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强调“三农”问题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
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杜润生曾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与中央“一号文件”，温铁军是权威的发言者之一。早在1987年，他就大胆提出，中国没有单一的农业经济问题，应该研究“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
“一号文件”破题头号问题
1978年，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近40年来，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如今“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982年、1983年、1984年，这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为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开制度趟开先河。
温铁军说，其实，中国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农业基本形式就是家庭的经营。“这种家庭经营形式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亚洲地区也是一种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就是家庭经营，或者叫做家庭承包经营，但基本上是一种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形式。但因为我们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所走的路是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得从农业提取积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于是组建了一套集体化制度。这套集体化的制度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这一点已经在改革30多年之后越来越清楚地被国内外的理论界所认同了，那就是说中国是用了集体化的方式来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完成了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你要想从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进入到工业化国家，就得有一个建立工业的过程。这就得建立某种形式，把农村大量劳动力集中起来投放到国家基本建设，这样就节省了资本。”
温铁军结合个人的经历说：“我们插队的时候都知道一个道理，因为国家占的多，比如种的麦子，今年收成好一點麦子多产一点，我能不能多分一点？不能，国家早就‘三定’，给你定死，例如规定一人分80斤麦子，除了80斤麦子之外，其余国家全部拿走。但是大包干，就意味着拿走国家的定额，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当然会让农民有生产积极性，一方面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本身让农民分户经营了，这是基本经营形式的改变，还有分配方式的改变。当时叫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方式的改变也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大家比较简单化大包干起了制度贡献作用导致增产，这是一种方面，分配方式改变也是一种方面，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使农民多打能够增收，这也是重要方面。”
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为什么“三农”会长期占据重要的位置？温铁军分析说：“1999年中央在给‘十五计划’提出指导意见的时候就提出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前提的话，就应该是以农民为本，因为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还是农民。‘三农’问题当以农民为首，然后才是农业和农村。我做国际比较研究时就发现，‘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他可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增加很多，改善‘三农’的基本状况。”
回顾6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2011年至2013年的主题分别是水利、农业科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从2014年至今，则连续3年将“农业现代化”写入文件标题，含义深远。当前，我国农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迫切需要通过落实新理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竞争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粮棉油、果菜鱼等大宗农产品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文件提出，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与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相一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2016年首次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文件中仅出现一次，但15000字的文件内容通篇体现出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在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文件就提出，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温三农”这样炼成
从17岁到山西汾阳插队，到日后仍带着一拨人搞乡村建设，温铁军始终没离开过农民、农村、农业。即便别人觉得不可为，他也要勉力为之。
温铁军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
至今，温铁军难忘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到没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会一个接一个地问你，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總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温铁军说，自己是1985年调到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直到2000年去中国体改研究会任职，有15年在杜润生指导下从事农村研究工作。“杜老不但兼容并包，更可贵的是其高屋建瓴的帅才气概。他历来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长远发展和现实问题结合，做有张有弛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储备。20世纪80年代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所以有口皆碑，不仅是因为发动了相当于第二次土改的‘大包干’，解放了农民第一生产力，造成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改革突破，更在于在‘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创造出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当人们都把农村改革归为‘一包就灵’的时候，要求‘包字进城’，推行国企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同时还有奖金上不封顶政策调动工人积极性，但并没有明显效果。城市利益结构复杂，大大滞后农村改革，导致农村多元化的经济总体竞争力强于城市工业。中央农研室1986年提出农村改革不应该‘一个文件一声号令全国齐步走’，而要‘分区突破，分散风险’，随之主动停止了‘一号文件’。1987年的农村工作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为‘五号’，其中就强调了‘分区试验’的农村新政。这个制度创新可与上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试验做历史比较。当1984年家庭承包在全国推行之后杜老就指出，恢复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并不是农村改革的目的，还是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所以，他主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合作社经济，不论是专业合作、信用合作，还是社区综合性的合作经济。”
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号文件”确定要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杜润生对温铁军等说：“你们几个人干不成這个大事业，那就要去调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下乡，深入农民调查研究。如果你们真的能调动起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温铁军说，杜老的这个要求，自己一直贯彻着，前几年动员了200多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支农社团，带动的下乡支农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了。其中，几百个学生骨干都在农村基层蹲点超过一年。这样扎根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在当“新农民”，推进乡村创新。
庄稼人的春天正缓步走来
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不一样，温铁军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即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真的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三农”问题，温铁军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7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的保障，甚而被歧视、被排斥。温铁军说：“面对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反映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你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本文选自：中华儿女 2017年03期）
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杜润生曾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与中央“一号文件”，温铁军是权威的发言者之一。早在1987年，他就大胆提出，中国没有单一的农业经济问题，应该研究“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
“一号文件”破题头号问题
1978年，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近40年来，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如今“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982年、1983年、1984年，这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为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开制度趟开先河。
温铁军说，其实，中国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农业基本形式就是家庭的经营。“这种家庭经营形式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亚洲地区也是一种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就是家庭经营，或者叫做家庭承包经营，但基本上是一种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形式。但因为我们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所走的路是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得从农业提取积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于是组建了一套集体化制度。这套集体化的制度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这一点已经在改革30多年之后越来越清楚地被国内外的理论界所认同了，那就是说中国是用了集体化的方式来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完成了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你要想从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进入到工业化国家，就得有一个建立工业的过程。这就得建立某种形式，把农村大量劳动力集中起来投放到国家基本建设，这样就节省了资本。”
温铁军结合个人的经历说：“我们插队的时候都知道一个道理，因为国家占的多，比如种的麦子，今年收成好一點麦子多产一点，我能不能多分一点？不能，国家早就‘三定’，给你定死，例如规定一人分80斤麦子，除了80斤麦子之外，其余国家全部拿走。但是大包干，就意味着拿走国家的定额，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当然会让农民有生产积极性，一方面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本身让农民分户经营了，这是基本经营形式的改变，还有分配方式的改变。当时叫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方式的改变也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大家比较简单化大包干起了制度贡献作用导致增产，这是一种方面，分配方式改变也是一种方面，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使农民多打能够增收，这也是重要方面。”
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为什么“三农”会长期占据重要的位置？温铁军分析说：“1999年中央在给‘十五计划’提出指导意见的时候就提出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前提的话，就应该是以农民为本，因为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还是农民。‘三农’问题当以农民为首，然后才是农业和农村。我做国际比较研究时就发现，‘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他可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增加很多，改善‘三农’的基本状况。”
回顾6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2011年至2013年的主题分别是水利、农业科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从2014年至今，则连续3年将“农业现代化”写入文件标题，含义深远。当前，我国农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迫切需要通过落实新理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竞争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粮棉油、果菜鱼等大宗农产品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文件提出，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与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相一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2016年首次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文件中仅出现一次，但15000字的文件内容通篇体现出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在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文件就提出，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温三农”这样炼成
从17岁到山西汾阳插队，到日后仍带着一拨人搞乡村建设，温铁军始终没离开过农民、农村、农业。即便别人觉得不可为，他也要勉力为之。
温铁军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
至今，温铁军难忘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到没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会一个接一个地问你，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總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温铁军说，自己是1985年调到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直到2000年去中国体改研究会任职，有15年在杜润生指导下从事农村研究工作。“杜老不但兼容并包，更可贵的是其高屋建瓴的帅才气概。他历来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长远发展和现实问题结合，做有张有弛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储备。20世纪80年代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所以有口皆碑，不仅是因为发动了相当于第二次土改的‘大包干’，解放了农民第一生产力，造成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改革突破，更在于在‘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创造出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当人们都把农村改革归为‘一包就灵’的时候，要求‘包字进城’，推行国企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同时还有奖金上不封顶政策调动工人积极性，但并没有明显效果。城市利益结构复杂，大大滞后农村改革，导致农村多元化的经济总体竞争力强于城市工业。中央农研室1986年提出农村改革不应该‘一个文件一声号令全国齐步走’，而要‘分区突破，分散风险’，随之主动停止了‘一号文件’。1987年的农村工作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为‘五号’，其中就强调了‘分区试验’的农村新政。这个制度创新可与上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试验做历史比较。当1984年家庭承包在全国推行之后杜老就指出，恢复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并不是农村改革的目的，还是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所以，他主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合作社经济，不论是专业合作、信用合作，还是社区综合性的合作经济。”
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号文件”确定要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杜润生对温铁军等说：“你们几个人干不成這个大事业，那就要去调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下乡，深入农民调查研究。如果你们真的能调动起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温铁军说，杜老的这个要求，自己一直贯彻着，前几年动员了200多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支农社团，带动的下乡支农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了。其中，几百个学生骨干都在农村基层蹲点超过一年。这样扎根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在当“新农民”，推进乡村创新。
庄稼人的春天正缓步走来
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不一样，温铁军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即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真的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三农”问题，温铁军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7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的保障，甚而被歧视、被排斥。温铁军说：“面对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反映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你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本文选自：中华儿女 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