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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是新世纪以来一位成绩斐然的乡土小说家。他创作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进行了几乎同步的文学表现。他对冀东平原乡村逝去的人物形象、传统文化、风俗人情的回望，对农村现实的忧患意识和痛苦思考，对农民未来发展方向殚精竭虑的探索，都凝结为一抔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具有深厚的安土重迁情结。所以中国人的乡愁是深植于土地的。关仁山的乡土写作正是现代人乡愁的精神皈依。他最新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从人物形象、传统文化、风物人情、文学主题四方面展开当代语境下的乡愁叙事。
乡愁观照下的人物形象
乡愁的实质，是对家园和乡土的怀念眷恋。范少山作为小说塑造的新农民形象，还乡创业的情感基础是乡愁：“俺留住了白羊峪，就是留住了乡愁啊！”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紧密相连，难分彼此。思乡的核心是思亲，乡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亲情。中国人有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虽然不反对年轻人有目标地外出建功立业，但是更强调家族观念、亲情伦理。以家族、亲情为基础的乡愁理念使关仁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本能地也是最得心应手地塑造乡村长者形象。小说中的范德安老实得近乎木讷却在文革时代冒死守护御碑，余庆余爱财如命却信奉诚信经营。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乡村传统伦理精神更集中体现在乡村长者范老井身上。
范老井是白羊峪的百科全书式的老者。他对白羊峪的山水草木、人畜碑城、人事变迁都了然于胸。他遵循中国乡土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古老哲学，对山林里的生灵用一生的时间去感同身受、平等对待，相信万物有思想感情，把银杏树、狼、鹿等自然物神化或人格化。“万物通灵论”宇宙观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有局限的部分，但是作为人类生活经验、道德经验的结晶，其优秀的部分构成了文学创作重要组成并在作家的思考中展现出新的意义和价值。关仁山把乡愁理念融入范老井的人格之中，通过小说的叙事和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投射了身在城市的怀乡之情和文化上的寻根努力。范老井在关仁山塑造的人物谱系中不是孤立的，他是旧文化守护者形象系列之一。范老井与《白纸门》中雪莲湾的疙瘩爷有颇多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相近之处。比如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对动物，恪守猎人的祖传规矩。疙瘩爷用打狗叉而不是火枪来杀猎狗，范老井用余生去守护狼的生命。所不同的是，疙瘩爷面对现代化进程是茫然和犹豫的，而范老井在捍卫传统时是明确、坚决的。守护传统就是守护了未来，守护历史就是守护了希望。范老井守住了年少初恋的爱情，将同样是传统文化象征的泰奶奶请到白羊峪，建成小学，改变留守儿童愚昧无知的命运，这就是守住了白羊峪的未来和希望。
“作家在与自然建立起有意义的生命联系时，在现实层面指向的，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的异化及生命力和道德伦理精神的萎缩等问题的思考;而在文化层面指向的，是在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对接过程中，构筑新的生命伦理和价值理念。”[1]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深厚情感正是现代社会缺少的。范老井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世道人心起伏变化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仁山的乡愁叙事也是一种生态叙事。他以深厚的乡愁为依托，通过范老井形象的塑造，复活了人与自然其他生命之间平等的亲情关系，呼唤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美好情愫和道德精神。
乡愁观照下的传统文化
中国乡土小说历来有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的文学传统。农村固有传统中确实藏纳着富有生命力的素質。“关仁山对农民命运的追问里，还夹杂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也是他所寄托的理想所在。把农民的命运系在文化之上，是关仁山寻找农村改革出路的方案之一”。[2]这种文化的思考与介入，使关仁山的乡愁上升为一种文化乡愁。“上乘的文化乡愁表达不是赤裸的，即文化乡愁不是简单地表达对故土的思恋情结，而是在情感深处标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3]关仁山的乡愁表达就深刻于此。《金谷银山》跳出了个体浅吟低唱式的乡愁，而是把乡愁具体落实在对中国农村现实的描写和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上。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曾在接受访谈时阐释过这种文化乡愁的由来与滋味：“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直经过整个20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一段衰落时期，失去的很多，破损的很多，毁灭的也很多。我对中国过去辉煌的文化有一种怀念，一种追缅。我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原乡、故乡，对它有一种很深刻的记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住久了，慢慢地就会想念自己的文化祖国。人越老了，感情上与传统文化就越亲近。”关仁山虽然没有旅居海外，但是身在都市的他，年过半百，数十年如一日地将文学的目光投注于冀东土地，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追念想必也是日久日深。故乡的一方水土滋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物产民情、历史传说和民间艺术，发展出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乡土田园不仅深植游子生命的根系，更寄托他们的精神和情感。
《金谷银山》中的白羊峪就是让游子生死以之的家乡，并走向形而上，成为文化乡愁的载体，由此获得更宽广、深邃的象征意义。而文化乡愁总要依托于意象，乡愁叙事一个首要的艺术特征就是意象。意象一词进入批评话语更多源于西方文论，其实中国文论中意象的概念由来已久。自唐代以来，持续有中国文人在诗文中提及意象一词。唐司空图：“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意象迫切”。元好问赞美苏轼的创作“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意象。”李东阳评温庭筠《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以意象为入口，解读传统文化在《金谷银山》乡愁叙事中的意义，不会产生批评话语差异带来的隔膜与不当，反而妥帖一致，有效还原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本土化特征。
古银杏树是《金谷银山》中最具有传统文化、文化乡愁象征意义的意象。白羊峪有雌雄两株相对而生的古银杏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古银杏树沉默而深情地见证了白羊峪乡村文明颓废荒芜、重建复兴的曲折过程，见证了白羊峪人的喜怒哀乐、希望和理想。在白羊峪人眼中，银杏树已经不是单纯的植物，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一对老夫妻，是白羊峪人活着的祖先，是最值得敬畏的神明。白羊峪人自古有个规矩：无论谁家盖房，不能砍大树，只能选伐死树或是间伐的弱树做檩条。以古银杏树为圆心辐射出的白羊峪文化场是范少山为首的白羊峪乡亲乡愁的寄托物和渊源地。古银杏树象征了飞速发展之后古老中国乡村哲学和自然法则能给人带来心灵的依托和平静。不仅在意象构造的结构上完整，也形成了小说独特的乡土文化气韵，深刻揭示了古树在乡愁中的独特意义。“中国古代普遍流行社稷祭木的习俗。古今跨越千年，地域殊异，但是人在面对信仰的神树表现出来的虔敬庄严的情感是相通的。高大修茂的树木成为乡土的标志，成为乡愁的依归。”[4]大年三十范少山到银杏树下焚香跪拜，磕头祷告。这种民间信仰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乡土中国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也渗透着作家对乡村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思考。关仁山在写作《白纸门》时期就试图确立自己的民间立场：“作家没有明确的民间立场也就没有明确判断生活的尺度，价值观念也难确立。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确立民间立场十分重要。建立民间立场，即确立自己的独立精神。”[5]虽然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事实上，我觉得《白纸门》恰恰是典型的精英立场，他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或检讨的自觉，站在纯粹的民间立场上是不能完成的。”[5]但假如我们暂且搁置民间立场在文学创作中的实现与否，其中不难看出关仁山已经有了明确的民间立场的意识和理念，而民间立场是乡愁叙事必不可少的因素。“民间固有的生命活力激活了作家的艺术想象，作家的艺术想象则灌注着自我的主观情感，使民间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1]（22） 如果仅以古银杏树来象征白羊峪的文化乡愁，未免过于静态和客观，难以充分彰显民间文化的生态与活力。民间文化中活的部分，就应该是世代口耳相传的传说与故事。钟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传说之国’。如像她极丰饶于自然物产，她也是极丰饶于民间传说的。有些学者，说中国是神话很缺少的国度，和这相反，她于传说却是异常的富有。中国是否为世界上于神话最贫弱之国，这还是一个有待商量的问题，但她于传说方面的富有，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6]《金谷银山》中各个年代的传说暗自连缀成了白羊峪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强韧的民间生命力。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成为一代代白羊峪人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是他们乡愁的依托。正如民间文学学者黄景春对民间故事传说的定义：“它是老百姓用口头语言描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自己的历史、表述自己的愿望的一种文学样式。”[7]在白羊峪的由来、金谷子与康熙、康熙御题古碑等传说中，最耀眼的最核心的是金谷子的传说，已经载入《金安县志》。上面说康熙郊外巡游偶遇金谷子，颜色金黄，味道清香，于是命人买下那片谷子，经过风水师在离京三百里内寻找，最终选定白羊峪。因为白羊峪有山有水有长城，土质适合种谷子，三面环山，僻静安全，民风淳朴。金谷子的传说反映了白羊峪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更主要的是皇粮贡品产地的荣光历史，这为寻找金谷子的艰辛历程提供了历史合理性，也为白羊峪人的乡愁提供了书面载体。
乡愁是无形的，而每当乡愁泛起，记忆的投射对象却是有形的、具象的。除了神秘悠远、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农民最好的娱乐就是民间传统文艺活动。皮影、乐亭大鼓与评剧并称“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是冀东农民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鲜活的民间生活经验与记忆，成为关仁山文化乡愁的一个组成部分，屡次进入关仁山的乡土写作，增强了他小说鲜明的地域识别度，突出了作品的本土化民族化特色。范少山去虎头村找姑奶奶寻找金谷子，投其所好带去皮影人儿，手上耍皮影儿，嘴里念着皮影道白，还带去了乐亭大鼓的道具，敲着老柜板唱了一段《双锁山》，让老姑奶奶听得如痴如醉，热泪盈眶，决定挖坟开棺取金谷子。“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8]老姑奶奶年轻时远嫁太行山，几十年再没踏上过故乡的土地，再没见到过故乡的亲人。范少山知道乡音、故乡曲艺对老人乡愁的抚慰作用。因为乡愁不仅仅是一种分离焦虑，“家园和乡土在人类生活史和人类心灵史上，均有着非凡的意义。”[4]（35）白羊峪寄托了关仁山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无限留恋和深情追忆，不仅展示了冀东平原乡村的历史风俗图景，也是关仁山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
乡愁观照下的人情风物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9]这段中肯的评价隐含了关仁山乡土写作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宏大的叙事主题和切近的现实内容。这两个特征既成就了关仁山独特的文学标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囿于主旋律作家的局限。《金谷银山》推陈出新的乡愁叙事柔化了小说主旋律写作的属性，突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本质。小说竭尽全力紧跟时代，表现宏大的政治、经济生活主题。一带一路、土地流转这样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光伏产业、生态农业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新产业，互联网+、农业APP、乡村旅游代言人这些农村生活的新事物简直让读者目不暇接。如果作者没有强大的生活经验作支撑，很容易写成一本“大事记”。扎根农村、立足人民的经验为关仁山的创作奠定了厚实广阔的基础，为他书写新农村的重建提供了生动、细致、广博的资源，是他的乡土写作不断创新的动力。《金谷银山》具有密实可亲的质地，生鲜活泼的内容，就像平原上的金谷子翻卷著金色的浪花，就像果园里的金苹果散发着香气。
乡愁使关仁山回望农村日常风俗的场景，在大事件骨架的缝隙里信手拈来地注入情形毕现的细节描写，生成了作品生动、鲜活的血肉之躯。田新仓抓起玉米钻心虫，两条一起放进嘴里就嚼，还吧唧吧唧嘴说“淡点儿”。范少山一尝，吐了一地，拿着虫子去追杏儿。杏儿吓得撒腿就跑。这样田园风味十足的场景写得明快跳脱、充满趣味。田新仓卖鸡蛋，余庆余买仨还非让人饶一个。田新仓不干，余庆余的要就变成了拿——拿起来就走。买——要——拿三个动作描写了一个诙谐的乡村场景。这还不算，田新仓又追上去抢鸡蛋，生生把鸡蛋从他手里抠碎了。余庆余把流出来的蛋液直接倒进嘴里。情节的发展一次次超出读者的想象，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作者只有深入乡村生活，眼见耳闻心感，才能抓住事件的喜剧性，并以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的人物。乡愁叙事下的白羊峪乡亲的往来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10]
关仁山的乡愁叙事不仅是对生活的白描，更是透过乡村生活的表面发现农民的精神变迁。当他发现“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分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10]，便开始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与当下农民血肉相连的情感立场对农民的精神与人性进行忧心如焚的思考与探索。二槐被贪欲占据头脑，先有农家乐私自提高菜价，败坏白羊峪旅游的名声，后有怂恿老父亲对抗村委会，高价贩卖长城古砖。范少军回到村里先摘苹果，后去砍树，既违反村训，又触犯国法。二槐的贪婪自私，范少军的愚昧野蛮，是“农民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11]，是乡村的落后性产物，也是城市疏离、排斥的结果。“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11]作者避免对农民劣根性的武断批判，而是对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精神上的乡村文化记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关仁山意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欲追求在给白羊峪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创伤和生活的灾难。作家将拯救乡土的希望寄托于深厚绵延、生生不息的民间力量。在《金谷银山》的乡愁叙事中，农民返乡，回归土地，漂泊在城市上空无处可依的乡愁终于有了归宿。 乡愁源于一种对故土风物的深沉记忆和眷念。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沙一土都承载着人儿时的记忆，凝结着独特的故事和情思。故乡的风物在物质生活、生存层面的巨大功用，滋生了人们对它的热爱和怀念。关仁山不仅对乡村人事有着细腻的观察和深深的喜爱，他对冀东农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作物也饱含关注和深情。春天，曲曲菜、蒲公英漫山遍野，碧绿金黄，苹果花飘飘洒洒、沾衣不湿;夏天，玉米棵子高耸、挺拔、粗壮、魁梧，籽粒饱满、圆润、洁白，花穗漂亮得像一朵朵礼花，纷纷扬扬的花粉金光闪闪，是真正的庄稼之王;秋天收获时，沉甸甸的棒子，白花花的面粉，味道鲜香诱人。场上的金谷子金灿灿、暖洋洋，像热炕那么滋养人。关仁山正是像他的主人公范少山一样，在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继承并坚持了河北文学“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的传统，以乡土叙事为依托，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呈现出时代生活的宽广度。乡愁给《金谷银山》浸入冀东平原土地的气息、草木的芬芳，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可视可听可闻可触的河北乡村空间，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版图。
乡愁观照下的文学主题
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使关仁山的乡愁叙事突破了传统乡愁文学的局限。《金谷银山》既没有沉湎于对传统乡村乌托邦的挽歌式缅怀与追忆，也没有偏执于对城市险恶、冷漠的批判。作者的抱负在于，要在这么美丽的绿水青山上建造金谷银山。传统文化终极的意义在于传统中守护下来的种子，生成的希望。这种希望是指向现实的。范少山创业前的白羊峪是荒凉的——荒凉的生活，荒凉的教育，荒凉的心情。然而，荒凉的白羊峪有水、有树、有长城，有蓝天、白雪和清冽的空气。这似乎在白羊峪的荒凉之上，笼罩着某种未来的希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白羊峪没有像《中国在梁庄》中的梁庄那样，伴随着经济生活的破产，乡村传统中道德、价值、信仰也随之覆灭。在白羊峪，“神雕侠侣”以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艰难地植树造林，默默守护古老的燕山深处的生态。“土秀才”余来锁悬壶济世，炮制伏龙肝，解除白羊峪身体的病痛，吹拉弹唱、写诗吟诗抚慰白羊峪的心灵。与其低吟挽歌，不如传唱颂歌;与其漂泊于城市异化的天空，不如脚踏农村亲切的土地;与其渐行渐远，不如返身回乡;与其沉浸于传统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不如给社会主义美丽乡村插上翅膀。这是关仁山别样的乡愁叙事的成因，也是他乡愁叙事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关仁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问题多多的农村现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追问农民在现实中的苦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也没有放弃对于未来农民命运的追寻和实践。”[2]（7）创作“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是他紧张思索的过程，也是他为农民未来过什么样的日子，自觉付出的研究和实践的过程。《金谷银山》继“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之后，完成了对农民回归土地的出路探索，展示了转型乡土的生机，消解了以往长篇的困惑。《日头》中，关仁山借助人物金沐灶这个乡村知识者的形象，夫子自道式的提出自己对农村现实的探索性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逐步提升理论高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农民主体性的设想。《金谷银山》中的农民不再像“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中大多数农民被动地应付改革政策，无能为力地被裹挟在改革大潮中亦沉亦浮。范少山、余来锁等为代表的乡村执政者不再是《天高地厚》《日头》中恶意资本的帮凶或任人宰割的弱者。他们在与沈老板、庞大辉、张小强等资本者的商业合作中，收放自如、从容应对。范少山抢先一步注册金谷子商标，争取“一带一路”自营出口权，在对资本的吸收和利用中充分保障白羊峪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利益。即使对待田中二喜的外资，范少山也是自信、自主的。中国农民的尊严让日本资本家敬佩和叹服。《金谷银山》描绘的乡村蓝图不仅拯救了中国乡土，也拯救了中国农民的尊严。关仁山长期以来对农民自身在新的改革中摆脱贫困和苦难的期待和探索，终于在《金谷银山》中获得了一个美好的答案。农民虽然转型为新型的劳动者，却依然将产业之根和自己的乡愁之根深深扎进土地。在绿水青山之间建立了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這一点上可以看到关仁山与同代作家之间的差别，关仁山是走在未来的探索上，不断地设计方案，付之实践，虽然是写在纸上的故事，却希望与广大父老乡亲一起在现实世界里走出一条能够通向未来的道路”。[2]（11）
关仁山矢志不移地坚守乡土中国的写作领地，专心致志地揣摩乡村现代转型问题，在乡土小说的厚土上完成了乡愁的别样表达。伴随着一个社会主义新型乡村在纸面上渐渐立体起来的，还有一种新的乡土文学创作经验在美丽生长。回应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现实的宏大抱负与追缅浩瀚绵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柔情怀在《金谷银山》的文本中融合得天衣无缝，形成关仁山宏大而温柔的乡愁叙事。可以说，《金谷银山》为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序列增添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存在。这既造就了作家创作模式的成熟与蜕变，也完成了对百年乡土文学经验的一次突破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王光东，陈小碧.民间原型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3.
[2] 陈思和.面对现实农村巨变的痛苦思考——论关仁山的创作兼论一种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J].中国文学批评，2016（1）：12.
[3] 李林展.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11.
[4] 杨景龙.中国乡愁诗歌的传统主题与现代写作[J].文学评论，2012（5）：36.
[5] 孟繁华.《白纸门》的立场[N].羊城晚报，2007-7-2.
[6]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20-221.
[7] 黄景春.民间传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
[8] 叶小芳.中国人乡愁文化解读[J].怀化学院学报，2013（7）：60.
[9] 孟繁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评关仁山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2（3）：78.
[10] 关仁山，张艳梅.以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中国——关仁山访谈录[J].百家评论，2014（6）：40.
[11] 孟繁华.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J].文艺研究，2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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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长江 沈筱峂〕
乡愁观照下的人物形象
乡愁的实质，是对家园和乡土的怀念眷恋。范少山作为小说塑造的新农民形象，还乡创业的情感基础是乡愁：“俺留住了白羊峪，就是留住了乡愁啊！”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紧密相连，难分彼此。思乡的核心是思亲，乡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亲情。中国人有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虽然不反对年轻人有目标地外出建功立业，但是更强调家族观念、亲情伦理。以家族、亲情为基础的乡愁理念使关仁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本能地也是最得心应手地塑造乡村长者形象。小说中的范德安老实得近乎木讷却在文革时代冒死守护御碑，余庆余爱财如命却信奉诚信经营。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乡村传统伦理精神更集中体现在乡村长者范老井身上。
范老井是白羊峪的百科全书式的老者。他对白羊峪的山水草木、人畜碑城、人事变迁都了然于胸。他遵循中国乡土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古老哲学，对山林里的生灵用一生的时间去感同身受、平等对待，相信万物有思想感情，把银杏树、狼、鹿等自然物神化或人格化。“万物通灵论”宇宙观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有局限的部分，但是作为人类生活经验、道德经验的结晶，其优秀的部分构成了文学创作重要组成并在作家的思考中展现出新的意义和价值。关仁山把乡愁理念融入范老井的人格之中，通过小说的叙事和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投射了身在城市的怀乡之情和文化上的寻根努力。范老井在关仁山塑造的人物谱系中不是孤立的，他是旧文化守护者形象系列之一。范老井与《白纸门》中雪莲湾的疙瘩爷有颇多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相近之处。比如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对动物，恪守猎人的祖传规矩。疙瘩爷用打狗叉而不是火枪来杀猎狗，范老井用余生去守护狼的生命。所不同的是，疙瘩爷面对现代化进程是茫然和犹豫的，而范老井在捍卫传统时是明确、坚决的。守护传统就是守护了未来，守护历史就是守护了希望。范老井守住了年少初恋的爱情，将同样是传统文化象征的泰奶奶请到白羊峪，建成小学，改变留守儿童愚昧无知的命运，这就是守住了白羊峪的未来和希望。
“作家在与自然建立起有意义的生命联系时，在现实层面指向的，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的异化及生命力和道德伦理精神的萎缩等问题的思考;而在文化层面指向的，是在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对接过程中，构筑新的生命伦理和价值理念。”[1]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深厚情感正是现代社会缺少的。范老井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世道人心起伏变化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仁山的乡愁叙事也是一种生态叙事。他以深厚的乡愁为依托，通过范老井形象的塑造，复活了人与自然其他生命之间平等的亲情关系，呼唤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美好情愫和道德精神。
乡愁观照下的传统文化
中国乡土小说历来有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的文学传统。农村固有传统中确实藏纳着富有生命力的素質。“关仁山对农民命运的追问里，还夹杂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也是他所寄托的理想所在。把农民的命运系在文化之上，是关仁山寻找农村改革出路的方案之一”。[2]这种文化的思考与介入，使关仁山的乡愁上升为一种文化乡愁。“上乘的文化乡愁表达不是赤裸的，即文化乡愁不是简单地表达对故土的思恋情结，而是在情感深处标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3]关仁山的乡愁表达就深刻于此。《金谷银山》跳出了个体浅吟低唱式的乡愁，而是把乡愁具体落实在对中国农村现实的描写和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上。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曾在接受访谈时阐释过这种文化乡愁的由来与滋味：“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直经过整个20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一段衰落时期，失去的很多，破损的很多，毁灭的也很多。我对中国过去辉煌的文化有一种怀念，一种追缅。我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原乡、故乡，对它有一种很深刻的记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住久了，慢慢地就会想念自己的文化祖国。人越老了，感情上与传统文化就越亲近。”关仁山虽然没有旅居海外，但是身在都市的他，年过半百，数十年如一日地将文学的目光投注于冀东土地，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追念想必也是日久日深。故乡的一方水土滋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物产民情、历史传说和民间艺术，发展出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乡土田园不仅深植游子生命的根系，更寄托他们的精神和情感。
《金谷银山》中的白羊峪就是让游子生死以之的家乡，并走向形而上，成为文化乡愁的载体，由此获得更宽广、深邃的象征意义。而文化乡愁总要依托于意象，乡愁叙事一个首要的艺术特征就是意象。意象一词进入批评话语更多源于西方文论，其实中国文论中意象的概念由来已久。自唐代以来，持续有中国文人在诗文中提及意象一词。唐司空图：“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意象迫切”。元好问赞美苏轼的创作“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意象。”李东阳评温庭筠《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以意象为入口，解读传统文化在《金谷银山》乡愁叙事中的意义，不会产生批评话语差异带来的隔膜与不当，反而妥帖一致，有效还原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本土化特征。
古银杏树是《金谷银山》中最具有传统文化、文化乡愁象征意义的意象。白羊峪有雌雄两株相对而生的古银杏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古银杏树沉默而深情地见证了白羊峪乡村文明颓废荒芜、重建复兴的曲折过程，见证了白羊峪人的喜怒哀乐、希望和理想。在白羊峪人眼中，银杏树已经不是单纯的植物，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一对老夫妻，是白羊峪人活着的祖先，是最值得敬畏的神明。白羊峪人自古有个规矩：无论谁家盖房，不能砍大树，只能选伐死树或是间伐的弱树做檩条。以古银杏树为圆心辐射出的白羊峪文化场是范少山为首的白羊峪乡亲乡愁的寄托物和渊源地。古银杏树象征了飞速发展之后古老中国乡村哲学和自然法则能给人带来心灵的依托和平静。不仅在意象构造的结构上完整，也形成了小说独特的乡土文化气韵，深刻揭示了古树在乡愁中的独特意义。“中国古代普遍流行社稷祭木的习俗。古今跨越千年，地域殊异，但是人在面对信仰的神树表现出来的虔敬庄严的情感是相通的。高大修茂的树木成为乡土的标志，成为乡愁的依归。”[4]大年三十范少山到银杏树下焚香跪拜，磕头祷告。这种民间信仰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乡土中国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也渗透着作家对乡村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思考。关仁山在写作《白纸门》时期就试图确立自己的民间立场：“作家没有明确的民间立场也就没有明确判断生活的尺度，价值观念也难确立。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确立民间立场十分重要。建立民间立场，即确立自己的独立精神。”[5]虽然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事实上，我觉得《白纸门》恰恰是典型的精英立场，他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或检讨的自觉，站在纯粹的民间立场上是不能完成的。”[5]但假如我们暂且搁置民间立场在文学创作中的实现与否，其中不难看出关仁山已经有了明确的民间立场的意识和理念，而民间立场是乡愁叙事必不可少的因素。“民间固有的生命活力激活了作家的艺术想象，作家的艺术想象则灌注着自我的主观情感，使民间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1]（22） 如果仅以古银杏树来象征白羊峪的文化乡愁，未免过于静态和客观，难以充分彰显民间文化的生态与活力。民间文化中活的部分，就应该是世代口耳相传的传说与故事。钟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传说之国’。如像她极丰饶于自然物产，她也是极丰饶于民间传说的。有些学者，说中国是神话很缺少的国度，和这相反，她于传说却是异常的富有。中国是否为世界上于神话最贫弱之国，这还是一个有待商量的问题，但她于传说方面的富有，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6]《金谷银山》中各个年代的传说暗自连缀成了白羊峪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强韧的民间生命力。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成为一代代白羊峪人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是他们乡愁的依托。正如民间文学学者黄景春对民间故事传说的定义：“它是老百姓用口头语言描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自己的历史、表述自己的愿望的一种文学样式。”[7]在白羊峪的由来、金谷子与康熙、康熙御题古碑等传说中，最耀眼的最核心的是金谷子的传说，已经载入《金安县志》。上面说康熙郊外巡游偶遇金谷子，颜色金黄，味道清香，于是命人买下那片谷子，经过风水师在离京三百里内寻找，最终选定白羊峪。因为白羊峪有山有水有长城，土质适合种谷子，三面环山，僻静安全，民风淳朴。金谷子的传说反映了白羊峪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更主要的是皇粮贡品产地的荣光历史，这为寻找金谷子的艰辛历程提供了历史合理性，也为白羊峪人的乡愁提供了书面载体。
乡愁是无形的，而每当乡愁泛起，记忆的投射对象却是有形的、具象的。除了神秘悠远、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农民最好的娱乐就是民间传统文艺活动。皮影、乐亭大鼓与评剧并称“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是冀东农民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鲜活的民间生活经验与记忆，成为关仁山文化乡愁的一个组成部分，屡次进入关仁山的乡土写作，增强了他小说鲜明的地域识别度，突出了作品的本土化民族化特色。范少山去虎头村找姑奶奶寻找金谷子，投其所好带去皮影人儿，手上耍皮影儿，嘴里念着皮影道白，还带去了乐亭大鼓的道具，敲着老柜板唱了一段《双锁山》，让老姑奶奶听得如痴如醉，热泪盈眶，决定挖坟开棺取金谷子。“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8]老姑奶奶年轻时远嫁太行山，几十年再没踏上过故乡的土地，再没见到过故乡的亲人。范少山知道乡音、故乡曲艺对老人乡愁的抚慰作用。因为乡愁不仅仅是一种分离焦虑，“家园和乡土在人类生活史和人类心灵史上，均有着非凡的意义。”[4]（35）白羊峪寄托了关仁山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无限留恋和深情追忆，不仅展示了冀东平原乡村的历史风俗图景，也是关仁山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
乡愁观照下的人情风物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9]这段中肯的评价隐含了关仁山乡土写作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宏大的叙事主题和切近的现实内容。这两个特征既成就了关仁山独特的文学标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囿于主旋律作家的局限。《金谷银山》推陈出新的乡愁叙事柔化了小说主旋律写作的属性，突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本质。小说竭尽全力紧跟时代，表现宏大的政治、经济生活主题。一带一路、土地流转这样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光伏产业、生态农业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新产业，互联网+、农业APP、乡村旅游代言人这些农村生活的新事物简直让读者目不暇接。如果作者没有强大的生活经验作支撑，很容易写成一本“大事记”。扎根农村、立足人民的经验为关仁山的创作奠定了厚实广阔的基础，为他书写新农村的重建提供了生动、细致、广博的资源，是他的乡土写作不断创新的动力。《金谷银山》具有密实可亲的质地，生鲜活泼的内容，就像平原上的金谷子翻卷著金色的浪花，就像果园里的金苹果散发着香气。
乡愁使关仁山回望农村日常风俗的场景，在大事件骨架的缝隙里信手拈来地注入情形毕现的细节描写，生成了作品生动、鲜活的血肉之躯。田新仓抓起玉米钻心虫，两条一起放进嘴里就嚼，还吧唧吧唧嘴说“淡点儿”。范少山一尝，吐了一地，拿着虫子去追杏儿。杏儿吓得撒腿就跑。这样田园风味十足的场景写得明快跳脱、充满趣味。田新仓卖鸡蛋，余庆余买仨还非让人饶一个。田新仓不干，余庆余的要就变成了拿——拿起来就走。买——要——拿三个动作描写了一个诙谐的乡村场景。这还不算，田新仓又追上去抢鸡蛋，生生把鸡蛋从他手里抠碎了。余庆余把流出来的蛋液直接倒进嘴里。情节的发展一次次超出读者的想象，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作者只有深入乡村生活，眼见耳闻心感，才能抓住事件的喜剧性，并以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的人物。乡愁叙事下的白羊峪乡亲的往来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10]
关仁山的乡愁叙事不仅是对生活的白描，更是透过乡村生活的表面发现农民的精神变迁。当他发现“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分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10]，便开始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与当下农民血肉相连的情感立场对农民的精神与人性进行忧心如焚的思考与探索。二槐被贪欲占据头脑，先有农家乐私自提高菜价，败坏白羊峪旅游的名声，后有怂恿老父亲对抗村委会，高价贩卖长城古砖。范少军回到村里先摘苹果，后去砍树，既违反村训，又触犯国法。二槐的贪婪自私，范少军的愚昧野蛮，是“农民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11]，是乡村的落后性产物，也是城市疏离、排斥的结果。“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11]作者避免对农民劣根性的武断批判，而是对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精神上的乡村文化记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关仁山意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欲追求在给白羊峪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创伤和生活的灾难。作家将拯救乡土的希望寄托于深厚绵延、生生不息的民间力量。在《金谷银山》的乡愁叙事中，农民返乡，回归土地，漂泊在城市上空无处可依的乡愁终于有了归宿。 乡愁源于一种对故土风物的深沉记忆和眷念。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沙一土都承载着人儿时的记忆，凝结着独特的故事和情思。故乡的风物在物质生活、生存层面的巨大功用，滋生了人们对它的热爱和怀念。关仁山不仅对乡村人事有着细腻的观察和深深的喜爱，他对冀东农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作物也饱含关注和深情。春天，曲曲菜、蒲公英漫山遍野，碧绿金黄，苹果花飘飘洒洒、沾衣不湿;夏天，玉米棵子高耸、挺拔、粗壮、魁梧，籽粒饱满、圆润、洁白，花穗漂亮得像一朵朵礼花，纷纷扬扬的花粉金光闪闪，是真正的庄稼之王;秋天收获时，沉甸甸的棒子，白花花的面粉，味道鲜香诱人。场上的金谷子金灿灿、暖洋洋，像热炕那么滋养人。关仁山正是像他的主人公范少山一样，在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继承并坚持了河北文学“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的传统，以乡土叙事为依托，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呈现出时代生活的宽广度。乡愁给《金谷银山》浸入冀东平原土地的气息、草木的芬芳，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可视可听可闻可触的河北乡村空间，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版图。
乡愁观照下的文学主题
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使关仁山的乡愁叙事突破了传统乡愁文学的局限。《金谷银山》既没有沉湎于对传统乡村乌托邦的挽歌式缅怀与追忆，也没有偏执于对城市险恶、冷漠的批判。作者的抱负在于，要在这么美丽的绿水青山上建造金谷银山。传统文化终极的意义在于传统中守护下来的种子，生成的希望。这种希望是指向现实的。范少山创业前的白羊峪是荒凉的——荒凉的生活，荒凉的教育，荒凉的心情。然而，荒凉的白羊峪有水、有树、有长城，有蓝天、白雪和清冽的空气。这似乎在白羊峪的荒凉之上，笼罩着某种未来的希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白羊峪没有像《中国在梁庄》中的梁庄那样，伴随着经济生活的破产，乡村传统中道德、价值、信仰也随之覆灭。在白羊峪，“神雕侠侣”以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艰难地植树造林，默默守护古老的燕山深处的生态。“土秀才”余来锁悬壶济世，炮制伏龙肝，解除白羊峪身体的病痛，吹拉弹唱、写诗吟诗抚慰白羊峪的心灵。与其低吟挽歌，不如传唱颂歌;与其漂泊于城市异化的天空，不如脚踏农村亲切的土地;与其渐行渐远，不如返身回乡;与其沉浸于传统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不如给社会主义美丽乡村插上翅膀。这是关仁山别样的乡愁叙事的成因，也是他乡愁叙事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关仁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问题多多的农村现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追问农民在现实中的苦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也没有放弃对于未来农民命运的追寻和实践。”[2]（7）创作“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是他紧张思索的过程，也是他为农民未来过什么样的日子，自觉付出的研究和实践的过程。《金谷银山》继“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之后，完成了对农民回归土地的出路探索，展示了转型乡土的生机，消解了以往长篇的困惑。《日头》中，关仁山借助人物金沐灶这个乡村知识者的形象，夫子自道式的提出自己对农村现实的探索性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逐步提升理论高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农民主体性的设想。《金谷银山》中的农民不再像“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中大多数农民被动地应付改革政策，无能为力地被裹挟在改革大潮中亦沉亦浮。范少山、余来锁等为代表的乡村执政者不再是《天高地厚》《日头》中恶意资本的帮凶或任人宰割的弱者。他们在与沈老板、庞大辉、张小强等资本者的商业合作中，收放自如、从容应对。范少山抢先一步注册金谷子商标，争取“一带一路”自营出口权，在对资本的吸收和利用中充分保障白羊峪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利益。即使对待田中二喜的外资，范少山也是自信、自主的。中国农民的尊严让日本资本家敬佩和叹服。《金谷银山》描绘的乡村蓝图不仅拯救了中国乡土，也拯救了中国农民的尊严。关仁山长期以来对农民自身在新的改革中摆脱贫困和苦难的期待和探索，终于在《金谷银山》中获得了一个美好的答案。农民虽然转型为新型的劳动者，却依然将产业之根和自己的乡愁之根深深扎进土地。在绿水青山之间建立了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這一点上可以看到关仁山与同代作家之间的差别，关仁山是走在未来的探索上，不断地设计方案，付之实践，虽然是写在纸上的故事，却希望与广大父老乡亲一起在现实世界里走出一条能够通向未来的道路”。[2]（11）
关仁山矢志不移地坚守乡土中国的写作领地，专心致志地揣摩乡村现代转型问题，在乡土小说的厚土上完成了乡愁的别样表达。伴随着一个社会主义新型乡村在纸面上渐渐立体起来的，还有一种新的乡土文学创作经验在美丽生长。回应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现实的宏大抱负与追缅浩瀚绵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柔情怀在《金谷银山》的文本中融合得天衣无缝，形成关仁山宏大而温柔的乡愁叙事。可以说，《金谷银山》为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序列增添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存在。这既造就了作家创作模式的成熟与蜕变，也完成了对百年乡土文学经验的一次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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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长江 沈筱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