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下热议的“中国模式”应当给人们以这样的启示: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全面的操控有多大的经济学意义?西方人对金融业羞羞答答的监管应当管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应只局限于解决当下实践方面的现实难题,而应当把探讨出的有益结论用来丰富未来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媒体和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大讲中国的好话,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在经济危机面前手足无措,想从中国这里找到灵丹妙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迫切希望抓住这个时机来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强大生命力。一时间,“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很热的话题。请看一些比较典型的言论。
《福布斯》最近杂志将北京和上海定为世界的未来之都,原因是中国在过去25年来的发展奇迹——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财富增长了1500%,而同样受人注目的印度仅仅增长了400%。报告最后说,中国正在领导全世界经济复苏。(2009-09-09《参考消息》)
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接受日本《呼声》杂志采访时说:“我认为今后将是中国世纪。”
英国资深学者马丁·雅克在其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说:“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相反它会使西方或
整个世界更中国化。”
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实力,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大地增强了,于是由西方媒体发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了起来。大多数人是想找到中国为什么能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取得令他们惊讶的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别的民族、别的文明体,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人的价值观以后才能享用他们发明的那一套文化成果,其中包括经济的法律的以及社会管理等诸方面的先进的现代化制度。
自信的西方人以往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这个价值观,而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有点动摇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难以理解的,或许以为在神奇的中国文化中会含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但是,他们只能从外部远远地观察、主观地揣摩“中国奇迹”,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比较肤浅,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些了解的“中国通”们和有一定东方文化背景的学者就能说出一些稍微深刻一点的话。
有着华人血统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则对中国的“奇迹”看得轻一些,他说:“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转化成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一方面盛赞中国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消减贫困过程”,但是他也认为,事情并没有完结,他指出:中国今后的发展关键是“完成从管理走向民主”,相对应的印度恰恰相反,是“从民主走向管理”。
我理解,这位印度学者的意思是:同样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大文明体,印度学会了主要用左腿走路,中国学会了主要用右腿走路,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体,都有“课程”要“补”,最终才能建立起稳定均衡的现代文明体。我认为他的见解很值得我们思考。
外面的评论那么多种多样,可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声音就少得可怜了。文化学者汪晖先生的判断我很信服,他在就2008年金融危机答记者问(《新京报》)时说:“中国思想界的作者们把诸多问题归入到他们的框架之内进行讨论,这就使得‘思想’与事件相脱节。”(2009-9-5《新京报》)
是的,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再也见不到有大文化视野背景的时评了。人们就金融说金融,就经济说经济,就保护主义说保护主义,就统计数字说统计数字,个个可称专家,却缺少真正的学者见地。
例如,说到次贷危机的原因,就只能说到那项金融产品设计者的短视、兜售者的贪婪,如此而已,——说这话能解决我们心中的哪些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然后又有别的学者换个角度又说政府监管不力。──但是,政府又依据哪些规则进行监管?怎么监管?这些问题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政府官员不是顶尖的金融专家和一线的金融产品的操作者,他们根本管不了,更管不好,因为市场在变,监管和监管制度总也跟不上,就是指定了条文规则,很快也就会过时,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基础理论。
现代经济和金融的基础理论在现时确实已经落伍了,它被发达经济时期的最新商业实践(尤其是金融产品的交易活动)远远抛到了后面。而且人们还未意识到,商业活动的实践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示: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指出现代经济理论的这个缺陷,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将出现危险,造成那个危险的缺陷就是,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应当出现在新经济理论中了,没有这个内容,在不同文明体、不同经济实体之间在大规模经济运作中货币价值和数量控制,就会成为一个缺乏依据的原经济因素,——或者说,政府行为已经和劳动、资本一样成为了一个必要的经济要素了。而政府监管缺位问题仅仅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表象而已,——更不用说这个问题下的一个子项——次贷危机、金融诈骗这些个具像的偶发事件了。
就连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提出“世界货币”的设想,也不过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感觉而已(并没有经济学的依据),但其内在的合理性则是,──纯粹市场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市场发展的自由竞争阶段,可以忽视政府的作用,也可以把以政府信用为背景的货币暂时“忽略”掉,只要在交易双方存在一个能体现客观价值的金本位,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工业时代,金本位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经济活动的要求了,于是英镑和美元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能起到暂时的(替代)世界货币的作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实了,在这期间,它们的“替身”作用发挥得不错,世界应当感谢它们的这些年的贡献,这期间,世界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世界货币”这一问题的提出,归根到底还是政府的经济学身份和行政力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问题,这里,货币发行的操控实际上用的是政府信用,确切地说是借用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信用。
那么,到了后工業时代,包括“货币决定”等问题在内的“政府将在经济体系中有怎样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问题,就是传统经济理论所没有的内容了。依据传统理论,自由竞争是个底线,政府不应当介入市场活动。但是金融领域作为现代商品经济市场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要有民间资本进行运作,以体现该活动的“营利特征”的本质,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中的大寡头(如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必然或多或少地要借重政府信用,并代行政府的某些职权,例如,货币发行。有些金融企业“大到不能垮”,也昭示着它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商业实体了。社会责任已经悄悄地压在了它们的身上,有了类似中国所谓的“事业单位”的身份了。
就此,金融领域这个特殊行业,它的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契合点就首先应当成为取得突破的关键点。在实践上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国有银行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民营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接受政府怎样的监管?
现在,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人们都在关注金融监管的方式、程度问题,讨论这些高管们的“薪”(工资性质的收入)与“筹”(奖金和提成性质的收入)相分离的方法,是用比例还是用绝对数来限制他们的自我提薪的做法。
其实,这样做,我认为都是权宜之计,真正有效和可持续解决的方法,是请经济学家从理论方面来做出突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把银行等金融企业的性质搞清楚,而再深入一步,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货币的本质搞清楚,而这正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只要把银行的性质弄清,那么银行从业人员的地位和薪酬也就找到了依据,政府也就有了监管的基础。
在这个方面,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是一个极其生动的案例,其中,中国的银行业在几十年中的“垄断生涯”,就可以为今后的经济和金融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提供有益的“试验场数据”。
但是,还应当看到,相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中国模式”是与它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它对银行业的垄断性的“操控”是“歪打正着”的话(中国因此而外在于这次金融危机),那么它对其他行业的“操控”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了。而逐步放松这种“操控”,正是它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缺少政府干预的西方经济,应当引入政府的某些“意志”,另一方面,中国则应当逐步减少政府“意志”对市场体系的干预,双方都要依据怎样的理论行事?——这就是新的基础经济理论的萌发点。这个萌发点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参考。
(未完待续)
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媒体和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大讲中国的好话,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在经济危机面前手足无措,想从中国这里找到灵丹妙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迫切希望抓住这个时机来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强大生命力。一时间,“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很热的话题。请看一些比较典型的言论。
《福布斯》最近杂志将北京和上海定为世界的未来之都,原因是中国在过去25年来的发展奇迹——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财富增长了1500%,而同样受人注目的印度仅仅增长了400%。报告最后说,中国正在领导全世界经济复苏。(2009-09-09《参考消息》)
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接受日本《呼声》杂志采访时说:“我认为今后将是中国世纪。”
英国资深学者马丁·雅克在其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说:“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相反它会使西方或
整个世界更中国化。”
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实力,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大地增强了,于是由西方媒体发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了起来。大多数人是想找到中国为什么能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取得令他们惊讶的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别的民族、别的文明体,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人的价值观以后才能享用他们发明的那一套文化成果,其中包括经济的法律的以及社会管理等诸方面的先进的现代化制度。
自信的西方人以往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这个价值观,而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有点动摇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难以理解的,或许以为在神奇的中国文化中会含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但是,他们只能从外部远远地观察、主观地揣摩“中国奇迹”,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比较肤浅,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些了解的“中国通”们和有一定东方文化背景的学者就能说出一些稍微深刻一点的话。
有着华人血统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则对中国的“奇迹”看得轻一些,他说:“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转化成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一方面盛赞中国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消减贫困过程”,但是他也认为,事情并没有完结,他指出:中国今后的发展关键是“完成从管理走向民主”,相对应的印度恰恰相反,是“从民主走向管理”。
我理解,这位印度学者的意思是:同样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大文明体,印度学会了主要用左腿走路,中国学会了主要用右腿走路,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体,都有“课程”要“补”,最终才能建立起稳定均衡的现代文明体。我认为他的见解很值得我们思考。
外面的评论那么多种多样,可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声音就少得可怜了。文化学者汪晖先生的判断我很信服,他在就2008年金融危机答记者问(《新京报》)时说:“中国思想界的作者们把诸多问题归入到他们的框架之内进行讨论,这就使得‘思想’与事件相脱节。”(2009-9-5《新京报》)
是的,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再也见不到有大文化视野背景的时评了。人们就金融说金融,就经济说经济,就保护主义说保护主义,就统计数字说统计数字,个个可称专家,却缺少真正的学者见地。
例如,说到次贷危机的原因,就只能说到那项金融产品设计者的短视、兜售者的贪婪,如此而已,——说这话能解决我们心中的哪些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然后又有别的学者换个角度又说政府监管不力。──但是,政府又依据哪些规则进行监管?怎么监管?这些问题谁也无法回答,因为政府官员不是顶尖的金融专家和一线的金融产品的操作者,他们根本管不了,更管不好,因为市场在变,监管和监管制度总也跟不上,就是指定了条文规则,很快也就会过时,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基础理论。
现代经济和金融的基础理论在现时确实已经落伍了,它被发达经济时期的最新商业实践(尤其是金融产品的交易活动)远远抛到了后面。而且人们还未意识到,商业活动的实践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示: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指出现代经济理论的这个缺陷,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将出现危险,造成那个危险的缺陷就是,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应当出现在新经济理论中了,没有这个内容,在不同文明体、不同经济实体之间在大规模经济运作中货币价值和数量控制,就会成为一个缺乏依据的原经济因素,——或者说,政府行为已经和劳动、资本一样成为了一个必要的经济要素了。而政府监管缺位问题仅仅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表象而已,——更不用说这个问题下的一个子项——次贷危机、金融诈骗这些个具像的偶发事件了。
就连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提出“世界货币”的设想,也不过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感觉而已(并没有经济学的依据),但其内在的合理性则是,──纯粹市场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市场发展的自由竞争阶段,可以忽视政府的作用,也可以把以政府信用为背景的货币暂时“忽略”掉,只要在交易双方存在一个能体现客观价值的金本位,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工业时代,金本位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经济活动的要求了,于是英镑和美元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能起到暂时的(替代)世界货币的作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实了,在这期间,它们的“替身”作用发挥得不错,世界应当感谢它们的这些年的贡献,这期间,世界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世界货币”这一问题的提出,归根到底还是政府的经济学身份和行政力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问题,这里,货币发行的操控实际上用的是政府信用,确切地说是借用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信用。
那么,到了后工業时代,包括“货币决定”等问题在内的“政府将在经济体系中有怎样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问题,就是传统经济理论所没有的内容了。依据传统理论,自由竞争是个底线,政府不应当介入市场活动。但是金融领域作为现代商品经济市场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要有民间资本进行运作,以体现该活动的“营利特征”的本质,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中的大寡头(如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必然或多或少地要借重政府信用,并代行政府的某些职权,例如,货币发行。有些金融企业“大到不能垮”,也昭示着它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商业实体了。社会责任已经悄悄地压在了它们的身上,有了类似中国所谓的“事业单位”的身份了。
就此,金融领域这个特殊行业,它的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契合点就首先应当成为取得突破的关键点。在实践上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国有银行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民营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接受政府怎样的监管?
现在,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人们都在关注金融监管的方式、程度问题,讨论这些高管们的“薪”(工资性质的收入)与“筹”(奖金和提成性质的收入)相分离的方法,是用比例还是用绝对数来限制他们的自我提薪的做法。
其实,这样做,我认为都是权宜之计,真正有效和可持续解决的方法,是请经济学家从理论方面来做出突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把银行等金融企业的性质搞清楚,而再深入一步,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货币的本质搞清楚,而这正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只要把银行的性质弄清,那么银行从业人员的地位和薪酬也就找到了依据,政府也就有了监管的基础。
在这个方面,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是一个极其生动的案例,其中,中国的银行业在几十年中的“垄断生涯”,就可以为今后的经济和金融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提供有益的“试验场数据”。
但是,还应当看到,相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中国模式”是与它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它对银行业的垄断性的“操控”是“歪打正着”的话(中国因此而外在于这次金融危机),那么它对其他行业的“操控”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了。而逐步放松这种“操控”,正是它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缺少政府干预的西方经济,应当引入政府的某些“意志”,另一方面,中国则应当逐步减少政府“意志”对市场体系的干预,双方都要依据怎样的理论行事?——这就是新的基础经济理论的萌发点。这个萌发点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参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