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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好莱坞资深制片人迈克·麦德沃（Mike Medavoy）入行五十多年，参与制作了350多部影片，其中不乏《出租汽车司机》（Apocalypse Now）、《终结者》（The Terminator）和《现代启示录》（Raging Bull）等经典名片。
“做电影需要太多资金和资源，风险也很大”
麦德沃的职业生涯从环球公司起步，1974年进入联艺（United Artists）任副总裁，1975－1977年，该公司的电影连续3年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随后在1978年，麦德沃发起了Orion影业，发行了《野战排》（Platoon）、《莫扎特传》（Amadeus）、《机械战警》（Robocop）等影片。1990年出任哥伦比亚三星公司（TriStar）主席，期间运作的影片包括《终结者2》（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和《费城》（Philadelphia）等。麦德沃主管或监制的影片总共16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7次最获奖。1995年他创立了凤凰影业（ Phoenix Pictures），近年来的监制作品包括《谍海风云》（Shanghai） 、《十二宫杀手》（Zodiac），以及去年的《黑天鹅》（Black Swan）与《禁闭岛》（Shutter Island）。麦德沃本人也是国际合作与合拍的积极推动者，1998年被戛纳电影节授予终身成就奖。
不同于其他海内外同行，这位履历辉煌的好莱坞制片人喜欢强调电影运作的变数，“我也希望能告诉你我能够未卜先知，但事实不是这样。”面对记者，出生在上海的麦德沃也谈到了他的电影经验和故事，他和中国的缘分和感情——其之前参与的中美合拍片《谍海风云》以及即将与上影集团合作的《魔咒钢琴》。
对话迈克·麦德沃
到中国拍片，是出于对未来的长远考虑
《综艺》：你对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感觉如何？
迈克·麦德沃：十几年前我就参加过第一届上海电影节。相比之下，现在电影节的各方面，包括活动组织和参会嘉宾数量、影响力等均有很大进步。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是1966年的旧金山电影节，看到了很多样式新颖的影片，尤其是不同于好莱坞主流的风格，这也是国际电影节的魅力所在。此后我每年都参加很多电影节，也当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和顾问等。此次来上海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和上影集团要合作《魔咒钢琴》；另外也有感情方面的因素—— 我父母1923年在上海结婚，我就出生在这里。二战时这个城市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多年来我一直想回来看看现在的上海。
《综艺》：近些年国际电影节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你觉得目前上海电影节应如何巩固其地位？
迈克·麦德沃：对电影节来说，有两点最重要：首先是市场，各国的电影人去电影节放片和卖片，买家也都会去买片；其次就是各种电影的放映和交流，电影节的选片和评委是很重要的，显示了活动的品牌和规格，这方面戛纳电影节是最强的，他们的历史也最久。上海电影节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觉得上海电影节要想进一步提高，恐怕还是得要加强市场的开放度和电影交易方面的力度。
《综艺》：你和上影集团的合作，是单个项目的计划还是有长期的合作规划？
迈克·麦德沃：合作肯定是从一个项目开始的，双方需要在合作中磨合。我很希望能在中国制作更多的电影，因此这次的合作也算是一个探路石，看看运作的情况，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综艺》：为什么选择现在到中国尝试合拍？
迈克·麦德沃：因为我在好莱坞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真的想尝试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和海外电影人合作有很多年了，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些导演都是我的好朋友；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 Milos Forman）在美国最开始也是和我合作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需要完成一个心愿：回到我诞生、最初观看这个世界的地方去拍摄想拍的电影。除了上海，我也准备在智利拍摄1－2部电影——我们全家离开上海后去了圣地亚哥，我在那里学会英语。当然电影运作的风险很大，变数也很多。和绘画等艺术不一样，电影需要太多资金和资源。我觉得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做电影有很多变数
《综艺》：之前《谍海风云》的剧本最初是你在做，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个项目卖给了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
迈克·麦德沃：这是个很不错的剧本，但当时碰到了些问题，哈维找到我，开出了很好的价格和条件要买，我觉得他也能做得很好，就卖给他了。那时他还在迪斯尼，过了12年他也离开了，做了自己的公司后又把这个项目从迪斯尼手上买了回来。后来这个项目出现了很多问题，他搭进去了很多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角色——《谍海风云》的男主角其实原定的是另一位大明星，我到现在都认为如果坚持按最初的规划，电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是这个反应。但拍电影就是这样，变数很多。哈维确实很不走运，我们当时有过很多激烈的争吵，但我还是得肯定他的努力——他花费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试图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史诗之作，虽然最后出来的效果和预期有很大差距，也赔了很多钱，但这种努力和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回头看，我做过的350多部电影里有很多优秀作品，也有不少平庸之作，烂片也有。《谍海风云》至少不是一部烂片，在亚洲还有不少人喜欢这部影片，但北美观众现在对二战题材电影缺少兴趣。比如《珍珠港》（Pearl Harbour），从最后的情况看，可能也没赚到钱。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去年的《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还不错，但也说不上是多么优异的成绩。现在我们都有些拿不准的题材。
《综艺》：作为一个如此资深的制片人，你一再强调的是做电影的变数和拿不准？
迈克·麦德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我也想跟你说我是个天才，未卜先知，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没法预先知道。其实我经常说一句话：只有影片拍完，才可能知道到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我面前一直有很多人来介绍他们的创意和的资源，但除非我能对这个东西真正有感觉，否则不会接，不然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我也不只是为钱工作，希望拍摄一些能让自己感到骄傲的电影。那些与众不同、视角新鲜的东西总是能吸引我的注意。《卧虎藏龙》的成功就是因为其独特性，这是一个类型的开创者，但你说之前有多少人意识到该片会成功？决不可能。《卧虎藏龙》最开始是索尼经典（Sony Classics）要买的，但当他们接触到一个更接近主流的项目时，他们就跑了，最后是哥伦比亚接手了，花了很多心思去做这个项目，最后成功了。
我不认同一上来就谈市场
《综艺》：制片人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和直觉。
迈克·麦德沃：是的。我不认同一上来就谈市场。关键是电影整体的创意，应该是等作品出来之后，再面向不同的市场进行微调。现在有很多制片人一上来就考虑不同市场的口味需求，再迎合着攒些内容 ，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傻瓜才做的蠢事（fool's errand）。因为市场的变化太快了，就算你能千辛万苦地琢磨出明天的潮流是什么，但电影拍出来还要一年的时间。现在的社会什么都在变，跟是没法跟的。
现在的电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的东西都只关心当下，只求15分钟的感觉。但能持续成功的还是那些真正聪明、敏感、富有才华并勇于尝试不同东西的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功夫片在海外还是有市场的，很多观众对其反应热烈，但我做合拍片还是想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总是更吸引人，就好像电影里总是一些反派的角色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更不一样。我还记得当年拍《终结者》的时候，我去找阿诺（Arnold Schwarzenegger），他说你居然要我演个反派啊，我说这个片子叫终结者，你就是终结者啊！这是你的电影，想想鲍嘉吧（Humphrey Bogart），结果这个“反派”角色也成了他最经典的形象。做《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拍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部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的电影，谁能想到食人魔汉尼拔这个角色会那么成功。
《综艺》：在职业生涯中你既出任过大片厂的行政高层，也直接担任过很多影片的制片人，你怎么看这两种角色的微妙区别？
迈克·麦德沃：这两份工作我都很喜欢，我干了25年的行政，但后来我觉得多干了2年，其实我很早就有做制片人的机会，但我当时满足于行政工作——谁不会呢，做高层是很舒服的。相比而言，做行政管理必须衡量更多的因素：销售的潜力、成本、创意点等，他们一年可能得参与12－15部电影，但制片人一年能拍2－3部就很不错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做制片人的视角会稍微窄些，更敢在创意上冒些险，做行政管理还是更谨慎保守些。其实我做制片人以后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视角是有些调整，但当年纪越来越大，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变得更了解一些事情，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要回上海来拍电影，要是在10年前我可能对此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综艺》：随着近年来市场和资本的增长，中国电影企业在合拍中会要求得更多，对此你怎么看？
迈克·麦德沃：现在的中国有自己的需要和意识，但美国、欧洲也有自己的意识和需要。中国的电影人需要真正理解中国合拍片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需求——投资永远是要求回报的。此外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我还是要强调中美在文化上的差别。现在做合拍片项目，有很大难度。就我的经验而言，我认为在目前中国对于合拍的审查等规则、程序下，海外制片人和投资人需要三思而后行。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在哪里，合拍永远会出些问题和意外，事情也永远和设想得不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中国，也正是出于对未来的长远考虑。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年轻人总是看得更多更远。我13岁的儿子可以同时做作业、听音乐和上网，我就只能一次做一样。中国真的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也正在发生很奇妙的事，你们其实都很幸运，能够身处其中。
电影要满足全年龄层的观众
《综艺》：你和上影合作的《魔咒钢琴》，观众定位是怎样的？
迈克·麦德沃：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关于上海的犹太人，说到底还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应该是一部史诗爱情片，我一直想拍一部大卫.林恩（David Lean）式的电影，就像《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如果能接近这个目标，至少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尝试了，我就会感到很满足。这样的电影我觉得是面向几乎所有成年观众的，电影的商业成功需要满足全年龄层的观众。当然我们这部电影小孩可能是不会看的，这也不是拍给小孩看的，但对于16－45岁、对爱情仍有感觉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如我所说，做电影的变数很多，是没法事先保证的。我现在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希望我拍出一部了不起的电影。
《综艺》：这部电影改编自一本中国小说，编剧选择的是美国的编剧。未来项目的班底搭建和运作模式还有那些新的想法？
迈克·麦德沃：其实这个剧本只是松散地借鉴了小说。我们的合拍包括两块：一部电影和一套电视剧，我们的想法是尽量利用好资源，比如场景，电影拍了电视剧也可以用，因为是同时套拍的。我希望尽可能地使用更多的中国班底，但导演人选我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如我所说，这部电影的风格、定位和目标决定了对导演的要求很高——无论何时，能拍《日瓦戈医生》的导演永远只有那么几个。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很久前曾有一个俄国导演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他想拍成吉思汗，我当时就说能拍这个电影、且能拍出感觉的只有大卫.林恩，但他后来还是坚持去拍了，这就是前几年获奥斯卡提名的《蒙古王》（Mongol）。我后来看了影片，觉得还真拍出了些大卫.林恩的感觉。这部影片当时也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花了1900万美元，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说合拍片蕴含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做电影需要太多资金和资源，风险也很大”
麦德沃的职业生涯从环球公司起步，1974年进入联艺（United Artists）任副总裁，1975－1977年，该公司的电影连续3年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随后在1978年，麦德沃发起了Orion影业，发行了《野战排》（Platoon）、《莫扎特传》（Amadeus）、《机械战警》（Robocop）等影片。1990年出任哥伦比亚三星公司（TriStar）主席，期间运作的影片包括《终结者2》（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和《费城》（Philadelphia）等。麦德沃主管或监制的影片总共16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7次最获奖。1995年他创立了凤凰影业（ Phoenix Pictures），近年来的监制作品包括《谍海风云》（Shanghai） 、《十二宫杀手》（Zodiac），以及去年的《黑天鹅》（Black Swan）与《禁闭岛》（Shutter Island）。麦德沃本人也是国际合作与合拍的积极推动者，1998年被戛纳电影节授予终身成就奖。
不同于其他海内外同行，这位履历辉煌的好莱坞制片人喜欢强调电影运作的变数，“我也希望能告诉你我能够未卜先知，但事实不是这样。”面对记者，出生在上海的麦德沃也谈到了他的电影经验和故事，他和中国的缘分和感情——其之前参与的中美合拍片《谍海风云》以及即将与上影集团合作的《魔咒钢琴》。
对话迈克·麦德沃
到中国拍片，是出于对未来的长远考虑
《综艺》：你对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感觉如何？
迈克·麦德沃：十几年前我就参加过第一届上海电影节。相比之下，现在电影节的各方面，包括活动组织和参会嘉宾数量、影响力等均有很大进步。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是1966年的旧金山电影节，看到了很多样式新颖的影片，尤其是不同于好莱坞主流的风格，这也是国际电影节的魅力所在。此后我每年都参加很多电影节，也当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和顾问等。此次来上海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和上影集团要合作《魔咒钢琴》；另外也有感情方面的因素—— 我父母1923年在上海结婚，我就出生在这里。二战时这个城市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多年来我一直想回来看看现在的上海。
《综艺》：近些年国际电影节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你觉得目前上海电影节应如何巩固其地位？
迈克·麦德沃：对电影节来说，有两点最重要：首先是市场，各国的电影人去电影节放片和卖片，买家也都会去买片；其次就是各种电影的放映和交流，电影节的选片和评委是很重要的，显示了活动的品牌和规格，这方面戛纳电影节是最强的，他们的历史也最久。上海电影节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觉得上海电影节要想进一步提高，恐怕还是得要加强市场的开放度和电影交易方面的力度。
《综艺》：你和上影集团的合作，是单个项目的计划还是有长期的合作规划？
迈克·麦德沃：合作肯定是从一个项目开始的，双方需要在合作中磨合。我很希望能在中国制作更多的电影，因此这次的合作也算是一个探路石，看看运作的情况，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综艺》：为什么选择现在到中国尝试合拍？
迈克·麦德沃：因为我在好莱坞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真的想尝试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和海外电影人合作有很多年了，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些导演都是我的好朋友；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 Milos Forman）在美国最开始也是和我合作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需要完成一个心愿：回到我诞生、最初观看这个世界的地方去拍摄想拍的电影。除了上海，我也准备在智利拍摄1－2部电影——我们全家离开上海后去了圣地亚哥，我在那里学会英语。当然电影运作的风险很大，变数也很多。和绘画等艺术不一样，电影需要太多资金和资源。我觉得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做电影有很多变数
《综艺》：之前《谍海风云》的剧本最初是你在做，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个项目卖给了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
迈克·麦德沃：这是个很不错的剧本，但当时碰到了些问题，哈维找到我，开出了很好的价格和条件要买，我觉得他也能做得很好，就卖给他了。那时他还在迪斯尼，过了12年他也离开了，做了自己的公司后又把这个项目从迪斯尼手上买了回来。后来这个项目出现了很多问题，他搭进去了很多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角色——《谍海风云》的男主角其实原定的是另一位大明星，我到现在都认为如果坚持按最初的规划，电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是这个反应。但拍电影就是这样，变数很多。哈维确实很不走运，我们当时有过很多激烈的争吵，但我还是得肯定他的努力——他花费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试图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史诗之作，虽然最后出来的效果和预期有很大差距，也赔了很多钱，但这种努力和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回头看，我做过的350多部电影里有很多优秀作品，也有不少平庸之作，烂片也有。《谍海风云》至少不是一部烂片，在亚洲还有不少人喜欢这部影片，但北美观众现在对二战题材电影缺少兴趣。比如《珍珠港》（Pearl Harbour），从最后的情况看，可能也没赚到钱。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去年的《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还不错，但也说不上是多么优异的成绩。现在我们都有些拿不准的题材。
《综艺》：作为一个如此资深的制片人，你一再强调的是做电影的变数和拿不准？
迈克·麦德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我也想跟你说我是个天才，未卜先知，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没法预先知道。其实我经常说一句话：只有影片拍完，才可能知道到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我面前一直有很多人来介绍他们的创意和的资源，但除非我能对这个东西真正有感觉，否则不会接，不然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我也不只是为钱工作，希望拍摄一些能让自己感到骄傲的电影。那些与众不同、视角新鲜的东西总是能吸引我的注意。《卧虎藏龙》的成功就是因为其独特性，这是一个类型的开创者，但你说之前有多少人意识到该片会成功？决不可能。《卧虎藏龙》最开始是索尼经典（Sony Classics）要买的，但当他们接触到一个更接近主流的项目时，他们就跑了，最后是哥伦比亚接手了，花了很多心思去做这个项目，最后成功了。
我不认同一上来就谈市场
《综艺》：制片人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和直觉。
迈克·麦德沃：是的。我不认同一上来就谈市场。关键是电影整体的创意，应该是等作品出来之后，再面向不同的市场进行微调。现在有很多制片人一上来就考虑不同市场的口味需求，再迎合着攒些内容 ，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傻瓜才做的蠢事（fool's errand）。因为市场的变化太快了，就算你能千辛万苦地琢磨出明天的潮流是什么，但电影拍出来还要一年的时间。现在的社会什么都在变，跟是没法跟的。
现在的电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的东西都只关心当下，只求15分钟的感觉。但能持续成功的还是那些真正聪明、敏感、富有才华并勇于尝试不同东西的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功夫片在海外还是有市场的，很多观众对其反应热烈，但我做合拍片还是想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总是更吸引人，就好像电影里总是一些反派的角色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更不一样。我还记得当年拍《终结者》的时候，我去找阿诺（Arnold Schwarzenegger），他说你居然要我演个反派啊，我说这个片子叫终结者，你就是终结者啊！这是你的电影，想想鲍嘉吧（Humphrey Bogart），结果这个“反派”角色也成了他最经典的形象。做《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拍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部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的电影，谁能想到食人魔汉尼拔这个角色会那么成功。
《综艺》：在职业生涯中你既出任过大片厂的行政高层，也直接担任过很多影片的制片人，你怎么看这两种角色的微妙区别？
迈克·麦德沃：这两份工作我都很喜欢，我干了25年的行政，但后来我觉得多干了2年，其实我很早就有做制片人的机会，但我当时满足于行政工作——谁不会呢，做高层是很舒服的。相比而言，做行政管理必须衡量更多的因素：销售的潜力、成本、创意点等，他们一年可能得参与12－15部电影，但制片人一年能拍2－3部就很不错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做制片人的视角会稍微窄些，更敢在创意上冒些险，做行政管理还是更谨慎保守些。其实我做制片人以后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视角是有些调整，但当年纪越来越大，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变得更了解一些事情，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要回上海来拍电影，要是在10年前我可能对此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综艺》：随着近年来市场和资本的增长，中国电影企业在合拍中会要求得更多，对此你怎么看？
迈克·麦德沃：现在的中国有自己的需要和意识，但美国、欧洲也有自己的意识和需要。中国的电影人需要真正理解中国合拍片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需求——投资永远是要求回报的。此外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我还是要强调中美在文化上的差别。现在做合拍片项目，有很大难度。就我的经验而言，我认为在目前中国对于合拍的审查等规则、程序下，海外制片人和投资人需要三思而后行。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在哪里，合拍永远会出些问题和意外，事情也永远和设想得不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中国，也正是出于对未来的长远考虑。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年轻人总是看得更多更远。我13岁的儿子可以同时做作业、听音乐和上网，我就只能一次做一样。中国真的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也正在发生很奇妙的事，你们其实都很幸运，能够身处其中。
电影要满足全年龄层的观众
《综艺》：你和上影合作的《魔咒钢琴》，观众定位是怎样的？
迈克·麦德沃：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关于上海的犹太人，说到底还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应该是一部史诗爱情片，我一直想拍一部大卫.林恩（David Lean）式的电影，就像《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如果能接近这个目标，至少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尝试了，我就会感到很满足。这样的电影我觉得是面向几乎所有成年观众的，电影的商业成功需要满足全年龄层的观众。当然我们这部电影小孩可能是不会看的，这也不是拍给小孩看的，但对于16－45岁、对爱情仍有感觉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如我所说，做电影的变数很多，是没法事先保证的。我现在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希望我拍出一部了不起的电影。
《综艺》：这部电影改编自一本中国小说，编剧选择的是美国的编剧。未来项目的班底搭建和运作模式还有那些新的想法？
迈克·麦德沃：其实这个剧本只是松散地借鉴了小说。我们的合拍包括两块：一部电影和一套电视剧，我们的想法是尽量利用好资源，比如场景，电影拍了电视剧也可以用，因为是同时套拍的。我希望尽可能地使用更多的中国班底，但导演人选我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如我所说，这部电影的风格、定位和目标决定了对导演的要求很高——无论何时，能拍《日瓦戈医生》的导演永远只有那么几个。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很久前曾有一个俄国导演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他想拍成吉思汗，我当时就说能拍这个电影、且能拍出感觉的只有大卫.林恩，但他后来还是坚持去拍了，这就是前几年获奥斯卡提名的《蒙古王》（Mongol）。我后来看了影片，觉得还真拍出了些大卫.林恩的感觉。这部影片当时也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花了1900万美元，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说合拍片蕴含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