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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氏诸兄弟的名字，本都与木有关，长兄鲁迅原名樟寿，仲兄周作人原名槐寿，三弟周建人原名松寿，以及早夭的四弟，原名椿寿，且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三兄弟终生保持着对草木的喜爱。不必谈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便是文坛上以周氏兄弟合称的鲁迅与周作人，他们二人对于草木的喜爱，在同代作家中也算很突出的。
鲁迅少年时喜欢的书籍，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毛诗品物图考》等等，都与草木相关；戊戌年在南京时，所写《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都言及草木；留日归国后，鲁迅执教于绍兴，于辛亥前后纂集、校勘了《岭表录异》，且在授课之暇，偕三弟周建人往绍兴四周诸山采集植物；鲁迅归国后开始抄古书、古碑，所抄的古书，据周作人回忆所能及的，便有《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这类与草木有关的；后来鲁迅还译过《药用植物》等书，而留心草木则化成一种习惯，如《野草·腊叶》中写到他将枫叶夹在《雁门集》中的事。鲁迅购书记录中，更能看到鲁迅这方面的爱好，其中既有美术图画册，如《金冬心花果册》《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江香花卉草虫册》《陈白阳花鸟真迹》，还有一些传统的草木名物类书籍，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竹谱》《野草博录》等。
周作人对于自然诸物的喜欢，实在不下于乃兄。周作人的博览算是他杂学的体现，而这博览于草木者，实在也不少，如《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本草纲目》《本草图》《本草备要》《花镜》《兰蕙同心录》《月季花谱》《植物图说》《足民蔬》《竹谱》《说橙》《随园食单》《酉阳杂俎》《野菜谱》等等。之所以说周作人对于草木的喜欢不下于乃兄，更坚实的依据还是他的文章，仅就篇目来看，实在比鲁迅多不少。
/二/
周氏兄弟同是喜欢草木的君子，然而草木在它们笔下却全然是不同的面目。
鲁迅作品以草木命名的，最著名的便是《朝花夕拾》，然而它原来的书名却是《旧事重提》，可见这“朝花”其实是“旧事”。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也以草命名，然而这野草是具体的某种草吗？——不是。鲁迅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又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鲁迅全不关心笔下是某种野草，而只以野草象征那沉默而坚韧地战斗着的卑微的生命。这一点还表现在《秋叶》一文中：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花草的真名不是鲁迅所关心的，文中的“花草”“粉红花”更不是具体的某种花，植物本身的特性和现实功用在鲁迅那里是不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在鲁迅文中比比皆是，如野草、乔木、花、野花、暗中的花、冷绿的杂草径用通名，甚至不用草木通名的，如枣树、猩红的栀子、宝珠山茶、单瓣梅花、蜡梅花、山桃、杨柳、乌桕、新禾、野百合、野蔷薇、曼陀罗、枫树、枫叶、白杨的嫩叶、榆叶梅、野蓟、无花的蔷薇等，用意也不在强调这种草木的自在性。
鲁迅笔下，草木大多具有象征意义，所以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周作人笔下的草木全然与鲁迅不同。在《记海错》中他说道：
但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小时候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花镜》等，所以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喜欢这类的东西。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即《诗经》与《尔雅》的一部分，其次是医家类的《本草》，地志上的物产亦是其一。
这里更道出了周作人喜欢草木的原因，他是希望由“一种习气”而进于“一门学问”，而要成为一种学问，像鲁迅“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的态度便不能有。正因为有这样的希望，他笔下的植物往往力求得其本来面目。周作人以草木命名的集子，如《瓜豆集》《泽泻集》《苦茶随笔》等，又如以草木命名的篇章，如《菱角》《芡与莲》《杨梅》《杨花》《蚊虫药》《炒栗子》《野草的俗名》《落花生》《〈阿Q正传〉里的萝卜》《故乡的野菜》等等，所写草木多矣，不仅绝少用树、木、草、花这类抽象通名的例子，且所写无一不是实写其物。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周作人心怀乡思，回忆了越中野菜，如荠菜、鼠曲草、紫云英等等，其写鼠曲草：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
一块自要吃。
文中鼠曲草的性状和功用写得十分清楚，并且这也不妨草木中有人间味道，同时这一点人间味道也没有取代草木本身，不像在鲁迅笔下的那些草木，它们总被作者强势的情绪“喧宾夺主”了。如果说鲁迅笔下所写草木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那么周作人笔下则“言草则草在，言木则木在”，这是周氏兄弟文章中草木的不同面目。
/三/
那么同样写草木，何以情形会如此其异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正好体现了古代文学中草木运用的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即《诗经》和《楚辞》。
《诗经》的传统早为孔子道出，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诗经》中有130余种植物，实在是一部植物学的入门书。《诗经》中的草木，多为五谷、菜蔬或野菜，虽在诗中而不失其用，以至于它们的本来面目虽千载以下犹凿凿可见。如《豳风·七月》：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獲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这一段出现了“郁”（郁李）、“薁”（婴奥，即野葡萄）、“葵”（冬葵）、“菽”（豆）、“枣”、“稻”、“瓜”、“壶”（葫芦）、苴（麻）、荼（苦菜）、樗（臭椿）、黍（小米）、稷（高粱）、“重”与“穋”（谷子，前者早种晚熟，后者晚种早熟）、“禾”、“麻”、“麦”、“茅”、“百谷”等16种草木。经由这些草木勾连出壮阔的远古田野风光与先民生活史，其中人情味的传达正离不开这些可采可摘可用可食的草木。
而这正是周作人所继承的传统。如《丙戌岁暮杂诗·梅子》一诗：
文人爱梅花，诗画极普遍。
亦有风雅客，踏雪骑驴看。
独不画梅子，未免是缺恨。
诗词咏景物，时或一二见。
我意同儿童，果饵所最羡。
梅干与梅酱，佳品出蜜饯。
更有大青梅，酸味齿牙溅。
儿拳一下击，生脆倏迸绽。
称曰青榔头，乡语可怀念。
恨不遇曹公，醋浸送一担。
此处曹公为曹操，诗用其望梅止渴之典。古代咏梅之作泛滥着抒怀倾向，周作人极敏锐地看到这点，而且对梅与生活日用密切相关的一面难见于诗表示出遗憾。在阅读了大量咏梅抒怀之作后，再看到周作人笔下的梅子，实在有耳目一新之感。这耳目一新之感甚至要上溯到《诗经》才能再得。《诗经》中多次写到梅，如《召南·摽有梅》《秦风·终南》《陈风·墓门》等篇，或写果，或写树，绝少象征用法，保留了草木的本来面目，如《摽有梅》一篇：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一篇写爱情，同时也写出梅子熟落的情形，这梅子就很有些生活气息。周作人接续的正是这种传统。周作人文章中的草木，很少象征的运用，比如《泽泻集》的命名，他说道：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
周作人此处本有一近《楚辞》而赋予泽泻以象征意味的机会，然而他似乎本能地放弃了，这种态度下写出的草木不会失去草木的自然之趣。这例子在周作人笔下很不少，如“买的乌皮香扑鼻，蒲瓜松脆亦堪夸”一句写瓜，如“新鲜酒醉皆佳品，不及寻常煮大菱”一句写菱角，再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四句中写出六种果品。
如果周作人笔下的草木用陈子昂“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做注脚，草木有其自在的一面，不全被作者的立场取代，那么鲁迅笔下的草木则可用屈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做注脚，草木只是美人身上的配饰，虽写草木，其意却在美人。鲁迅所继承的正是《楚辞》的传统。
《楚辞》中的草木也不下百种，而其中与日用饮食相关的粮食、蔬菜、野菜却不多，多依据气味好恶来分，由此而有香草、香木与恶草、恶木，无疑这区分在人，香恶并非草木的本来面目。如《离骚》中：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江离”（蘼芜）、“芷”（白芷）、“秋兰”（泽兰）、“荃”（菖蒲）、“木兰”、“秋菊”等都为草木，而“草木”“众芳”则只用了通名。这些草木都被纳入诗人的主观情感中，成为情感本身的一部分，它们与《诗经》中草木的运用有很大的区别。
鲁迅便继承这一传统。如《自题小像》中“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荃”为菖蒲，在鲁迅的诗中，完全与菖蒲无关，其意思非知道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不能解。又如《无题》中“无奈终输萧艾密”，艾为艾蒿。《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可见楚人对于艾草是很敬畏的，如今端午悬艾已成为南北习俗，艾草也被视为重要的野菜。然而鲁迅笔下却萧艾并举以指小人，这与屈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用意是相同的。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笔下比比皆是，如“世味秋荼苦”，“洞庭木落楚天高”“万家墨面没蒿莱”“芳荃零落无余春”“椒焚桂折佳人老”“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华春华”，“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等等，皆是。
同样是写梅，鲁迅笔下也有多处，几乎无一例外全写梅花，如《在酒楼上》：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此处写梅花斗雪开放，所欲彰显的是一种人格，比之周作人，差异是极分明的。
/四/
周氏兄弟同在百草园里度过了童年，二人在文章中都回忆过这幽僻的一隅，且也都写到园中的木莲藤与何首乌。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园里的植物》中写道：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根块，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
鲁迅写木莲藤、何首乌，描绘出一幅鲁迅少年时活泼的生活画卷，若结合创作《朝花夕拾》的背景，便能品出画面后隐藏的苦味，便明白这文字里还有一股孤独的气息。这活泼、苦味与孤独的气息便是文字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周作人写木莲藤、何首乌，将生活趣味与知识一并表达出来，甚至是更重后者。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将周氏兄弟的这种差异归为“诗人”与“爱智者”的区别，这只是直观把握，其实“诗人”与“爱智者”的划分并不依据同一个标准。周氏兄弟文章中草木的区别，正与《诗经》《楚辞》中草木的区别相同，这是二人的区别。
曾有一个鲁迅研究的学者颇为不满地说：“周作人总试图把鲁迅的文章坐实。”这个见解很算得洞见。——若换个视角，周作人文章的魅力，不也得益于“坐實”吗？若从周氏兄弟的草木情怀来看，或许看得更清晰：周作人重“实”，是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物理之实在；鲁迅总难于被“坐实”，乃是鲁迅明白人生之难于完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周氏诸兄弟的名字，本都与木有关，长兄鲁迅原名樟寿，仲兄周作人原名槐寿，三弟周建人原名松寿，以及早夭的四弟，原名椿寿，且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三兄弟终生保持着对草木的喜爱。不必谈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便是文坛上以周氏兄弟合称的鲁迅与周作人，他们二人对于草木的喜爱，在同代作家中也算很突出的。
鲁迅少年时喜欢的书籍，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毛诗品物图考》等等，都与草木相关；戊戌年在南京时，所写《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都言及草木；留日归国后，鲁迅执教于绍兴，于辛亥前后纂集、校勘了《岭表录异》，且在授课之暇，偕三弟周建人往绍兴四周诸山采集植物；鲁迅归国后开始抄古书、古碑，所抄的古书，据周作人回忆所能及的，便有《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这类与草木有关的；后来鲁迅还译过《药用植物》等书，而留心草木则化成一种习惯，如《野草·腊叶》中写到他将枫叶夹在《雁门集》中的事。鲁迅购书记录中，更能看到鲁迅这方面的爱好，其中既有美术图画册，如《金冬心花果册》《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江香花卉草虫册》《陈白阳花鸟真迹》，还有一些传统的草木名物类书籍，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竹谱》《野草博录》等。
周作人对于自然诸物的喜欢，实在不下于乃兄。周作人的博览算是他杂学的体现，而这博览于草木者，实在也不少，如《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本草纲目》《本草图》《本草备要》《花镜》《兰蕙同心录》《月季花谱》《植物图说》《足民蔬》《竹谱》《说橙》《随园食单》《酉阳杂俎》《野菜谱》等等。之所以说周作人对于草木的喜欢不下于乃兄，更坚实的依据还是他的文章，仅就篇目来看，实在比鲁迅多不少。
/二/
周氏兄弟同是喜欢草木的君子，然而草木在它们笔下却全然是不同的面目。
鲁迅作品以草木命名的，最著名的便是《朝花夕拾》，然而它原来的书名却是《旧事重提》，可见这“朝花”其实是“旧事”。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也以草命名，然而这野草是具体的某种草吗？——不是。鲁迅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又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鲁迅全不关心笔下是某种野草，而只以野草象征那沉默而坚韧地战斗着的卑微的生命。这一点还表现在《秋叶》一文中：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花草的真名不是鲁迅所关心的，文中的“花草”“粉红花”更不是具体的某种花，植物本身的特性和现实功用在鲁迅那里是不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在鲁迅文中比比皆是，如野草、乔木、花、野花、暗中的花、冷绿的杂草径用通名，甚至不用草木通名的，如枣树、猩红的栀子、宝珠山茶、单瓣梅花、蜡梅花、山桃、杨柳、乌桕、新禾、野百合、野蔷薇、曼陀罗、枫树、枫叶、白杨的嫩叶、榆叶梅、野蓟、无花的蔷薇等，用意也不在强调这种草木的自在性。
鲁迅笔下，草木大多具有象征意义，所以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周作人笔下的草木全然与鲁迅不同。在《记海错》中他说道：
但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小时候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花镜》等，所以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喜欢这类的东西。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即《诗经》与《尔雅》的一部分，其次是医家类的《本草》，地志上的物产亦是其一。
这里更道出了周作人喜欢草木的原因，他是希望由“一种习气”而进于“一门学问”，而要成为一种学问，像鲁迅“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的态度便不能有。正因为有这样的希望，他笔下的植物往往力求得其本来面目。周作人以草木命名的集子，如《瓜豆集》《泽泻集》《苦茶随笔》等，又如以草木命名的篇章，如《菱角》《芡与莲》《杨梅》《杨花》《蚊虫药》《炒栗子》《野草的俗名》《落花生》《〈阿Q正传〉里的萝卜》《故乡的野菜》等等，所写草木多矣，不仅绝少用树、木、草、花这类抽象通名的例子，且所写无一不是实写其物。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周作人心怀乡思，回忆了越中野菜，如荠菜、鼠曲草、紫云英等等，其写鼠曲草：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
一块自要吃。
文中鼠曲草的性状和功用写得十分清楚，并且这也不妨草木中有人间味道，同时这一点人间味道也没有取代草木本身，不像在鲁迅笔下的那些草木，它们总被作者强势的情绪“喧宾夺主”了。如果说鲁迅笔下所写草木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那么周作人笔下则“言草则草在，言木则木在”，这是周氏兄弟文章中草木的不同面目。
/三/
那么同样写草木，何以情形会如此其异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正好体现了古代文学中草木运用的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即《诗经》和《楚辞》。
《诗经》的传统早为孔子道出，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诗经》中有130余种植物，实在是一部植物学的入门书。《诗经》中的草木，多为五谷、菜蔬或野菜，虽在诗中而不失其用，以至于它们的本来面目虽千载以下犹凿凿可见。如《豳风·七月》：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獲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这一段出现了“郁”（郁李）、“薁”（婴奥，即野葡萄）、“葵”（冬葵）、“菽”（豆）、“枣”、“稻”、“瓜”、“壶”（葫芦）、苴（麻）、荼（苦菜）、樗（臭椿）、黍（小米）、稷（高粱）、“重”与“穋”（谷子，前者早种晚熟，后者晚种早熟）、“禾”、“麻”、“麦”、“茅”、“百谷”等16种草木。经由这些草木勾连出壮阔的远古田野风光与先民生活史，其中人情味的传达正离不开这些可采可摘可用可食的草木。
而这正是周作人所继承的传统。如《丙戌岁暮杂诗·梅子》一诗：
文人爱梅花，诗画极普遍。
亦有风雅客，踏雪骑驴看。
独不画梅子，未免是缺恨。
诗词咏景物，时或一二见。
我意同儿童，果饵所最羡。
梅干与梅酱，佳品出蜜饯。
更有大青梅，酸味齿牙溅。
儿拳一下击，生脆倏迸绽。
称曰青榔头，乡语可怀念。
恨不遇曹公，醋浸送一担。
此处曹公为曹操，诗用其望梅止渴之典。古代咏梅之作泛滥着抒怀倾向，周作人极敏锐地看到这点，而且对梅与生活日用密切相关的一面难见于诗表示出遗憾。在阅读了大量咏梅抒怀之作后，再看到周作人笔下的梅子，实在有耳目一新之感。这耳目一新之感甚至要上溯到《诗经》才能再得。《诗经》中多次写到梅，如《召南·摽有梅》《秦风·终南》《陈风·墓门》等篇，或写果，或写树，绝少象征用法，保留了草木的本来面目，如《摽有梅》一篇：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一篇写爱情，同时也写出梅子熟落的情形，这梅子就很有些生活气息。周作人接续的正是这种传统。周作人文章中的草木，很少象征的运用，比如《泽泻集》的命名，他说道：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
周作人此处本有一近《楚辞》而赋予泽泻以象征意味的机会，然而他似乎本能地放弃了，这种态度下写出的草木不会失去草木的自然之趣。这例子在周作人笔下很不少，如“买的乌皮香扑鼻，蒲瓜松脆亦堪夸”一句写瓜，如“新鲜酒醉皆佳品，不及寻常煮大菱”一句写菱角，再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四句中写出六种果品。
如果周作人笔下的草木用陈子昂“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做注脚，草木有其自在的一面，不全被作者的立场取代，那么鲁迅笔下的草木则可用屈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做注脚，草木只是美人身上的配饰，虽写草木，其意却在美人。鲁迅所继承的正是《楚辞》的传统。
《楚辞》中的草木也不下百种，而其中与日用饮食相关的粮食、蔬菜、野菜却不多，多依据气味好恶来分，由此而有香草、香木与恶草、恶木，无疑这区分在人，香恶并非草木的本来面目。如《离骚》中：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江离”（蘼芜）、“芷”（白芷）、“秋兰”（泽兰）、“荃”（菖蒲）、“木兰”、“秋菊”等都为草木，而“草木”“众芳”则只用了通名。这些草木都被纳入诗人的主观情感中，成为情感本身的一部分，它们与《诗经》中草木的运用有很大的区别。
鲁迅便继承这一传统。如《自题小像》中“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荃”为菖蒲，在鲁迅的诗中，完全与菖蒲无关，其意思非知道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不能解。又如《无题》中“无奈终输萧艾密”，艾为艾蒿。《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可见楚人对于艾草是很敬畏的，如今端午悬艾已成为南北习俗，艾草也被视为重要的野菜。然而鲁迅笔下却萧艾并举以指小人，这与屈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用意是相同的。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笔下比比皆是，如“世味秋荼苦”，“洞庭木落楚天高”“万家墨面没蒿莱”“芳荃零落无余春”“椒焚桂折佳人老”“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华春华”，“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等等，皆是。
同样是写梅，鲁迅笔下也有多处，几乎无一例外全写梅花，如《在酒楼上》：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此处写梅花斗雪开放，所欲彰显的是一种人格，比之周作人，差异是极分明的。
/四/
周氏兄弟同在百草园里度过了童年，二人在文章中都回忆过这幽僻的一隅，且也都写到园中的木莲藤与何首乌。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园里的植物》中写道：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根块，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
鲁迅写木莲藤、何首乌，描绘出一幅鲁迅少年时活泼的生活画卷，若结合创作《朝花夕拾》的背景，便能品出画面后隐藏的苦味，便明白这文字里还有一股孤独的气息。这活泼、苦味与孤独的气息便是文字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周作人写木莲藤、何首乌，将生活趣味与知识一并表达出来，甚至是更重后者。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将周氏兄弟的这种差异归为“诗人”与“爱智者”的区别，这只是直观把握，其实“诗人”与“爱智者”的划分并不依据同一个标准。周氏兄弟文章中草木的区别，正与《诗经》《楚辞》中草木的区别相同，这是二人的区别。
曾有一个鲁迅研究的学者颇为不满地说：“周作人总试图把鲁迅的文章坐实。”这个见解很算得洞见。——若换个视角，周作人文章的魅力，不也得益于“坐實”吗？若从周氏兄弟的草木情怀来看，或许看得更清晰：周作人重“实”，是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物理之实在；鲁迅总难于被“坐实”，乃是鲁迅明白人生之难于完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