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工友之家
　　2002年，喜爱说相声的王德志结识了同为外地来北京工作、同样热爱文艺的孙恒和许多等几个朋友。“当时孙恒说，我们应该利用业余时间做点什么。”于是，在大家的热情响应下，“打工青年艺术团”应运而生，几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结伴走向工地、工厂和社区，为和他们同样身份的人们演出。同年11月，为了具备合法的演出资质，他们在政府行政部门正式注册成立了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服务机构——工友之家。
　　


　　当年，城市正在加速发展，大量务工人员如潮水般涌入，劳资矛盾、劳动与服务保障矛盾等问题爆发严重。“打工青年艺术团”每到一个工地或工厂，经常会遇到打工者对老板卷薪潜逃、家人两地分隔之类的诉苦。“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帮助他们，只有用我们的歌声给大家带去精神力量。”王德志说。
　　“打工青年艺术团”这种自发的民间演出，很快引起了一些关注外来打工群体的学者、专家的注意，也引起了来自香港的民间公益组织乐施会的关注。“2002年乐施会第一次和我们联系，说我们这些草根很有生命力，然后就开始资助我们。”
　　从1987年开始，乐施会在中国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其中，关注外来工及外来人口群体在城市享有可持续生计的城市生计项目，正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资助来源。
　　“乐施会的‘城市生计项目’既希望回应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的需求与权益保障，也关注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市民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合与公共服务。”乐施会城市生计项目经理王英瑜介绍说，因为农民工群体与农村扶贫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城市的弱势群体，乐施会自1997年开始开展农民工项目。此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的加长，以家庭形式迁移的比例日益增加，乐施会也开始逐步增加支持流动人口社区工作的举措和项目，比如2002年遇到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从2002年至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每年演出数十场，演出人员的劳务及其他演出费用全部来自乐施会的资助。2005年，不断辗转着搬家的工友之家在乐施会的资助下，终于在顺义的皮村落脚。
　　“从最初来到这座城市的懵懵懂懂，到经过几年演出结识了大量打工者、农民工兄弟，我们发现我们不再是孤零零的，我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论是王德志还是孙恒，都认为成立艺术团和创立工友之家让他们找到了自我身份，创造了自我价值。而乐施会的资助和指导，让他们释放出更大的潜力，“我们将长期学习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不断汲取乐施会既往的成功经验，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生活。”
　　如今，工友之家大院已是皮村的社区活动中心，内设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各项服务内容。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窗户望出去，院中小型演出剧场、影视放映厅、爱心公益商店依次毗邻，它们和院子里的乒乓球台子一起，组成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文娱生活之所。夜幕降临时，来来往往的工友让这里散发出温暖热闹的大家庭味道。
　　“这十几年来，除了资金，乐施会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开阔眼界的机会，让我们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看到我国南方、香港、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让我们得以学习别人的好方法、好经验，这对我们自身的提升非常重要。”王德志并不讳言，如今的他们已能够“自我造血”。“比如我们在平谷承包了30亩桃园，今年已开始实现扭亏为盈;还注册了‘大地民谣’品牌演出公司，产品定位不只局限于打工者阶层，还上移至都市白领。”
　　


　　作为城市生计项目的组成部分，乐施会每年对工友之家的资助占整个城市生计项目的6%，事实上这并不够工友之家的全部开销。“我们陪伴他们成长及发展，并敦促及协助他们‘自我造血’。”王英瑜微笑着说。“是的，我们现在具备了一些生存能力，这与乐施会的扶持密不可分，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从7、8个人壮大到今天近100个人的工友之家，乐施会是我们的同行者和朋友。”王德志也很感慨。
　　和王德志拥有同样感慨的还有农民之子、合肥华益、广州番禺小金雁、云南连心、苏州星星家园等民间公益组织，他们都是乐施会支持、扶助对象，且都在所处城市和地区取得了“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互动交流与社会融合”“在部份社区进行涉及环境方面的社区营造探索”等可持续成效，这些组织在乐施会的支持下，机构不断发展与成长，帮助更多的人。
　　维护打工者权益
　　工友之家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中，一面工友艰难维权案例的展览墙颇为吸引眼球，“这个工友的遭遇是无数打工者经历的缩影。”王德志介绍。他所言不虚。
　　2011年7月16日，重庆忠县的驾驶员王栋梁在驾驶单位大货车送货途中，因刹车失灵发生车祸，失去了左臂，脊椎神经受损，经鉴定为3级伤残。他本不富裕的家庭瞬间崩塌，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其所在单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他缴纳工伤保险，并拖延、拒绝支付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费用及其单位应该支付的部分。不得已，王栋梁走上法律维权之路。
　　工伤认定、单位对认定不服的诉讼程序、劳动仲裁……维权期间，王栋梁的妻子承担起养家重担，王栋梁则拖着残躯自学法律，多方奔走咨询。18个月后，他终于迎来公正的结果：劳动仲裁部门判决其单位赔偿王栋梁八十多万元。不想黑心老板钻了法律的空子，注销了公司，转移了财产，让王栋梁申请强制执行无果，数月的煎熬与等待变成一纸空文。
　　“王栋梁的这些遭遇，正是国内很多工伤外来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未购买工伤保险、工伤后追偿困难重重、用人单位恶意拖延逃避、家庭生计遁入困境、甚至得不到基本的后续治疗……”王英瑜说，正是因为熟知这些困境，乐施会除了关注社会舆论、学界与实务界较多关注的工伤赔偿的繁复程序，呼吁简化程序;更为关注当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不愿或未能赔偿时，如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确保工伤工友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2008年，乐施会项目策略规划中明确提出相关的倡导工作重点，支持资助不同伙伴开展多项相关项目工作、为人大代表撰写提案等，其中就包括支持合作伙伴义联开展“先行支付”调研和提出政策建议的工作。
　　最终，乐施会“先行支付”这一前瞻性目标与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相契合，在最初不被多方看好的情况下，《社会保险法》“先行支付”条文于2010年10月28日正式通过。这样的重大工作突破让王英瑜深感欣慰，“这一条文的出台，将给数以万计挣扎在困境中的工伤劳动者，尤其是工伤外来工工友带来新的希望。”
　　当王栋梁从网络上找到乐施会城市生计团队的合作伙伴——义联后，义联的工作人员建议他申请工伤先行支付。但当地的工伤经办机构医保局以“从未参加工伤保险，不属于先行支付范围”和“重庆未有先例”为由拒绝。多次交涉未果后，王栋梁向义联提出行政诉讼的法律援助代理申请。
　　“从2013年5月王栋梁委托义联代理，至2014年3月终于获得补偿发放的判决，已是《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先行支付’制度生效2-3年后的事。”王英瑜认为，由于普及度不高，各地方具体实施细则不完善，加之社保基金链条中的利益博弈，“先行支付”制度的“落地”就如王栋梁的遭遇般，遇到很大阻碍。但他坚定地表示，乐施会继续推动这一政策落实，支持伙伴举行实施三周年、五周年调研报告发布会，促进政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最终形成公众议题。“除了王栋梁这一个案例，我们在吉林、佛山、东莞等地也取得了工伤先行支付成功的案例。这些对促进政策落实均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虽然改变任重道远，但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乐施会在济南的伙伴也开展了立法倡导工作，向山东政协递交了关于家政工权益的相关提案，2014年向全国人大递交提案。
　　乐施会还在2015年透过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尘肺病全覆盖补偿机制政策提案，得到了人社保的积极回馈。乐施会支持伙伴东莞友维发布了职业性白血病报告，获得了媒体报道及政府部门重视。
　　仅计算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的城市生计项目，即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在项目目标：“促进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健康相关法律政策的落实，倡导工伤职业病、女工、非正规就业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降低外来人口在城市持续生活的障碍，促进社会融合”“改善外来人口的生殖健康，低收入性工作者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促进低收入性工作者救助及互助，增强其应对艾滋病等健康威胁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直接受益人数超过24万人，倡导政策落实与完善，直接或间接帮助打工人群发现自我，积极面对各种困境改善生活。
　　近30年来，乐施会以其丰富而专业的经验，至善宽广的胸怀，独特具前瞻性的眼光，为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其成果为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