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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8日，一位老人的追悼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上万群众自发而来，他们排着长队为老人送别。这位老人就是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在德国学医】
1914年，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父亲是前清秀才。裘法祖从小勤奋学习，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
1933年春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裘法祖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的死因竟然只是在国外仅需做个十几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阑尾炎。裘法祖立志要学好医术，解除千万母亲的病痛。他学习得更加刻苦，连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被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
1936年，在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远渡重洋，赴德国留学。他非常节俭，每月只花销70马克（当时1马克约为0.4美元）左右，每日中午他都在学生食堂用餐，晚上就在住处切几片面包，蘸点果酱裹腹。1938年底，浙江也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他的经济来源中断。在他的博导、著名病理学家博斯特教授的鼎力帮助下，他获得了为期两年、每月150马克的奖学金，以完成学业。
由于二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比以往缩短了时间，裘法祖提前一年毕业。作为外国留学生，他本可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写一篇论文，再参加4门临床学科考试，即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出于民族自尊心，裘法祖放弃了这种优待，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1939年9月，他用1个月时间完成了14门课程的考试，总成绩获得了最高分。同年11月，他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裘法祖进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施瓦宾医院外科工作，师从布龙纳教授。裘法祖获得布龙纳的青睐，1年后便取得了住院医师资格，并任布龙纳的私人助手。布龙纳是当时德国很有名望的外科学家，也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在他的指导下做手术、管理病人、值夜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
裘法祖在外科工作1年后，被允许做阑尾切除术。他做的第三例阑尾切除术的对象是一位中年妇女。不幸的是，术后第五天她忽然去世，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的问题，但布龙纳盯着裘法祖，目光严肃而冷峻地说：“她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这句话如刀刻般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他多次提到：“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就是这句话，让医者仁心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影响着他的从医生涯。
二战爆发后，很多德国医生都应召去了前线，裘法祖有了更多做各种大手术的机会。1944年初，慕尼黑日夜受到空袭，每次轰炸后都有大批受伤百姓涌入医院，医院床位已远远不够，伤者只能躺在地上。为了躲避战火，也为了扩大收治能力，医院决定一分为二，搬到离慕尼黑较远的两个小镇上，裘法祖到了其中一个叫巴特特尔兹的小镇。这时，一大批医生被德国军方征调上了前线，初出茅庐的裘法祖很快便当上了副主任医师，负责巴特特尔兹的工作，在布龙纳隔三差五的指导下，裘法祖有了一个难得的临床学习本领的机会。
每周都有一批病人自慕尼黑转来巴特特尔兹治疗，另有一批病人治愈后转回慕尼黑。当时德国的外科手术比较先进，培养的外科医生技术也比较全面，都能做从头到脚的常见手术。大学教学医院病种多、手术机会多，裘法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每天平均要做两台大手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来，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
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德国党卫军押着40多个犹太人经过巴特特尔兹，前往集中营。这些犹太人戴着镣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走到医院前面的场地就实在走不动了，七倒八歪地相互依偎，痛苦地呻吟着。眼前的惨状令裘法祖惊呆了，作为医生的责任感驱使他朝党卫军军官走去，他假意称这些犹太人感染了伤寒，不能躺在大街上，并提出将他们交给自己医治。党卫军军官一听是伤寒，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裘法祖把这些犹太人安排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让他们洗澡、吃饭，给予治疗。很快，德国战败，食品极度匮乏，巴特特尔兹医院也快要断粮了。裘法祖硬着头皮去慕尼黑美军总部求援，居然获得了支持，为巴特特尔兹医院带回了一火车车皮的土豆。这40多个本来将要被处死的犹太人也因此幸运地活了下来。
获救的犹太人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位中国医生的帮助，一直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裘法祖早已回国，且其时中德之间没有交往，因此没人能联系上他。1985年，德国总理发起活动，寻找纳粹统治期间曾救助过犹太人的英雄，于是，那些犹太人便借此机会重新寻找裘法祖。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他们终于找到了裘法祖。一位当年获救的犹太人在接受采访时泪流满面地说：“裘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没有他我们早就没命了。”德国驻华大使代表联邦德国总统向裘法祖颁发了“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一位亚洲人。是年，德国总理科尔来同济医学院访问，特地与裘法祖握手致意，还说自己与裘法祖是校友，德国人不会忘记在困难中曾提供帮助的老朋友。
【外科界的“一把寶刀”】
中国抗战胜利勾起了裘法祖的思乡之情。1946年底，裘法祖偕德国籍妻子和孩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947年，裘法祖开始在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今同济医院）外科工作，被聘为教授。有一回，医院的外科主任给一个病人做胃切除手术（当时属大手术），术中遇到麻烦，从上午8点做到12点还没做完，只好请来裘法祖接手。裘法祖一上手术台，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手术。新中国成立之初，外科还处在只能做阑尾炎等小手术的初级水平，能施行胃大部切除、胆囊切除等手术的医院寥寥无几，能熟练做大手术的裘法祖很快名扬上海滩。
那时外科没有分科，一个医生做手术从头做到脚。裘法祖认为，传统的“大外科”已不能适应外科医学的需要，于是他率先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神经外科等，开展了七八种当时属于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如毕罗氏Ⅱ式胃大部切除术、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等。他多次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总结的操作方法，将这些方法推广到各地，奠定了今天医学手术专科概念的基础。 裘法祖成为交口称赞的“一把刀”。他的手术特点是：手法轻柔细腻，步骤有序，敏捷利落，慎重稳妥。在突遇意外困难时，他又能镇静果断，及时发现问题。在操作方法和手术风格上，他形成了一套手术常规，甚至包括怎样穿手术服、怎样使用手术器械、手术室怎样消毒等，都有严明的操作规范。他改进了20多种普通外科手术方法，其最大特点是稳、准、轻、细、快，以精准见长，有人将之形容为“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裘法祖说：“我的主张就是能够不开刀的就不开刀，能够开小刀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就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裘法祖创新的手术方式达20余种。跟京剧界有个裘派一样，外科医学界也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裘派刀法”。
1960年代初，国际医学界的一项新技术——器官移植在美国崭露头角。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深远的医术。裘法祖带领学生们闻风而动，从事器官移植试验。试验是从狗的异体移植开始的。可是第一例移植手术完成后，仅过了24小时，狗就死掉了。裘法祖给大家鼓劲：哪有一试就成功的？失败了再来嘛。”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国内形成了关于器官移植的轰动效应。上海同行慕名前来学习取经，裘法祖毫无保留地将试验过程和经验都介绍给对方。有人提醒说应该有所保留，裘法祖坦然以对：如果他们借鉴我们的经验能够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中国的成功。”
接着，裘法祖带领团队又成功完成狗异体原位肝移植130多次、狗异体肾移植20余次。正当他准备第一次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上海同行成功进行了国内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裘法祖说：“他们先成功了，说明他们比我们能干，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在上海同行成功后，裘法祖连续做了13例器官移植手术，全部成功。而且，由他主持的肝移植手术在国内仍保持着数量最多、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1980年代，裘法祖主持创建我国首个器官移植研究所。1988年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并任主任委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主持创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几十年来，裘法祖的手术未错一刀，划开了中国外科手术的新时代。人们尊称他为“中国外科之父”，他却谦逊地说，自己远远配不上这样的称号，黄家驷等前辈才是“中国外科之父”。
1955年，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裘法祖随之来到武汉。武汉同济医院多年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位院士医生，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都尊称他为裘教授、裘院长，他总是淡淡地说：“叫一声裘医师就行。”做一名好医师是他毕生的追求。
裘法祖一生收获荣誉无数，而在所有的荣誉中，他最看重的是“全国医德风范终身奖”，这尊奖杯被他摆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他常说：“只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才能发挥医术的作用。”他的学生说，导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医者仁心的风范”。
裘法祖刚到上海医院坐门诊时，一位女教师前来就诊。她在10年前做过剖腹产手术，从此常常消化不良、腹痛。裘法祖反复检查她的腹部（当时没有超声仪器），摸到一个拳头大的包块，需要动手术。他打开腹腔一看，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团纱布被肠襻裹着，在她的腹腔里留置了10年之久。纱布取出来后，女教师迅速康复。
此后，裘法祖做手术就有了一个特殊规矩：术前他一定亲自清点每件器械、每块纱布，术后再一一点对，绝不能因为工作疏忽而造成病人的痛苦。一直以来，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他常说，病人找医生看病，是对你的信任;病人找你开刀，是生命的托付。你必须尽心尽职地挽救他的生命。他对于现在一些医生习惯依赖于CT、MRI、B超等的检查报告来诊断颇有微词，他认为，许多病用普通检查就能查出来，无需用到费用昂贵的仪器;再说，如果发生了水灾、地震甚至战争，现场什么都没有，只能全靠脑子、眼睛和双手。所以，他看病人时一定要亲自摸一摸，用听筒听一听，如果是冬天，他还会把听诊器捂热后才给病人做检查。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
裘法祖不仅自己精于外科，同时还善于发掘和培养新人。作为医学教育家的他，以自身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品德操行、人格风范影响了外科学界的几代人。
裘法祖反复对学生们讲，外科医师要做到“会做、会写、会讲”，即有手术要会做;有经验要会写、会总结;给学生上课和做学术报告要会讲。他身体力行，经常上手术台指导学生做典型手术和示范手术，训练他们的基本功，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新业务;对学生的论文逐字逐句地修改。
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己成为我国外科界的骨干和带头人，其中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首创断肢再植术之一的钱台庆、器官移植专家陈实、外科专家吴在德等医学大家。在众多学生中，裘法祖与吴孟超长达50多年的师生情更是被传为佳话。吴孟超比裘法祖小8岁，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就常听裘教授的课，为他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医术所折服。裘法祖担任吴孟超所在的第二军医大学（今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客座教授的几年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跟着裘法祖学习，成为后者的得意门生。
裘法祖對吴孟超期许甚高，在裘法祖的指点和鼓励下，吴孟超走上了肝胆外科之路。
裘法祖毫无保留地授业解惑，使吴孟超的手术能力迅速提高。吴孟超和裘法祖分隔两地，每周都要通电话。正是在裘法祖的鼎力帮助下，吴孟超有了战胜困难勇气和方法，在肝胆外科一干就是60多年，取得了骄人业绩。2005年，吴孟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知这个消息，裘法祖非常高兴，他以92岁的高龄专程到上海参加吴孟超获奖的庆祝大会。
在中国，但凡学医的人，不会不知道裘法祖的名字，因为总能读到他编写的教科书。受国家卫生部委托，裘法祖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外科学教材。他亲自组织人选，草拟初稿，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字反复推敲。在主编千万字的《黄家驷外科学》期间，他对每个环节都反复审核、打磨，天天工作到深夜。在担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22年间，他组织编写了五年制教材52本，八年制教材32本，研究生教材22本，以及《黄家驷外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普通外科学》分册等多部外科学经典著作。 裘法祖注重教书，更注重育人。他经常告诫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要紧”;“要当好一名医生……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他对从医者的素质要求极高，认为“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带学生查房时，如果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病情了解不准或答不出问题，他会不讲情面地当场批评。他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如今，这三句话被镌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同济校园里。在做人方面，他也有句“一二三四”箴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16个字也是裘法祖一生对待名、利、权、享乐的真实写照。
为激励青年医者，2004年，裘法祖90岁生日时，决定用个人多年积蓄的140万元设立“裘法祖普通外科医学青年基金”，以奖励杰出的45岁以下的青年外科医生。
【“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
在同济医学院的林木深处，有一幢普通的浅红色小楼，斑驳的墙面记载着岁月的痕迹。每当夜幕降临，3楼的一个窗口总会出现一位外国太太的身影，她半倚在窗台上，往外倾着身子，眼睛执着地眺望远方。当林荫道上出现裘法祖的身影时，太太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裘法祖也冲她一笑，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些。这位太太就是裘法祖的德国妻子裘罗懿。
这是同济医学院宿舍区一道延续了数十年的独特风景线。当年，裘法祖还很年轻，走到楼下，他就会开心地吹一声口哨，裘罗懿美丽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窗口，探出头来冲他微笑。裘法祖自豪地说：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裘罗懿也一往情深地说：“我的位置永远在丈夫身边。”
裘法祖与妻子相识于1940年。那年裘罗懿18岁，名字还叫罗懿·科尼希，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这时，26岁的裘法祖已是施瓦宾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对罗懿一见钟情。按照纳粹德国的法律，有日耳曼血统的姑娘是不允许嫁给外国人的，但她依然勇敢地选择了他。1945年，他们在二战的炮火中结为伉俪，她改名为裘罗懿。裘法祖把娶到裘罗懿为妻视作人生中的一大成就。90岁那年，裘法祖在接受采访时，打趣地用德语问妻子：“当初我身上是什么东西吸引你的？”82岁的裘罗懿回答：记不得了，应该是你还比较老实吧！”裘法祖得意地大笑：我就这样把她骗来了。”
虽然生活受到德国战乱的影响，但他们仍苦中作乐，常去河畔散步，儿子的降临更是给夫妇俩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到了1946年，小家庭生活已很稳定了，已是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却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当他提出这件事时，妻子坚定地说：无论中国怎样，我都跟你一起去。”回到中國之初，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德国的亲人劝裘罗懿回去，但她坚定地留下了，并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医用德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裘罗懿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裘法祖夫妇初到武汉同济医学院时，教授宿舍已经分完，学院就把副教授宿舍三楼门对门的两套各60平方米的住房分给他们。有一天，裘罗懿听见有人说，这一层楼都是裘法祖的，心里很别扭，觉得这样不好，应该退掉一套。裘法祖二话没说，听从妻子的意见，执意退掉了一套。几十年来，一家人就住在这套小房子里。裘罗懿在屋子里教孩子拉小提琴、弹钢琴，家里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其乐融融。后来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老俩口仍住在这里。
夫妇俩经常在校园里手牵着手散步，后面总是跟着一群看“西洋景”的小孩。再后来，他们上了年纪，裘罗懿的脚不好使了，裘法祖就用轮椅推着妻子去散步。裘法祖感慨地说：“我们真正是患难夫妻。”他坦言，自己从妻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岁月改变了夫妻俩的容貌，却没有销蚀他们的爱情，裘法祖即使已到90岁高龄，仍坚持每天照顾妻子的洗漱。
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不幸去世，5年后，裘罗懿也平静地告别人世，夫妇俩的骨灰撒向了长江，撒向了德国伊萨河……
（作者系文史学者）
【在德国学医】
1914年，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父亲是前清秀才。裘法祖从小勤奋学习，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
1933年春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裘法祖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的死因竟然只是在国外仅需做个十几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阑尾炎。裘法祖立志要学好医术，解除千万母亲的病痛。他学习得更加刻苦，连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被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
1936年，在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远渡重洋，赴德国留学。他非常节俭，每月只花销70马克（当时1马克约为0.4美元）左右，每日中午他都在学生食堂用餐，晚上就在住处切几片面包，蘸点果酱裹腹。1938年底，浙江也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他的经济来源中断。在他的博导、著名病理学家博斯特教授的鼎力帮助下，他获得了为期两年、每月150马克的奖学金，以完成学业。
由于二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比以往缩短了时间，裘法祖提前一年毕业。作为外国留学生，他本可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写一篇论文，再参加4门临床学科考试，即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出于民族自尊心，裘法祖放弃了这种优待，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1939年9月，他用1个月时间完成了14门课程的考试，总成绩获得了最高分。同年11月，他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裘法祖进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施瓦宾医院外科工作，师从布龙纳教授。裘法祖获得布龙纳的青睐，1年后便取得了住院医师资格，并任布龙纳的私人助手。布龙纳是当时德国很有名望的外科学家，也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在他的指导下做手术、管理病人、值夜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
裘法祖在外科工作1年后，被允许做阑尾切除术。他做的第三例阑尾切除术的对象是一位中年妇女。不幸的是，术后第五天她忽然去世，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的问题，但布龙纳盯着裘法祖，目光严肃而冷峻地说：“她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这句话如刀刻般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他多次提到：“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就是这句话，让医者仁心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影响着他的从医生涯。
二战爆发后，很多德国医生都应召去了前线，裘法祖有了更多做各种大手术的机会。1944年初，慕尼黑日夜受到空袭，每次轰炸后都有大批受伤百姓涌入医院，医院床位已远远不够，伤者只能躺在地上。为了躲避战火，也为了扩大收治能力，医院决定一分为二，搬到离慕尼黑较远的两个小镇上，裘法祖到了其中一个叫巴特特尔兹的小镇。这时，一大批医生被德国军方征调上了前线，初出茅庐的裘法祖很快便当上了副主任医师，负责巴特特尔兹的工作，在布龙纳隔三差五的指导下，裘法祖有了一个难得的临床学习本领的机会。
每周都有一批病人自慕尼黑转来巴特特尔兹治疗，另有一批病人治愈后转回慕尼黑。当时德国的外科手术比较先进，培养的外科医生技术也比较全面，都能做从头到脚的常见手术。大学教学医院病种多、手术机会多，裘法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每天平均要做两台大手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来，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
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德国党卫军押着40多个犹太人经过巴特特尔兹，前往集中营。这些犹太人戴着镣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走到医院前面的场地就实在走不动了，七倒八歪地相互依偎，痛苦地呻吟着。眼前的惨状令裘法祖惊呆了，作为医生的责任感驱使他朝党卫军军官走去，他假意称这些犹太人感染了伤寒，不能躺在大街上，并提出将他们交给自己医治。党卫军军官一听是伤寒，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裘法祖把这些犹太人安排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让他们洗澡、吃饭，给予治疗。很快，德国战败，食品极度匮乏，巴特特尔兹医院也快要断粮了。裘法祖硬着头皮去慕尼黑美军总部求援，居然获得了支持，为巴特特尔兹医院带回了一火车车皮的土豆。这40多个本来将要被处死的犹太人也因此幸运地活了下来。
获救的犹太人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位中国医生的帮助，一直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裘法祖早已回国，且其时中德之间没有交往，因此没人能联系上他。1985年，德国总理发起活动，寻找纳粹统治期间曾救助过犹太人的英雄，于是，那些犹太人便借此机会重新寻找裘法祖。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他们终于找到了裘法祖。一位当年获救的犹太人在接受采访时泪流满面地说：“裘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没有他我们早就没命了。”德国驻华大使代表联邦德国总统向裘法祖颁发了“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一位亚洲人。是年，德国总理科尔来同济医学院访问，特地与裘法祖握手致意，还说自己与裘法祖是校友，德国人不会忘记在困难中曾提供帮助的老朋友。
【外科界的“一把寶刀”】
中国抗战胜利勾起了裘法祖的思乡之情。1946年底，裘法祖偕德国籍妻子和孩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947年，裘法祖开始在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今同济医院）外科工作，被聘为教授。有一回，医院的外科主任给一个病人做胃切除手术（当时属大手术），术中遇到麻烦，从上午8点做到12点还没做完，只好请来裘法祖接手。裘法祖一上手术台，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手术。新中国成立之初，外科还处在只能做阑尾炎等小手术的初级水平，能施行胃大部切除、胆囊切除等手术的医院寥寥无几，能熟练做大手术的裘法祖很快名扬上海滩。
那时外科没有分科，一个医生做手术从头做到脚。裘法祖认为，传统的“大外科”已不能适应外科医学的需要，于是他率先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神经外科等，开展了七八种当时属于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如毕罗氏Ⅱ式胃大部切除术、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等。他多次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总结的操作方法，将这些方法推广到各地，奠定了今天医学手术专科概念的基础。 裘法祖成为交口称赞的“一把刀”。他的手术特点是：手法轻柔细腻，步骤有序，敏捷利落，慎重稳妥。在突遇意外困难时，他又能镇静果断，及时发现问题。在操作方法和手术风格上，他形成了一套手术常规，甚至包括怎样穿手术服、怎样使用手术器械、手术室怎样消毒等，都有严明的操作规范。他改进了20多种普通外科手术方法，其最大特点是稳、准、轻、细、快，以精准见长，有人将之形容为“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裘法祖说：“我的主张就是能够不开刀的就不开刀，能够开小刀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就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裘法祖创新的手术方式达20余种。跟京剧界有个裘派一样，外科医学界也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裘派刀法”。
1960年代初，国际医学界的一项新技术——器官移植在美国崭露头角。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深远的医术。裘法祖带领学生们闻风而动，从事器官移植试验。试验是从狗的异体移植开始的。可是第一例移植手术完成后，仅过了24小时，狗就死掉了。裘法祖给大家鼓劲：哪有一试就成功的？失败了再来嘛。”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国内形成了关于器官移植的轰动效应。上海同行慕名前来学习取经，裘法祖毫无保留地将试验过程和经验都介绍给对方。有人提醒说应该有所保留，裘法祖坦然以对：如果他们借鉴我们的经验能够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中国的成功。”
接着，裘法祖带领团队又成功完成狗异体原位肝移植130多次、狗异体肾移植20余次。正当他准备第一次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上海同行成功进行了国内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裘法祖说：“他们先成功了，说明他们比我们能干，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在上海同行成功后，裘法祖连续做了13例器官移植手术，全部成功。而且，由他主持的肝移植手术在国内仍保持着数量最多、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1980年代，裘法祖主持创建我国首个器官移植研究所。1988年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并任主任委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主持创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几十年来，裘法祖的手术未错一刀，划开了中国外科手术的新时代。人们尊称他为“中国外科之父”，他却谦逊地说，自己远远配不上这样的称号，黄家驷等前辈才是“中国外科之父”。
1955年，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裘法祖随之来到武汉。武汉同济医院多年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位院士医生，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都尊称他为裘教授、裘院长，他总是淡淡地说：“叫一声裘医师就行。”做一名好医师是他毕生的追求。
裘法祖一生收获荣誉无数，而在所有的荣誉中，他最看重的是“全国医德风范终身奖”，这尊奖杯被他摆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他常说：“只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才能发挥医术的作用。”他的学生说，导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医者仁心的风范”。
裘法祖刚到上海医院坐门诊时，一位女教师前来就诊。她在10年前做过剖腹产手术，从此常常消化不良、腹痛。裘法祖反复检查她的腹部（当时没有超声仪器），摸到一个拳头大的包块，需要动手术。他打开腹腔一看，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团纱布被肠襻裹着，在她的腹腔里留置了10年之久。纱布取出来后，女教师迅速康复。
此后，裘法祖做手术就有了一个特殊规矩：术前他一定亲自清点每件器械、每块纱布，术后再一一点对，绝不能因为工作疏忽而造成病人的痛苦。一直以来，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他常说，病人找医生看病，是对你的信任;病人找你开刀，是生命的托付。你必须尽心尽职地挽救他的生命。他对于现在一些医生习惯依赖于CT、MRI、B超等的检查报告来诊断颇有微词，他认为，许多病用普通检查就能查出来，无需用到费用昂贵的仪器;再说，如果发生了水灾、地震甚至战争，现场什么都没有，只能全靠脑子、眼睛和双手。所以，他看病人时一定要亲自摸一摸，用听筒听一听，如果是冬天，他还会把听诊器捂热后才给病人做检查。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
裘法祖不仅自己精于外科，同时还善于发掘和培养新人。作为医学教育家的他，以自身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品德操行、人格风范影响了外科学界的几代人。
裘法祖反复对学生们讲，外科医师要做到“会做、会写、会讲”，即有手术要会做;有经验要会写、会总结;给学生上课和做学术报告要会讲。他身体力行，经常上手术台指导学生做典型手术和示范手术，训练他们的基本功，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新业务;对学生的论文逐字逐句地修改。
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己成为我国外科界的骨干和带头人，其中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首创断肢再植术之一的钱台庆、器官移植专家陈实、外科专家吴在德等医学大家。在众多学生中，裘法祖与吴孟超长达50多年的师生情更是被传为佳话。吴孟超比裘法祖小8岁，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就常听裘教授的课，为他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医术所折服。裘法祖担任吴孟超所在的第二军医大学（今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客座教授的几年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跟着裘法祖学习，成为后者的得意门生。
裘法祖對吴孟超期许甚高，在裘法祖的指点和鼓励下，吴孟超走上了肝胆外科之路。
裘法祖毫无保留地授业解惑，使吴孟超的手术能力迅速提高。吴孟超和裘法祖分隔两地，每周都要通电话。正是在裘法祖的鼎力帮助下，吴孟超有了战胜困难勇气和方法，在肝胆外科一干就是60多年，取得了骄人业绩。2005年，吴孟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知这个消息，裘法祖非常高兴，他以92岁的高龄专程到上海参加吴孟超获奖的庆祝大会。
在中国，但凡学医的人，不会不知道裘法祖的名字，因为总能读到他编写的教科书。受国家卫生部委托，裘法祖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外科学教材。他亲自组织人选，草拟初稿，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字反复推敲。在主编千万字的《黄家驷外科学》期间，他对每个环节都反复审核、打磨，天天工作到深夜。在担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22年间，他组织编写了五年制教材52本，八年制教材32本，研究生教材22本，以及《黄家驷外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普通外科学》分册等多部外科学经典著作。 裘法祖注重教书，更注重育人。他经常告诫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要紧”;“要当好一名医生……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他对从医者的素质要求极高，认为“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带学生查房时，如果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病情了解不准或答不出问题，他会不讲情面地当场批评。他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如今，这三句话被镌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同济校园里。在做人方面，他也有句“一二三四”箴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16个字也是裘法祖一生对待名、利、权、享乐的真实写照。
为激励青年医者，2004年，裘法祖90岁生日时，决定用个人多年积蓄的140万元设立“裘法祖普通外科医学青年基金”，以奖励杰出的45岁以下的青年外科医生。
【“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
在同济医学院的林木深处，有一幢普通的浅红色小楼，斑驳的墙面记载着岁月的痕迹。每当夜幕降临，3楼的一个窗口总会出现一位外国太太的身影，她半倚在窗台上，往外倾着身子，眼睛执着地眺望远方。当林荫道上出现裘法祖的身影时，太太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裘法祖也冲她一笑，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些。这位太太就是裘法祖的德国妻子裘罗懿。
这是同济医学院宿舍区一道延续了数十年的独特风景线。当年，裘法祖还很年轻，走到楼下，他就会开心地吹一声口哨，裘罗懿美丽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窗口，探出头来冲他微笑。裘法祖自豪地说：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裘罗懿也一往情深地说：“我的位置永远在丈夫身边。”
裘法祖与妻子相识于1940年。那年裘罗懿18岁，名字还叫罗懿·科尼希，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这时，26岁的裘法祖已是施瓦宾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对罗懿一见钟情。按照纳粹德国的法律，有日耳曼血统的姑娘是不允许嫁给外国人的，但她依然勇敢地选择了他。1945年，他们在二战的炮火中结为伉俪，她改名为裘罗懿。裘法祖把娶到裘罗懿为妻视作人生中的一大成就。90岁那年，裘法祖在接受采访时，打趣地用德语问妻子：“当初我身上是什么东西吸引你的？”82岁的裘罗懿回答：记不得了，应该是你还比较老实吧！”裘法祖得意地大笑：我就这样把她骗来了。”
虽然生活受到德国战乱的影响，但他们仍苦中作乐，常去河畔散步，儿子的降临更是给夫妇俩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到了1946年，小家庭生活已很稳定了，已是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却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当他提出这件事时，妻子坚定地说：无论中国怎样，我都跟你一起去。”回到中國之初，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德国的亲人劝裘罗懿回去，但她坚定地留下了，并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医用德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裘罗懿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裘法祖夫妇初到武汉同济医学院时，教授宿舍已经分完，学院就把副教授宿舍三楼门对门的两套各60平方米的住房分给他们。有一天，裘罗懿听见有人说，这一层楼都是裘法祖的，心里很别扭，觉得这样不好，应该退掉一套。裘法祖二话没说，听从妻子的意见，执意退掉了一套。几十年来，一家人就住在这套小房子里。裘罗懿在屋子里教孩子拉小提琴、弹钢琴，家里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其乐融融。后来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老俩口仍住在这里。
夫妇俩经常在校园里手牵着手散步，后面总是跟着一群看“西洋景”的小孩。再后来，他们上了年纪，裘罗懿的脚不好使了，裘法祖就用轮椅推着妻子去散步。裘法祖感慨地说：“我们真正是患难夫妻。”他坦言，自己从妻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岁月改变了夫妻俩的容貌，却没有销蚀他们的爱情，裘法祖即使已到90岁高龄，仍坚持每天照顾妻子的洗漱。
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不幸去世，5年后，裘罗懿也平静地告别人世，夫妇俩的骨灰撒向了长江，撒向了德国伊萨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