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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之作《礼记》是从先秦至汉代凝聚而成的礼学文献选编，系统记述了古代习俗、圣贤逸事和儒家关于礼仪礼义的言论，阐述了先秦儒家关于国家礼制和伦理思想。其中，第三十篇《坊记》记录了孔子关于加强德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加强为政者道德修养的言论，是古代从政者和读书人必读的重要文章之一。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中，南怀瑾老人等积极倡导人们要反复阅读之，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更有必要了解古人所论的“师表”含义。为此，笔者以导读的方式逐段加以解析，以期丰富今日中小学的行政管理内容，促进学校伦理文化建设。
《坊记》是儒家论述道德建设的重要著作，通过记述孔子有关防范违德、违礼、不忠、不孝、犯上、乱伦、贪利等方面的言论，论述了人性的弱点和以防为主的必要性，提出了加强行政管理、道德教育、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若干重要原则。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和道德教育理论中吸取某些有益的智慧。
1 君子之道，以防为主
原文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孔子说：“君子治民之道，就像修设堤防一样，是用来防范人们过失的。虽然防范得严密，但还是有人要越轨。所以统治者用礼制来防范人们在道德上的过失，用刑罚来防范人们在行动上的淫邪，用政令来防范人们在欲望上的贪婪。”
《坊记》开宗明义，阐述了制度建设、道德教化、颁布政令三者对国家社会道德秩序建设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根据人的本性，以防为主，这是一种比较符合人道精神的为政原则。学校是一个小社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根据学校文化特点实施全面的思想教育，预防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校长，在行政伦理文化建设方面，为防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也应该在学校管理制度、规定方面有一些强硬制约性措施。
2 人情易变，以礼节制
原文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也。”
孔子说：“小人贫穷就潦倒，富贵了就骄奢。潦倒了就会盗窃，骄奢就会犯上作乱。所谓礼，就是顺应人的性情而定下制度来规范百姓道德行为的。所以，圣人制定分配制度，使个人的富贵有一定的限度，让百姓富裕却不致骄奢，贫穷却不至于潦倒，地位尊贵而不犯上。只有这样，社会祸乱之事就会日趋减少。”
儒家认为，经济决定道德。经济状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也是社会道德秩序建设的基础。绝对贫困和骄奢淫逸对于社会道德秩序建设具有同等的破坏性。绝对贫困者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可能会铤而走险，给社会造成动乱：衣食富足，贪得无厌，就会骄奢淫逸，给社会造成腐败。这是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立论基础。小到一所学校，大到一个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往往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所以，合理的分配制度除了依据一定的劳动创造价值之外，还应该依据人的性情而设定，以保障道德这一最根本的底线。因为古往今来，社会政治秩序不安定，道德风气之不良，多数是由绝对贫困和绝对富裕人群的矛盾造成的。由于人的本性既不能安贫，也不能安富，因此，分配制度的设计既要防止两极分化，同时在道德教育的对象方面也要把这两个极端人群作为重点。
3 人性为恶，必须节制
原文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次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孔子说：“贫穷而自得其乐，富贵而能恭谦好礼，家族人多而安宁无事，这样的人普天下能有几个呢?《诗经·大雅·桑柔》说：‘人们总是习惯生出一些麻烦事，宁可遭受苦难和毒害。’所以古代礼制规定诸侯国的兵车不许超过一千辆，诸侯国都城墙不许超过百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长三丈高一文为一雉)，卿大夫家的兵车不许超过一百辆。用这种制度对人们加以防范，然而诸侯还是有叛乱的。”
儒家教育哲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善，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儒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则是根据人性恶的一面作事实判断。儒家认为老百姓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德治的，礼制是顺应人的性情而设计的政教合一制度，主要用以规范老百姓的道德行为。儒家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的性情一般都不能安于现状，尤其是达官显贵，礼制难以控制他们的欲望，道德教育对于他们非常有限，故对他们的防范必须借助于政治力量。
学校行政如何看待师生的人性关键取决于是从教育还是从行政的视角对人性进行判断。先秦儒家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之争，其代表人物有孟子和荀子。这种对人性事实判断的不同取决于他们所取的视角不同。孟子倾向人性善主要是从教育立场考察的，而荀子主张人性恶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分析的。孟荀二人的出发点有别，但在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并日益趋向完善方面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作为校长，我们应该相信每一师生的本性善良，应该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天赋和人格。但是如果从行政管理上看，我们就不能相信每一个人都天生善良、道德高尚并无需制度约束，更不能希冀道德教育可以解决所有学校问题。在学校，行政手段是必要的，而行政伦理建设应该从防范入手，必须规定所有人都得服从制度约束。
4 从政原则，以身作则
原文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目君，自称其君日寡君。”子云：“利禄先死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恩，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倩死而号无告。”
孔子说：“有道德的从政者尊重别人而贬低自己，先让着别人，然后考虑自己，那么人们就会兴起谦让风气。所以称别国的国君为君，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孔子还说：“利益和荣誉应该先奖励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然后再给予活着的人，那么人们就不会背弃死者。先奖给为国事而奔忙在外的人，然后再给予留在国内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有所寄托。《诗经·邺风·燕燕》中说：‘思念先君，勉励自己。’即使这样对人们进行防范，但人们还是有背弃死者而使活着的老弱之人悲哀，求告无门。”
为政者必须清醒，尊人贬己，先人后己，以身作则，这样做可以兴起互相谦让的风气，所以是必须做到的。在奖励和安抚原则上，先死者后活者，先外任的后内任的，这样可以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力。但是还必须 明白，从政者以身作则和实行这样的奖励安抚政策并不能因此而消除非道德现象的发生。为政者坚守的利益原则在于倡导一种好的风气，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同时要记住还有少数人是不会因为为政者这样做了，就可以改变恶的本性。所以，为政者的道德模范与必要的防范措施应同时并用。
5 尊重人才，体切民意
原文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孔子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尊重人才而不惜爵禄，那么人们就会兴起礼让之风；尊重有技艺的人而不吝惜车马衣服，那么人们就会兴起学习技艺之风。所以君子少说话多干事，小人却是没做事就先说大话。”孔子还说：“国君能细心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天意一样重。国君不虚心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违抗国君的政令：百姓不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是天的旨意，就会发生动乱。所以只要国君能以诚信谦让争取民心，百姓就会用隆重的札义回报国君。《诗经·大雅·板》中说：‘古人有教导，即使是樵夫也要请教。”’
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尊重人才、体切民意。作为领导者，不在于你有什么才能和技艺，而在于你倡导什么，鼓励人们干什么。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关键要明白四个字：“尊重、倾听”。儒家主张的行政伦理是把人才和民心放在首位。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如何去获得民心呢?就是细心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善于将老百姓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出切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百姓真心拥护的，而真心拥护就是人们对为政者的最大回报。常言道，“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口碑重于石碑”。如果领导者自以为是，既不做调查，也不听群众意见，自作主张，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就依据自己的想法颁布政令，或者为了个人和为政者群体的一己私利，强奸民意，一意孤行，到头来只会自食其恶果。
6 躬行孝道，驰过敬美
原文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稚。’”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癔。”
孔子说：“一个守孝道的人应该忽略父母的过错，敬重他们的美德。”《论语》记载孔子说：“‘父亲死后三年，儿子仍然不改变父亲生前的主张，可以算是守孝道了。’高宗说：‘居丧三年不发表政令，一旦发表政令，天下人民都欢心喜悦。’”孔子说：“听从父母的命令而没有抱怨；如果父母有过错就不厌其烦地委婉含蓄劝谏，为孝敬父母不辞辛苦，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孝子。《诗经·大雅·既醉》说：‘孝子是没有缺憾的。’”孔子说：“和睦地善待父母前辈的亲戚好友，可以称得上孝了。所以君子因为待人和睦而团结宗族。《诗经·小雅·角亏》说：‘如果兄弟友爱，彼此轻松融洽：假如兄弟仇恨，彼此互相坑害。”’
在古代中国，家国一体，行政伦理与亲子伦理几乎可以合一。儒家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准则可以推及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四海之内皆兄弟”，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都可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政治伦理也就是亲子血缘关系泛化。所以儒家伦理学说强调以“孝道”为根本，以“仁爱”为指归，以此来构建一个温情脉脉的礼乐社会。
在古代中国国家政治体系建设中，德高者为师为上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只有道德高尚、为人师表的为师为上者才能以身作则。一个守孝道的人如能为师为官，他一定会将其伦理观念和处世态度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际关系中，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所以无论是先秦选士，还是汉代的察举，或是唐代以后的科举，遴选各级官员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就是“孝”。孔子认为一个守孝道的人是不会犯上作难的，因为在家守孝道，为官则可“移孝作忠”。尽管这种伦理观点在今天民主化社会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在选拔人才、干部时也有必要考察被选拔者对其父母、兄弟、家人的态度，这是为人德性的最基本表现。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能做到“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怎能相信他对待上级领导真心悦服?如果一个人对待妻子、兄弟不能关爱，不能和睦相处，怎么能相信他的为人处世会厚道?古人所讲的孝道不仅包括对待父母的态度，而且还表现在和睦亲友、兄弟友爱等方面。
7 认清角色，端正言行
原文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
孔子说：“父亲和儿子不能坐在同等的位置上，这是为了增强对父亲的敬意。《尚书·太甲》说：‘做国君时不像国君，就污辱了祖先。’”孔子说：“父母健在时，儿女不能称自己老了，只能讲孝敬父母的话，不应该讲自己做父母了要对子女如何慈爱什么的。在家庭里，为使父母高兴你可以做一些嬉戏娱乐，而不应该在父母面前哀声叹息。尽管君子用这些防范人们不孝，可是还是有人薄于孝敬父母，而热衷于心疼自己的孩子。”
这一段话讲了四层意思。一是在父母面前的行为表现要恪守孝道，如在坐时不能与父母平起平坐，要分清主次；尽管自己也老大不小了，或身体不如从前健壮，但不能在父母面前称老言累；自己做了父母，固然疼爱孩子，但不能在父母面前讲有伤父母之心的过分爱子话题。二是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就必须干出与职位要求相对应的业绩，不能辜负父母的信赖。三是居家之时，尽可能为父母高兴营造一些娱乐的气氛，哪怕是给父母做小孩子玩耍性游戏，但自己不能唉声叹气。四是人性爱子的自私重于对父母的感恩，在处理对待孩子和对待父母的关系上，人们总是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爱子心重于孝亲心。所以人们更应该在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加强修养。古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关注道德，提醒人们做人的德行多从心理情感上下功夫，在细微的日常行为上尊重父母。其实为官之道也是一样，对待老百姓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关爱，这种关爱一定是真情的付出，而非一种虚情假意的政治表演。
《坊记》是儒家论述道德建设的重要著作，通过记述孔子有关防范违德、违礼、不忠、不孝、犯上、乱伦、贪利等方面的言论，论述了人性的弱点和以防为主的必要性，提出了加强行政管理、道德教育、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若干重要原则。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和道德教育理论中吸取某些有益的智慧。
1 君子之道，以防为主
原文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孔子说：“君子治民之道，就像修设堤防一样，是用来防范人们过失的。虽然防范得严密，但还是有人要越轨。所以统治者用礼制来防范人们在道德上的过失，用刑罚来防范人们在行动上的淫邪，用政令来防范人们在欲望上的贪婪。”
《坊记》开宗明义，阐述了制度建设、道德教化、颁布政令三者对国家社会道德秩序建设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根据人的本性，以防为主，这是一种比较符合人道精神的为政原则。学校是一个小社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根据学校文化特点实施全面的思想教育，预防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校长，在行政伦理文化建设方面，为防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也应该在学校管理制度、规定方面有一些强硬制约性措施。
2 人情易变，以礼节制
原文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也。”
孔子说：“小人贫穷就潦倒，富贵了就骄奢。潦倒了就会盗窃，骄奢就会犯上作乱。所谓礼，就是顺应人的性情而定下制度来规范百姓道德行为的。所以，圣人制定分配制度，使个人的富贵有一定的限度，让百姓富裕却不致骄奢，贫穷却不至于潦倒，地位尊贵而不犯上。只有这样，社会祸乱之事就会日趋减少。”
儒家认为，经济决定道德。经济状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也是社会道德秩序建设的基础。绝对贫困和骄奢淫逸对于社会道德秩序建设具有同等的破坏性。绝对贫困者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可能会铤而走险，给社会造成动乱：衣食富足，贪得无厌，就会骄奢淫逸，给社会造成腐败。这是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立论基础。小到一所学校，大到一个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往往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所以，合理的分配制度除了依据一定的劳动创造价值之外，还应该依据人的性情而设定，以保障道德这一最根本的底线。因为古往今来，社会政治秩序不安定，道德风气之不良，多数是由绝对贫困和绝对富裕人群的矛盾造成的。由于人的本性既不能安贫，也不能安富，因此，分配制度的设计既要防止两极分化，同时在道德教育的对象方面也要把这两个极端人群作为重点。
3 人性为恶，必须节制
原文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次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孔子说：“贫穷而自得其乐，富贵而能恭谦好礼，家族人多而安宁无事，这样的人普天下能有几个呢?《诗经·大雅·桑柔》说：‘人们总是习惯生出一些麻烦事，宁可遭受苦难和毒害。’所以古代礼制规定诸侯国的兵车不许超过一千辆，诸侯国都城墙不许超过百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长三丈高一文为一雉)，卿大夫家的兵车不许超过一百辆。用这种制度对人们加以防范，然而诸侯还是有叛乱的。”
儒家教育哲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善，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儒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则是根据人性恶的一面作事实判断。儒家认为老百姓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德治的，礼制是顺应人的性情而设计的政教合一制度，主要用以规范老百姓的道德行为。儒家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的性情一般都不能安于现状，尤其是达官显贵，礼制难以控制他们的欲望，道德教育对于他们非常有限，故对他们的防范必须借助于政治力量。
学校行政如何看待师生的人性关键取决于是从教育还是从行政的视角对人性进行判断。先秦儒家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之争，其代表人物有孟子和荀子。这种对人性事实判断的不同取决于他们所取的视角不同。孟子倾向人性善主要是从教育立场考察的，而荀子主张人性恶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分析的。孟荀二人的出发点有别，但在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并日益趋向完善方面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作为校长，我们应该相信每一师生的本性善良，应该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天赋和人格。但是如果从行政管理上看，我们就不能相信每一个人都天生善良、道德高尚并无需制度约束，更不能希冀道德教育可以解决所有学校问题。在学校，行政手段是必要的，而行政伦理建设应该从防范入手，必须规定所有人都得服从制度约束。
4 从政原则，以身作则
原文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目君，自称其君日寡君。”子云：“利禄先死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恩，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倩死而号无告。”
孔子说：“有道德的从政者尊重别人而贬低自己，先让着别人，然后考虑自己，那么人们就会兴起谦让风气。所以称别国的国君为君，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孔子还说：“利益和荣誉应该先奖励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然后再给予活着的人，那么人们就不会背弃死者。先奖给为国事而奔忙在外的人，然后再给予留在国内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有所寄托。《诗经·邺风·燕燕》中说：‘思念先君，勉励自己。’即使这样对人们进行防范，但人们还是有背弃死者而使活着的老弱之人悲哀，求告无门。”
为政者必须清醒，尊人贬己，先人后己，以身作则，这样做可以兴起互相谦让的风气，所以是必须做到的。在奖励和安抚原则上，先死者后活者，先外任的后内任的，这样可以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激励人们为国家效力。但是还必须 明白，从政者以身作则和实行这样的奖励安抚政策并不能因此而消除非道德现象的发生。为政者坚守的利益原则在于倡导一种好的风气，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同时要记住还有少数人是不会因为为政者这样做了，就可以改变恶的本性。所以，为政者的道德模范与必要的防范措施应同时并用。
5 尊重人才，体切民意
原文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孔子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尊重人才而不惜爵禄，那么人们就会兴起礼让之风；尊重有技艺的人而不吝惜车马衣服，那么人们就会兴起学习技艺之风。所以君子少说话多干事，小人却是没做事就先说大话。”孔子还说：“国君能细心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天意一样重。国君不虚心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百姓就会违抗国君的政令：百姓不把国君施行的政令看成是天的旨意，就会发生动乱。所以只要国君能以诚信谦让争取民心，百姓就会用隆重的札义回报国君。《诗经·大雅·板》中说：‘古人有教导，即使是樵夫也要请教。”’
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尊重人才、体切民意。作为领导者，不在于你有什么才能和技艺，而在于你倡导什么，鼓励人们干什么。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关键要明白四个字：“尊重、倾听”。儒家主张的行政伦理是把人才和民心放在首位。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如何去获得民心呢?就是细心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善于将老百姓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出切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百姓真心拥护的，而真心拥护就是人们对为政者的最大回报。常言道，“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口碑重于石碑”。如果领导者自以为是，既不做调查，也不听群众意见，自作主张，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就依据自己的想法颁布政令，或者为了个人和为政者群体的一己私利，强奸民意，一意孤行，到头来只会自食其恶果。
6 躬行孝道，驰过敬美
原文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稚。’”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癔。”
孔子说：“一个守孝道的人应该忽略父母的过错，敬重他们的美德。”《论语》记载孔子说：“‘父亲死后三年，儿子仍然不改变父亲生前的主张，可以算是守孝道了。’高宗说：‘居丧三年不发表政令，一旦发表政令，天下人民都欢心喜悦。’”孔子说：“听从父母的命令而没有抱怨；如果父母有过错就不厌其烦地委婉含蓄劝谏，为孝敬父母不辞辛苦，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孝子。《诗经·大雅·既醉》说：‘孝子是没有缺憾的。’”孔子说：“和睦地善待父母前辈的亲戚好友，可以称得上孝了。所以君子因为待人和睦而团结宗族。《诗经·小雅·角亏》说：‘如果兄弟友爱，彼此轻松融洽：假如兄弟仇恨，彼此互相坑害。”’
在古代中国，家国一体，行政伦理与亲子伦理几乎可以合一。儒家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准则可以推及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四海之内皆兄弟”，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都可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政治伦理也就是亲子血缘关系泛化。所以儒家伦理学说强调以“孝道”为根本，以“仁爱”为指归，以此来构建一个温情脉脉的礼乐社会。
在古代中国国家政治体系建设中，德高者为师为上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只有道德高尚、为人师表的为师为上者才能以身作则。一个守孝道的人如能为师为官，他一定会将其伦理观念和处世态度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际关系中，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所以无论是先秦选士，还是汉代的察举，或是唐代以后的科举，遴选各级官员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就是“孝”。孔子认为一个守孝道的人是不会犯上作难的，因为在家守孝道，为官则可“移孝作忠”。尽管这种伦理观点在今天民主化社会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在选拔人才、干部时也有必要考察被选拔者对其父母、兄弟、家人的态度，这是为人德性的最基本表现。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能做到“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怎能相信他对待上级领导真心悦服?如果一个人对待妻子、兄弟不能关爱，不能和睦相处，怎么能相信他的为人处世会厚道?古人所讲的孝道不仅包括对待父母的态度，而且还表现在和睦亲友、兄弟友爱等方面。
7 认清角色，端正言行
原文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
孔子说：“父亲和儿子不能坐在同等的位置上，这是为了增强对父亲的敬意。《尚书·太甲》说：‘做国君时不像国君，就污辱了祖先。’”孔子说：“父母健在时，儿女不能称自己老了，只能讲孝敬父母的话，不应该讲自己做父母了要对子女如何慈爱什么的。在家庭里，为使父母高兴你可以做一些嬉戏娱乐，而不应该在父母面前哀声叹息。尽管君子用这些防范人们不孝，可是还是有人薄于孝敬父母，而热衷于心疼自己的孩子。”
这一段话讲了四层意思。一是在父母面前的行为表现要恪守孝道，如在坐时不能与父母平起平坐，要分清主次；尽管自己也老大不小了，或身体不如从前健壮，但不能在父母面前称老言累；自己做了父母，固然疼爱孩子，但不能在父母面前讲有伤父母之心的过分爱子话题。二是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就必须干出与职位要求相对应的业绩，不能辜负父母的信赖。三是居家之时，尽可能为父母高兴营造一些娱乐的气氛，哪怕是给父母做小孩子玩耍性游戏，但自己不能唉声叹气。四是人性爱子的自私重于对父母的感恩，在处理对待孩子和对待父母的关系上，人们总是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爱子心重于孝亲心。所以人们更应该在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加强修养。古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关注道德，提醒人们做人的德行多从心理情感上下功夫，在细微的日常行为上尊重父母。其实为官之道也是一样，对待老百姓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关爱，这种关爱一定是真情的付出，而非一种虚情假意的政治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