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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为核武器的实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真实客观地探究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者日前专程拜访了有“中国核工业活档案”美誉的李鹰翔老人。
李老今年85岁，因为以前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上就与他有过接触，所以谈话很随便投机。按照记者的请求，李老先谈了自己的简历。
个人履历
我祖籍是浙江宁波，出生地是上海。因家穷少年失学就业，解放前在图书馆谋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所以现在我是离休待遇。
我在图书馆时，上格致中学夜校学习。格致中学是由我国近代工业技术和教育的先行者——徐寿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创建的。格致一词出于《礼记·大学》，是指研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的意思。格致中学校风严谨，师资雄厚，蜚声海内外，时至今日，仍是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中学。我在格致中学学习虽是夜校，同样也获益匪浅，影响至今。调到北京工作后，又先后到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进修，那都是在短期和业余时间进行的。总的说，我没有很高的学历，真正是革命工作和社会实践培育和成就了我。
我到北京后，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文化部工作过。1958年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当时是保密的），曾经给张献金部长助理、刘杰部长当过秘书，并在二机部办公厅任过主任兼新闻发言人。1994年离休后，曾担任过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现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资深顾问。
为核几十年
我在核工业总部机关36年，长期在领导身边和综合部门工作，并参与研究起草过若干全局性、历史性的重要文件，到过核工业各个重要科研生产基地，可以说我见证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尤其是原子弹、两弹结合、氢弹、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全历程。在正式探究50年前两弹结合试验的历史情况之前，我先谈谈我国核试验总的概况。我国进行核试验总的原则是“必要而有限”。在世界核大国研制核武器历史上，美国进行核试验1 030次，苏联715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相比我们的试验次数特别少，但是效率高，省钱。每次试验事先都进行精确设计，具有多目的性，“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两弹结合试验是我国第四次核试验，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工作状态，真实地综合检验核导弹的性能。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过那只是一个爆炸威力2.2万吨TNT当量的核装置，它重达1 550千克，是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被引爆的，还不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由李源一、于福海机组驾驶从苏联引进的图-16中型轰炸机投放的原子弹（几年前，记者在西安采访了于福海老人，他详细谈了那次空投经过），基本上算有了实战能力。但它是用飞机装载的核航弹，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1966年5月9日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是空投带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目的为了取得热核材料——氘化锂6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热核聚变反应的实测数据，检验核反应过程与理论计算是否相符，以利于氢弹的研制。
前三次核试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初期工作，长远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早在1963年8月下旬，周总理就指出，二机部应加快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尽可能缩短从研究试验到军事装备的过程。9月，当时主管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元帅在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汇报时明确指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4年2月，聂帅又进一步要求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以下称九院），抓紧时间展开小当量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尽快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以下称五院）协商拟定两弹结合（原子弹弹头与导弹结合）的方案。
遵照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二机部经过多次研究，于1963年9月13日，向周总理呈送报告，就核武器发展的方向、步骤、进度、试验方法和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初步意见。12月5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刘杰部长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规划执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确定核武器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1964年3月5日九院在积极准备首次核试验的同时，两次到五院研究两弹结合的技术协调问题，彼此介绍了相关的技术数据。9月，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汉涛召集会议确定，由九院与五院组成一个方案论证小组，于12月提出两弹结合方案与具体研制、试验计划报中央专委。
2007年初，记者在武汉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老人时，他清晰地回忆说：“1964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总理报告：‘不带核装药的原子弹模拟装置试验成功。’周总理随即派他管国防的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向刘杰讲：‘要立即着手小型化工作。’”
我之所以要在谈两弹结合试验之前，先讲这样一些事情，就是要着重说明一点：中央决定搞原子弹时就在同步考虑搞两弹结合了，正是“未雨绸缪”。由于有了我们筹划在先的积极努力和扎实细致的具体工作，所以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短短的两年零11天后，两弹结合就试验成功了。而这一过程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
1964年10月16日我们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这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美国。16日当天，新华社消息一公布，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随即发表了一个声明，贬低中国的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同月18日当我原子弹飘尘到达北美上空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对采集到的飘尘进行精确分析后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原子弹是采用铀235装药，用内爆型扳机来爆炸核燃料的。而美、苏的第一颗原子弹都是采用钚239和枪法（外爆法）引爆，从而证明中国的原子弹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约翰逊在惊呼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的同时，又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个的一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武器系統，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也就是西方讥笑中国的核武器是有弹无枪的初始之处）。 约翰逊讲得没错，从核装置到用于实战的有效武器系统（两弹结合）的确是很难的，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原子弹的小型化。这种小型化是在不减少原子弹爆炸当量，而弹头的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幅度减少的小型化！再有导弹的高速飞行，对弹头的强度，控制引爆的元器件的质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地上盖一间房，同时在一辆大卡车上也用同样的原材料和工艺再盖一间房，然后卡车拉着房子，开上公路，另一间仍在原地不动，那这两间房谁先倒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当然，要让大卡车上的房子不倒，就必须盖得比平地上的房子结实许多才行。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核武器研究院成立了核弹头任务技术委员会，由该院的副总工程师张兴钤任委员会主任。
张兴钤院士留学美国时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先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后于1963年调入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20多年。张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养深厚，工作严谨。他曾参与组织领导核材料、爆轰物理、核测试等方面的实验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65年1月起，开始模拟核装置结构设计、引爆控制系统原理设计，并与五院商定了连接结构方案。经过多次试验，确定了缩小型核弹头装配中近程地地导弹的技术标准。
这样一来，配装导弹的原子弹在当量不减的情况下，体积重量都大大缩小了，达到了装弹的要求。
钱学森先生和五院
两弹结合，弹归核工业部搞，而枪（导弹）则是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五院来搞。1964年9月1日，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关于两弹结合的论证会上，陈毅外长讲：“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断定，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这时聂帅问钱老：“‘两弹结合’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请钱学森同志说吧。”钱学森讲：“我看三年差不多。”
当时在座的专委会成员对此议论纷纷，周总理让大家安静下来，说：“钱学森同志说三年差不多，我相信！我们靠科学家。”
钱学森提出，用我国刚试制成功的“东风”-1型弹道导弹（仿苏联P-1的液体发动机导弹）不行，因为该型导弹射程太近。而两弹结合，为了搭载重量较大的弹头，必须加大它的推力和速度。我们导弹要采用新的燃料。五院在钱老的指挥下用了10个月就搞成了“东风”-2型中近程弹道导弹。它采用酒精液氧和过氧化氢的发动机，射程达800～1 000多千米。
和美国、苏联搞两弹结合试验相比，我国在地域上有明显的劣势。美国的第一颗导弹核武器可以在其众多的海外基地发射。苏联的此类试验区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冻土无人区。而我们国家的核导弹要从有人区上空通过，万一弹头发生意外，坠入有人居住区灾难是空前的。所以总理多次指示，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最后，试验时，有关方面决定把导弹经过区的老百姓都疏散到安全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机关工厂都很配合同意疏散，但其中有一个单位死活不肯疏散。当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及核试验方面的领导都去劝说，但他们还是不撤！问其理由只有一条，我们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出事的。眼看试验临近了，大家都非常着急，这时钱学森来到了这个单位。他微笑着对他们讲：“你们不是相信解放军吗？那好，我们解放军办事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用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我今天告诉大家，现在不是万分之一，而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二，是万分之一的10倍、20倍，你们说该不该考虑，该不该疏散啊！”这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见钱博士这样世界上都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都亲自登门劝说，非常高兴和感动，马上就同意疏散了。
钱学森先生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这就好比现在的人民群众只要一提我国的核武器发展，马上就会想到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人一样，人们对他们充满了由衷的崇敬之情。
我长期在二机部机关工作，和这些大科学家多有接触，对他们高深的学养和谦谦的为人之道是拳拳膺服的。
还说两弹结合
由于各单位的努力工作，两弹结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于导弹运送的是原子弹弹头，那核弹头爆炸试验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核弹头装上导弹，经过大过载上升下落的机动动作、几倍音速的高速度“考验”之后，还能不能成功爆炸。沿用前面举的例子：建在大卡车上的房子，在马路上跑了半天，房子倒不倒？最初考虑用平洞方式进行地下核弹头爆炸试验，但地下试验根本不能检验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于是这个方案被否定了。1965年12月初，九院提出改为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同等重量的弹头，但没有核装药），在确有把握后再进行有核装药的“热”试验。周总理主持了中央专委会议，提出要多做几个方案进行比较。根据中央专委的指示，1966年2月国防科委召集参试的各大单位负责同志开会，最后确定，检验两弹结合技术最好的方法还是进行“热”试验，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方式进行。会议决定1966年9月先进行一次“冷”试，作为“热”试的练兵。
1966年3月，周總理再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讨论国防科委上报的两弹结合试验方案。周总理最担心试验的安全问题，他说：“进行这样的核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机部、七机部要认真研究一下。七机部要研究保证导弹掉不下来，二机部要研究万一掉下来，能保证原子弹不爆炸。”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对导弹的可靠性试验安全问题做了充分论证。从1964年5月到1965年12月，共发射导弹19发，除1965年12月12日发射的那发弹因元器件故障在主动段掉下来的，其余18发完全正常。另外导弹自身带有自毁装置。弹头本身装有保险开关，不通过正常的启动程序，在任何非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打开引起核爆炸的。
周总理对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倾注了巨大的精力。1966年6月30日他在出国访问返回北京途中，又特意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在发射阵地观看了导弹发射合练和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当时“文革”已经乱了，聂帅9月5日在听取试验报告时，特别强调：两弹结合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文革”而停顿，也不能因有关人员制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导致试验失败。 1966年10月20日，总理再次召集两弹结合专门会议，与聂帅、叶帅、杨成武代总长等一起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热试”试验发射区和弹着区最后准备工作的详细汇报。
2007年末，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时任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的谢光选。谢老是这样回忆专委最后一次两弹协调会的：“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的，一张大地图就铺在羊毛大地毯上。叶帅高兴地说：‘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国土用导弹进行核试验。这在世界上還是一个创举。试验成功了，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叶帅讲完后，总理说：‘四句话，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时我举手发言：‘万无一失，我做不到！’”与会的将帅和专家都用诧异的眼光看我。
“总理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想到了，能做到的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万无一失。’”
谢老当年向记者讲述这一情形时，语气中仍充满了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崇敬之情。
现场一切准备就绪，报请总理批准，两弹结合“热”试验于1966年10月27日进行。10月25日聂帅偕同钱老和其他专家到达发射基地。他传达了毛主席10月24日晚在听取聂帅两弹试验汇报时做的指示。主席讲，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我们有弹也有枪了
10月27日凌晨2点，发射区突然刮起6～7级大风，对试验安全有很大影响，但现场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怎么办？这时，基地气象保障部门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判定这阵大风将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于上午8时移出发射区，届时天气会符合导弹发射条件。聂帅勉励大家要沉着冷静，坚守岗位。到8时许，天气果然转好。9时整，指挥员下达发射口令。“东风”-2型导弹腾空而起，按照预定程序，向西方飞去。9时9分14秒，射程894千米，核弹头在靶心上空569米处起爆。根据测到的各种数据计算，证明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万分，聂帅和钱老紧紧拥抱在一起。在新华社发表的新闻公报清样送给周总理审看时，他把“准确”击中，改为“精确”。从总理的改动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这次两弹结合水平是很高的！
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为我国核武器的实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取得了核弹头研制定型的完整经验。从那时起，我国的中近程、远程、洲际、潜射等各种弹道导弹核武器相继研制成功，但再也没做过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此。
当记者要求李主任把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一点时，他话锋一转，讲了如下的话。
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玻尔等许多科学巨匠都已逝去很多年了，但他们所创立的力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科学定律过时了吗？现代高科技难道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袁陶萍女士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真诚帮助，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本文选自：兵器知识 2017年01期）
李老今年85岁，因为以前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上就与他有过接触，所以谈话很随便投机。按照记者的请求，李老先谈了自己的简历。
个人履历
我祖籍是浙江宁波，出生地是上海。因家穷少年失学就业，解放前在图书馆谋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所以现在我是离休待遇。
我在图书馆时，上格致中学夜校学习。格致中学是由我国近代工业技术和教育的先行者——徐寿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创建的。格致一词出于《礼记·大学》，是指研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的意思。格致中学校风严谨，师资雄厚，蜚声海内外，时至今日，仍是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中学。我在格致中学学习虽是夜校，同样也获益匪浅，影响至今。调到北京工作后，又先后到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进修，那都是在短期和业余时间进行的。总的说，我没有很高的学历，真正是革命工作和社会实践培育和成就了我。
我到北京后，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文化部工作过。1958年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当时是保密的），曾经给张献金部长助理、刘杰部长当过秘书，并在二机部办公厅任过主任兼新闻发言人。1994年离休后，曾担任过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现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资深顾问。
为核几十年
我在核工业总部机关36年，长期在领导身边和综合部门工作，并参与研究起草过若干全局性、历史性的重要文件，到过核工业各个重要科研生产基地，可以说我见证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尤其是原子弹、两弹结合、氢弹、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全历程。在正式探究50年前两弹结合试验的历史情况之前，我先谈谈我国核试验总的概况。我国进行核试验总的原则是“必要而有限”。在世界核大国研制核武器历史上，美国进行核试验1 030次，苏联715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相比我们的试验次数特别少，但是效率高，省钱。每次试验事先都进行精确设计，具有多目的性，“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两弹结合试验是我国第四次核试验，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工作状态，真实地综合检验核导弹的性能。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过那只是一个爆炸威力2.2万吨TNT当量的核装置，它重达1 550千克，是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被引爆的，还不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由李源一、于福海机组驾驶从苏联引进的图-16中型轰炸机投放的原子弹（几年前，记者在西安采访了于福海老人，他详细谈了那次空投经过），基本上算有了实战能力。但它是用飞机装载的核航弹，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1966年5月9日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是空投带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目的为了取得热核材料——氘化锂6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热核聚变反应的实测数据，检验核反应过程与理论计算是否相符，以利于氢弹的研制。
前三次核试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初期工作，长远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早在1963年8月下旬，周总理就指出，二机部应加快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尽可能缩短从研究试验到军事装备的过程。9月，当时主管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元帅在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汇报时明确指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4年2月，聂帅又进一步要求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以下称九院），抓紧时间展开小当量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尽快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以下称五院）协商拟定两弹结合（原子弹弹头与导弹结合）的方案。
遵照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二机部经过多次研究，于1963年9月13日，向周总理呈送报告，就核武器发展的方向、步骤、进度、试验方法和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初步意见。12月5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刘杰部长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规划执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确定核武器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1964年3月5日九院在积极准备首次核试验的同时，两次到五院研究两弹结合的技术协调问题，彼此介绍了相关的技术数据。9月，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汉涛召集会议确定，由九院与五院组成一个方案论证小组，于12月提出两弹结合方案与具体研制、试验计划报中央专委。
2007年初，记者在武汉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老人时，他清晰地回忆说：“1964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总理报告：‘不带核装药的原子弹模拟装置试验成功。’周总理随即派他管国防的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向刘杰讲：‘要立即着手小型化工作。’”
我之所以要在谈两弹结合试验之前，先讲这样一些事情，就是要着重说明一点：中央决定搞原子弹时就在同步考虑搞两弹结合了，正是“未雨绸缪”。由于有了我们筹划在先的积极努力和扎实细致的具体工作，所以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短短的两年零11天后，两弹结合就试验成功了。而这一过程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
1964年10月16日我们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这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美国。16日当天，新华社消息一公布，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随即发表了一个声明，贬低中国的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同月18日当我原子弹飘尘到达北美上空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对采集到的飘尘进行精确分析后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原子弹是采用铀235装药，用内爆型扳机来爆炸核燃料的。而美、苏的第一颗原子弹都是采用钚239和枪法（外爆法）引爆，从而证明中国的原子弹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约翰逊在惊呼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的同时，又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个的一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武器系統，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也就是西方讥笑中国的核武器是有弹无枪的初始之处）。 约翰逊讲得没错，从核装置到用于实战的有效武器系统（两弹结合）的确是很难的，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原子弹的小型化。这种小型化是在不减少原子弹爆炸当量，而弹头的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幅度减少的小型化！再有导弹的高速飞行，对弹头的强度，控制引爆的元器件的质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地上盖一间房，同时在一辆大卡车上也用同样的原材料和工艺再盖一间房，然后卡车拉着房子，开上公路，另一间仍在原地不动，那这两间房谁先倒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当然，要让大卡车上的房子不倒，就必须盖得比平地上的房子结实许多才行。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核武器研究院成立了核弹头任务技术委员会，由该院的副总工程师张兴钤任委员会主任。
张兴钤院士留学美国时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先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后于1963年调入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20多年。张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养深厚，工作严谨。他曾参与组织领导核材料、爆轰物理、核测试等方面的实验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65年1月起，开始模拟核装置结构设计、引爆控制系统原理设计，并与五院商定了连接结构方案。经过多次试验，确定了缩小型核弹头装配中近程地地导弹的技术标准。
这样一来，配装导弹的原子弹在当量不减的情况下，体积重量都大大缩小了，达到了装弹的要求。
钱学森先生和五院
两弹结合，弹归核工业部搞，而枪（导弹）则是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五院来搞。1964年9月1日，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关于两弹结合的论证会上，陈毅外长讲：“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断定，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这时聂帅问钱老：“‘两弹结合’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请钱学森同志说吧。”钱学森讲：“我看三年差不多。”
当时在座的专委会成员对此议论纷纷，周总理让大家安静下来，说：“钱学森同志说三年差不多，我相信！我们靠科学家。”
钱学森提出，用我国刚试制成功的“东风”-1型弹道导弹（仿苏联P-1的液体发动机导弹）不行，因为该型导弹射程太近。而两弹结合，为了搭载重量较大的弹头，必须加大它的推力和速度。我们导弹要采用新的燃料。五院在钱老的指挥下用了10个月就搞成了“东风”-2型中近程弹道导弹。它采用酒精液氧和过氧化氢的发动机，射程达800～1 000多千米。
和美国、苏联搞两弹结合试验相比，我国在地域上有明显的劣势。美国的第一颗导弹核武器可以在其众多的海外基地发射。苏联的此类试验区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冻土无人区。而我们国家的核导弹要从有人区上空通过，万一弹头发生意外，坠入有人居住区灾难是空前的。所以总理多次指示，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最后，试验时，有关方面决定把导弹经过区的老百姓都疏散到安全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机关工厂都很配合同意疏散，但其中有一个单位死活不肯疏散。当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及核试验方面的领导都去劝说，但他们还是不撤！问其理由只有一条，我们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出事的。眼看试验临近了，大家都非常着急，这时钱学森来到了这个单位。他微笑着对他们讲：“你们不是相信解放军吗？那好，我们解放军办事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用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我今天告诉大家，现在不是万分之一，而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二，是万分之一的10倍、20倍，你们说该不该考虑，该不该疏散啊！”这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见钱博士这样世界上都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都亲自登门劝说，非常高兴和感动，马上就同意疏散了。
钱学森先生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这就好比现在的人民群众只要一提我国的核武器发展，马上就会想到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人一样，人们对他们充满了由衷的崇敬之情。
我长期在二机部机关工作，和这些大科学家多有接触，对他们高深的学养和谦谦的为人之道是拳拳膺服的。
还说两弹结合
由于各单位的努力工作，两弹结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于导弹运送的是原子弹弹头，那核弹头爆炸试验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核弹头装上导弹，经过大过载上升下落的机动动作、几倍音速的高速度“考验”之后，还能不能成功爆炸。沿用前面举的例子：建在大卡车上的房子，在马路上跑了半天，房子倒不倒？最初考虑用平洞方式进行地下核弹头爆炸试验，但地下试验根本不能检验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于是这个方案被否定了。1965年12月初，九院提出改为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同等重量的弹头，但没有核装药），在确有把握后再进行有核装药的“热”试验。周总理主持了中央专委会议，提出要多做几个方案进行比较。根据中央专委的指示，1966年2月国防科委召集参试的各大单位负责同志开会，最后确定，检验两弹结合技术最好的方法还是进行“热”试验，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方式进行。会议决定1966年9月先进行一次“冷”试，作为“热”试的练兵。
1966年3月，周總理再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讨论国防科委上报的两弹结合试验方案。周总理最担心试验的安全问题，他说：“进行这样的核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机部、七机部要认真研究一下。七机部要研究保证导弹掉不下来，二机部要研究万一掉下来，能保证原子弹不爆炸。”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对导弹的可靠性试验安全问题做了充分论证。从1964年5月到1965年12月，共发射导弹19发，除1965年12月12日发射的那发弹因元器件故障在主动段掉下来的，其余18发完全正常。另外导弹自身带有自毁装置。弹头本身装有保险开关，不通过正常的启动程序，在任何非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打开引起核爆炸的。
周总理对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倾注了巨大的精力。1966年6月30日他在出国访问返回北京途中，又特意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在发射阵地观看了导弹发射合练和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当时“文革”已经乱了，聂帅9月5日在听取试验报告时，特别强调：两弹结合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文革”而停顿，也不能因有关人员制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导致试验失败。 1966年10月20日，总理再次召集两弹结合专门会议，与聂帅、叶帅、杨成武代总长等一起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热试”试验发射区和弹着区最后准备工作的详细汇报。
2007年末，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时任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的谢光选。谢老是这样回忆专委最后一次两弹协调会的：“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的，一张大地图就铺在羊毛大地毯上。叶帅高兴地说：‘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国土用导弹进行核试验。这在世界上還是一个创举。试验成功了，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叶帅讲完后，总理说：‘四句话，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时我举手发言：‘万无一失，我做不到！’”与会的将帅和专家都用诧异的眼光看我。
“总理笑了笑，平静地对我说：‘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想到了，能做到的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万无一失。’”
谢老当年向记者讲述这一情形时，语气中仍充满了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崇敬之情。
现场一切准备就绪，报请总理批准，两弹结合“热”试验于1966年10月27日进行。10月25日聂帅偕同钱老和其他专家到达发射基地。他传达了毛主席10月24日晚在听取聂帅两弹试验汇报时做的指示。主席讲，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我们有弹也有枪了
10月27日凌晨2点，发射区突然刮起6～7级大风，对试验安全有很大影响，但现场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怎么办？这时，基地气象保障部门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判定这阵大风将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于上午8时移出发射区，届时天气会符合导弹发射条件。聂帅勉励大家要沉着冷静，坚守岗位。到8时许，天气果然转好。9时整，指挥员下达发射口令。“东风”-2型导弹腾空而起，按照预定程序，向西方飞去。9时9分14秒，射程894千米，核弹头在靶心上空569米处起爆。根据测到的各种数据计算，证明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万分，聂帅和钱老紧紧拥抱在一起。在新华社发表的新闻公报清样送给周总理审看时，他把“准确”击中，改为“精确”。从总理的改动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这次两弹结合水平是很高的！
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为我国核武器的实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取得了核弹头研制定型的完整经验。从那时起，我国的中近程、远程、洲际、潜射等各种弹道导弹核武器相继研制成功，但再也没做过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此。
当记者要求李主任把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一点时，他话锋一转，讲了如下的话。
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玻尔等许多科学巨匠都已逝去很多年了，但他们所创立的力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科学定律过时了吗？现代高科技难道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袁陶萍女士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真诚帮助，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本文选自：兵器知识 2017年01期）