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4-0014-01
　　屈原，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身上“爱国”这一特质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可每当讲到《离骚》《屈原列传》时，很多同学会对其行为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真的可能这样吗？这也让我联想到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的“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的评论。这让我正在备课中查阅大量资料，尽量解释这一困惑。以下是个人的几点见解。
　　屈原的“爱国”具体表现为屈原对于楚国以及楚王特别强烈的忠贞。而这种“忠贞”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形成的，它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士为知己者死
　　“士”阶层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春秋战国时出现。那些“士”已经脱离了生产，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寄居人下，为别人服务，同时也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他们之中不乏有志之士，如苏秦、张仪这样的辩士（游说之士），豫让、荆轲这样的勇士，当然也有“鸡鸣狗盗”之辈。不论这些人的能力如何，他们都遵循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也就是说，他们能为自己认为是“知己”的人做一切事情，不管事情有没有道理，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楚国虽久处南方，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但在战国后期，楚国与中原诸国的交流更加频繁，所以“士”的精神在楚国也存在着，而对于屈原来说，我认为他也应该是“士”阶层的一员。虽然他是“楚之同姓”，自己也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但不可否认自从屈瑕受“屈”到屈原这个时代已经有数百年了，特别经过了吴起对“世卿世禄”的改革。所以屈原这一枝已经沦落了。在《惜诵》中诗人写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贫贱”，以及东方朔《七谏》中也写“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可见屈原已不能算作贵族了。而屈原正是在这种出身下，被楚怀王发现，并委以重任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以嫌疑”。怀王正是以“国士”对待屈原，所以屈原才以“国士”报答怀王的。在诗人的作品中，多次以女人自比，如《抽思》“好侉佳丽兮，叛独处此异域”，把与怀王的关系看成夫君与臣妾的关系，这正是屈原“士”层观念的体现“女为悦己者容”。
　　楚国国家教育
　　楚国自创建之初，本就游离于西周王朝实际势力的范围之外，至春秋后期渐成大国。近千年相对独立的发展史，使它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灿烂文化。而在楚国逐渐强大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爱国主义传统。特别是君王教育君子要为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早在灵王时代的令尹子革就曾说过“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楚人用楚国先王的事迹来教育臣民，以使他们爱护先王的劳动成果——楚国的社稷，并为楚国的兴盛而奋斗。正是在这样的说教下，出国出现了许多忧社稷爱国家的人，如莫敖子华与楚威王对话中列举的叶公子高、莫敖大心、玢冒勃苏、蒙毂等人，可见楚国历代说教的成果。这种“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的精神实质上乃是楚人在北方华夏族的长期歧视压抑下，为求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锻造出来的牺牲个体、保全整体的民族精神，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热爱本民族的情感，是一种变向的爱国主义。
　　信仰
　　《呂氏春秋·古乐》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见，“巫”在当时楚国的流行。屈原也受到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他的《九歌》《天问》等作品中就记载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写到他多次向巫师问卜。有人就认为，屈原是一个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巫。在屈原的作品中涉及乘龙的描写，‘乘龙’登天的意象并非全都是出自一个诗人自觉的浪漫主义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一个巫师头脑中固有的宗教观念，……或许也可以说，这些词赋中乘龙登天的意象是一个诗人的文学想象和一个巫师的宗教观念的结晶体，以为想象和信仰是分不开的。
　　不论屈原是不是“大巫”，他与“大巫”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刘信芳先生说“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日书》875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而贵’，‘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做“巫”。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诗人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信仰的是楚国的原始宗教。而楚地宗教是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宗教，它有着自己特有的神灵，如东皇太一、云中君等，而《国殇》中说“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又表现这种宗教所具有地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崇尚勇武刚毅与复仇意志的内涵。而对于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神至高无上的，诗人也不例外，它无法也不敢挑战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约束下，诗人必须留在楚国，只能以伍子胥.比干自比，用“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呼今之人”来聊以自慰。而离开楚国就意味着对自己宗教的背叛，这使诗人的潜意识中所不允许的。同时，信仰的力量也给了诗人很大的力量，使他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哪怕是牺牲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