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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台湾
22号一早,我带领公司的管理团队启程到台湾考察“精准农业”和“特色农业”。由于国泰航空公司的失误,给我们定错了航班,大队人马在早晨7点到达北京国际机场时,办理机票的闸口已经关闭。旅行社的石总和该航空公司驻北京机场的代表满头大汗地和各个航空公司紧急联系,终于把我们的数十人分配到了随后的两架航班上,经香港飞抵台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泰航空公司在香港机场的值机柜台为了我们开启了紧急通道,并且联系香港“出入境管理处”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并派专人送我们到位于机场最远端的闸口。我们一行二十多人终于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
台北的天很阴沉,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台北的桃源机场规模并不是很大,与大陆比较大的省会级的机场模差不多,但是更陈旧一些。它原本被叫做“中正机场”,在民进党时代被更名。
有人咨询了台湾的朋友,根据他们的建议制定了详细的在台湾购物和品尝小吃的“攻略”。根据“攻略”指引,我们一些人到达酒店后就直奔“士林夜市”的小吃市场,体验生活了一番。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室内大排挡,大家在各个摊位边上或站、或坐,品尝各种特色小吃。夜市里人满为患,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足够的8个座位。我们品尝了 “青蛙下蛋”、“大饼包小饼”、“鸭血臭豆腐”、“天妇罗”等名吃。它们真的各有特色,但并非像传说中的那么美味,值得品尝,但不值得追捧,除非他是从小就吃惯了这一口味的“惯吃”。
第二天上午是公司内部的交流。兄弟单位为我们介绍了本地的农业状况和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我们也介绍了在大陆的经验。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非常高兴来到祖国的宝岛,公司的本地同事也报以会心的微笑。
台湾面积不大,山地居多,但是四季都可以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物产丰富,产品质量高,农产品自给有余,还大量出口水果、花卉等高档农产品到日本、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平原占27%,耕地83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台湾目前种植水稻26万公顷,自给自足有余,并且每年约有20万公顷的稻田休耕。此外,台湾有水果21万公顷,蔬菜16万公顷,是台湾特色农业和高价值农业的支柱。
台湾农化市场近几年一直发展平稳,整个市场的销售额在1.5—1.7亿美元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和进一步的成长性。全台湾的农资产品都是透过四百个左右的经销商,350个“农会”和四千个左右的零售商来进行销售。另外,台湾最大的农药公司“兴农”公司有两百八十多个自建专营店,与其他公司的销售模式完全不同。
公司在台湾选择经销商的标准是:合作意愿、发展潜力和当前的销售能力。这与我们在大陆的选择经销商的标准不谋而合。
经过上午的短暂交流和简单的午餐,下午我们就出发,奔赴参观学习台湾农业的旅途。
走访邓丽君的故乡
云林县位于台湾西部平原,距离台北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云林县是台湾岛上汉人最早开垦的地方,曾有过光辉的历史。据台湾府志沿革记载,早在明天启元年(1621年)福建彰州人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率领众人由笨港登陆,安营扎寨,从事开垦。邓丽君便是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人。云林县北港朝天宫是全台三百多间妈祖庙的总庙,也是云林最引以为傲的人文名胜。
下午我们驱车3个小时,赶到了云林县的古坑乡,走访了古坑乡的“农会”,也品尝了台湾著名的“古坑咖啡”。
古坑乡地处台湾西部丘陵地带,海拔六百多米,很适合种植咖啡。古坑的农户在清朝时期就开始引种咖啡,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在“日据时代”(1895-1945),日本人认为古坑地区很适宜种植咖啡,于是在这里扩大了咖啡种植,并把这里出产的咖啡作为贡品,进贡给日本天皇及高官。古坑种植的品种是ARABICA咖啡,种植后3年才可以结果。从此本地的农民保留了种植咖啡的传统。不仅如此,古坑的农会还不断帮助农民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品质,并且在台湾内外大力推广。古坑咖啡不仅在台湾成为著名品牌,而且还出口日本、韩国。目前,他们在厦门、福州、武汉和上海也设有代销店。不仅如此,古坑的农业协会为每一位到访的客人都会认真推荐他们的咖啡,并且用特制的进口器皿,现场教客人怎样烧煮最美味的咖啡。
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在当时“台湾省省长”陈诚的主持下,着手进行了“土地改革”的运动。
台湾的“土改”一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的“三七五减租”。在1949年,将当时普遍流行的“七成缴租,三成自留”的地租改为按37.5%缴租。这大大减少了台湾广大佃农的负担,获得了普遍欢迎。1951年,国民党政府又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公田放送”,既将一部分从日本人撤出后收回的“国有土地”,分配给一些没有土地和有很少土地的小农户耕种。这样一来,就把很大一部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在1953年,台湾又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就是将大地主手中的多余土地(当时的政策是出租的土地不可以超过自己耕种的10%)强行赎买过来,然后以较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了众多的小自耕农,土地的价格以数年的地租相抵。台湾当局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台湾大约200万农民受益,台湾自耕农户均获土地1公顷。它获得了台湾大多数农民的热烈欢迎,也调动了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巩固了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外来政权”的统治,也缓解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后来台湾一部分“社会贤达”,也正是通过国民党政府补偿土地所获得的“债券”,开始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和转型,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工商界甚至政界一展拳脚,这其中就包括王永庆,辜振甫等人。
现在,台湾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力,台湾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必须以市价支付。在云林县,政府修路征收土地必须付给农民每亩费用约合人民币30万元。
台湾的“农会”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最初是受日本“农协”的影响。台湾“土改”后,为了协调、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国民党内政部下专设了“农业委员会”,并且聘请美国的农业专家研究和指导。台湾当局每年拨出专门经费,资助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
台湾的农会分为三级:省、县/市、乡镇。台湾“农会”组织在各地十分活跃,它是由台湾内政部下属的农业委员会负责指导、组织和协调。台湾的“农会”是在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指导下自发成立的,农户可以自愿参加。“农会”是由农户推选农民代表,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理事,然后由理事会推选理事长。理事会聘选干事长和监事。干事长是专职人员,收取报酬;理事、理事长、监事等则是义务工作。“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农户代表大会。
古坑乡共有八千多个农户,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农会”,是否参加属于农户自愿行为,农户参加无需要交纳任何经费。古坑乡的农会有五十多个专职人员,负责财务、推广、供销、加工、后勤等,也负责农业生产资料的“团购”。农产品推广和销售盈利的40%返还给农户,60%用于农会的经费和再发展。“农会”还建立自有银行,负责给农民贷款。农信部是农会的最核心部分,是农民经济的血液,是农业产业延伸的纽带。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不存在非法集资的问题。
台湾“农会”最重要的功能还有技术推广。农会一般会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组织各种不同作物和专业的“产销班”,开展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也可以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或者出外参观学习。每个产销班的活动可以向政府的农委会申请补助。一般补助的金额可以达到产销班经费的30—50%。古坑乡有各种产销班五六十个,一般会具体到某一个作物,比如凤梨产销班、葡萄产销班、香蕉产销班、稻米产销班等,其中最大的产销班自然是咖啡班。台湾的农会的产销班最长的历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彰化县大村乡的葡萄产销班应该是台湾这类组织活动的典型之一。该产销班是一个常设组织,是农会下属的专业分会,于1997年成立,现有家庭成员二十位多位。产销班共有葡萄园二十多公顷,其中大棚葡萄三公顷多,每年产值新台币三千多万元,折合每亩的毛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人民币左右,是当地农民“共同致富”的样板。
产销班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班会,邀请外面的专家进行讲习,走出去观摩,或者互相交流。班长是轮流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为大家服务,班长没有任何报酬。产销班常年聘请专家作指导员,更多从技术上指导大家。
产销班的一些学员还有一部分柑橘田。目前台湾的柑橘、柳丁等产量很高,常常滞销,产销班就积极把他们的柑橘田转为教育和示范农场,兴办旅游和采摘,生产反季节水果,收效也很好。
产销班还对于所有生产的产品进行绿色无公害的质量和履历认证,所有参观的人员都可以随时采摘当场食用,不必担心农药残留。产销班的高质量产品绝大多数产品直销到台北市的各个大商场,既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提高了售价。令他们自豪的是产销班学员的葡萄在2009年本县产品评比大会上,包揽了冠军和亚军。
产销班的学员拿出自己最好的产品,共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叫做“赤龙珠”。学员们首先拿自己的产品进行内部评比,只有最好品质的产品才能够打上“赤龙珠”的品牌,然后由产销班统一包装销售。“赤龙珠”牌子的葡萄现在已经在台北的大商场创出了名气,它在台湾市场上销售价格是普通葡萄价格的一倍左右。
当地农民请我们品尝了一下令他们自豪的“赤龙珠”,尽管离最后成熟采摘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个头比较小,但葡萄已经是黑紫色。品尝之后众人都一致认为味道很好,但是产销班的农民说现在的味道还差的很远,邀请我们下次一定要赶上葡萄熟了的时候再来访问,专门品尝他们的代表作。
产销班另一个功能是对农资产品进行团购,通过团购,学员们大约能够节农资投入成本20%左右。目前,葡萄产销班对所有农资产品的95%都进行了团购。
产销班还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和教育功能,提出了“品质精致化,经营多元化,产业休闲化”的发展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学员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新台币,即22万元人民币,成为当地农民共同致富的典型。台湾的著名的“天下”杂志和当地电视台纷纷采访报道大乡镇葡萄产销班的成功故事。
接待我们的人姓赖,名仲由,三十多岁,曾经留学日本学习农艺,是当地著名的“海龟”和“回乡青年”。他好动脑筋,钻研科学,建立网站,带领当地农民致富,成为榜样,最近获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父老乡亲纷纷送匾致贺。他自创了把不同品种的柑橘种嫁接到同一棵树上的方法,这样嫁接完成的果树可以卖给住在城里的爱好者,他们的空间有限,一棵果树能结三四种不同果子,很受他们追捧。这样的果树可以比一棵普通的柑橘树木售价高出四倍。
仲由还给我们演示了嫁接的技巧和手法,并且告诉我们,嫁接的本木最好用广东柠檬,因它的抗病性会比较好。每年在立春这一天,嫁接的成活率最高,只要是同属同科就可以嫁接成功。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把十种不同的柑橘、橙子、柳丁等嫁接到一颗树上。
仲由和当地的农户请我们参观他们的葡萄园。为了防台风、虫子和飞鸟的危害,他们逐步建造大棚。并且通过催芽和夜间照明,使他们生产的葡萄能比其他农户的产品提早2—3月上市,以期卖个好价钱。以前他们用水银灯照明,成本很高;现在使用节能灯,成本下降不少。
产销班的农户目前一年只生产一季葡萄,主动放弃了第二季的生产,因为台风和雨水的问题,第二季生产的品质不够好,他们认为得不偿失。
和台湾农会的亲密接触
由于“农会”体系的存在和商业环境相对成熟,台湾各种形式的农民技术推广活动比较丰富。当然,这其中一部分的技术推广活动是由这些领域里的技术和产品的厂商所赞助的。
台湾的农业技术推广会的组织形式和我们在大陆所做的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活动准备和组织得更精细一些。在活动现场会搭起大棚,便于农民避暑;农民相对富裕,都是骑着摩托车来参会;参会的妇女很多,达到三分之二强,大概男人多出去打工、做生意了。
当地经销商告诉我们,当地的农民收入还算不错,一分地(1000平方米,相当中国的一亩半或者吉林的“一大亩”)毛收入可以到1万多新台币,约合一亩地两千多元人民币。但是台湾农民一年四季都要工作,很辛苦,人工费用也很贵。如果是请固定工,女工要800台币一天(约合人民币180元),男工要1000元台币,如果雇用短期工,每天还要分别加上200元。
但是,令当地农民自豪的是,他们所生产的蔬菜品质优异,大多出口日本和韩国,花卉则远销到美国和澳洲。台湾的农民并不十分介意投入的成本,只要新技术、新产品能够提高所生产产品的品质,则一定可以在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所以,当地农民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特别欢迎,也舍得投入。
我们所参观的农业技术推广会是由本公司赞助的,由乡农会的产销班负责组织,它地处台湾的云林县。云林县共有人口75万,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35万,目前已经超过屏东,成为台湾第一大农业县。
我们在彰化县还参观了一个专卖农资产品的零售商。这位零售商比较有现代管理意识,零售的区域也比较大,覆盖远近8个乡镇。他的零售业务基本实现了电子化,使用电脑记录所有农户的购买信息。
经过与零售商的交谈得知,他所使用的专门的客户管理的“电脑软体”(软件)是从台湾市场购买的。这个软件除了销售功能外,也有进销存功能。但是这个零售商并没有使用这个功能,经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这个软件只是为了单店的使用而开发的,并没有联网和系统功能。
零售商说,他已经使用这个“软体”7年了,使用它可以极大增加了农民对于本店的信任度和重复购买率。在他的电脑档案中已经积累了一千多个农户的资料,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也可以帮助他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我所知,“拜尔”农药公司和便利店“7-11”等使用的有系统有联网和进销存的功能,但是没有用户/农户销售记录功能。我们目前正在大陆种业市场初步推广的系统,会比这个两种都要先进许多。
台湾市场开放的比大陆早,商业气氛更加浓厚。公司在嘉义的经销商翁先生已经在商业界打拼了五十多年,是本地的商界名流,在台湾嘉义地区人脉甚广。由他出面为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本地安排了接风酒。
在酒桌上我们无非是谈一些两岸农业界的趣事,和我们都认识的老朋友们。翁先生在酒桌上只是喝了很少的啤酒,但是很自豪地和我们谈起了“当年勇”。在二十多年前,Heineken在嘉义市举办啤酒推介会,翁先生在喝啤酒比赛中,用2分47秒最先喝完了三大瓶啤酒获得冠军,又在接下来的猜拳比赛中又获得冠军。所以在那次推介会中,翁先生一共得到了奖励48打啤酒。
无巧不成书,恰好有一位多年前的同事现在在翁先生的公司做事,我们立即通了电话,并相约返程的时候在台北见面。
一边说着,一边由当地的经销商和公司的同事分别不断地敬酒。同桌的两位合资公司的总经理都不大会喝酒,我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下决心不能在“两岸对话中”中甘拜下风,结果自然是喝的有些高。
台湾农业生产不仅仅重视产量,更注重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别看重新品种的推出,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强调产品的品质和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开辟多种的营销渠道,在农产品直销、观光农业和品牌建立方面有很多的尝试和成功的经验;台湾的农会和产销班在农业的技术发展和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台湾当局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推行“耕者有其田”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并且在扶植农业、技术推广和市场化方面也有一些很好的引导作用。
台湾印象
到台湾的游客一般都会去阿里山和日月潭,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地标”意义吧。其实,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和苏花公路是游览的更好去处。前者是与巴黎的罗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的“四大博物馆”,其65万件馆藏都是从大陆挑选、运送的文物精品;后者是沿台湾东部海岸线在半山腰上开凿的公路,山势奇雄、险峻,下临浩瀚的太平洋,其景色远胜于美国洛杉矶到旧金山的沿海岸线修筑的“一号公路”。
在日月潭游览时,“船老大”是一条四十多岁的汉子,极爱说话,粗口也很多。在我们游湖的一个小时过程中,船老大不断地和我们唠叨他那点事情。他的船是新买的,前一天刚刚下水,买这条游艇花了800万台币(180万人民币),买牌照又花了400万台币。但是他说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幸买到了牌照,因为当地政府只颁发有限的196个牌照。平时来日月潭的游客80%是大陆的观光团,20% 是台湾本地客,但由于现在是台湾县市长选举前夕,各地贿选不断发生,来日月潭的旅游团一半是台湾本地的,大多数都是候选人贿选选民的结果。
忠烈祠是台北的著名景观之一,他在台湾的地位和功效类似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纪念碑从形式上讲是西方的舶来品,祠堂则显得传统得多。碑,高大、雄伟,被人们用来敬仰;祠,平实、幽深,被人们用来追思。两种形式、作用不同,引起的心理共鸣不同,但并没有好坏之分。
台湾的忠烈祠是集合了国民党民族理念、政治理念、道德准则的杂烩,正殿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灵位,侧殿里面既有廖仲恺、宋教仁、秋瑾、邹容等国民党早期反封建、反军阀的英杰的灵位也有张辉瓒、张灵甫、戴笠、邱清泉、黄伯韬等“讨逆”先锋的牌位,还有一些“和平建设”时期“模范英烈”的牌位。这让我们从大陆来的看客很是混乱、郁闷。
忠烈祠内一天几次的换岗仪式和“耍花枪”式的表演很有特色,这是来忠烈祠的游客观赏的重点。换岗仪式的整个过程设计了几个不同的环节,表演的士兵在台湾也是万里挑一的帅哥,据说很受台湾女孩的追捧。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表演的氛围浓重。
看过不同国家的阅兵仪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台湾的阅兵训练、仪仗队表演的程序、队列和基本动作照搬美国的套路,大陆的阅兵式则还有很深刻的苏联烙印,以实用为主,表演的成分不浓。
回到台北,见到了原来公司的同事,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转作其他行业。多年不见,见面后自然是亲切地寒暄一番。
我原来的老板曾先生现已退休,这天上午刚刚从欧洲度假回来,他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带我们看一些热门景点。陈水扁卸任“总统”后的公寓,这是他被羁押前的住所。曾先生说,这里的“风水”很差,原来叫“六张犁”,因为一个村子里只有六张犁而得名,原本都是农田和墓葬区,这几年才开发出来。它的正面还对着坟岗,旁边就是隧道口,按照迷信的说法,这些都很冲“扁家”的风水。
离这里不远是台北市新的市政府大楼。现任的台北市长郝龙兵是国民党旧宿郝柏村的儿子,是国民党四个希望之星之一。曾先生和他是中学同班同学,当年郝龙兵很低调,学校和同学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直至又一次他被任课老师冤枉批评,训导主任要给他记过,他才悄悄地求他母亲说情,将此事化了。足见当时台湾的高官还是相当自律的,远没有大陆现在“贵二代”、“富二代”的张狂和无聊。
我们前任大老板之一朱先生,退休前是“百事可乐”大中华区的总裁,现在受聘香港某新闻集团在台湾开办“壹新闻”网络直播新闻。因为其节目被台北市政府指责“有伤社会风化”而禁播,“壹新闻”则反诉台北市政府“妨碍新闻自由”,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因为认识控辩双方,曾先生被请回来,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双方的关系。
22号一早,我带领公司的管理团队启程到台湾考察“精准农业”和“特色农业”。由于国泰航空公司的失误,给我们定错了航班,大队人马在早晨7点到达北京国际机场时,办理机票的闸口已经关闭。旅行社的石总和该航空公司驻北京机场的代表满头大汗地和各个航空公司紧急联系,终于把我们的数十人分配到了随后的两架航班上,经香港飞抵台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泰航空公司在香港机场的值机柜台为了我们开启了紧急通道,并且联系香港“出入境管理处”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并派专人送我们到位于机场最远端的闸口。我们一行二十多人终于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
台北的天很阴沉,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台北的桃源机场规模并不是很大,与大陆比较大的省会级的机场模差不多,但是更陈旧一些。它原本被叫做“中正机场”,在民进党时代被更名。
有人咨询了台湾的朋友,根据他们的建议制定了详细的在台湾购物和品尝小吃的“攻略”。根据“攻略”指引,我们一些人到达酒店后就直奔“士林夜市”的小吃市场,体验生活了一番。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室内大排挡,大家在各个摊位边上或站、或坐,品尝各种特色小吃。夜市里人满为患,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足够的8个座位。我们品尝了 “青蛙下蛋”、“大饼包小饼”、“鸭血臭豆腐”、“天妇罗”等名吃。它们真的各有特色,但并非像传说中的那么美味,值得品尝,但不值得追捧,除非他是从小就吃惯了这一口味的“惯吃”。
第二天上午是公司内部的交流。兄弟单位为我们介绍了本地的农业状况和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我们也介绍了在大陆的经验。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非常高兴来到祖国的宝岛,公司的本地同事也报以会心的微笑。
台湾面积不大,山地居多,但是四季都可以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物产丰富,产品质量高,农产品自给有余,还大量出口水果、花卉等高档农产品到日本、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平原占27%,耕地83万公顷,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台湾目前种植水稻26万公顷,自给自足有余,并且每年约有20万公顷的稻田休耕。此外,台湾有水果21万公顷,蔬菜16万公顷,是台湾特色农业和高价值农业的支柱。
台湾农化市场近几年一直发展平稳,整个市场的销售额在1.5—1.7亿美元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和进一步的成长性。全台湾的农资产品都是透过四百个左右的经销商,350个“农会”和四千个左右的零售商来进行销售。另外,台湾最大的农药公司“兴农”公司有两百八十多个自建专营店,与其他公司的销售模式完全不同。
公司在台湾选择经销商的标准是:合作意愿、发展潜力和当前的销售能力。这与我们在大陆的选择经销商的标准不谋而合。
经过上午的短暂交流和简单的午餐,下午我们就出发,奔赴参观学习台湾农业的旅途。
走访邓丽君的故乡
云林县位于台湾西部平原,距离台北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云林县是台湾岛上汉人最早开垦的地方,曾有过光辉的历史。据台湾府志沿革记载,早在明天启元年(1621年)福建彰州人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率领众人由笨港登陆,安营扎寨,从事开垦。邓丽君便是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人。云林县北港朝天宫是全台三百多间妈祖庙的总庙,也是云林最引以为傲的人文名胜。
下午我们驱车3个小时,赶到了云林县的古坑乡,走访了古坑乡的“农会”,也品尝了台湾著名的“古坑咖啡”。
古坑乡地处台湾西部丘陵地带,海拔六百多米,很适合种植咖啡。古坑的农户在清朝时期就开始引种咖啡,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在“日据时代”(1895-1945),日本人认为古坑地区很适宜种植咖啡,于是在这里扩大了咖啡种植,并把这里出产的咖啡作为贡品,进贡给日本天皇及高官。古坑种植的品种是ARABICA咖啡,种植后3年才可以结果。从此本地的农民保留了种植咖啡的传统。不仅如此,古坑的农会还不断帮助农民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品质,并且在台湾内外大力推广。古坑咖啡不仅在台湾成为著名品牌,而且还出口日本、韩国。目前,他们在厦门、福州、武汉和上海也设有代销店。不仅如此,古坑的农业协会为每一位到访的客人都会认真推荐他们的咖啡,并且用特制的进口器皿,现场教客人怎样烧煮最美味的咖啡。
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在当时“台湾省省长”陈诚的主持下,着手进行了“土地改革”的运动。
台湾的“土改”一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的“三七五减租”。在1949年,将当时普遍流行的“七成缴租,三成自留”的地租改为按37.5%缴租。这大大减少了台湾广大佃农的负担,获得了普遍欢迎。1951年,国民党政府又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公田放送”,既将一部分从日本人撤出后收回的“国有土地”,分配给一些没有土地和有很少土地的小农户耕种。这样一来,就把很大一部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在1953年,台湾又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就是将大地主手中的多余土地(当时的政策是出租的土地不可以超过自己耕种的10%)强行赎买过来,然后以较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了众多的小自耕农,土地的价格以数年的地租相抵。台湾当局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台湾大约200万农民受益,台湾自耕农户均获土地1公顷。它获得了台湾大多数农民的热烈欢迎,也调动了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巩固了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外来政权”的统治,也缓解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后来台湾一部分“社会贤达”,也正是通过国民党政府补偿土地所获得的“债券”,开始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和转型,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工商界甚至政界一展拳脚,这其中就包括王永庆,辜振甫等人。
现在,台湾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力,台湾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必须以市价支付。在云林县,政府修路征收土地必须付给农民每亩费用约合人民币30万元。
台湾的“农会”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最初是受日本“农协”的影响。台湾“土改”后,为了协调、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国民党内政部下专设了“农业委员会”,并且聘请美国的农业专家研究和指导。台湾当局每年拨出专门经费,资助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
台湾的农会分为三级:省、县/市、乡镇。台湾“农会”组织在各地十分活跃,它是由台湾内政部下属的农业委员会负责指导、组织和协调。台湾的“农会”是在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指导下自发成立的,农户可以自愿参加。“农会”是由农户推选农民代表,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理事,然后由理事会推选理事长。理事会聘选干事长和监事。干事长是专职人员,收取报酬;理事、理事长、监事等则是义务工作。“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农户代表大会。
古坑乡共有八千多个农户,大部分农户都参加了“农会”,是否参加属于农户自愿行为,农户参加无需要交纳任何经费。古坑乡的农会有五十多个专职人员,负责财务、推广、供销、加工、后勤等,也负责农业生产资料的“团购”。农产品推广和销售盈利的40%返还给农户,60%用于农会的经费和再发展。“农会”还建立自有银行,负责给农民贷款。农信部是农会的最核心部分,是农民经济的血液,是农业产业延伸的纽带。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不存在非法集资的问题。
台湾“农会”最重要的功能还有技术推广。农会一般会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组织各种不同作物和专业的“产销班”,开展技术推广和普及工作,也可以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或者出外参观学习。每个产销班的活动可以向政府的农委会申请补助。一般补助的金额可以达到产销班经费的30—50%。古坑乡有各种产销班五六十个,一般会具体到某一个作物,比如凤梨产销班、葡萄产销班、香蕉产销班、稻米产销班等,其中最大的产销班自然是咖啡班。台湾的农会的产销班最长的历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彰化县大村乡的葡萄产销班应该是台湾这类组织活动的典型之一。该产销班是一个常设组织,是农会下属的专业分会,于1997年成立,现有家庭成员二十位多位。产销班共有葡萄园二十多公顷,其中大棚葡萄三公顷多,每年产值新台币三千多万元,折合每亩的毛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人民币左右,是当地农民“共同致富”的样板。
产销班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班会,邀请外面的专家进行讲习,走出去观摩,或者互相交流。班长是轮流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为大家服务,班长没有任何报酬。产销班常年聘请专家作指导员,更多从技术上指导大家。
产销班的一些学员还有一部分柑橘田。目前台湾的柑橘、柳丁等产量很高,常常滞销,产销班就积极把他们的柑橘田转为教育和示范农场,兴办旅游和采摘,生产反季节水果,收效也很好。
产销班还对于所有生产的产品进行绿色无公害的质量和履历认证,所有参观的人员都可以随时采摘当场食用,不必担心农药残留。产销班的高质量产品绝大多数产品直销到台北市的各个大商场,既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提高了售价。令他们自豪的是产销班学员的葡萄在2009年本县产品评比大会上,包揽了冠军和亚军。
产销班的学员拿出自己最好的产品,共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叫做“赤龙珠”。学员们首先拿自己的产品进行内部评比,只有最好品质的产品才能够打上“赤龙珠”的品牌,然后由产销班统一包装销售。“赤龙珠”牌子的葡萄现在已经在台北的大商场创出了名气,它在台湾市场上销售价格是普通葡萄价格的一倍左右。
当地农民请我们品尝了一下令他们自豪的“赤龙珠”,尽管离最后成熟采摘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个头比较小,但葡萄已经是黑紫色。品尝之后众人都一致认为味道很好,但是产销班的农民说现在的味道还差的很远,邀请我们下次一定要赶上葡萄熟了的时候再来访问,专门品尝他们的代表作。
产销班另一个功能是对农资产品进行团购,通过团购,学员们大约能够节农资投入成本20%左右。目前,葡萄产销班对所有农资产品的95%都进行了团购。
产销班还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和教育功能,提出了“品质精致化,经营多元化,产业休闲化”的发展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学员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新台币,即22万元人民币,成为当地农民共同致富的典型。台湾的著名的“天下”杂志和当地电视台纷纷采访报道大乡镇葡萄产销班的成功故事。
接待我们的人姓赖,名仲由,三十多岁,曾经留学日本学习农艺,是当地著名的“海龟”和“回乡青年”。他好动脑筋,钻研科学,建立网站,带领当地农民致富,成为榜样,最近获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父老乡亲纷纷送匾致贺。他自创了把不同品种的柑橘种嫁接到同一棵树上的方法,这样嫁接完成的果树可以卖给住在城里的爱好者,他们的空间有限,一棵果树能结三四种不同果子,很受他们追捧。这样的果树可以比一棵普通的柑橘树木售价高出四倍。
仲由还给我们演示了嫁接的技巧和手法,并且告诉我们,嫁接的本木最好用广东柠檬,因它的抗病性会比较好。每年在立春这一天,嫁接的成活率最高,只要是同属同科就可以嫁接成功。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把十种不同的柑橘、橙子、柳丁等嫁接到一颗树上。
仲由和当地的农户请我们参观他们的葡萄园。为了防台风、虫子和飞鸟的危害,他们逐步建造大棚。并且通过催芽和夜间照明,使他们生产的葡萄能比其他农户的产品提早2—3月上市,以期卖个好价钱。以前他们用水银灯照明,成本很高;现在使用节能灯,成本下降不少。
产销班的农户目前一年只生产一季葡萄,主动放弃了第二季的生产,因为台风和雨水的问题,第二季生产的品质不够好,他们认为得不偿失。
和台湾农会的亲密接触
由于“农会”体系的存在和商业环境相对成熟,台湾各种形式的农民技术推广活动比较丰富。当然,这其中一部分的技术推广活动是由这些领域里的技术和产品的厂商所赞助的。
台湾的农业技术推广会的组织形式和我们在大陆所做的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活动准备和组织得更精细一些。在活动现场会搭起大棚,便于农民避暑;农民相对富裕,都是骑着摩托车来参会;参会的妇女很多,达到三分之二强,大概男人多出去打工、做生意了。
当地经销商告诉我们,当地的农民收入还算不错,一分地(1000平方米,相当中国的一亩半或者吉林的“一大亩”)毛收入可以到1万多新台币,约合一亩地两千多元人民币。但是台湾农民一年四季都要工作,很辛苦,人工费用也很贵。如果是请固定工,女工要800台币一天(约合人民币180元),男工要1000元台币,如果雇用短期工,每天还要分别加上200元。
但是,令当地农民自豪的是,他们所生产的蔬菜品质优异,大多出口日本和韩国,花卉则远销到美国和澳洲。台湾的农民并不十分介意投入的成本,只要新技术、新产品能够提高所生产产品的品质,则一定可以在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所以,当地农民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特别欢迎,也舍得投入。
我们所参观的农业技术推广会是由本公司赞助的,由乡农会的产销班负责组织,它地处台湾的云林县。云林县共有人口75万,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35万,目前已经超过屏东,成为台湾第一大农业县。
我们在彰化县还参观了一个专卖农资产品的零售商。这位零售商比较有现代管理意识,零售的区域也比较大,覆盖远近8个乡镇。他的零售业务基本实现了电子化,使用电脑记录所有农户的购买信息。
经过与零售商的交谈得知,他所使用的专门的客户管理的“电脑软体”(软件)是从台湾市场购买的。这个软件除了销售功能外,也有进销存功能。但是这个零售商并没有使用这个功能,经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这个软件只是为了单店的使用而开发的,并没有联网和系统功能。
零售商说,他已经使用这个“软体”7年了,使用它可以极大增加了农民对于本店的信任度和重复购买率。在他的电脑档案中已经积累了一千多个农户的资料,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也可以帮助他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我所知,“拜尔”农药公司和便利店“7-11”等使用的有系统有联网和进销存的功能,但是没有用户/农户销售记录功能。我们目前正在大陆种业市场初步推广的系统,会比这个两种都要先进许多。
台湾市场开放的比大陆早,商业气氛更加浓厚。公司在嘉义的经销商翁先生已经在商业界打拼了五十多年,是本地的商界名流,在台湾嘉义地区人脉甚广。由他出面为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本地安排了接风酒。
在酒桌上我们无非是谈一些两岸农业界的趣事,和我们都认识的老朋友们。翁先生在酒桌上只是喝了很少的啤酒,但是很自豪地和我们谈起了“当年勇”。在二十多年前,Heineken在嘉义市举办啤酒推介会,翁先生在喝啤酒比赛中,用2分47秒最先喝完了三大瓶啤酒获得冠军,又在接下来的猜拳比赛中又获得冠军。所以在那次推介会中,翁先生一共得到了奖励48打啤酒。
无巧不成书,恰好有一位多年前的同事现在在翁先生的公司做事,我们立即通了电话,并相约返程的时候在台北见面。
一边说着,一边由当地的经销商和公司的同事分别不断地敬酒。同桌的两位合资公司的总经理都不大会喝酒,我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下决心不能在“两岸对话中”中甘拜下风,结果自然是喝的有些高。
台湾农业生产不仅仅重视产量,更注重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别看重新品种的推出,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强调产品的品质和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开辟多种的营销渠道,在农产品直销、观光农业和品牌建立方面有很多的尝试和成功的经验;台湾的农会和产销班在农业的技术发展和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台湾当局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推行“耕者有其田”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并且在扶植农业、技术推广和市场化方面也有一些很好的引导作用。
台湾印象
到台湾的游客一般都会去阿里山和日月潭,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地标”意义吧。其实,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和苏花公路是游览的更好去处。前者是与巴黎的罗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的“四大博物馆”,其65万件馆藏都是从大陆挑选、运送的文物精品;后者是沿台湾东部海岸线在半山腰上开凿的公路,山势奇雄、险峻,下临浩瀚的太平洋,其景色远胜于美国洛杉矶到旧金山的沿海岸线修筑的“一号公路”。
在日月潭游览时,“船老大”是一条四十多岁的汉子,极爱说话,粗口也很多。在我们游湖的一个小时过程中,船老大不断地和我们唠叨他那点事情。他的船是新买的,前一天刚刚下水,买这条游艇花了800万台币(180万人民币),买牌照又花了400万台币。但是他说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幸买到了牌照,因为当地政府只颁发有限的196个牌照。平时来日月潭的游客80%是大陆的观光团,20% 是台湾本地客,但由于现在是台湾县市长选举前夕,各地贿选不断发生,来日月潭的旅游团一半是台湾本地的,大多数都是候选人贿选选民的结果。
忠烈祠是台北的著名景观之一,他在台湾的地位和功效类似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纪念碑从形式上讲是西方的舶来品,祠堂则显得传统得多。碑,高大、雄伟,被人们用来敬仰;祠,平实、幽深,被人们用来追思。两种形式、作用不同,引起的心理共鸣不同,但并没有好坏之分。
台湾的忠烈祠是集合了国民党民族理念、政治理念、道德准则的杂烩,正殿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灵位,侧殿里面既有廖仲恺、宋教仁、秋瑾、邹容等国民党早期反封建、反军阀的英杰的灵位也有张辉瓒、张灵甫、戴笠、邱清泉、黄伯韬等“讨逆”先锋的牌位,还有一些“和平建设”时期“模范英烈”的牌位。这让我们从大陆来的看客很是混乱、郁闷。
忠烈祠内一天几次的换岗仪式和“耍花枪”式的表演很有特色,这是来忠烈祠的游客观赏的重点。换岗仪式的整个过程设计了几个不同的环节,表演的士兵在台湾也是万里挑一的帅哥,据说很受台湾女孩的追捧。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表演的氛围浓重。
看过不同国家的阅兵仪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台湾的阅兵训练、仪仗队表演的程序、队列和基本动作照搬美国的套路,大陆的阅兵式则还有很深刻的苏联烙印,以实用为主,表演的成分不浓。
回到台北,见到了原来公司的同事,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转作其他行业。多年不见,见面后自然是亲切地寒暄一番。
我原来的老板曾先生现已退休,这天上午刚刚从欧洲度假回来,他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带我们看一些热门景点。陈水扁卸任“总统”后的公寓,这是他被羁押前的住所。曾先生说,这里的“风水”很差,原来叫“六张犁”,因为一个村子里只有六张犁而得名,原本都是农田和墓葬区,这几年才开发出来。它的正面还对着坟岗,旁边就是隧道口,按照迷信的说法,这些都很冲“扁家”的风水。
离这里不远是台北市新的市政府大楼。现任的台北市长郝龙兵是国民党旧宿郝柏村的儿子,是国民党四个希望之星之一。曾先生和他是中学同班同学,当年郝龙兵很低调,学校和同学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直至又一次他被任课老师冤枉批评,训导主任要给他记过,他才悄悄地求他母亲说情,将此事化了。足见当时台湾的高官还是相当自律的,远没有大陆现在“贵二代”、“富二代”的张狂和无聊。
我们前任大老板之一朱先生,退休前是“百事可乐”大中华区的总裁,现在受聘香港某新闻集团在台湾开办“壹新闻”网络直播新闻。因为其节目被台北市政府指责“有伤社会风化”而禁播,“壹新闻”则反诉台北市政府“妨碍新闻自由”,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因为认识控辩双方,曾先生被请回来,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双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