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的9月，高原上已经很冷。数百人组成的队伍正在冈仁波齐脚下，以比赛和转山的形式，搜集散落的废弃物。一名年轻的藏族女孩牵着马从旁边经过，认出了其中的一位。当时她刚刚考上公务员，趁着暑假，回家来帮父母干几天活儿。
　　更早之前，这位藏族女孩是西藏阿里地区一所苹果小学的学生。而眼前这位被她称作“冈措阿妈”的汉族女性则是苹果基金会创始人王秋杨。从2003年开始，王秋杨与阿里结下了缘分，多方奔走，与当地政府合作，在阿里援建苹果小学，改善教育状况。
　　慢慢地，对于王秋杨来说，西藏从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变成不再陌生的第二故乡。王秋杨不断在北京和阿里之间往返，空间地理的差异逐渐消弭。后来，王秋杨和苹果基金会将公益的范围拓展到当地的医疗、文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冈仁波齐脚下的这次高山环保比赛便是苹果基金会近年来倡导举行的公益活动。
　　“以前基础教育是主要的一块，但现在国家已经把基础教育涵盖了，纳入到义务教育里了。”谈及十五年来公益重心的转移，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在实践的过程中，她对于公益和慈善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除了热情与坚持，还需要有清晰的规划，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协调利用，和政府职能的合作互补。
　　“要说成长，也就是更理性了，实际上要有调研，对于这个地方的规划，每年提前要有方案，理事会要讨论。不能像以前那样，今天想起这个做一个这个，明天想起那一个，也不是今天这里跟你要個什么你就得扑过去，明天那个跟你要个什么你也扑那儿去。”王秋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她的身份也在变。此前，外界对她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商业投资和登山探险领域，但她坦言，自己的兴趣可能根本不在企业上面，那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非热爱。随着年纪的增长，探险也正在从王秋杨的生活图景中后退。
　　反而是多年前无意中涉足的公益慈善成为了新世纪以来王秋杨用力最多的事情。她与西藏的关系变得亲密，不断探入到高原的更深处。这块土地依旧神秘，但又如此亲切，虽然贫瘠，却也十分丰富。
　　“做苹果公益感觉像是在给自己的家乡做点事儿，还是觉得那块土地让你最亲切。每次一下飞机，汽车一到那里，阳光照在身上，都会深有体会，跟内地不一样，还是让你挺感动的。”她这样说。那棵多年前抛下的苹果种子已经长成树木，日渐繁茂。

落地的种子

　　2003年，突然暴发的“非典”疫情，将性格活脱的王秋杨生生摁在了家里。北京的街上没了往日的热闹，人人自危的日子里，连班也不能上，王秋杨只好闷在家看电视。“当时全城人都吓坏了，都觉得下一个要死的就是自己。”她回忆道。当时正好有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直播，这让她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此前，王秋杨去过一次西藏。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导演谢飞拍摄《益西卓玛》，王秋杨作为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到西藏参加开机仪式，那时候的她还是一个游客，西藏也只不过是一个神秘之处。现在，看到电视里的登山队员在山顶展开国旗，困守北京的王秋杨忽然对这片土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
　　“那种曾经让你向往的感觉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下子（爆发了），面对生命的这种脆弱，忽然就很想到高原上去走一走。当时想得挺简单的，没想到会促成自己在那边做了一份公益。”回忆起当时的心态，王秋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与丈夫商议之后，王秋杨决定将此次出行的主题定为教育考察。
　　找好同行的旅伴并确定好出行的目的之后，王秋杨很快就驾车上路了。这一趟旅途注定艰险，王秋杨没敢跟父母说，行李都是躲在车库里收拾的。110国道上，沿途都是哨卡，“一看是北京来的，村都不让进”。王秋杨从内蒙古转道青海，经过拉萨，过了大概四十条河，终于到达海拔最高的阿里地区。
　　当时的交通条件还很落后，连砂石路都没有，更别提柏油路了，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辆车经过，时不时可以看到断崖下的车辆残骸。到了目的地之后，王秋杨更是对当地基础教育的条件和医疗状况感到惊讶。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当时也在抗击“非典”，但全县收集医疗设备的时候，只能找到五支体温计。
　　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在巴嘎乡，大多数居民已经迁徙到塔尔钦镇，王秋杨却在废墟般的荒山里看到了一面飘扬的国旗，那是一所破落的学校。午睡的时间，孩子们挤在一条棉被里，缩在一起，只露出头来，床边一堆小鞋子，没有一双不是破的。
　　教室的墙上，挂着上海火车的宣传画，黑板上写着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那大概是这里的孩子们无从感受的科技和诗意。王秋杨一路买了很多文具，塞满了车，但很快就发放完了，孩子们像过节一样。但王秋杨意识到，这样的帮助只能暂时解渴，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援建学校。
　　回到北京之后，王秋杨发起成立苹果慈善基金会，通过与阿里的分军区和教育局合作，先后援建了四所学校。她与丈夫商议，拿出1000万元作为援建的资金，这对于当时两人所在的集团公司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对于阿里地区同样如此，是当地财政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基金和小学都以“苹果”命名，王秋杨希望当地的基础教育也跟这水果一样，随处可见，又香甜多汁，寓意美好。

行走的药箱

　　因为高原的冻土环境，高大的植物不容易存活。人也同样如此。落后的基础医疗条件，让本来不太严重的伤病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大病，甚至夺去人的生命。
　　让王秋杨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的一次西藏之行。她每次出门，都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可能有用的药品都被收集在里面。穿越藏北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县城，路上有个男人忽然走上前，问她有没有多余的止痛药。王秋杨打开了药箱，很快就围过来了很多人，他们说着各自的病痛，希望能够得到眼前这位“医生”的救助。 　　王秋杨有此懊恼临行前没有多准备一些药物。她跟村民解释自己不是医生，但大家看着药箱上的红色十字，还是不太相信。一位老人手里拿着一个铜牌子，这是前年政府在送医下乡活动时发放的，据说有这个牌子可以看病优先。
　　王秋杨决定筹备一个医疗项目，最后取名为“赤脚医生”。苹果基金会和当地的卫生局合作，挑选医疗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医疗培训，为他们配备专业的医疗器材，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这些赤脚医生送医到家，虽然无法进行复杂的手术，但足以应对常见的疾病治疗和接生需求。
　　与此同时，苹果基金会还联合其他组织和个人，向阿里地区捐赠流动体检车，为各个县镇的村民提供体检服务，建立健康资料档案。“赤脚医生”项目还包括村级医务室、卫生院，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等。
　　2008年，“赤脚医生”工程被国家民政部评选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次年，王秋杨被民政部评为“十大慈善家”。2010年，苹果基金会联合搜狐CEO张朝阳等知名人士，捐资重建了藏医学院，兼具医疗治理、藏医制药和医学教育等多重功能。

一棵开花的树

　　在做慈善公益的过程中，王秋杨逐渐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真正的慈善不是说买了一些“苹果”送过去就好了，王秋杨觉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种子”进行移植和培育，直到开花结果，这才是真正有效的公益。
　　“我们的长处是落地执行，更多的是在一线，从来没有说把钱扔给谁之后就不管了。都是做成‘交钥匙’的工程，从募集钱款到项目完成。为了保证一个事情不走样，很多事情真的不能放手，自己要把它做完，也要和当地能够相处好，不能得罪人，这需要一些艺术。如果只是图一个数字，那就容易多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王秋杨起初的印象中，许多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能还停留在发展经济上，对于基础教育和医疗还未能兼顾，这让苹果基金会的运营有了牢固的现实针对性。后来，随着地方政府覆盖面的提高，基础教育和医疗也被涵盖，这让王秋杨开始考虑转移公益的重心，将精力放在地方政府仍未顾及的领域。比如文化传统和环境保护。
　　2005年，在去阿里参加苹果小学揭幕仪式的途中，王秋杨途经佛教石窟和古格王朝文明遗址。因为长期没有得到保护，遗址已经被破坏得非常严重，文物贩子偷盗藏有佛教文物的山洞，许多经卷则被弃之不顾，仍然暴露在外面。曾有外来的民工在山洞里取暖，烧火的材料竟然就是这种珍贵的藏经书。
　　为此，王秋杨决定由苹果基金会发起，捐建一座藏经博物馆，请著名建筑师王晖进行选址和设计。幸运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的古格王朝遺址保护维修工程在2011年开始实施，对壁画、遗迹等进行保护和修缮。
　　此后，苹果基金会的工作范围拓展到城镇规划和环境保护领域。每年夏天，许多游客都会来到冈仁波齐脚下，聚集在塔尔钦小镇，进行朝拜和转山。这里由此变成热闹的集市，人群涌动，而在冬天，则会恢复寂静，变成一个小村庄。慢慢地。这个小镇也显露出无序开发的印痕。
　　苹果基金会决定与当地政府合作，对这座小镇进行重新规划，用现代化的方式和设施进行管理，在建设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许多公益组织和个人也加入进来，音乐节和电影院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垃圾回收、快递站点和高山应急救援等体系的建立，让这座高原深处的小镇也有了现代的气息。
　　现在，王秋杨每年依然会将许多时间留给阿里，不在阿里的时候，她也在做着跟阿里有关的事情。北京和西藏的生活节奏迥然相异，她便按照当地的习惯来调整基金会的工作。基金会在阿里的办事处全部由当地的藏民组成。“在那里做很多事情，因为山高路远，有时候他们会说，行行，我们马上就办，但做事的节奏还是不太一样，这个需要适应。”王秋杨说道。
　　夏天的时候，苹果基金会的重心放在阿里当地，而从12月到来年的4月，苹果基金会的重点则集中在北京，包括募款、宣传和街区活动。建国门街道的许多老太太组织起来，给阿里的孩子织帽子和围脖，加上其他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都会暂时存放在苹果基金会的仓库里，在开春时节运送上山。
　　因为对西藏太过熟悉，北京的家反而变成了旅途中的一站。今年，苹果基金会由私募基金转为公募基金。“初心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你会觉得，需要更专业的团队和理性的方式去做公益，不能像以前那么感性。”王秋杨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