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对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颇为赞赏，并告诫全党说：全党同志对于因为骄傲而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致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窑洞对

　　1945年7月初，中国共产党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天考察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做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赶考对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甲申对和窑洞对内容的提升。

　　在党中央启程由西柏坡到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三次重要对谈的历史意义

　　无论是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对还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两次对谈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什么李自成败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李自成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还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也非常精准。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赶考对，则体现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决心。
　　腐败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许多王朝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而成为李自成呢？三次重要对谈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三次重要对谈后，毛泽东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着手实施民主新路，这就是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既要工业化、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的三次重要对谈，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三次重要对谈思想。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