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成因及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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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825年12月俄国爆发了一场由贵族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武装起义,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次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开创了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时期即贵族革命时期,对俄国影响深远。有关这次起义的过程已有文章论述过,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以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他们政治思想形成的原因、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对当时社会产生的作用。
  关键词: 俄国十二月党人 贵族 政治思想
  十二月党人原本是俄罗斯农奴制度的受益者,享受着种种贵族的特权。但他们在1825年的行为却背叛了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他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及成因作深入的探讨。
  一、十二月党人政治思想形成的原因
  十二月党人政治思想形成于19世纪初,当时的俄国,因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手工工场的数目不断地增加。1804年,俄国共有工业企业2423家,到1825年增加到5261家。工厂的增多导致产业工人人数的增加,1804年有产业工人95200人,到1825年增至210500人。自由雇佣工人人数在该世纪初只有6万余,而到1825年已有114000多人[1]。国际国内市场有不同程度的扩大,部分乡村开始城市化。在乌克兰及伏尔加河流域已形成广大的农业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近郊已很明显地形成工业区。在商业领域,全俄市场在十七世纪就已经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已有上千个定期集市。然而,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但俄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却不能适应正在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封建农奴制的束缚。如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劳动力,但在俄国当时的雇佣工人中,由城市平民组成的自由雇佣工人极少,绝大多数是要向地主交纳代役租的农奴,他们对农奴主有很强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主不仅瓜分他们的收入,而且可以随时停止他们做工的权利将其召回农村。农奴生活贫困,购买力低,难以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在政治上,当时的沙皇俄国仍是专制集权的封建帝国,保留野蛮腐朽的农奴制度。沙皇政府对内加强专制统治,摧残进步事业。例如,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书一律不准出版,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利用教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圣经被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建立军事警察制度,监视一切革命活动。对外卷入争霸欧洲的斗争,干涉各国革命,充当欧洲宪兵。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农民生活的贫困和沙皇的专制统治促使一些先进的俄国贵族青年思考俄国的未来。
  十二月党人是年轻的贵族,是沙皇统治制度的支柱,担任沙皇政府各个行政机关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当他们还在莫斯科大学、皇村高等专科学校就读时,就已经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及俄国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2年,俄国取得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俄罗斯赢得崇高的国际威望。欧洲向俄国敞开了大门,俄国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然而,俄国国家强大了,人民却瘦弱了。远征欧洲期间一些自称是“1812年产儿”的贵族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亲身感受到法国革命给法国所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亲眼看到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他们将黑暗的俄国与自由的法国进行比较,确信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比封建农奴制度进步。十二月党人愤怒地质问:“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侮辱吗?”[2]回到祖国后,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拯救祖国和人民,萌发变革俄国现实的愿望。1816年他们秘密成立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救国协会”(后改为“祖国忠诚子弟协会”),会员有30人,但因目的不明,不久瓦解。1818年成立第二个秘密组织“幸福协会”,会员增加到200人,1821年宣布改组,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乌克兰的以彼斯特里为首的“南方协会”和彼得堡的以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雷列耶夫为首的“北方协会”,其宗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
  十二月党人政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当时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1820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沉重地打击封建君主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出现蓬勃的革命运动。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3]在俄国国内,革命形势也在不断形成,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巨额军费开支和其他各种苛捐杂税使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农奴的生活陷入更悲惨的境地,从而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据不完全统计:1801-1825年农民暴动达261次,在手工工场的工人和军队的士兵中,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孕育着新的反抗斗争。1801-1825年,工人暴动64次,士兵暴动15次,其中1820年谢苗洛夫斯基近卫团的兵变使沙皇政府受到沉重打击[4]。
  二、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
  十二月党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南方协会的领导人彼斯特里起草的《俄罗斯真理》、北方协会的领导人尼基塔-穆拉维耶夫草拟的《穆拉维耶夫宪法》,十二月十四日起义时准备公布的施政纲领《告俄国人民宣言》。这三个主要文件都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改造农奴制的俄国。
  《俄罗斯真理》是彼斯特里拟定和起草的,彼斯特里出生于俄国一个大官僚家庭,其父是西伯利亚总督。彼斯特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参加过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俄法战争。他平时深受西欧革命民主思想的熏陶,并于1821年创立“南方协会”。彼斯特里早在1818-1819年间就开始考虑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在拟定这个法案时,他认真研究了许多西欧国家宪法,同时结合俄国实际进行修改,最终提出南方协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并于1824年在南方协会讨论时获得通过。《俄罗斯法典》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废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每个乡(未来俄国的最小行政单位)的土地平均的分为公用地和私用地两部分。公用地属公社所有,不能买卖。每个公民应在乡里注册,有权无偿获得分地耕地,并用来生产“必需品”。私有地可以买卖,用来生产“剩余产品”[5]。在政治方面,《俄罗斯真理》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彼斯特里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所有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迁徙和宗教信仰自由。《俄罗斯法典》强调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五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中央检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6]。   《俄罗斯真理》明显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是对农奴制的俄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方案。尽管由于贵族阶级的局限性,没有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在当时无疑是最坚决最激进的方案。方案所确立的废除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进步意义。
  《穆拉维耶夫宪法》相对《俄罗斯真理》比较保守一些,它主要由穆拉维耶夫起草,代表北方协会中少数温和派的主张。穆拉维耶夫原是沙皇近卫军军官,参加过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俄法卫国战争。《穆拉维耶夫宪法》共有三稿,初稿始于1822年,最后一稿写于1825年底。穆拉维耶夫计划取消农奴制,使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他的宪法第三条规定:“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被束缚在俄罗斯土地上的奴隶将成为自由人。”[7]穆拉维耶夫的宪法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他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宪法还规定选举权有高额财产资格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这样就只有地主和资本家才有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而劳动人民被排除在外。这反映出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性。
  将于十二月十四日起义时公布的施政纲领《告俄国人民宣言》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的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礼拜的自由;五、废除涉及人身所有权;六、所有等级在法律目前一律平等,从而废除军事法庭和各种各样的审判委员会,一切案件交由就近的民事法庭管辖。”[8]
  十二月党人的三个政治纲领集中反映了先进的俄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愿望,体现着正在成长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要求。为了达到改造俄国农奴制的目的,十二月党人试图用起义的方法解决问题,为此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工作。但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弱小,贵族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害怕人民群众运动,排斥起义的农民;在起义过程中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起义的领导人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沙皇兵力过于强大等种种因素导致革命的失败。起义失败后不久,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彼斯特里、S.I.穆拉维耶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耶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
  十二月党人由于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采取最激进的革命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事实上,当时的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生产的成熟条件,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可能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与19世纪20年代的秘密协会接触较多的自由派贵族人士,无论在起义时还是在起义后都并不支持十二月党人,他们认为起义缺乏政治上的根据,是轻率的冒险行为。卡拉姆津曾说:“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当时的俄国社会和专制政权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只是认为俄国还没为改革做好准备,俄国需要的是有能力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强有力的政权。
  列宁在自己被后人赞誉为天才论文的《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十二月党人作了评价:“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与人民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0]
  三、十二月党人政治思想的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沙皇对作为最高政权可靠支柱的贵族失望了。在他执政期间,主要依靠官僚阶级进行统治,出于对贵族的不信任,第三厅的作用加强了。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沙皇加强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在吸取十二月党人政治思想“合理的成分”后,编纂出版《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和《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由于其中包含现行的法律,从而把国家管理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对教育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沙皇政府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的失控。1826年政府成立了学校建设委员会。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学校中宣传专制制度、农奴制的合理性及永恒性。1828年,沙皇政府又颁布《大学所属文科中学和初等学校章程》,强调宗教教育必须为沙皇服务。1832年,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认为“真正的俄罗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的保护性原理。它们是我们得救的最后指望,是我们祖国的力量和威严的最可靠保证”,因此,俄国教育的主要方向和目的,就是要用上述内容“控制青年的头脑”[10]。
  沙皇政权为了缓和同农民的对立情绪,也采取了一些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在1826-1855年,俄国共通过有关各类农民的法令30007项。其中涉及地主农民的有367项,其数量比此前统治时间的2倍还多[11]。
  十二月党人的事业失败促进了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在社会中确立。这种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实际上否定了包括十二月党人在内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行为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促进了贵族和最高政权关系的缓和,政府也逐渐接受了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并最终影响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时代。
  十二月党人为他们的政治理想而发动的起义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冲击,这次起义不同以往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十二月党人无论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胜于前者。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推进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12]。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去过长期流放的生活。
  作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十二月党人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对理想的执著和献身祖国的崇高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为祖国的未来而斗争,并深刻地影响俄国的知识分子。俄国文学奠基人和俄国诗歌之父亚·谢·普希金在《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热情讴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当时年仅14岁的赫尔岑看到十二月党人5位首领被处决,就发誓要和专制王权斗争到底。十二月党人虽然未能摧毁专制野蛮的大厦,但以他们高贵的情操、献身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革命家,激励他们以高贵的头颅去撞击这堵看似坚实实则朽坏的专制之墙,一点一点地撼动其根基,最终汇聚成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洪流。
  参考文献:
  [1]涅奇金娜.十二月党人运动(第一卷).莫斯科:1955:54、55.
  [2]苏联历史文献集(第二卷).莫斯科,1953:538.
  [3][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6:215.
  [4]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1-142页.
  [5]选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资料集)第七卷.莫斯科,1958.
  [6]选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资料集)第七卷.莫斯科,1958:147.
  [7]尼基塔·穆拉维耶夫宪法草案修订稿见H.M得鲁日宁所著《十二月党人尼基塔·穆拉维耶夫》一书的附录.莫斯科:1933:303-366.
  [8]《十二月党人起义》(资料集)第一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107-108.
  [9]《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8页.
  [10][12]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96:228.
  [11][俄]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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