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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最优和把蛋糕做大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先综合评价一下这轮以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所谓“新一线城市”推动的人才争夺？
陆铭：按照中国惯例，先从好的方面讲起。大家觉得前一阶段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都想通过人力资本来给经济找到下一波增长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是好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吸引人才是不错，但是是直接把优惠政策给人还是把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地方产业发展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来配置的，那么你吸引来的人才未必会给你带来发展；第二，政府给了大学毕业生各种各样的补贴，想法是：如果我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多了，就可以带来发展。但从全社会最优的角度来讲，未必是这样。比如一些新兴产业，如果完全在市场机制下，集中发展是最好的，通过把蛋糕做大，国家再做财政转移支付。但是现在这种做法，会不会导致一些产业最后变成了离散发展呢？第三，补贴政策往深里想是有问题的，政府用公共资源——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大学毕业生这批潜在高收入人群，而公共资源应当要更倾向于低收入人群。
CBR：你个人似乎不是很乐观？
陆铭：当然，有可能我担心的问题全都不存在，但这个可能性的大小几乎跟你拿手枪去打中月亮一样。为什么？政府想要吸引的人才正好是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哪有这种事情？而且现在的政策就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并没有根据专业再做选择。比如说武汉，武汉有一些产业是有优势的，比如现在直播平台做得很好，它不依赖于港口、陆地交通等因素，放在中部城市挺好。政府应该直接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直播平台优惠，比如减免税，这样企业自己会去招人。反过来现在吸引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一定是直播平台要的？很可能不是。
有一种理论机制是可以支持政府直接补贴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学上叫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只要你到这个城市来，这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会产生互相学习的效应，这就是所谓的知识溢出。但即便在这个逻辑下，我们也要考虑大学毕业生是集中在“北上广深”还是二线城市，这个群体在全社会层面创造的知识外部性更大。这就涉及到你是在局部看问题，还是在全局看问题。局部看问题就是说，只要大学毕业生到我这里来了，我的知识外部性变强了就可以；但从全局角度讲，把大学毕业生这样打散之后是不利的。为什么在美国只有一个硅谷，而不是三个四个？美国的金融中心也只有纽约，为什么没有分散？因为市场机制会推动相关产业的人才实现充分流动。
况且一个城市到底是不是大学毕业生越多就越好？不一定，关键看你做什么产业。有的产业就是需要大学毕业生，比如教育、金融、文化等等；有的产业并不太需要大学毕业生，比如旅游和农业，实际上又是根据城市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的。
CBR：但现在的确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就新兴行业出台针对性的人才政策，比如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等等。
陆铭：地方政府的逻辑其实一直很清楚：第一，税收和经济增长，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第二，产业政策紧跟中央，比如说国家鼓励新能源，地方政府也一哄而上发展新能源。但问题是国家层面鼓励的是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要鼓励？正如我之前说的，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研究告诉我们，中国制度导致的结果就是更趋于分散，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生物医药，大家都在做，其实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说地方政府会去很仔细地考虑比较优势，真的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当然，每个地方政府的程度不一样，可能A地相对更加注重比较优势一点，B地相对地不那么注重，这是有差异的。但总的来讲，我不觉得这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逻辑，背后又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政府更在意短期表现。
CBR：假定地方政府有短期考虑，今天站在所谓“新一线城市”的立场去看，它们看到一线城市这么高的房价、户籍又卡得很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赶超机会，似乎也合情合理？
陆铭：我同意这是局部的最优，但讨论的问题应该往下再深一层，因为局部最优很可能伤害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美国今天靠市场经济取得不断领先，短期实现最优，长期实现竞争力，中国各地政府的做法能不能也在短期实现最优，长期实现竞争力？世界上哪有用公共资源去补贴高收入者的？跨国竞争时可以，因为你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这时候你不需要考虑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发挥的作用更大还是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大。但在国内就要考虑了，比如大学毕业生究竟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其他城市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国际竞争，这个问题没法回避。
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一线城市
CBR：所以在你看来，今天一线城市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就是二线城市的机会？
陆铭：就算北京和上海在户籍政策上变得更加严格，在国内很可能加强的是深圳的影响力。在国际上远的不说，可能加强了邻近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力。但总体是影响了内地的竞争力，实际上赶超美国的速度就变慢了，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今天全国各地在做的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往两个结果发展：一种可能性是，今天很多二线城市做的事，以后回头看就是资源浪费，今天它们和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一旦今后情况好转，人才觉得还是应该去一线城市发展，你有什么办法拦住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今天的一线城市和未来的一线城市调个个儿，比如今后武汉强于上海了，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CBR：具体到人才个人来说，现在的确出现了就业地点的变化，更多人开始考虑一线城市之外的机会，你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陆铭：如果没有变化，就说明政府做的这些事都没用，我相信一定会有变化。但人都是理性的，上海不留我、北京不留我，我到武汉去，完全没问题。但这个选择是在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的，如果这个约束条件消失了呢？带来的后果一是对于人才而言产生了巨大的调整成本；二是政府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成了浪费。
CBR：就算这些二线城市结合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一切也都做对了，未来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一线城市吗，哪怕是备选？
陆铭：一线城市不要想，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一线城市，中国的体量也达不到支撑那么多的一线城市。今天的几大产业基本上被瓜分掉了。论创新，我觉得没有城市能跟深圳比，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比金融，北京和上海各自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贸易的格局也非常清晰；北京在文化上基本是一枝独秀，上海可能会紧追上来，但还剩下什么？没了。
这里有必要再谈一下一线城市的标准。再过20年，我们怎么定义一线城市？我认为未来的一线城市具有的是全球整合資源的能力，我都怀疑北京、上海、深圳是否三个都能成，我相对更看好深圳，这又涉及到参照系，就是到底跟谁比？我们搞经济学的人，参照系永远是社会最优，老百姓可能习惯跟过去比，如果跟过去比，我相信北京和上海都会越来越好，但问题是中国也许可以用10～15年的时间，GDP达到美国的两倍，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我对深圳最有信心，也就是说，北京和上海今天的一些做法，反而是在帮衬深圳更快地成为硅谷。
其他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机会。但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就那几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老老实实当区域经济中心，然后具备强大的区域和国内资源整合能力，也很不错。比如有些二线城市未来可以成为中国的芝加哥，但如果都想成为纽约，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三四个纽约，可能吗？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先综合评价一下这轮以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所谓“新一线城市”推动的人才争夺？
陆铭：按照中国惯例，先从好的方面讲起。大家觉得前一阶段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都想通过人力资本来给经济找到下一波增长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是好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吸引人才是不错，但是是直接把优惠政策给人还是把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地方产业发展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来配置的，那么你吸引来的人才未必会给你带来发展；第二，政府给了大学毕业生各种各样的补贴，想法是：如果我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多了，就可以带来发展。但从全社会最优的角度来讲，未必是这样。比如一些新兴产业，如果完全在市场机制下，集中发展是最好的，通过把蛋糕做大，国家再做财政转移支付。但是现在这种做法，会不会导致一些产业最后变成了离散发展呢？第三，补贴政策往深里想是有问题的，政府用公共资源——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大学毕业生这批潜在高收入人群，而公共资源应当要更倾向于低收入人群。
CBR：你个人似乎不是很乐观？
陆铭：当然，有可能我担心的问题全都不存在，但这个可能性的大小几乎跟你拿手枪去打中月亮一样。为什么？政府想要吸引的人才正好是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哪有这种事情？而且现在的政策就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并没有根据专业再做选择。比如说武汉，武汉有一些产业是有优势的，比如现在直播平台做得很好，它不依赖于港口、陆地交通等因素，放在中部城市挺好。政府应该直接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直播平台优惠，比如减免税，这样企业自己会去招人。反过来现在吸引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一定是直播平台要的？很可能不是。
有一种理论机制是可以支持政府直接补贴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学上叫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只要你到这个城市来，这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就会产生互相学习的效应，这就是所谓的知识溢出。但即便在这个逻辑下，我们也要考虑大学毕业生是集中在“北上广深”还是二线城市，这个群体在全社会层面创造的知识外部性更大。这就涉及到你是在局部看问题，还是在全局看问题。局部看问题就是说，只要大学毕业生到我这里来了，我的知识外部性变强了就可以；但从全局角度讲，把大学毕业生这样打散之后是不利的。为什么在美国只有一个硅谷，而不是三个四个？美国的金融中心也只有纽约，为什么没有分散？因为市场机制会推动相关产业的人才实现充分流动。
况且一个城市到底是不是大学毕业生越多就越好？不一定，关键看你做什么产业。有的产业就是需要大学毕业生，比如教育、金融、文化等等；有的产业并不太需要大学毕业生，比如旅游和农业，实际上又是根据城市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的。
CBR：但现在的确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就新兴行业出台针对性的人才政策，比如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等等。
陆铭：地方政府的逻辑其实一直很清楚：第一，税收和经济增长，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第二，产业政策紧跟中央，比如说国家鼓励新能源，地方政府也一哄而上发展新能源。但问题是国家层面鼓励的是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要鼓励？正如我之前说的，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研究告诉我们，中国制度导致的结果就是更趋于分散，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生物医药，大家都在做，其实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说地方政府会去很仔细地考虑比较优势，真的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当然，每个地方政府的程度不一样，可能A地相对更加注重比较优势一点，B地相对地不那么注重，这是有差异的。但总的来讲，我不觉得这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逻辑，背后又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政府更在意短期表现。
CBR：假定地方政府有短期考虑，今天站在所谓“新一线城市”的立场去看，它们看到一线城市这么高的房价、户籍又卡得很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赶超机会，似乎也合情合理？
陆铭：我同意这是局部的最优，但讨论的问题应该往下再深一层，因为局部最优很可能伤害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美国今天靠市场经济取得不断领先，短期实现最优，长期实现竞争力，中国各地政府的做法能不能也在短期实现最优，长期实现竞争力？世界上哪有用公共资源去补贴高收入者的？跨国竞争时可以，因为你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这时候你不需要考虑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发挥的作用更大还是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大。但在国内就要考虑了，比如大学毕业生究竟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其他城市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力，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国际竞争，这个问题没法回避。
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一线城市
CBR：所以在你看来，今天一线城市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就是二线城市的机会？
陆铭：就算北京和上海在户籍政策上变得更加严格，在国内很可能加强的是深圳的影响力。在国际上远的不说，可能加强了邻近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力。但总体是影响了内地的竞争力，实际上赶超美国的速度就变慢了，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今天全国各地在做的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往两个结果发展：一种可能性是，今天很多二线城市做的事，以后回头看就是资源浪费，今天它们和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一旦今后情况好转，人才觉得还是应该去一线城市发展，你有什么办法拦住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今天的一线城市和未来的一线城市调个个儿，比如今后武汉强于上海了，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CBR：具体到人才个人来说，现在的确出现了就业地点的变化，更多人开始考虑一线城市之外的机会，你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陆铭：如果没有变化，就说明政府做的这些事都没用，我相信一定会有变化。但人都是理性的，上海不留我、北京不留我，我到武汉去，完全没问题。但这个选择是在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的，如果这个约束条件消失了呢？带来的后果一是对于人才而言产生了巨大的调整成本；二是政府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成了浪费。
CBR：就算这些二线城市结合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一切也都做对了，未来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一线城市吗，哪怕是备选？
陆铭：一线城市不要想，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一线城市，中国的体量也达不到支撑那么多的一线城市。今天的几大产业基本上被瓜分掉了。论创新，我觉得没有城市能跟深圳比，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比金融，北京和上海各自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贸易的格局也非常清晰；北京在文化上基本是一枝独秀，上海可能会紧追上来，但还剩下什么？没了。
这里有必要再谈一下一线城市的标准。再过20年，我们怎么定义一线城市？我认为未来的一线城市具有的是全球整合資源的能力，我都怀疑北京、上海、深圳是否三个都能成，我相对更看好深圳，这又涉及到参照系，就是到底跟谁比？我们搞经济学的人，参照系永远是社会最优，老百姓可能习惯跟过去比，如果跟过去比，我相信北京和上海都会越来越好，但问题是中国也许可以用10～15年的时间，GDP达到美国的两倍，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我对深圳最有信心，也就是说，北京和上海今天的一些做法，反而是在帮衬深圳更快地成为硅谷。
其他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机会。但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就那几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老老实实当区域经济中心，然后具备强大的区域和国内资源整合能力，也很不错。比如有些二线城市未来可以成为中国的芝加哥，但如果都想成为纽约，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三四个纽约，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