常见，随着使用频率的上升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人们又开始把它视同为一个支配式的结构，“慷他人之慨”的说法甚至还被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权威工具书中，可见该词的构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发生了新一轮的reanalyse。
4.从翻译方法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从最狭义的角度去说，“外来词”似乎仅仅只是单纯的音译词，或者至少也得有一定的音译成分才行，至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仍有不少。而从最广义的角度上看，“外来词”其实还可以包括意译词和被某些专家称为“形译词”的日源汉字词，因为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它们同样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接触的产物，这种广义的“外来词”⑤。
就本文而言，笔者采取的是后一种说法，以便更好地切入和衔接“旧词形融入新词义”这一本题。我们认为汉语以各种方式向外语贷入语词目的固然是为了引进新的事物和概念，但同时相对于其自身的词汇系统而言也是一个新词的创制和增殖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性原则的强有力约束——为了指称，我们当然可以用汉语固有的语素和构词法则临时性地组合出“新词”，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拿那些现成的、古已有之的单、双音节词去直接对应外语的原词，从而把异域的风物和理念给译介过来，这后一条途径我们便称之为“套译”，它是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条重要路子，而且逾到晚近之世逾是如此。
“套译”现象作为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种情况，它是在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套译”并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词义引申，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能取得如同词义引申那样的效果：
（1）意译词中的“套译”
关于意译词中的“套译”，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说得很清楚：“意译词的使用是以古词知识为基础的。……在十九世纪，创造新词的人们对中国文学传统都是十分熟悉的。在翻译佛教或者拉丁文著作时，译者们总是要寻找一些与所译外语单词意义接近的汉语词语。”[29]171
这种“套译”型的意译词，由于它只是“外语原词给汉语中业已存在的某个词增添了一种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的新义”[29]171，而且“这些所采用的本族词的原意可能在某一方面与刚获得的新义有些联系”[29]171，因而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宁可把它看成是对旧义的一种引申，“套译”的结果等于是给汉语译词的词义序列增添了一个或几个引申义项：
经理 该词古义指国家政权方面的治理。《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唐吴兢《贞观政要·杜谗邪》：“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转义而指对人的照顾、照料。《后汉书·曹褒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又由国家政权的治理转而扩大到对一切事务的处理，亦包括经济方面的经营管理。宋朱熹《答高国楹书》：“若经理世务，商略古今，窃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施还]自此遍赎田产，又得支翁代为经理，重为富室。”以上三义均为动词。而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经理”一词又被用于对译英语的manage，义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亦被用于对译英语的manager，则为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负责人，词性亦转类为名词。 （2）音译词中的“套译”
音译词的“套译”难度要比意译词大，想要在自己的母语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它在读音和词义两方面都恰好同外语中的某个词儿相接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百不一遇的巧合。
然而一旦“套译”成功，汉语译词必将获得一种它原本所没有的新义。虽然这种新义从源头上说是来自于外语原词，但乍看上去它就像是该译词自身词义引申运动的结果，不仔细追溯人们甚至觉察不出其“外来”的性质，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锦标 该词在唐宋时指锦制的旗帜。由于古人喜欢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场合举行以划船为内容的竞渡活动（像农历端午节的赛龙舟等），因而这种“锦标”也就常常被当作奖品赠予比赛的领先者，后来词义泛化则凡竞争优胜者所获得的各类奖励（锦旗、银盾、奖杯）都可以叫作“锦标”。唐白居易《和春深》之十五：“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宋文天祥《端午感兴》诗：“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里二泗》：“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而说到“锦标”，我们不禁又会把它和眼下世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国际国内的各种“锦标赛”（tournament）联想起来。后者事实上译自于英语的champion，义即冠军、比赛的第一名得主，它从历史上看则又来源于拉丁语的campus，义为运动场、角斗场。总之该词是个“舶来品”这点乃是确凿无疑的，它和汉语固有的“锦标”相比较二者不仅不是同一个语族的词汇成份，而且各自的词根意义和构词理据原本亦无相似之处可言。然而有趣的是这却并未妨碍它们日后那种“殊途同归”式的发展：随着现代西方各种竞技体育项目及其比赛规划渐次传入我国，也随着我国广大民众对于健体强身一事热情的逐年高涨，有人于是乎径直用了汉语的“锦标”去对译西洋的champion，这一音义兼顾的译法结果导致的是上述二词词义的彻底融合。如今我们在所章杂志上经常可以读到“某人在某项比赛中夺得锦标”一类的消息，这既可以理解为是他夺得了应该归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奖品或奖牌，也可以意会为是他争取到了作为比赛冠军的荣誉、头衔、资格、名份（championship），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在情理上都是完全能够讲得通的。
（3）“形译词”——日源汉字词中的“套译”
中日两国是有着悠久交往历史的近邻，日本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以音读或训读的方式向汉语吸收了大量的语词。这些语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尽管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而被重新输回汉语，但由于日本民族在其书面语中长期沿用着汉语的方块字，因而绝大多数的这类语词即使“周而复始”地一再辗转，其字面上仍一如其旧地写作原有的汉字字形。
而从词义的角度上看，汉语的有关语词被贷入到日本以后又有两种用途：
a.用于指称日本民族所特有的风俗文化事物
此种语词其日语的新义同汉语的旧义之间确有某种联系可言，词义发生的是规律性的转变。然而由于日语和汉语本是两种亲属关系不很清楚的语言，考虑到有关的语词在实际环境中的语音差异，我们又不宜把它们简单地视同为是一般的“词义引申”。这种现象严格说来当然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谈的“套译”，但它又毫无疑问是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种特殊情形，诚如史有为先生所说，在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里“字形和字义”往往可以“独立地同不同语言系统的语音相结合而无须改变”[28]18，因此我们便把它放在“日源汉字词”这里一并交待：
料理 该词在古汉语中指照顾、照料。《宋书·吴喜传》：“处遇料理，反胜劳人。”《太平广记》卷三O一引唐戴孚《广异记》：“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元陈高《种橦花》诗：“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又指安排、处理。明冯梦龙《智囊补·杂智·皦生光》：“（生光）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清青城子《志异续编·某邑令》：“[邑令]料理家事，井井有法。”亦指整理、整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白杨》：“榆生，共草俱长，未须料理。”宋李纲《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既料理淮南，仍诏健康守臣治城壁，修宫阙，立官府，创营房，使粗成规摹以待翠华之幸。”而被借到日语中后它又演变出了“烹调”、“肴馔”等意思，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连字带义地被重新输回到汉语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街市上这么多“日本料理”、“韩国料理”（餐厅）的由来。饭菜又缘何而得名“料理”呢？笔者以为这就好比佐料、调味品在现代有些北方话里叫“调和”一样，大凡烹饪之事都有一个选料用料、配置五味、讲究火候的问题，其过程看似简单而实则微妙，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把饮食搞好仍少不了得有一些方法和技巧，这恐怕也就是它们共同的成词理据所在。
b.用于翻译西洋的语文，介绍来自欧美世界的各种新事物、新名词
这一类词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显得尤其突出，日本也因此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我们这里所说的日源汉字词的“套译”主要也就是指这一类情况，因为不论这些语词其前后曾经历过多少转借与周折，它们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却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这一“套译”就其过程而言也与其它“套译”没有什么二致，它同样也是在充分对比和考虑了不同语言的词义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事实上日本国内的不少学者都有着较为扎实的汉文功底，他们在如何运用古汉语词汇去“套译”西洋语汇的问题上是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的：
发明 该词古义指对某种学说的阐述、阐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又指揭示某种事实或道理以晓喻人。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余备详前事，发明隐义，暗与冥会，符于人心。”清袁枚《随园随笔·韩仲良碑》：“（韩瑗之父仲良）许敬宗等诬以不道，至于削爵籍家，子孙流窜，所以碑亦斲削其姓名，是不可不为之详考而发明之也。”亦可特指对坏事、奸情的揭发、披露。唐白居易《与昭义军将士诏》：“[卢从史]乃外示恭顺，内怀奸邪，刻削军中，暴殄境内。朕以君臣之道未忍发明，为之含容。”《新唐书·崔衍传》：“（虢地赋重，衍向朝廷奏明宜削减）裴延龄领度支，方聚敛，私谓衍：‘前刺史无发明，公当止。’衍不听，复奏。”按上述三义用如动词，其搭配对象都是某种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或事理。另外该词古代还可作“发现”解，义为看出、找到某种不为人所知的规律或事物，但该规律或事物同样也是先于我们的主观经验而存在的，这一点和前三种用法自有共通的地方。《三国志·魏志·和洽传》“洽同郡许混者，许劭子也”裴松之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旧唐书·姚璹传》：“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而到了近代以后该词又被借入了日语，日本人用它去对应英语的invent或invention，义为创造出某种新事物、新方法，这种新的事物或方法是旧时从来也不曾有过的，在这一点上它和上述四个古义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却是现代语言里的常用义。 5.小结
（1）对旧词形融入新词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以词义为参照去反观词形的选择，而不是以词形为基点去论证词义的变化。
（2）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各种现象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各色各样的联系，其中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
附注：
①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当人们说话语流中遇到错误理据的语词（错码）时，交际者的语言心理具有一种本能的宽容，不纠缠某些细节上的错误，而是跳过这些错码，使语言交际继续正常进行。”（P177—178，商务2001.），并且也谈到了“错误译词”的问题（P182）。同样的论述还见于二人合著的《语言理据研究》P320、324（中国社科2002.）。
②这里我们采用的还是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语言史原理》一书所倡导的词义演变的逻辑学模式，见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P277—278（商务2001）。
③见高书P146—147“（词义）转聚”（语文1994.），其认为“儿子”古义作为幼儿的泛称是“儿”、“子”同义复用，二者均为词根语素，后来词义转指“男性年幼的嫡系血亲”，“子”虚化为构词后缀，演变为附加语素。
④见董书P293—294（四川民族2002.），“颜色”本义为脸色，偏正结构，转变为“色彩”义后语言里有“五颜六色”的说法，成了并列结构。
⑤史有为《汉语外来词》P26（商务2000.）给出了“外来概念词”这一术语的首见文献，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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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旧词形融入新词义 经济原则 引申 复合词 构词法 外来词 套译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040-04
1.问题的提出
用一个旧有的词形去容纳某些新生的词义，这不仅仅是汉语词义运动的重要形式，同时更是汉语词汇增殖的有效手段。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和理念势必将大量涌现，为了填补交际的空缺，人们除了想方设法为它们构制新词以外，也没有忘记赋予那些旧有词形以新的内容和使命。正因为“旧瓶装新酒”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形，以故本文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那么“旧瓶”又是如何被用来装盛“新酒”的呢？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复杂的例子：
广场 该词在古代本是个词组，义为广阔的场地。汉张衡《西京赋》：“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唐刘言史《观绳伎》诗：“广场寒食风日好，百夫伐鼓锦臂新。”晚近被日语借用来对译英语的square，特指城市中间供人憩息散步的开阔露天场地，此时它已取得了词的资格，且该义项也随即被输回了汉语，像“天安门广场、八一广场、人民广场”等。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该词又一次被赋予新的内涵，城市里一些位于高大建筑物内部的商业购物中心也开始以“广场”相命名，像上海的“赛博数码广场”（电脑商城）等，这个义项据考来源于英语的plaza，它和piazza、 place等词是同根的，它们共同的源头为古希腊语的plateia和拉丁语的platēa，原义是供游客观光购物的露天商品市场或步行街，同上面那个square的区别比较大。
那么像这样一处“误译”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中心区一些醒目的位置上而不为人们所质疑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现代都市生活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追求新奇时尚成了大家普遍的心理，即便是那些“大谬不然”的东西，只要年深日久它被纳入语言那条“约定俗成”的轨道，人们对它同样也会采取默认态度，而并不追究它到底错在哪里，这就是王艾录，司富珍二先生在汉语理据的有关研究中提出的“习非成是”规律①。
其次，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词汇语义的演变和文化史的进程密不可分。笔者考察后发现在欧美语言中plaza等词由露天市场、步行街而转指商业中心，中间能够串起一根完整的语义链条。而在汉语中“广场”之由开阔地而转指商场，虽然似乎来得突然了一点，但再仔细一琢磨我们不难发现眼下的种种“广场”也并不仅仅只是人流涌动的大超市，相反它是讲究设计布局、强调文化品位的，往往集旅游、休闲、观光、娱乐之多功能于一体，内部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广场”内都有供顾客驻足歇息的小片空地，四周再种植花木，设置喷泉、雅座、播放音乐，这一切无形之中也就缩小了人们心目中此“广场”与彼“广场”的距离，使得他们都乐于接受这个译名。换言之此时的各类“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典型程度高低的“家族相似性”问题。
再则，语言同时还是一种心理现象，在共同的认知机制的支配下词义运动会呈现出某种趋同性，这就是所谓的“同步引申”或“聚合类推”。按照一般的情理或经验，大凡开阔的所在都容易导致人员物资的聚集推积，在印欧语言中plaza能由开阔场地转义为购物中心，在古汉语中“广场”同样也可由开阔场地转义为“人多的场所”（宋王禹偁《赠别鲍秀才序》：“其为学也，依道而据德;其为才也，通古而达变;其为识也，利物而务成。求之广场，未易多得。”），且我们至今仍有一个成语叫“大庭广众”，可见用代表square的“广场”去套译plaza未必就不符合汉语使用者的心理习惯，他们在理解时是不会有什么障碍的。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旧词形融入新词义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上并不简单，它是复杂而且有趣的，牵涉到词汇语义学乃至整个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笔者本文拟从词义引申、构词歧异和外来词 “套译”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2.从词义引申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用来指称事物，对应概念的。相对于无限宽广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的绝对数量始终显得有限。倘若说要为每一个新的事物和概念都构制新词，那将会造不胜造也记不胜记，徒然增加交际者的负担。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于是只有学会“以简驭繁”，尽量运用现有的词汇材料和构词方式去表达意思。他们往往宁可用一个旧的词形去容纳、整合一个新的词义，也不愿意为此而在语言中平添一个新成分、新组合，支配语言运行的经济性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开始发挥其作用。
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现象既是上述经济原则的重要表现，我们推测它的大致过程应该是这样：当人们要为一个新事物或新概念立名时，他们可能会在头脑里努力把它同一个已知的事物或概念挂起钩来，试图寻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然后用指称后者的词形去指称前者。在这个过程中词汇的总量虽然并没有增加，但每一个语词都承担了较以前更多的表义职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认为是词义以一定的词形为依托而发生的规律性转移，换句话说学术界一直热衷于探讨的词义引申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旧词形对新词义不断加以融入的问题。持此为论，我们便有了观察词义引申运动的新视野。
（1）从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角度看词义引申的结果②
根据学术界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词义是以概念为其基础和核心的，同时带有反映某些伴随观念的补充特点和某种感情色彩与风格特征。我们把新义同旧义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融入的结果无非是使作为词义核心部分的概念发生变化和使作为词义外围成素的感情色彩发生变化，其中概念义核的变化又有外延的盈缩和内涵的转移两种情形，下面分述之： a.概念外延的拓宽。一个语词其所对应的概念由种上升为属，由下位范畴跃迁至上位范畴，词形所适用于指称的客观对象比原来增加了，传统所说的“扩大引申”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带 该词字从巾，本义即指腰带，用作动词上古的常用义是佩带、佩挂，也即将某物别系在腰带上。《礼记·少仪》：“仆者右带剑。”孔颖达疏：“右带剑者，带之于腰右边也。”《楚辞·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到了魏晋中古以后其动词义扩张了，可泛指以各种方式携带、捎带各种东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陈）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唐王昌龄《长信怨》诗：“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按后一例显然是隐喻用法。还可以训“含有、带有”，后跟各种抽象或物质名词。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风云悽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唐刘禹锡《答杨八敬之绝句》：“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而降至宋元以后该词又作“率领、带领”讲，由物而移用至人。《大宋宣和遗事》前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西游记》第二八回：“（那老妖）大喝一声：‘带那和尚进来！’”一般认为动词的概念范围可以从同它搭配的宾语来判断，该词从古到今概念范围是渐次扩大的。
b.概念外延的收缩。一个语词其所对应的概念由属而降级为种，由上位范畴而退居下位范畴，其结果是词形的指称对象趋向单一化，传统所说的“缩小引申”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处分 该词较早的意思是泛指“处置、处理”。《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后来又指“调度、指挥”。《魏书·崔玄伯传》：“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失于处分，故使小盗假息耳。”亦指“决定、决策、措施”。《晋书·王彪之传》：“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南史·刘穆之传》：“从平建邺，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一直到晚近才有了“ 处罚，惩罚”的意思，特指对坏人坏事的处置。宋苏舜钦《乞用刘石子弟》：“臣近到阙 ，闻黄德和以退军及妄奏刘平、石元孙叛逆，朝廷已从军法处分。”
c.概念内涵的转换。一个语词其前后所对应的两个概念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存在种属或上下位的问题，但由于它们是相似或相关的，人们在心理上会把它们看成是同类的东西，以至于彼此可以共同一个词形：
课 《说文·言部》云“试也”，本义为检验，试用。《管子·七法》：“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尹知章注：“兵器虽成，未经课试，则不用不藏。”《楚辞·天问》：“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王逸注：“言众人举鲧治水，尧知其不能，众人曰：何不先试之也。”转而指对官吏的政绩考核。《管子·明法》：“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身而课其功。”《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文〉》：“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李善注引《广雅》：“课，第也。”吕延济注：“结课，考第也。”转而又指征收赋税，这是古代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逸周书·大匡》：“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徵，躬竞比藏”。《文选·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每时入刍藁，岁课田租。”吕延济注：“课，敛也。”又转而指功课，它是按规定的分量讲授、学习并定期考核的。《梁书·儒林传·沈峻》：“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驎士，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d.外围色彩的变化。有时候同一个词形下的新旧两个义项可能概念内核一样，但感情色彩却有褒、中、贬等区别，这是由于同一个语词经常、反复出现于不同的语用环境和场合所造成，相同的理性义核也正是新旧义位共用一个词形的依据。
锻炼 该词原义指冶炼锻造金属，也是个中性词。汉王充《论衡·率性》：“夫铁石天然，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唐郭震《古剑篇》：“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转而义指致力于罗织罪名、陷人于罪，则为贬义。《后汉书·韦彪传》：“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李贤注：“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犹工冶陶铸锻炼，使之成孰也。”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既付狱吏，必欲寘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又转义为在艰苦中接受考验，增长才干，这是褒义的用法。唐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清赵翼《瓯北诗话·查初白诗》：“入京以后，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阅历益久，锻炼益深。”此义今天仍广泛使用，又指通过体育运动使体魄得到强健，仍为褒义。
（2）从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角度看词义引申的动因
一个旧词形究竟是怎样容纳了越来越多的新词义的？人们最初用某个现成的符号去套合某些新起的概念的理由到底又是什么？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脑所固有的联想能力——基于相似性的联想和基于相关性的联想。换句话说在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过程中，求同性思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B两个概念、两样事物即使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上位范畴，但只要语言使用者在心理上将其视为同一性质，用以指称A的词形也就有了被用于指称B的可能。
a.基于相似性的联想。A、B两样事物、两个概念虽然在客观上是不同质、不同类的，但它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特征属性，以致人们在心理上容易把二者设想成是同类或同一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便是所谓的“隐喻”（metaphor）：
售 该词本义指卖出，货物脱手。《诗经·邶风·谷风》：“既阻我德，贾用不售。”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是楚人鬻矛誉盾，两难得而俱售也。”《百喻经·入海取沈水喻》：“经历多日，不能得售。”喻指推行，也就是说服别人接受，今亦言“推销、兜售”。《孔丛子·嘉言》：“众人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又喻指施展、实现。《文选·张衡〈西京赋〉》：“挟邪作蛊，于是不售。”薛综注：“售，犹行也。”中古以后又喻指女子得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女子地位。《北史·高构传》：“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痖又聋，嫁之不售。”唐裴鉶《传奇·孙恪》：“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亦喻指科举及第。唐韩愈《祭虞部张员外文》：“往在贞元，俱从宾荐，司我明试，时维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元刘祁《归潜志》卷二：“累举词赋，不中;改试经义，复不售。” b.基于相关性的联想。A、B两种事物、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的内涵和上位范畴，但它们仍然处在同一个概念结构或网络（conceptual structure）之内，人们说到A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连带牵扯上B，像“考试，考场，考官”等，凭借的完全是头脑里储存的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我们称为“换喻”或“转喻”（metonyme）：
雌黄 三硫化二砷的古名，为柠檬黄色的半透明矿物，《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汉书·西域传下·姑墨国》亦云其国“出铜、铁、雌黄”，可见其物早在秦汉时就被认识利用了。雌黄一般用来制颜料，由于古人以黄纸写字，有误可用来涂改，以故转义为“改易、驳正”。《晋书·王衍传》：“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宋周密《齐东野语·著书》：“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 这是一个典型的“材料→用途”式的借代。又转义为“议论、评论”。唐无名氏《〈颜氏家训〉序》：“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学优才赡，山高海深，常雌黄朝廷，品藻人物。”宋郑景望《蒙斋笔谈·张举》：“贺铸最有口才，好雌黄人物。”
正是在“隐喻”和“换喻”的作用下旧词形才实现了对新词义的不断融入，进而词义才不断地得以引申。通过“隐喻”而获得的新义就是一般所说的“比喻义”，而通过“换喻”而获得的新义则是通常所谓的“借代义”。
3.从合成词构造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合成词就其构造而言同单音节词和复音节单纯词都有较大的区别，它通常是由两个以上的语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类型复合而成，具有可供分析的“内部形式”。事实上语言里有一大批合成词都是在一些原有的词组其结合方式日趋稳固、表义功能日见明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一带有全民特点的造词途径在造词材料的取舍以及语词结构的塑造方面又存在着极其多样的可能性：某个特定的组合虽然从古到今都沿用了相同的读法和写法，但在这一“外衣”的掩盖之下它却包含了两种以上互为歧异的建构，它要么体现在对部分或全部构词语素意义的选择上，要么则体现在诸语素为了达成某项联结而采取的组织关系上，而其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词汇意义则是古今“貌合神离”甚至“大相径庭”，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但也往往很难说是一种“引申”。
导致汉语合成词构造上的这种灵活性的因素可能有很多，限于学力和篇幅笔者不准备在这里详加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合成词表义上的变通性为旧词形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容纳来源不同的新词义提供了便捷，从中汉语复合词其信息存储量之巨大亦可得而窥见一斑。
（1）由语素义而造成的构词歧异
合成词是由语素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而单音节语素从源头上说又都是由古汉语单音节词蜕变而来的。合成词的词义也是在构词语素语素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构词语素同作为其源头的古汉语单音节词一样，往往具有多义的性质，其各个义项之间可能存在着引申与被引申的关系，这样也就为合成词的灵活编码提供了诸多便利。
当相同的构词语素以同一个引申序列中的不同义位去参与该合成词的词义构成时，在同一个词形的统摄之下往往会出现几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组构。虽然参与词义构成的语素义位之间毫无疑问是一种“引申”，但不同组构之间的关系却很难简单地用“引申”二字去概括：
律师 该词最初在佛教中指善解戒律之人，语素“律”作“清规戒律”讲。《涅槃经·金刚身品》：“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宋苏轼《阿弥陀佛颂》：“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又唐时道士按修行程度取得的称号之中也有“律师”一名，显然它是前者的词义转移。《唐六典·祠部郎中》：“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而到了晚近之世该词或可用来称谓那些通晓并传授法律知识的人，语素“律”开始有了“法律、刑律”的意思，这同古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余谓此象可以为刑官，可以为律师。”而再往后它又被用来翻译英语的lawyer，其义专指那些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出庭辩护以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这是其今天最常用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义项。
（2）由结构关系而造成的构词歧异
构词歧异不仅仅由语素本身的多义性造成，还可以由语素间结构关系的多样性而造成。结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处在显性层面上的语法构造，一种则是处在隐性层面上的语义搭配模式，二者往往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由于汉语语法具有递归性的显著特征，因而许多出现在短语和句子层面上的语法结构类型常常可以在复合词的几个语素之间得到实现，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同时由于这几个语素之间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意念关联，因而其语法构造的背后每每还有一个语义搭配模式的讲究，这种搭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合成词的构词理据。
语素的多义性和结构的多样性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一对伴随性的因素，同一个词形下的各种构词歧异往往是由它们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风化 “风”、“化”古代近义连文指“风俗教化”，为一并列结构，义即一个社会的风气或风尚。《后汉书·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宋陈亮《酌古论·诸葛孔明下》：“权偪人主而上不疑，势倾群臣而下不忌。厉精治蜀，风化肃然。”而到了近代汉语中该词指将人或物暴弃于自然界而任其受到破坏、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新发展出来的意义。《水浒传》第一一六回：“天明，岭上差人下来，将解珍、解宝尸首，就风化在岭上。”如今随着地理、物理、化学等西方现代科学被介绍引入我国，人们又用“风化”去对译英语的weathering或efflorescence，其义乃特指地表岩石在风雨、日晒、生物等自然力长期作用下的变质、剥蚀以及某些带有结晶水的化合物其结晶水在空气中的丧失，按它们与近古汉语的“风化”其实是有联系的，而且在作这个意思讲的时候“风化”一词在结构上宜理解为偏正式（“风”是“化”的条件、成因、媒介），和古代的那个“风化”形成异构。 火车 该词古代指拥有火攻装备、能够发射火药武器的战车。《南齐书·高帝纪上》：“俄顷，贼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移日。”《旧唐书·马燧传》：“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又佛教中运载罪人入地狱、上有鬼卒押解、能发烈焰的车亦名“火车”。《法苑珠林》卷四九：“欲因礼佛以中伤佛，欲去未到于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车来迎，生入地狱。”可见古人所谓的“火车”乃是能发烈火的车，“火”相对于“车”而言系一种用途，这也正是其得名之由。而现在铁路上有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亦名“火车”，它的构词理据在于其最初使用的蒸汽机车是以火力（煤燃烧时的热能）为其牵引力，“火”相对于“车”而言实为一种手段、途径或性状。古之“火车”和今之“火车”虽同为偏正式，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之间的意念联系却有所不一。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构词歧异现象都无关乎词义引申，它们也有相伴随的情况。徐国庆先生在其《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中曾把诸如“摘录要点”的“摘要”和“摘录的要点”的“摘要”这类情形叫作“结构类分化”[19]243-246，也就是由词义的变化导致了构词的变化，这虽然是站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说的，但我们觉得很有启发。另外高守纲先生在《古代汉语词义通论》中举“儿子”为例③，董秀芳先生在《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中举“颜色”为例④，都说明了词法结构是可以随同词义的演变、构词理据的模糊而作出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笔者不揣浅陋，在此亦举一例：
慷慨 双声联绵词，古义指情绪激昂。《楚辞·九章·哀郢》：“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蒋骥注：“慷慨，激昂之意。”《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李善注引如淳：“激厉抗扬之意也。”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赏誉》：“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又指感慨、慨叹。《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李善注引《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转义而指性格豪爽。《抱朴子·擢才》：“贾谊慷慨，怀经国之术。”《后汉书·齐武王縯传》：“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又转义指大方、不吝啬，则词义范围仅限于钱财方面。《水浒传》第五回：“鲁智深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只要下山。”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云萝公主》：“袁为人简默，而慷慨好施。”按“慷慨”虽是个联绵词，但前人使用时却屡有分训之例，像曹操《短歌行》之“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这说明人们在心理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并列式合成词来看待的。而到了近古时代该词发展出“大方、不吝啬”的意思，此义至今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十分常见，随着使用频率的上升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人们又开始把它视同为一个支配式的结构，“慷他人之慨”的说法甚至还被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权威工具书中，可见该词的构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发生了新一轮的reanalyse。
4.从翻译方法的角度看旧词形对新词义的融入
从最狭义的角度去说，“外来词”似乎仅仅只是单纯的音译词，或者至少也得有一定的音译成分才行，至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仍有不少。而从最广义的角度上看，“外来词”其实还可以包括意译词和被某些专家称为“形译词”的日源汉字词，因为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它们同样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接触的产物，这种广义的“外来词”⑤。
就本文而言，笔者采取的是后一种说法，以便更好地切入和衔接“旧词形融入新词义”这一本题。我们认为汉语以各种方式向外语贷入语词目的固然是为了引进新的事物和概念，但同时相对于其自身的词汇系统而言也是一个新词的创制和增殖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性原则的强有力约束——为了指称，我们当然可以用汉语固有的语素和构词法则临时性地组合出“新词”，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拿那些现成的、古已有之的单、双音节词去直接对应外语的原词，从而把异域的风物和理念给译介过来，这后一条途径我们便称之为“套译”，它是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条重要路子，而且逾到晚近之世逾是如此。
“套译”现象作为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种情况，它是在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套译”并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词义引申，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能取得如同词义引申那样的效果：
（1）意译词中的“套译”
关于意译词中的“套译”，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说得很清楚：“意译词的使用是以古词知识为基础的。……在十九世纪，创造新词的人们对中国文学传统都是十分熟悉的。在翻译佛教或者拉丁文著作时，译者们总是要寻找一些与所译外语单词意义接近的汉语词语。”[29]171
这种“套译”型的意译词，由于它只是“外语原词给汉语中业已存在的某个词增添了一种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的新义”[29]171，而且“这些所采用的本族词的原意可能在某一方面与刚获得的新义有些联系”[29]171，因而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宁可把它看成是对旧义的一种引申，“套译”的结果等于是给汉语译词的词义序列增添了一个或几个引申义项：
经理 该词古义指国家政权方面的治理。《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唐吴兢《贞观政要·杜谗邪》：“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转义而指对人的照顾、照料。《后汉书·曹褒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又由国家政权的治理转而扩大到对一切事务的处理，亦包括经济方面的经营管理。宋朱熹《答高国楹书》：“若经理世务，商略古今，窃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施还]自此遍赎田产，又得支翁代为经理，重为富室。”以上三义均为动词。而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经理”一词又被用于对译英语的manage，义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亦被用于对译英语的manager，则为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负责人，词性亦转类为名词。 （2）音译词中的“套译”
音译词的“套译”难度要比意译词大，想要在自己的母语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它在读音和词义两方面都恰好同外语中的某个词儿相接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百不一遇的巧合。
然而一旦“套译”成功，汉语译词必将获得一种它原本所没有的新义。虽然这种新义从源头上说是来自于外语原词，但乍看上去它就像是该译词自身词义引申运动的结果，不仔细追溯人们甚至觉察不出其“外来”的性质，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锦标 该词在唐宋时指锦制的旗帜。由于古人喜欢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场合举行以划船为内容的竞渡活动（像农历端午节的赛龙舟等），因而这种“锦标”也就常常被当作奖品赠予比赛的领先者，后来词义泛化则凡竞争优胜者所获得的各类奖励（锦旗、银盾、奖杯）都可以叫作“锦标”。唐白居易《和春深》之十五：“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宋文天祥《端午感兴》诗：“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里二泗》：“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而说到“锦标”，我们不禁又会把它和眼下世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国际国内的各种“锦标赛”（tournament）联想起来。后者事实上译自于英语的champion，义即冠军、比赛的第一名得主，它从历史上看则又来源于拉丁语的campus，义为运动场、角斗场。总之该词是个“舶来品”这点乃是确凿无疑的，它和汉语固有的“锦标”相比较二者不仅不是同一个语族的词汇成份，而且各自的词根意义和构词理据原本亦无相似之处可言。然而有趣的是这却并未妨碍它们日后那种“殊途同归”式的发展：随着现代西方各种竞技体育项目及其比赛规划渐次传入我国，也随着我国广大民众对于健体强身一事热情的逐年高涨，有人于是乎径直用了汉语的“锦标”去对译西洋的champion，这一音义兼顾的译法结果导致的是上述二词词义的彻底融合。如今我们在所章杂志上经常可以读到“某人在某项比赛中夺得锦标”一类的消息，这既可以理解为是他夺得了应该归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奖品或奖牌，也可以意会为是他争取到了作为比赛冠军的荣誉、头衔、资格、名份（championship），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在情理上都是完全能够讲得通的。
（3）“形译词”——日源汉字词中的“套译”
中日两国是有着悠久交往历史的近邻，日本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以音读或训读的方式向汉语吸收了大量的语词。这些语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尽管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而被重新输回汉语，但由于日本民族在其书面语中长期沿用着汉语的方块字，因而绝大多数的这类语词即使“周而复始”地一再辗转，其字面上仍一如其旧地写作原有的汉字字形。
而从词义的角度上看，汉语的有关语词被贷入到日本以后又有两种用途：
a.用于指称日本民族所特有的风俗文化事物
此种语词其日语的新义同汉语的旧义之间确有某种联系可言，词义发生的是规律性的转变。然而由于日语和汉语本是两种亲属关系不很清楚的语言，考虑到有关的语词在实际环境中的语音差异，我们又不宜把它们简单地视同为是一般的“词义引申”。这种现象严格说来当然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谈的“套译”，但它又毫无疑问是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一种特殊情形，诚如史有为先生所说，在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里“字形和字义”往往可以“独立地同不同语言系统的语音相结合而无须改变”[28]18，因此我们便把它放在“日源汉字词”这里一并交待：
料理 该词在古汉语中指照顾、照料。《宋书·吴喜传》：“处遇料理，反胜劳人。”《太平广记》卷三O一引唐戴孚《广异记》：“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元陈高《种橦花》诗：“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又指安排、处理。明冯梦龙《智囊补·杂智·皦生光》：“（生光）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清青城子《志异续编·某邑令》：“[邑令]料理家事，井井有法。”亦指整理、整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白杨》：“榆生，共草俱长，未须料理。”宋李纲《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既料理淮南，仍诏健康守臣治城壁，修宫阙，立官府，创营房，使粗成规摹以待翠华之幸。”而被借到日语中后它又演变出了“烹调”、“肴馔”等意思，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连字带义地被重新输回到汉语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街市上这么多“日本料理”、“韩国料理”（餐厅）的由来。饭菜又缘何而得名“料理”呢？笔者以为这就好比佐料、调味品在现代有些北方话里叫“调和”一样，大凡烹饪之事都有一个选料用料、配置五味、讲究火候的问题，其过程看似简单而实则微妙，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把饮食搞好仍少不了得有一些方法和技巧，这恐怕也就是它们共同的成词理据所在。
b.用于翻译西洋的语文，介绍来自欧美世界的各种新事物、新名词
这一类词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显得尤其突出，日本也因此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我们这里所说的日源汉字词的“套译”主要也就是指这一类情况，因为不论这些语词其前后曾经历过多少转借与周折，它们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却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这一“套译”就其过程而言也与其它“套译”没有什么二致，它同样也是在充分对比和考虑了不同语言的词义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事实上日本国内的不少学者都有着较为扎实的汉文功底，他们在如何运用古汉语词汇去“套译”西洋语汇的问题上是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的：
发明 该词古义指对某种学说的阐述、阐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又指揭示某种事实或道理以晓喻人。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余备详前事，发明隐义，暗与冥会，符于人心。”清袁枚《随园随笔·韩仲良碑》：“（韩瑗之父仲良）许敬宗等诬以不道，至于削爵籍家，子孙流窜，所以碑亦斲削其姓名，是不可不为之详考而发明之也。”亦可特指对坏事、奸情的揭发、披露。唐白居易《与昭义军将士诏》：“[卢从史]乃外示恭顺，内怀奸邪，刻削军中，暴殄境内。朕以君臣之道未忍发明，为之含容。”《新唐书·崔衍传》：“（虢地赋重，衍向朝廷奏明宜削减）裴延龄领度支，方聚敛，私谓衍：‘前刺史无发明，公当止。’衍不听，复奏。”按上述三义用如动词，其搭配对象都是某种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或事理。另外该词古代还可作“发现”解，义为看出、找到某种不为人所知的规律或事物，但该规律或事物同样也是先于我们的主观经验而存在的，这一点和前三种用法自有共通的地方。《三国志·魏志·和洽传》“洽同郡许混者，许劭子也”裴松之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旧唐书·姚璹传》：“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而到了近代以后该词又被借入了日语，日本人用它去对应英语的invent或invention，义为创造出某种新事物、新方法，这种新的事物或方法是旧时从来也不曾有过的，在这一点上它和上述四个古义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却是现代语言里的常用义。 5.小结
（1）对旧词形融入新词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以词义为参照去反观词形的选择，而不是以词形为基点去论证词义的变化。
（2）旧词形融入新词义的各种现象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各色各样的联系，其中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
附注：
①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当人们说话语流中遇到错误理据的语词（错码）时，交际者的语言心理具有一种本能的宽容，不纠缠某些细节上的错误，而是跳过这些错码，使语言交际继续正常进行。”（P177—178，商务2001.），并且也谈到了“错误译词”的问题（P182）。同样的论述还见于二人合著的《语言理据研究》P320、324（中国社科2002.）。
②这里我们采用的还是德国语言学家赫尔曼·保罗《语言史原理》一书所倡导的词义演变的逻辑学模式，见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P277—278（商务2001）。
③见高书P146—147“（词义）转聚”（语文1994.），其认为“儿子”古义作为幼儿的泛称是“儿”、“子”同义复用，二者均为词根语素，后来词义转指“男性年幼的嫡系血亲”，“子”虚化为构词后缀，演变为附加语素。
④见董书P293—294（四川民族2002.），“颜色”本义为脸色，偏正结构，转变为“色彩”义后语言里有“五颜六色”的说法，成了并列结构。
⑤史有为《汉语外来词》P26（商务2000.）给出了“外来概念词”这一术语的首见文献，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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