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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的丧失
1971年末，正值恢复日中邦交话题的热浪在日本国内一波超过一波之时，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和版画家须田剋太两人一起来到了青森县八户市。此行虽是《街头漫步》的作者和插图画家一起进行的取材旅行，但在此远离政治中心东京之地，两人早餐时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中国”。
挑起话头的是须田剋太，他回忆起自己在中日战争时期访问上海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为须田充当导游的是一位日本占领军的陆军中尉。有一次，须田在饭店里丢失了钱包，那位陆军中尉一口断定钱包就是被饭店的中国服务生偷走的，“当着须田的面就将那个中国服务生又打又踢，大闹一场”，“须田实在是看不下去，劝阻了中尉。但是这件事让他感到，如此的日本根本无法长久。”
就在司马辽太郎和须田剋太谈话之时，在与他们相隔5个餐桌左右，还有一家人坐在那里安静地用餐。在司马辽太郎他们用餐结束时，这家的男主人过来向二人打招呼，递上了一张“弘前大学医学部放射科吴忠雄”的名片。因为日本人的姓氏中也有“吴”（发音为“Kure”），司马将对方当成了日本人，男主人随即纠正道自己是中国人，吴读作“Wu”，自己过来向司马辽太郎致意是因为他感到司马是一位“比较能够理解中国的日本人”。司马辽太郎注意到，在他们谈话时吴的妻儿们没有插过一句话，而等到司马他们话别后走出饭店时，吴一家人一起齐刷刷地站起来向他们鞠躬道别。看到这讲究礼数的一家，司马非常感动，他感慨道：“这就是中国的‘文’。而与此相比，我们的身上却有着和上海饭店里的那位陆军中尉一样不好的品性。”
司马辽太郎之所以对与吴一家相会的旧事如此重笔浓墨，其理由就是他通过这短暂的相会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让我在八户市深受感动的吴先生一家的‘礼’，那应该就是儒教的思想。”固然，对儒教的认识多种多样，而司马辽太郎在文中透露出的“儒教观”，是从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和人间生活、文化和人性的关系的层次上重新捕捉和进行把握的。他很直率地说到：儒教“是一种社会体制，是一种生活规范，说得极端一点就是驯化人的一种真理、一个系统体系。”“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拥有一种绝对真理，并运用这个绝对真理来塑造人类。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变为无法控制的猛兽。”
司马辽太郎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位“吴先生”可能是一位“从台湾来到（日本的）津轻地方为没有医生的村子提供服务的医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把吴先生当做中国人的代表，其原因是他很清楚从吴先生一家的行动中感受到的“礼”，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司马辽太郎接着严厉批评部分日本人将文化同当时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尽管（日中两国国民）脸长得很像，但我们日本人总好像有点儿不一样。……。作为如此民族的日本人，到了新中国就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把它看作为一种文明，而且深深为之感动，这种感动当然是一种正确的感动。然而，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因为成立了新中国却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两千年来历来都是如此。汉民族之优秀，并不是由现在的政治体制造成。”也就是说，在司马辽太郎看来，“文”原本就应该是一种完全超越政治体制的存在。
作为一个文人，司马辽太郎理所当然地具有从文化本质的层次上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习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检视中国文化的优点，这一点在当时绝不仅仅只是司马辽太郎一个人的看法。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时期，还有许多日本人也强调了以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为背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性。例如，小林多加士说道：“正如中国人常常被形容为经验主义一样，中国人原本就绝对不会脱离经验而实现飞跃，即使在确立新的理论、新的方针、新的构想之时。不，说得更正确一点儿，他们认为这种时候才更需要总结经验、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因此，中国民族的历史从来就没有断裂过。中国即使是出现了革命，那也是通过学习传统才实现的一种飞跃。他们是从民族、阶级积累下来的经验中学习新的法则，追求新的原理。”换言之，他认为即使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即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也并没有抛弃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日中恢复邦交之际，正是这种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憧憬，奠定了日本国民渴望恢复两国邦交的感情基础。
然而，中日建交40年后，中日两国双方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与渴望恢复邦交以及邦交恢复当初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当时那种对恢复邦交和进行交流的渴望，已然宛如他日镜花水月变得无影无踪。人们不仅不愿再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评价对方，甚至没有正视对方现实社会的心情。
例如，虽然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以上的“改革开放”，但是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的日本人，2006年为81.2%，2008年为75.0%，2010年为69.6%，虽说是年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半数以上。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认为中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人却出现年年增加之势，2010年为32.2%，2011年为34.4%，2012年增长到了37.2%。
“军国主义”本来是指日本从侵华战争之前开始的奉行侵略主义政策的政治体制。在毛泽东的时代，他就教育中国人民应该将日本一般国民同当年的军国主义者区别看待。但是今天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社会是“军国主义”，2006年为57.7%，2008年为46.4%，2010年为33.9%，2012年为46.2%。
然而同一般市民相比，也许是因为对战争的记忆比较薄弱，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的大学生和大专生的比例逐年减少，2006年是52.5%、2008年是43.5%、2010年变成了38.9%。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就说明这些大学大专生们比较客观冷静。需要注意的是，与一般市民相比，大学大专生中认为日本社会是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学生比例显著增高。一般市民和学生中认为日本是民族主义的比例，2006年为54.4%对74.7%；2008年为33.6%对66.2%、2010年则为29.3%对64.5%。而一般市民和学生中认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比例，2008年为46.4%对64.2%；2010年为39.0%对72.9%。中国青年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就是以本国为中心的排外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是“经济侵略”的同义词。也就是说，一般市民更多地因为当年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批判日本，而青年学生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日本社会。相比之下，后者无疑更加毫不留情。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40年，也是各自观察对方的视角由“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上的40年。但是，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又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其实都对对方的“政治化”感到深恶痛绝。正是因为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所以对方的印象就越来越坏。
据1972年5月1日的《东京新闻》和《产经新闻》上的舆论调查，当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渴盼中日恢复邦交，但是今天这种印象已经彻底逆转。对对方国家持“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不好”和“非常不好”印象的，在日本国民中2006年占66.3%、2008年占85.6%、2010年占78.3%、2012年占84.3%；而中国国民中2006年占56.9%、2008年占40.6%、2010年占65.9%、2012年占64.5%。
被忘却的心灵交流
无疑，对人的重视和对文化的重视，是推动日中恢复邦交最大的原动力。当年，田中角荣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中日两国之间有过四分之一世纪长的不友好的历史，但是此次恢复邦交之后，我们将会构建今后一千年、两千年的友好”。
闻此发言，当时任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的冈崎嘉平太感慨万千：“对于这些一直守护着备忘录贸易这条联系日中两国的一丝细绳的我的同志们来说，这一天实在是令人万分感动”。将自己后半生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日中交流和恢复邦交的冈崎嘉平太，在其《赌于中国的我的半生记》中回忆起，令他对中国开始产生关心的，其实是60年前就读于旧制冈山中学时在学校宿舍中遇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胖乎乎的，总是笑呵呵呵的同学”陈洪生。而冈崎对这位中国留学生感到“又亲切又敬重”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位留学生“能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也曾为我研墨挥毫”。显然，这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尊敬，还不如说是对在“陈洪生”的一举一动中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尊敬。
冈崎嘉平太于大正五年（1916年）进入“一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占领青岛，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时期”，“日本学生同中国留学生之间大家好像都很少愿意说话，而留学生们对我却比较愿意交谈，因此我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他还记载自己曾经保护了参加反日活动的中国留学生。
冈崎嘉平太头脑中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包括了抗日战争结束时他在上海见到的中华民国接收大员汤恩伯、蒋介石的特使王大桢、新中国的政府总理周恩来。因为这些人都同样对冈崎说到过，同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历史相比，中日战争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因此由衷希望两国忘却仇恨，共同缔结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一起携手应对亚洲外部的挑战”。这些“中国人”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冈崎嘉平太：“中国所体验的苦痛时间更长，苦难更深。然而却能够从更高的次元上考虑，这一点真与日本不同。”可以看出，冈崎嘉平太头脑中的“中国”，绝对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正是因为有了心灵上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够长久。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的国语学者金田一春彦也有着同样的经验。战争时期，他在中野日华学院执教，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向中国留学生们授课，以为他们之后能够进入东京大学等官立学校做准备。“学校当局努力向他们灌输日本精神，以培养支撑大东亚战争的人才”。但是金田“连大东亚共荣圈的大字都不曾提起，相处时一直不断告诉大家日本人对中国的尊敬和热爱”。这些留学生们，因此没有忘记金田，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中日邦交恢复之后，这些30年前的学生们很快邀请他到北京大学讲学，后来又到了南京和上海各地演讲。中国大学的日语专业的学生对金田的到来致以热烈欢迎，更让金田吃惊的是，中国国内有很多人非常热心于日语教育，他的一场讲演曾经引来300人以上的听众。从金田一春彦叙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个时代，只要愿意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对方，双方就能够放低心灵上的国境，超越国籍的不同而建立和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日邦交恢复40年后的今天，尽管物理上的国境越来越松，而心理上的国境却越来越紧。2008年时两国国民中希望访问对方国家的人都已过半，但是到了2010年时日本降到了46%，中国为55.2%；2012年时日本恢复到了53.8%，而中国为55.3%，几乎停步不前。在这种心情之下，两国国民在对对方的认识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访问对方国家的国民比例停留在低水平上。日本访问过中国的国民比例2006年为12.9%、2008年为15.4%、2010年为14.5%、2012年为16.5%，增长幅度极小。而中国国民中访问过日本的比例2006年为1.2%、2008年为0.4%、2010年为0.6%、2012年为1.6%。由于缺乏直接交流，当然结交异国朋友的机会很少。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2006年为17.6%、2008年为16.3%、2010年为18.1%、2012年为9.7%。而有日本朋友的中国人2006年为6.8%、2008年为5.4%、2010年为4.1%、2012年为3.0%，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没有异国朋友，也就无法在实际的交往中深入了解和理解对方，新闻媒体因此成为中日两国国民之间认识对方的最重要渠道。在国民中以新闻媒体为信息源的日本人2008年是96.1%、2010年是94.5%、2012年是96.3%；中国人2008年是91.5%、2010年是84.4%、2012年是84.3%。其实依赖塑造对方国家的形象一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中日两国关系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司马辽太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媒体就像一个魔术师，我认为依赖它是无法处理中国这种大课题的。媒体就是以制造看点为生，战后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总感到，日本的一部分媒体是不是将中国这个对日本来说事关前途命运的问题，也在像制造石头热、藏本热一样的层次上进行处理。”司马辽太郎不愧为一位思想家，其先见之明在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屡次得到证实。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方面似乎问题更大。与日本有直接交流经验的国民比率非常之低。当然，因为人口规模不同，即使想短时间内猛然提高这一比率，从物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民中对媒体持有批判态度的比率，比起日本国民来说还要低。2006年，认为新闻媒体“具备客观性”的日本国民为33.0%，而中国国民竟高达72.0%（大学大专学生中也达到了47.5%）。这一倾向一直持续，2007年为59.7%、2008年为72.3%，2010年为61.8%、2011年为70.3%、2012年为64.4%。在新闻媒体中，中国学生主要依靠因特网，而其他两国国民都主要依赖电视。由于缺乏直接交流经验，具有第一效性和直观可视性的电视及网络，在鼓励两国市民、特别是大学大专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可谓“功不可没”。
从冈崎、金田等多位先辈的经验也可以看到，学生时代的经历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将要成为未来中日关系主角的中日两国学生，却在心理上逐渐拉开了距离。据《产经新闻》2012年11月12日号的报道，中国赴美国留学人数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23.1%，达到了19万4千人；而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比上年减少了6.2%。至此，连续7年减少，2011年里首次跌破了2万人。
赴日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今后恐怕也无法阻止。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认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也随着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重要性的降低，日本在中国青年的心中，逐渐成为世界的“边缘”。尽管当年日本也曾是中国青年的憧憬，然而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却是：心中盘算着今后如何才能够在中国这个未来的世界中心里出人头地，而把视点都投向了美国这个当今的世界中心去。
来自“边缘”的民族主义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印象逐渐恶化的背后，明显有着对文化与政治、个人与国家不能进行区别看待的问题。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在于两国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直抱着谁才是亚洲老大、哪里才是亚洲中心的竞争心理。到了21世纪，这种竞争进一步内化，两国社会在解决各自抱有的结构性问题时，更加轻易地将这种竞争用作释放社会抵抗情绪的发泄口和向社会展示政治能量的手段。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从中国文明圈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因为在这个文明圈中它只能是处于“边缘”地位。“日本长期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因此对地处中心的国家就总有边远少数民族的劣等感，二者交织，爱憎之间的振幅非常剧烈。如果喜欢就对之俯首帖耳，一旦反感就彻底厌弃；如果屈服就对之一味迎合，一旦小看就冷酷轻蔑。对于日本人来说，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幕藩体制下接受了儒教教育的日本知识人，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与他们在梦中描绘的中国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岸田吟香曾经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幻灭感。”岸田吟香于1866年赴上海并在此生活了8个月，他“怀着对清国的向往来到清国，看到了清国的现实后，开始强烈地厌恶清国。”“岸田这种由憧憬到厌恶的摇摆或多或少为所有日本人所共有。这种心理类似一种近亲相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亲近感，一旦发现对方不同于自己的想象时就会变成激烈的憎恶和轻蔑。”岂止日本，这种爱憎之间瞬间转换的心理构造，中国人在看待日本时何尝不是如此。
摆脱“边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自己成为现存“中心”之一部，另一是再造一个新的“中心”。但是在这种边缘对中心的思考模式中，一方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只能是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决定了中日两国宿命般的对立，19世纪后半期之后两国的对抗争斗，实质上都是一个争夺东亚中心地位的问题。在日中恢复邦交舆论正处于高潮时期，针对对中国的这种“爱憎一体的振幅”以及“近亲憎恶的心理”，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阻碍日本国际化的“连续”思想》，力图从构造上分析日本人在国际之间是如何认识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
“构成日本人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第一层人际圈子的标准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切’。这也是日本人与人交际的根本，第二、第三层圈子都是第一层圈子的没有断裂的延续。因此，日本人在希望同外国人进行积极交流时往往会做出一种‘人类都是一样的，只要有诚意就可以互相理解’，‘都是亚洲人嘛，当然要搞好关系啦’的姿态。对中国强调两国自古为‘同文同种’的做法，也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可见，在这种“连续”思想的框架中，关系越近爱憎之间的振幅就越大，近亲相恶的失望感就越强。日本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连续”的思想或愿望，与他们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到了近代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其实，《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文化中也有“连续”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就是构建“多重型天下”。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按照“同文同种”的标准，在“连续”的构造中，在边缘的应该是日本人才对，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中国民族从其文化上的自信出发，认为中国民族优秀于其他民族”，因此就会“从感情上产生强烈追求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利益（的愿望）”。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来自于自己的文化优越性遭到无视，中心地位被日本夺走并被边缘化的焦虑感。
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天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内化。从表面上是担心本国被“边缘化”而展开的“中心争夺战”，而实质上为这股民族主义提供强大动力的，却是两国社会内部中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对立。
就中国来说，对于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被边缘化的人们来说，民族主义事实上给他们提供了接近社会中心的机会。事实证明，在此次反日游行中作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人中，大多是地方出身的大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面对着23倍的经济收入差距，正如“农民工”一词所隐含的歧视一样，并不甘心这种被边缘化和担心将来被边缘化的人们，面对中国社会上大声疾呼着：真正的爱国者是我们。在经济地位受到重视的今天，哪怕只是一个瞬间，民族主义的行动，向他们提供了在精神上尝受身居社会中心地位的幸福感的机会。 每次在日本街头看到右翼组织的黑色宣传车，就会想到因担心被边缘化而走向民族主义的绝不仅是中国青年。石原慎太郎不惜激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而撒出购买钓鱼岛的谎言，说明就是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妄图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而占据本国政治的中心。其实，将与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转化为日本国内政治权利斗争的材料，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前的1978年8月6日，福田赳夫首相在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箱根召集园田外务大臣等访中干部开会，由外物大臣作以下说明：一，与本件相关的七成工作为考虑国内影响，属于国内政治问题。”当年直接参加了缔约工作，后担任过驻华大使的谷野作太郎在回顾当年的状况是说：“说是日中关系，不如说是日日关系。”
由于受到内外两重来自“边缘”的挑战，中日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严重时甚至威胁到外交无法发挥正常功能。中国政府在与邻国围绕领土问题发生对立时，也不能不意识到国民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际交流和“东亚共同知”的发现
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对抗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但是，战争并不是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方法，反而一旦发生武力对抗，民族主义情绪必将进一步高涨，战争只会让东亚地区陷入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循环之中。消除中日对立对抗的方法，无疑只有两国政府恢复冷静，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和危害，重新确认两国互相依存、和平共处的意义。但是，要想从萌芽阶段完全摘除阻隔两国友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重要的方法还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而是由民间主导的“民际”交流。因为促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并不仅仅只是两国之间的对立，还有促使民族主义不断内化的国内社会构造问题。
如果想要阻止民族主义情绪的继续蔓延，就有必要让两国民众远离煽动仇恨的政治，加强互相认识，加深互相信赖和互相好感。从最近数年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由政府主导的外交框架内的“交流”其实很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导致交流活动最终“政治化”而难有成效。以将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外交”，本质上就是将他国利益放在第二位的。
中日两国都有必要回到40年前的原点，让我们再次回顾当年那些为了中日恢复邦交、为了建立中日友好关系而奉献了人生的前辈们的宽大胸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本国内出现了质疑“友好外交”的声音，这些人声称：所谓的“友好外交”不过是日本要对中国进行无休止的单方面支援。他们肯定不知道的是：不同于将日中关系全面政治化的“对等外交”和“主张外交”，“友好”的概念中其实还包含着结为朋友、善待对方的良好意愿。
无需赘言，“友好”更多涉及到的当然是在民众的层面。在消弭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上，比起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来，以民众为主角的民际交流无疑能够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民际交流的层次上，人们可以更多地在文化的层面上深入了解对方。理解了对方的精神世界，民众就会不再轻易地受政治的影响和媒体的煽动，就能够发现对方的善良心灵。有了心灵上的交流，中日两国民众必然能够发现：在东亚地区，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为我们所共有的人类知识智慧、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如果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也许就是“东亚共同知”。
（作者为神户大学教授）
1971年末，正值恢复日中邦交话题的热浪在日本国内一波超过一波之时，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和版画家须田剋太两人一起来到了青森县八户市。此行虽是《街头漫步》的作者和插图画家一起进行的取材旅行，但在此远离政治中心东京之地，两人早餐时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中国”。
挑起话头的是须田剋太，他回忆起自己在中日战争时期访问上海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为须田充当导游的是一位日本占领军的陆军中尉。有一次，须田在饭店里丢失了钱包，那位陆军中尉一口断定钱包就是被饭店的中国服务生偷走的，“当着须田的面就将那个中国服务生又打又踢，大闹一场”，“须田实在是看不下去，劝阻了中尉。但是这件事让他感到，如此的日本根本无法长久。”
就在司马辽太郎和须田剋太谈话之时，在与他们相隔5个餐桌左右，还有一家人坐在那里安静地用餐。在司马辽太郎他们用餐结束时，这家的男主人过来向二人打招呼，递上了一张“弘前大学医学部放射科吴忠雄”的名片。因为日本人的姓氏中也有“吴”（发音为“Kure”），司马将对方当成了日本人，男主人随即纠正道自己是中国人，吴读作“Wu”，自己过来向司马辽太郎致意是因为他感到司马是一位“比较能够理解中国的日本人”。司马辽太郎注意到，在他们谈话时吴的妻儿们没有插过一句话，而等到司马他们话别后走出饭店时，吴一家人一起齐刷刷地站起来向他们鞠躬道别。看到这讲究礼数的一家，司马非常感动，他感慨道：“这就是中国的‘文’。而与此相比，我们的身上却有着和上海饭店里的那位陆军中尉一样不好的品性。”
司马辽太郎之所以对与吴一家相会的旧事如此重笔浓墨，其理由就是他通过这短暂的相会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让我在八户市深受感动的吴先生一家的‘礼’，那应该就是儒教的思想。”固然，对儒教的认识多种多样，而司马辽太郎在文中透露出的“儒教观”，是从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和人间生活、文化和人性的关系的层次上重新捕捉和进行把握的。他很直率地说到：儒教“是一种社会体制，是一种生活规范，说得极端一点就是驯化人的一种真理、一个系统体系。”“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拥有一种绝对真理，并运用这个绝对真理来塑造人类。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变为无法控制的猛兽。”
司马辽太郎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位“吴先生”可能是一位“从台湾来到（日本的）津轻地方为没有医生的村子提供服务的医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把吴先生当做中国人的代表，其原因是他很清楚从吴先生一家的行动中感受到的“礼”，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司马辽太郎接着严厉批评部分日本人将文化同当时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尽管（日中两国国民）脸长得很像，但我们日本人总好像有点儿不一样。……。作为如此民族的日本人，到了新中国就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把它看作为一种文明，而且深深为之感动，这种感动当然是一种正确的感动。然而，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因为成立了新中国却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两千年来历来都是如此。汉民族之优秀，并不是由现在的政治体制造成。”也就是说，在司马辽太郎看来，“文”原本就应该是一种完全超越政治体制的存在。
作为一个文人，司马辽太郎理所当然地具有从文化本质的层次上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习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检视中国文化的优点，这一点在当时绝不仅仅只是司马辽太郎一个人的看法。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时期，还有许多日本人也强调了以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为背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性。例如，小林多加士说道：“正如中国人常常被形容为经验主义一样，中国人原本就绝对不会脱离经验而实现飞跃，即使在确立新的理论、新的方针、新的构想之时。不，说得更正确一点儿，他们认为这种时候才更需要总结经验、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因此，中国民族的历史从来就没有断裂过。中国即使是出现了革命，那也是通过学习传统才实现的一种飞跃。他们是从民族、阶级积累下来的经验中学习新的法则，追求新的原理。”换言之，他认为即使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即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也并没有抛弃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日中恢复邦交之际，正是这种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憧憬，奠定了日本国民渴望恢复两国邦交的感情基础。
然而，中日建交40年后，中日两国双方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与渴望恢复邦交以及邦交恢复当初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当时那种对恢复邦交和进行交流的渴望，已然宛如他日镜花水月变得无影无踪。人们不仅不愿再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评价对方，甚至没有正视对方现实社会的心情。
例如，虽然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以上的“改革开放”，但是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的日本人，2006年为81.2%，2008年为75.0%，2010年为69.6%，虽说是年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半数以上。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认为中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人却出现年年增加之势，2010年为32.2%，2011年为34.4%，2012年增长到了37.2%。
“军国主义”本来是指日本从侵华战争之前开始的奉行侵略主义政策的政治体制。在毛泽东的时代，他就教育中国人民应该将日本一般国民同当年的军国主义者区别看待。但是今天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社会是“军国主义”，2006年为57.7%，2008年为46.4%，2010年为33.9%，2012年为46.2%。
然而同一般市民相比，也许是因为对战争的记忆比较薄弱，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的大学生和大专生的比例逐年减少，2006年是52.5%、2008年是43.5%、2010年变成了38.9%。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就说明这些大学大专生们比较客观冷静。需要注意的是，与一般市民相比，大学大专生中认为日本社会是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学生比例显著增高。一般市民和学生中认为日本是民族主义的比例，2006年为54.4%对74.7%；2008年为33.6%对66.2%、2010年则为29.3%对64.5%。而一般市民和学生中认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比例，2008年为46.4%对64.2%；2010年为39.0%对72.9%。中国青年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就是以本国为中心的排外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是“经济侵略”的同义词。也就是说，一般市民更多地因为当年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批判日本，而青年学生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日本社会。相比之下，后者无疑更加毫不留情。 中日恢复邦交后的40年，也是各自观察对方的视角由“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上的40年。但是，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又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其实都对对方的“政治化”感到深恶痛绝。正是因为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所以对方的印象就越来越坏。
据1972年5月1日的《东京新闻》和《产经新闻》上的舆论调查，当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渴盼中日恢复邦交，但是今天这种印象已经彻底逆转。对对方国家持“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不好”和“非常不好”印象的，在日本国民中2006年占66.3%、2008年占85.6%、2010年占78.3%、2012年占84.3%；而中国国民中2006年占56.9%、2008年占40.6%、2010年占65.9%、2012年占64.5%。
被忘却的心灵交流
无疑，对人的重视和对文化的重视，是推动日中恢复邦交最大的原动力。当年，田中角荣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中日两国之间有过四分之一世纪长的不友好的历史，但是此次恢复邦交之后，我们将会构建今后一千年、两千年的友好”。
闻此发言，当时任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的冈崎嘉平太感慨万千：“对于这些一直守护着备忘录贸易这条联系日中两国的一丝细绳的我的同志们来说，这一天实在是令人万分感动”。将自己后半生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日中交流和恢复邦交的冈崎嘉平太，在其《赌于中国的我的半生记》中回忆起，令他对中国开始产生关心的，其实是60年前就读于旧制冈山中学时在学校宿舍中遇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胖乎乎的，总是笑呵呵呵的同学”陈洪生。而冈崎对这位中国留学生感到“又亲切又敬重”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位留学生“能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也曾为我研墨挥毫”。显然，这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尊敬，还不如说是对在“陈洪生”的一举一动中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尊敬。
冈崎嘉平太于大正五年（1916年）进入“一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占领青岛，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时期”，“日本学生同中国留学生之间大家好像都很少愿意说话，而留学生们对我却比较愿意交谈，因此我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他还记载自己曾经保护了参加反日活动的中国留学生。
冈崎嘉平太头脑中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包括了抗日战争结束时他在上海见到的中华民国接收大员汤恩伯、蒋介石的特使王大桢、新中国的政府总理周恩来。因为这些人都同样对冈崎说到过，同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历史相比，中日战争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因此由衷希望两国忘却仇恨，共同缔结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一起携手应对亚洲外部的挑战”。这些“中国人”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冈崎嘉平太：“中国所体验的苦痛时间更长，苦难更深。然而却能够从更高的次元上考虑，这一点真与日本不同。”可以看出，冈崎嘉平太头脑中的“中国”，绝对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正是因为有了心灵上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够长久。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的国语学者金田一春彦也有着同样的经验。战争时期，他在中野日华学院执教，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向中国留学生们授课，以为他们之后能够进入东京大学等官立学校做准备。“学校当局努力向他们灌输日本精神，以培养支撑大东亚战争的人才”。但是金田“连大东亚共荣圈的大字都不曾提起，相处时一直不断告诉大家日本人对中国的尊敬和热爱”。这些留学生们，因此没有忘记金田，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中日邦交恢复之后，这些30年前的学生们很快邀请他到北京大学讲学，后来又到了南京和上海各地演讲。中国大学的日语专业的学生对金田的到来致以热烈欢迎，更让金田吃惊的是，中国国内有很多人非常热心于日语教育，他的一场讲演曾经引来300人以上的听众。从金田一春彦叙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个时代，只要愿意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对方，双方就能够放低心灵上的国境，超越国籍的不同而建立和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日邦交恢复40年后的今天，尽管物理上的国境越来越松，而心理上的国境却越来越紧。2008年时两国国民中希望访问对方国家的人都已过半，但是到了2010年时日本降到了46%，中国为55.2%；2012年时日本恢复到了53.8%，而中国为55.3%，几乎停步不前。在这种心情之下，两国国民在对对方的认识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访问对方国家的国民比例停留在低水平上。日本访问过中国的国民比例2006年为12.9%、2008年为15.4%、2010年为14.5%、2012年为16.5%，增长幅度极小。而中国国民中访问过日本的比例2006年为1.2%、2008年为0.4%、2010年为0.6%、2012年为1.6%。由于缺乏直接交流，当然结交异国朋友的机会很少。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2006年为17.6%、2008年为16.3%、2010年为18.1%、2012年为9.7%。而有日本朋友的中国人2006年为6.8%、2008年为5.4%、2010年为4.1%、2012年为3.0%，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没有异国朋友，也就无法在实际的交往中深入了解和理解对方，新闻媒体因此成为中日两国国民之间认识对方的最重要渠道。在国民中以新闻媒体为信息源的日本人2008年是96.1%、2010年是94.5%、2012年是96.3%；中国人2008年是91.5%、2010年是84.4%、2012年是84.3%。其实依赖塑造对方国家的形象一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中日两国关系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司马辽太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媒体就像一个魔术师，我认为依赖它是无法处理中国这种大课题的。媒体就是以制造看点为生，战后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总感到，日本的一部分媒体是不是将中国这个对日本来说事关前途命运的问题，也在像制造石头热、藏本热一样的层次上进行处理。”司马辽太郎不愧为一位思想家，其先见之明在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屡次得到证实。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方面似乎问题更大。与日本有直接交流经验的国民比率非常之低。当然，因为人口规模不同，即使想短时间内猛然提高这一比率，从物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民中对媒体持有批判态度的比率，比起日本国民来说还要低。2006年，认为新闻媒体“具备客观性”的日本国民为33.0%，而中国国民竟高达72.0%（大学大专学生中也达到了47.5%）。这一倾向一直持续，2007年为59.7%、2008年为72.3%，2010年为61.8%、2011年为70.3%、2012年为64.4%。在新闻媒体中，中国学生主要依靠因特网，而其他两国国民都主要依赖电视。由于缺乏直接交流经验，具有第一效性和直观可视性的电视及网络，在鼓励两国市民、特别是大学大专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可谓“功不可没”。
从冈崎、金田等多位先辈的经验也可以看到，学生时代的经历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将要成为未来中日关系主角的中日两国学生，却在心理上逐渐拉开了距离。据《产经新闻》2012年11月12日号的报道，中国赴美国留学人数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23.1%，达到了19万4千人；而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比上年减少了6.2%。至此，连续7年减少，2011年里首次跌破了2万人。
赴日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今后恐怕也无法阻止。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认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也随着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重要性的降低，日本在中国青年的心中，逐渐成为世界的“边缘”。尽管当年日本也曾是中国青年的憧憬，然而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却是：心中盘算着今后如何才能够在中国这个未来的世界中心里出人头地，而把视点都投向了美国这个当今的世界中心去。
来自“边缘”的民族主义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印象逐渐恶化的背后，明显有着对文化与政治、个人与国家不能进行区别看待的问题。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在于两国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直抱着谁才是亚洲老大、哪里才是亚洲中心的竞争心理。到了21世纪，这种竞争进一步内化，两国社会在解决各自抱有的结构性问题时，更加轻易地将这种竞争用作释放社会抵抗情绪的发泄口和向社会展示政治能量的手段。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从中国文明圈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因为在这个文明圈中它只能是处于“边缘”地位。“日本长期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因此对地处中心的国家就总有边远少数民族的劣等感，二者交织，爱憎之间的振幅非常剧烈。如果喜欢就对之俯首帖耳，一旦反感就彻底厌弃；如果屈服就对之一味迎合，一旦小看就冷酷轻蔑。对于日本人来说，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幕藩体制下接受了儒教教育的日本知识人，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与他们在梦中描绘的中国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岸田吟香曾经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幻灭感。”岸田吟香于1866年赴上海并在此生活了8个月，他“怀着对清国的向往来到清国，看到了清国的现实后，开始强烈地厌恶清国。”“岸田这种由憧憬到厌恶的摇摆或多或少为所有日本人所共有。这种心理类似一种近亲相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亲近感，一旦发现对方不同于自己的想象时就会变成激烈的憎恶和轻蔑。”岂止日本，这种爱憎之间瞬间转换的心理构造，中国人在看待日本时何尝不是如此。
摆脱“边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自己成为现存“中心”之一部，另一是再造一个新的“中心”。但是在这种边缘对中心的思考模式中，一方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只能是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决定了中日两国宿命般的对立，19世纪后半期之后两国的对抗争斗，实质上都是一个争夺东亚中心地位的问题。在日中恢复邦交舆论正处于高潮时期，针对对中国的这种“爱憎一体的振幅”以及“近亲憎恶的心理”，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阻碍日本国际化的“连续”思想》，力图从构造上分析日本人在国际之间是如何认识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
“构成日本人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第一层人际圈子的标准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切’。这也是日本人与人交际的根本，第二、第三层圈子都是第一层圈子的没有断裂的延续。因此，日本人在希望同外国人进行积极交流时往往会做出一种‘人类都是一样的，只要有诚意就可以互相理解’，‘都是亚洲人嘛，当然要搞好关系啦’的姿态。对中国强调两国自古为‘同文同种’的做法，也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可见，在这种“连续”思想的框架中，关系越近爱憎之间的振幅就越大，近亲相恶的失望感就越强。日本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连续”的思想或愿望，与他们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到了近代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其实，《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文化中也有“连续”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就是构建“多重型天下”。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按照“同文同种”的标准，在“连续”的构造中，在边缘的应该是日本人才对，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中国民族从其文化上的自信出发，认为中国民族优秀于其他民族”，因此就会“从感情上产生强烈追求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利益（的愿望）”。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来自于自己的文化优越性遭到无视，中心地位被日本夺走并被边缘化的焦虑感。
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天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内化。从表面上是担心本国被“边缘化”而展开的“中心争夺战”，而实质上为这股民族主义提供强大动力的，却是两国社会内部中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对立。
就中国来说，对于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被边缘化的人们来说，民族主义事实上给他们提供了接近社会中心的机会。事实证明，在此次反日游行中作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人中，大多是地方出身的大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面对着23倍的经济收入差距，正如“农民工”一词所隐含的歧视一样，并不甘心这种被边缘化和担心将来被边缘化的人们，面对中国社会上大声疾呼着：真正的爱国者是我们。在经济地位受到重视的今天，哪怕只是一个瞬间，民族主义的行动，向他们提供了在精神上尝受身居社会中心地位的幸福感的机会。 每次在日本街头看到右翼组织的黑色宣传车，就会想到因担心被边缘化而走向民族主义的绝不仅是中国青年。石原慎太郎不惜激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而撒出购买钓鱼岛的谎言，说明就是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妄图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而占据本国政治的中心。其实，将与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转化为日本国内政治权利斗争的材料，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前的1978年8月6日，福田赳夫首相在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箱根召集园田外务大臣等访中干部开会，由外物大臣作以下说明：一，与本件相关的七成工作为考虑国内影响，属于国内政治问题。”当年直接参加了缔约工作，后担任过驻华大使的谷野作太郎在回顾当年的状况是说：“说是日中关系，不如说是日日关系。”
由于受到内外两重来自“边缘”的挑战，中日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严重时甚至威胁到外交无法发挥正常功能。中国政府在与邻国围绕领土问题发生对立时，也不能不意识到国民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际交流和“东亚共同知”的发现
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对抗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但是，战争并不是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方法，反而一旦发生武力对抗，民族主义情绪必将进一步高涨，战争只会让东亚地区陷入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循环之中。消除中日对立对抗的方法，无疑只有两国政府恢复冷静，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和危害，重新确认两国互相依存、和平共处的意义。但是，要想从萌芽阶段完全摘除阻隔两国友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重要的方法还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而是由民间主导的“民际”交流。因为促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并不仅仅只是两国之间的对立，还有促使民族主义不断内化的国内社会构造问题。
如果想要阻止民族主义情绪的继续蔓延，就有必要让两国民众远离煽动仇恨的政治，加强互相认识，加深互相信赖和互相好感。从最近数年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由政府主导的外交框架内的“交流”其实很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导致交流活动最终“政治化”而难有成效。以将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外交”，本质上就是将他国利益放在第二位的。
中日两国都有必要回到40年前的原点，让我们再次回顾当年那些为了中日恢复邦交、为了建立中日友好关系而奉献了人生的前辈们的宽大胸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本国内出现了质疑“友好外交”的声音，这些人声称：所谓的“友好外交”不过是日本要对中国进行无休止的单方面支援。他们肯定不知道的是：不同于将日中关系全面政治化的“对等外交”和“主张外交”，“友好”的概念中其实还包含着结为朋友、善待对方的良好意愿。
无需赘言，“友好”更多涉及到的当然是在民众的层面。在消弭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上，比起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来，以民众为主角的民际交流无疑能够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民际交流的层次上，人们可以更多地在文化的层面上深入了解对方。理解了对方的精神世界，民众就会不再轻易地受政治的影响和媒体的煽动，就能够发现对方的善良心灵。有了心灵上的交流，中日两国民众必然能够发现：在东亚地区，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为我们所共有的人类知识智慧、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如果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也许就是“东亚共同知”。
（作者为神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