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小沈阳和周立波是相同经度不同纬度上的产品，相同经度，因为大家都在搞笑，不同纬度，高度不一样，由南往北看周立波是第一名，由北往南看周立波是最后一名。
　　
　　文艺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少明星一旦销声匿迹两三年，原本打下的一片江山立马易主，“复出”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周立波却是特例中的特例，他淡出大众视线足足十年光景，一旦回归竟又是“满城争说周立波”……有人说他的红火是“文化现象”，有人说他的走红是“社会现象”，更有人说周立波现象本身就是炒作……正说、反说、歪说、戏说，与周立波有关的种种解说“忽如一夜春风来”，搞得“浪奔浪流”的上海很是热闹。
　　都说一个明星究竟有多红，只要看剧场门口的黄牛便能知晓一二。在台上周立波惟妙惟肖地调侃“打桩模子”（黄牛），私底下一帮熟门熟路的“打桩模子”找上了周立波调侃：“立波！阿拉（我们）佘山的别墅订好嘞！”市场就是这般疯狂。
　　天下那么多人以搞笑为生，为什么上海滩偏偏就火了一个周立波？用周立波自己的话说——“搞笑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通过搞笑达成受众对这座城市和人群背后的思考，才是我真正的目的所在。”
　　
　　预谋的盛宴
　　
　　《新民周刊》：你最早怎么会想到海派清口这个概念的？
　　周立波：2006年，我大哥（关栋天）叫我回来——马上回到舞台上来。但当时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到底怎么个回法呢？我就和我大哥讨论起来了，后来，他让我看了香港的“栋笃笑”，我就坐在那儿看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我和我大哥说，我会演得比他好。于是，就起了个名字“海派清口”。
　　《新民周刊》：你料想到自己会像现在这样红吗？
　　周立波：会，一定会。海派清口本身是一个预谋的事件。但是，它能红得这么快，能红成这样，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在我复出首演之前的策划中，我们已经为海派清口的走向定下了“脚本”，今后的走向都在计划之内。而且，我们给了自己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红是一定的，就是没想到会红得如此暴烈，如此快。
　　《新民周刊》：你应该还记得，2006年，当海派清口刚出现在上海舞台上的时候，反响并不是相当热烈，回头来看，你觉得当时的自己还缺些什么吗？
　　周立波：我并不认为是我自己还缺什么，我认为市场需要一个启动阶段。海派清口毕竟是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要让人知道也是需要时间的。还有能够接受我们海派清口的人群也是有局限的，第一场来看的观众都是晓得我周立波的老上海，观众的年龄比较大，都快要在40岁以上了，而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场演出还有两个是坐着轮椅来看的老年观众，你说感人吗？
　　《新民周刊》：海派清口的表演形式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吗？你觉得现在是否已经完美了呢？
　　周立波：海派清口很单纯，谈不上完美不完美，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海派清口已经固定了它基本的模式：只能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我提供信息，但最后只能靠我一个人来梳理。
　　
　　包袱不会得罪人
　　
　　《新民周刊》：在你的包袱中反讽时事占了不小的成分，而且你有个很独特的表现风格就是在表扬背后说道理，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周立波：我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去表扬，幽默调侃都是用来赞美的，只是在我调侃的背后才会有一些批评的东西在里面。
　　《新民周刊》：有些段子会涉及到具体的人，你不怕得罪人吗？
　　周立波：我不怕得罪人，我也不会得罪人，我不需要通过伤害一个人而得到快乐，我的段子的本意都是很阳光的。
　　《新民周刊》：在海派清口研讨会上，作家赵长天认为你演出的包袱中时政的东西应该再隐蔽些，而生活化话题的比重应该增加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周立波：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海派清口的核心是时效性，我说的不是时政，而是时事。海派清口着眼的是当下的事，也有一部分是对往昔的回忆，但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把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人与事搬到舞台上，融入到我的节目中来，时事是我作品的灵魂。
　　
　　《新民周刊》：不少观众好像更偏好那些老上海或是回忆童年的题材和内容，是这样吗？
　　周立波：观众很喜欢回忆的题材，海派清口回忆和展望都有，回忆过去，展望当下都有。这两样我都特别喜欢，回忆回忆过去的趣事，调侃调侃当下的时事，我很享受这样的表演节奏。
　　《新民周刊》：你许多模仿领导人的表演效果很好，但社会上的争议也很大，有人认为尺度太大，你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顾虑过？
　　周立波：没有，我不觉得尺度大，我也没有受到多少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崇敬与赞美，我本身对这些领导人是怀着一颗很崇敬的心，所以，我会想到要去模仿他们，演绎他们鲜明的个性。我模仿和演绎的桥段，都是因为我非常佩服他们当时应对棘手问题的智慧，出发点是好的，心态是阳光的。最初我大哥说我很会模仿，但就是领导人模仿不像，然后我就开始看他们的一些片断，自己坐在那里找感觉。有一次我大哥看了我的模仿觉得很出彩，说我灵感找到了，于是就有了这些表演。
　　《新民周刊》：在你的包袱中有一些是从网络和短信中过来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采收和引用的过程？
　　周立波：其实我由网络上过来的东西不多，很多都是我原创的被人听了去再发到网络上的。比如我说股市的那段，“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周立波进去周扒皮出来”就是我2006年原创的，之后有人听了我的版本放到网络上的。“李宇春和计划生育宣传画”那个是从网上来的。我的东西基本都是自己原创的，也有些是朋友提供给我素材，然后我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我很喜欢新闻，所以我也经常读报，匆匆浏览，再选自己感兴趣的精读，这些新闻也会成为我的素材。
　　《新民周刊》：你在连续好几天的演出中真的从来没有用过重复的段子？
　　周立波：不会。每天也不都是新的段子，但演绎的成分都有不同，这又关乎气场。海派清口是一种行为艺术，它需要和观众之间有一个互动，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完成的。说同样一件事，十场演出都不会一样，有长有短，有时会发散出去，有时会回来，因为我的表演是“无招”的。
　　《新民周刊》：海派清口演出时间长了，你会不会考虑去找一个创作团队协助你共同设计呢？
　　周立波：目前还不考虑。因为我的东西很难有其他人来完成，我的段子包含很大的信息量，我的朋友会用短信给我很多的素材，但都需要我梳理过才能成为段子。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会随身带个小本子，一般都在上面记点什么呢？
　　周立波：这上面基本都是我收集的素材，但这个东西只有我看得懂，都非常简略，就和我演出时的提纲一样，有时候就写两个字，比如“烟头”，两个字就够了，我看到烟头思维就自然会发散出去。我的东西都是发散的，我可以从这两个字引发出很多东西，这些都是依靠语言技巧和知识结构做支撑。没人看得懂我的提纲，而且我坚持不要去记台词。我在台上的语言是有韵律的，这些都是语言的魅力，不是台词的魅力。
　　
　　海派清口的本位主义
　　
　　《新民周刊》：你有个包袱很好玩，说的是“上海男人怕老婆，北方男人打老婆”，你在北方也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从你的视野出发是怎样看待南北的差异？
　　周立波：这是一种文化习惯，没有谁对谁错的。北方人性格比较彪悍，上海人比较含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上海，哪个男人打自己的老婆被朋友知道了，那肯定没人肯和他玩了，但是在北方打媳妇也许是很正常的，这种差异是习惯上的，而不是伦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